“要约－回应”机制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10－0053－20
一 导言
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之间超过90％的贸易产品进入了零关税贸易阶段，双边自由贸易率先启动。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逐步全面落实，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设计者勾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增加至近8万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大市场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东盟自2003年提出的共同体计划也在紧张推进中，虽然从一开始就有质疑声音，但并不会影响东盟共同体在2015年的如期建成，①这一进程对东盟一体化、制度化建设必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一个更宽泛的视野看，以中国－东盟合作作为一个部分的东亚合作目前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传统的东亚合作因为成员国之间在框架上的分歧而陷入僵局；②另一方面，自美国于2009年11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东亚合作似乎又要进入新一轮的“亚太化”。在这个总体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走向将会如何呢？未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真的会像一些学者所预言的那样陷入停滞吗？③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目前，中国一些研究中国－东盟合作的学者对双方的合作持比较乐观的态度，④强调双边关系中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学者也认为东盟将选择加强与中国合作。⑤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一部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以及双边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必然受到双边总体外交关系的约束与制衡。因此，尽管中国从自身需要出发，有进一步推动双方合作深化的动力，⑥但正如克里斯托弗·登特(Christopher Dent)所认识到的，东盟对自贸区的战略考虑也是影响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前景的重要因素。⑦
回顾中国－东盟关系自1991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双边关系进程取决于一种可以称之为“要约－回应”的互动机制。这是一种双边共同参与或推动完成合作目标制定的机制，双方博弈的基础是各自对于开展合作的利益计算。笔者认为，未来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仍会取决于这个简单博弈过程的结果。本文接下来的第一部分将首先简要描述“要约－回应”机制。第二部分则运用这一模型来分析中国－东盟经济关系发展进程的两个阶段，即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正式合作关系和2001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倡议。第三部分则试图运用“要约－回应”机制来预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未来走向。文章的最后是一个分析性结论。
二 区域合作的“要约－回应”模型
国际合作往往要达成某种制度安排。鉴于制度的非中性特点，⑧国际合作的进程必然是合作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而其最终达成的合作协议则表现为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正是因为各国之间利益博弈的极端复杂性，使得对于合作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也因此汗牛充栋。本文不想做更多的文献陈述或理论探讨，而试图从技术上(或者说操作层面上)解释合作的发生。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曾以多重博弈来解释合作的缘起，⑨但在东亚合作实践中，我们却看到很多单次博弈的案例。例如，当年澳大利亚提出建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得到各方的积极回应并最终形成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而前两年日本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EAC)，则由于倡议中有很多模糊之处，各方反应不是很积极，至今已无人再提。⑩而即使是在多重博弈模型中，第一次博弈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国际性制度安排的基本发生点。
本文定义的“要约－回应”机制旨在借助契约达成的模式来突出国际合作机制确立的双向参与性和利益多维性，同时也突出在一个动态博弈的国际合作过程中初次博弈尤其是初次发出合作要约对于促成合作安排的重要意义。简单地说，“要约－回应”机制描述的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合作过程中一方基于自身利益或环境因素提出某种合作倡议，另一方在综合评估倡议的利弊得失后做出回应的过程。虽然机制性安排的最终达成可能要经过多次博弈。比如，对于一方提出的要约，对方可以做积极回应，也可做消极回应。要约发出方则可能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对于积极回应可以做进一步积极回应或修正性回应，对于消极性回应可以做再要约、妥协性再要约或放弃要约等。但从表1可以看出初次要约的重要性：虽然发出要约不一定必然导向契约(比如合作安排、条约等)的达成，比如前述日本的共同体倡议的例子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等，(11)但没有要约就没有合作。
首先，发出要约的条件。前文已经提到，合作的发生基于一方率先发出合作要约，从第三者角度来看，要约得以发出必须满足至少两个基础条件：一是双方利益有交集且双方利益差距不太大；二是至少一方对与合作有迫切性要求。那么只要满足这两条就会有要约发出吗？其实不然，因为这两个条件只能算是充分条件，现实中发出要约的一方会率先对合作形式做初始判断，来决定是否发出要约，而这个判断还要涉及要约发出的约束性条件。正常情况下，发出要约一定基于某种双赢预期，但是否发出合作要约则取决于实现自身利益目标的制度空间、政治氛围以及对受约方做出积极回应的预期等。一般来讲，甲方对乙方做出积极回应的预期越低，则甲方发出要约的可能性越低。但在同样的预期下，甲方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空间(替代选择)越少，则发出要约的可能性越大，当然乙方做出消极回应的可能性就也就越大。合作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要约是否发出的另一重要因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要约的内部接受程度。比如，只有在冷战结束后越南才得以寻求加入东盟成为其一员。
由此可见，虽然要约发出方(甲方)因为可以预先设定合作的基本框架而具有某种主导性，但要约发出却有明显的约束条件，根据要约发出所面临的约束程度进一步把要约分为主动要约和被动要约，将有助于理解要约发出方在目标选择以及要约发出时间方面的不同决策过程。这种区分当然并不容易，因此本文对被动要约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是想突出要约方在决定合作要约对象、合作形式选择以及要约发出时点等方面所受到的外部直接影响，突出要约发出的应对性。
其次，发出要约的意义。发出要约的意义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这是一种显示偏好的行为。对于受约方来说，甲方发出要约说明甲方对于合作的认知是双赢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此，发出要约有助于消除合作中通常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其二，发出要约在受约方意味着一种愿意妥协的承诺。(12)这两个方面可以提高受约方做出积极回应的信心。与发出要约对推动合作的主动突破作用相比，回应的作用要被动一些，尽管其对合作协议的达成也至关重要。
“要约－回应”机制或许有很多缺点，但至少有两个优点：首先，它突出了国际合作的双向性，即国际合作中的制度性安排一定是基于双方对合作利益的认同。其次，它有利于将影响各方合作利益考虑的因素进行综合。实际上，对于博弈的双方来说，发出要约或做出回应都是在综合各种因素基础上做出的，而且都包含着把国际博弈与国内博弈结合的“双重博弈”过程。(13)此外，比较博弈双方的实力和利益基础有助于判断所达成合作协议的性质，比如对等合作、诱导性合作或胁迫性合作等，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接下来主要是以“要约－回应”机制来分析中国－东盟经济关系制度化发展进程中的两个关键阶段，为进一步分析预测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 主动要约与被动要约：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两个阶段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由来已久，(14)新中国成立以后同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有很深入的经济关系，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却是最近20多年间的事。(15)尽管起步较晚，中国同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却取得了飞速发展。双方不仅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深化，而且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使双方的经济关系提升到了制度化水平。(16)中国与东盟经济的相互依赖，可以说是基于地区生产网络而形成的贸易投资联系，也就是说，中国与东盟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地区经济自然一体化的一部分。但如何解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在冷战后的突破和进入21世纪后向自贸区的迈进呢？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理论上为中国和东盟双方推动制度化合作提供了动力，但这显然不是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中日经济存在至少相同水平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制度化安排到目前仍无明确结果。(17)本文接下来利用前面介绍的“要约－回应”框架来分析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案例。
(一)主动要约与中国－东盟关系的突破
东盟成立于1967年，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防止共产主义“多米诺”威胁的使命使其对中国一直充满敌意，(18)中国则把东盟看做是西方主导的反华集团。(19)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1991年5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致函东盟秘书长，表示希望与东盟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和安全等各领域建立对话关系，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回应。1991年7月，钱其琛外长应邀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东盟官方网站称这是东盟同中国对话关系的开始。(20)虽然当时东盟给予中国的磋商伙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制度化关系地位，但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东盟积极回应中国发出的合作要约的开始，只是持续到1996年才完成制度化契约(给予中国全面对话伙伴地位)。另外，对话伙伴关系包含着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制度化发展的起点。
在明确了1991年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这一变化的性质后，我们来探讨“要约－回应”机制是如何发生的。因为中国在这次合作中是主动试图打破僵局的一方，要约属于主动要约，即中国加强与东盟合作的要求出于一系列考虑，但主要不是针对东盟。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中国发出合作要约的原因。
作为国际力量格局背景的转换，冷战的结束在中国－东盟关系实现突破过程中的意义其实很清楚，因为冷战结束消除了东盟与中国对抗的一个重要根源(“共产主义威胁”)，使中国看到了加强与东盟开展经济合作的希望。另一个背景因素被认为是多边主义模式在中国与东盟外交互动中的出现，因为多边主义的兴起说明了中国选择东盟而不再是坚持仅与东南亚各国开展合作的原因。(21)虽然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仅存的主要社会主义大国面临加强与周边邻国合作以应对西方威胁的迫切需要，(22)也即冷战结束是中国寻求改善与东盟关系的基本动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1991年率先提出合作倡议，但这只是中国主动发出合作要约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选定的突破口一定是东南亚国家，尽管多边主义模式意味着一旦选定加强合作的对象是东南亚，那么中国将会从作为组织的东盟而不是其成员国开始。
关于中国在1991年提出同东盟加强合作，也就是主动发出要约的内在动力(充分性条件)，学者们关注的是1989年后中国的外交环境压力，寻求外交突破成为解释中国改善与东盟关系的首要意图。(23)而对于其他观察者来说，1989年后东盟对中国重要性的提升远超过外交，涉及贸易、投资以及政治合作潜力等。(24)确实，从一个回顾性角度来看，虽然西方在1989年后对中国的制裁带来的外交压力可以看做是中国寻求改善与东盟关系的触发器，但选定东盟发出合作要约还包括如下考虑：
首先，中国的对外贸易过分依赖西方市场的格局暴露出很大的弱点，改善与东盟的关系包含着市场多元化的初步设想。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这也增加了中国经济对于西方的依赖。从1990年中国的出口方向看，中国主要出口对象中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最大的香港地区(42.9％)出口额为266.5亿美元；其次是日本，出口额为90.1亿美元，占14.5％；第三是美国，出口额为51.8亿美元，占8.3％。排在其后的是新加坡(19.7亿美元)和德国(20.3亿美元)。而1990年中国对其余国家的出口额都没超过1亿美元。(25)这种出口市场过度集中且主要依赖西方市场的格局在1989年后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很显然还没有今天遏制中国增长的意图，但它们确实想利用中国对西方市场的不对称依赖来干预中国的内政。这对还处于改革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挑战。从1992年中国开始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来看，中国在1991年改善与东盟关系的举动不应仅仅理解为外交突围。
其次，选定东盟而不是其他周边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作为改善关系的目标还在于，到1991年，中国已经与东盟所有成员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双方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磨合，也就是说具备了一定信任的基础。同时，亚太经合组织在当时已经得到东亚国家的支持，传统上被冷战分割的亚太地区似乎正在以亚太经合组织为框架而迅速得到整合。如何应对区域合作这种发展趋势？中国既需要了解区域组织，又需要积累与区域组织打交道的经验。(26)而改善与东盟的关系作为顺应区域合作潮流的一步，在外交突破上也是一个高效率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东盟已经包括六个成员国，并在政治处理柬埔寨问题上坚持“用一个声音说话”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中国来说，显然东盟比周边单个国家的政治合作潜力要大。
当然，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在于东盟国家对中国尤其是对1989年后西方制裁中国这一事件的态度。与西方国家的做法相反，东盟表现出愿与中国接触的态度。东盟“在这种关键时刻积极接触中国的态度使北京的领导人认为，在世界其他国家竭力孤立中国的时候，东盟选择与中国合作”。(27)显然，这种判断增加了中国选择以改善同东盟关系为外交突破口的信心。
但也应看到，由于中国发出要约时的处境较为被动，且当时冷战刚刚结束，中国对其长期视为敌对力量的东盟还不十分了解。同时，当时东盟自身的经济合作也只是处在特惠贸易安排阶段，(28)因此中国提出的合作目标很模糊，仅仅是要求打破僵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中国对于东盟做出积极回应的预期并无很大信心。
但无论中国率先发出合作要约的动因是什么，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对中国与东盟双边合作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突破还远远不够，东盟方面的积极回应才使双边进一步的博弈成为可能。东盟当时对中国发出的合作要约做出了积极回应，因为东盟很快就邀请钱其琛副总理出席东盟第24次外长会议开幕式，并给予中国磋商伙伴国地位。
那么对于与东盟部分成员的南海领土争端问题尚未解决且刚刚还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威胁”的中国，东盟为什么表现出如此积极的态度呢？一种观点认为，在处理柬埔寨危机过程中中国对东盟立场的尊重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盟对中国的看法。(29)这可以被看做是东盟接纳中国的基础，但东盟积极回应中国也有更深层的考虑。
首先，从政治和安全利益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但又有一定差异的方面来认识东盟改善同中国关系的理由：
其一，同中国发展关系是其维护地区安全所采取的“全方位结网(omni－meshing)”战略的组成部分。根据吴翠玲(Evelyn Goh)的分析，结网战略指的是同一个国家接触而将其拉人国际或地区社会，使其陷入以长期一体化为目标的持续交流的关系网络的过程。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担心地区秩序向一种不稳定的多极化发展。作为应对，东盟国家采取了一种不在大国之间选边，而是采取全方位结网战略把地区尽可能多的大国纳入到一个地区安全结构中来的战略。(30)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发出合作要约实际上迎合了东盟的这一战略需要。
其二，即便不是出于上述战略目的，东盟也试图通过接触政策把这个昔日采取封闭政策的潜在威胁“社会化”。对于东盟来说，长期的对峙使其缺少对中国的信任。由于综合实力的悬殊差距，加上南中国海问题上争议的存在，使东盟的精英们试图通过某种“社会化”过程，把中国的思维和行动控制在一种可预测的范围。1991年之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则被认为是社会化的成功案例。(31)
其三，改善并加强同身边的大国——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东盟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开始转向更为开放的“大国平衡战略”。冷战时期，东盟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在大国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尽管这种立场的维持从一开始就因为要看大国的脸色而受到诟病，但还是因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的发表而成为东盟在冷战时期处理与大国关系的主导性原则。因此，虽然东盟在越南入侵柬埔寨期间还不能确定有无必要冒着扩大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的风险而引入中国平衡越南的力量，(32)但在冷战已然结束的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显然已经从冷战时期的中立转向了更为实用的“大国平衡”。(33)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试图以改革开放为基础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并寻求发挥作用的中国对于东盟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中国在思维方式和国家利益上与其他大国的差异可以给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以更大的回旋空间。因此，面对中国加强合作的要约，东盟当然不会简单追随西方，奢侈地回绝中国。当然，双方在此前的一系列外交磨合是双边关系的这种积极发展不可或缺的信任基础。
其次，东盟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也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表2显示，推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东盟国家出口主要依赖的是欧、美、日三大市场，但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东盟国家发现“西方国家对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的动力减小，它们不愿意再继续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而要求公平贸易”，尽管“它们表面上提出的不是保护主义，而是尊重知识产权”。(34)虽然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东盟对于市场环境变化的担忧才真正变成事实，但东盟官方文件的前引表述说明，自冷战结束伊始，东盟国家就已经感受到出口市场调整的压力。因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西欧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则标志着长期坚持多边主义的美国也开始转向区域安排。东盟对这一变化的可能影响其实很敏感，并在1992年做出了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内部市场建设的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东盟对待中国的态度，显然不能忽视其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不高，但1975年以来的双边贸易说明，这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出口市场。而对于具有人文优势的新加坡等国来说，拥有庞大规模廉价劳动力的中国还是进行直接投资的理想选择。
上述分析说明，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环境改变带来的中国－东盟政治关系改善提升了中国对东盟会做出积极回应的预期，这与中国在当时寻求外交突破中面临的约束一起，帮助中国突破了发出要约的约束条件。
虽然是中国寻求外交突破的内在动力促使中国率先提出了试图打破与东盟关系僵局的合作要约，但东盟方面在面临冷战后剧烈调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背景下所进行的利益分析是其对中国合作要约做出积极回应的现实基础。即便如此，随后双边关系的发展说明东盟愿意把中国拉入其对话合作体系主要还是出于战略考虑。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东盟直到1993年才把中国作为磋商伙伴(与俄罗斯一起)，1996年进一步确定了对话伙伴关系。这期间，双边关系经历了美济礁事件引发的南海领土争端考验。正因如此，虽然1991年被看做是中国与作为区域组织的东盟进行正式合作的起点，但初期双边经济关系并没有出现明显加强。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双边贸易量随着双方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增长，但1996年东盟从中国的进口在其总进口中的比重从1989年的3.1％下降到2.6％，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也没有大的变化。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真正得到推动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因为这时东盟对于市场环境变化的担心已经变成残酷的现实，加强与东亚国家合作成为东盟各国的理性选择，(35)这成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实现相对增长的起点，当然也是双边经济合作迈向自由贸易区的前奏。
(二)被动要约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出现了转机。虽然中国在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换来了东盟国家更多的认同，而且在危机后形成的东盟与中国(“10＋1”)和东盟与中、日、韩(“10＋3”)两个框架下，中国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开始向宽领域拓展，但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差强人意的表现，尤其是部分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大量减少，致使缘起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在东盟因为出口市场和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威胁而被强烈感知，(36)中国重返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努力则加重了东盟的这种担心。东盟国家的担心显然不无道理，有学者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转移和伴随技术扩散的FDI转移对各国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后认为：随着FDI向中国的转移，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制造业将由于技术扩散的FDI转移作用而呈现长期大幅滑落。(37)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10＋3”第四次首脑非正式会议期间，东盟领导人向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表达了对中国“入世”的关心并建议对其影响进行联合研究。朱镕基总理表示同意东盟的这个建议，并进而提出进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以消解双方在市场和投资上的竞争。东盟方面对此反应积极，(38)在2001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双方领导人确定了十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中国总理朱镕基和东盟十国领导人在出席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后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2010年先在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之间建成，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四个新成员的建成时间顺延)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从2003年7月1日开始生效。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进程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双边合作步入制度化发展的全新阶段。但是使双边关系这极具战略性的一步得以迈出的，是朱镕基总理在面对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时的睿智决断。这个建立双边自贸区的倡议实际上是个被动要约，因为它是在应对东盟国家的焦虑情绪基础上提出的。因此，虽然2002年5月于北京召开的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认为“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体现了双方领导人为实现本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致力于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而做出的强有力的承诺”，突出其双赢乃至多赢性，(39)但朱镕基总理提出的在合作中要“多予少取”的想法证明了自贸区倡议包含的安抚东盟国家的成分。而很多观察者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提升与东盟的经济联系具有更深的战略考虑。例如钟健平(Zhong Chian－peng)认为，“中国希望它(双边自贸区)将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安全以及其他功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40)确实，中国－东盟自贸区计划的提出和顺利推进，除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中国与东盟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因素外，也是双方政治领导人对其成本和收益做出的理性判断。(41)
上面的分析解释了要约发出的实践问题，因为中国不得不对东盟国家的担心做出反应，以免在危机中通过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换来的东盟国家的好感轻易失去。同时，对于要约的发出者中国来说，东盟国家的关切点说明了为什么朱镕基总理提出的是建设自贸区的倡议。自贸区倡议首先是应对东盟国家关于中国崛起“威胁”的一个一举两得的策略。它一方面可以内化东盟方面所担心的“中国威胁”，包括前述的出口市场竞争和引进外资方面的竞争，(42)其中引进外资问题实际上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盟面临的重要挑战；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制造业发展迅速，同东盟建设自贸区可以为分散出口市场提供制度保证。(43)
当然，扩展性的利益考虑还包括其他方面：从区域合作视角看，中国希望通过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能够进一步推动整个东亚的合作，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与繁荣创造和平的环境。(44)由于日本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加强而采取积极的跟进措施，中国的这一举措实际上还发挥了很好的刺激作用，产生了明显的连锁效应，(45)推动了东亚合作的发展。而从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角度出发，中国－东盟自贸区则可以被看做中国落实“睦邻、富邻、安邻”政策的平台。(46)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贸区是为了便于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做出单边妥协。因为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如果没有与东盟的这种特殊双边安排，就无法单独向东盟做出妥协。(47)此外，在这一过程中寻求某种“软力量”也可能是中国的一个考虑。(48)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成功，对于中国发出与东盟建设双边自贸区这一合作要约的战略意图会不断得到强化。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时的战略意图，需要更权威的解释。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否定这一要约发出的应对性。
而对于东盟来说，虽然各成员国对与中国建立自贸区存在很多顾虑，(49)但战略性考虑显然占了上风，因而选择对中国的合作要约做出积极回应。从理论上看，这种战略考虑遵循的应该是德特夫·洛仑兹(Detlef Lorenz)所说的推动区域化的三个条件：即提高地区的竞争能力、通过合作来稳定异质性的挑战以及确保对世界地区市场的充分进入。(50)
首先，东盟国家试图通过合作来提升自身地位的诉求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有关小国在国际合作中的战略选择显示，通过在与大国博弈中形成“轮轴－轮辐”关系，小国可能获得某些功能性利益。(51)对东盟来说，如果通过加强与外部大国和地区的合作，东盟可以使自己成为地区合作的一个轮轴，提高其国际地位。在目前东亚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这种“轮轴”地位的获得并不容易，而一旦获得这一地位，则会因为其功能性而使东盟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正如印度尼西亚专家哈迪·斯萨苏特罗(Hadi Soesastro)曾经说过的，“在东亚，东盟或许可以得到一种‘轮轴’地位，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和潜在力量的地位”。(52)显然，与中国建立自贸区可以看成是东盟向获得这一具有领导力的地位迈出的重要一步。
其次，东盟虽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而且在1996年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东盟对中国至少到那时尚未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因此，在经济相互依赖已经逐步把双方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情况下，如何增加中国对东盟关系行为的可预期性仍是重要的课题。与中国建立制度化经济合作关系可以看做是东盟采取的与东亚其他国家类似的“优化式避险”策略。根据这种观点，东盟国家是在中国迅速崛起，但美国并没有完全衰落的情况下，选择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在不影响原有对外关系的前提下，努力培育新的外部关系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53)这种避险战略既可以理解为稳定异质性挑战的安全努力，也可以看做是确保市场进入的经济策略。根据“安全港”理论，小国会寻求与贸易强国、更明确地说是与那些占其出口份额很大的国家达成协议，这样在大贸易伙伴对其他国家施加贸易障碍时，小国就可以避免受到伤害。(54)东盟与中国加强合作关系，其经济避险的意图是清晰的。在一些观察者看来，东盟与中国建立自贸区，图的正是可以更加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当然还希望以此来加强东盟对日本等国家外资的吸引力。(55)除此之外，双边经济利益上相互依赖关系的确立，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双边关系的稳定性。这可以看做是前面提到过的东盟试图通过合作“社会化”中国的努力的继续。
在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这个阶段，双边政治互信已经大大提升，对于合作双赢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因此，尽管双方各有战略考虑，但由于中国首先了解了东盟方面的利益诉求表述，因此对东盟积极回应中国合作倡议有很大的信心，很容易克服约束条件发出要约。事实也说明中方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回顾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一个经济上取得意外成功的政治约定。(56)它始于中国的被动合作要约，尽管中国建设自贸区这一倡议也包含着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其成功推进的更关键因素在于这一合作倡议符合东盟的战略考虑和利益要求，自贸区战略的决策过程因此也是双方的利益互动过程。
四 迈向更高机制化？
自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始正式官方接触，双边经济合作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从双边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东盟关系在21世纪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11年是中国东盟对话关系确立20周年，也是双边自贸区向全面深入发展的重要时刻。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在年初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继往开来，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57)东盟方面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评价也很高。(58)那么从经济合作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双方将会选择进一步的制度化(比如建设经济共同体)作为下一步经济合作的推动目标吗？
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发展的前述两个案例说明，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开启与深化源自双方对于深化合作的利益认同，而经济利益与政治、安全利益的适当区分是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在“要约－回应”机制中，要约的发出对于合作的深化具有直接的推进作用。结合当前中国崛起这一宏观背景，笔者认为在未来一个时期(或者说到2015年之前)，中国与东盟双方都将缺少足够的动力或信心发出把双边经济合作推向更高制度化水平的要约。
一方面，东盟不大可能率先发出提升与中国合作的制度化水平的要约，甚至也不容易接受提升制度化水平的要约。目前，东盟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正在推进之中，到2015年实现东盟共同体面临艰巨的任务。自2003年东盟提出建设共同体的计划以来，东盟各国都为之做出了努力。2009年制定的《东盟宪章》，目的就是“为东盟建立起一个法律和制度性框架”，使东盟能够顺利通过共同体建设走向一体化。(59)但实现这个旨在应对区域一体化挑战的策略并非易事。(60)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进展上看，消除贫富差距的努力进展缓慢。从表3可以看出，东盟提出建设共同体之前，2001年，东盟成员中经济最落后的缅甸人均GDP为161美元，相当于新加坡的1/129。2009年，缅甸的人均GDP增加到420美元，相当于新加坡的1/87，看似进步很大，但从收入差距看，则是从人均20000多美元增加到30000多美元。而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在柏威夏寺归属问题上冲突不断升级，也在威胁着东盟的国际声誉。在这种情况下，东盟缺少成为要约发出者的自信。而且，在自身共同体建设未完成之前与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也不符合目前东盟采取的以“东盟+”为特点的“辐－轴”战略的要求。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担心开始增加。虽然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东盟关系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发展已经引起东盟对于长期执行的“大国平衡战略”的微调，导致东盟更加主动拉近与中国的关系，(61)但本文认为李光耀呼吁美国回归亚洲以平衡中国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因为东盟要维持其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就要避免地区大国主导局面的出现，(62)这实际上要求它维持与各大国的平衡关系，而不是单独加强某个双边关系，尽管东盟也清楚其核心地位的维护需要中国的大力支持。这从东盟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拉入东亚峰会的举动中可以看出端倪，而这种考虑也将使东盟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战略性疏远来对待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似乎有提升与东盟合作水平的意愿，因为“建设和谐周边，积极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是21世纪以来中国东亚战略的基本框架，(63)而中国－东盟自贸区作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64)需要继续得到全面推动。但考虑到要约发出的约束条件，中国至少在2015年之前更可能选择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双边自贸区的安排下把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推向深入和广泛的领域。从温家宝总理出席2010年东盟系列峰会和近期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的演讲中谈到的深化和加强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具体领域和措施看，(65)更高水平制度化安排尚未成为短期内的目标。(66)
中国不会发出合作要约以提升双边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的原因在于，尽管目前中国与东盟关系良好，但自贸区建成前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即使是对双边自贸区，部分东盟国家也存在担忧。(67)同时，中国对于东盟在提升与中国关系上的利益考虑应该也有清醒的认识。这意味着中国尽管希望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但考虑到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及美国回归东亚后东盟对华态度上的一些变化，对于如何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一定会考虑在新的平台下进行战略谋划，(68)而不会冒盲目发出要约却得不到东盟积极回应而丢面子的风险。从自身的利益要求考虑，中国对于通过提升与东盟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以拓展经济利益的要求并不迫切。自贸区计划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也逐步形成双向流动的健康发展态势，双边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2010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一季度，东盟则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参见表4)。此外，由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的《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尚处于逐步落实阶段，它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逐步发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作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落实睦邻政策并不迫切需要新的制度平台。
综上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和东盟都不大可能发出把双边经济合作推向更高制度化的要约，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与东盟之间将会出现“没有合作”(没有新的制度化协议)的状态，而是在目前的制度平台下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至于在2015年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后，双方中某一方是否会提出新的倡议，则取决于那时的国际、区域环境以及中国与东盟各自的利益考虑。
五 结论
“要约－回应”机制是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意在解释合作在技术层面上如何开始，突出合作双方对合作发展的决定作用。本文对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分析说明，在存在潜在双赢的情况下，率先发出要约的一方对合作的贡献尤其显著。因为虽然甲方发出要约只有在乙方选择积极回应时才导致合作，但如果甲方不发出要约，则合作博弈未启动，双方便没有合作。循着这个逻辑，笔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将主要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深化和拓展，而不会向更高制度化安排迈进。在目前的国际和区域环境下，中国和东盟双方都缺少发出提升合作水平的要约的动力或信心。因此，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步伐在短期内会处于一种停滞，但双边的相互依赖关系会在目前的合作框架下得到深化和加强。所以前面引文中提到的认为中国－东盟关系将陷入停滞的观点实际上过分夸大了合作中安全因素的制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要约－回应”机制突出的另一个方面是决定双方发出要约、做出回应的合作利益计算。这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多维利益平衡体系，即使是经济合作安排，政治安全因素乃至地区和全球的力量因素也会被考虑进来。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个方面是要约发出的约束条件，而冲破约束发出要约需要某些紧迫性要求。1991年中国发出打破僵局的合作要约，最直接的动力应该就是要突破当时面临的外交困境。而2001年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倡议，首要的目的则是要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这两个方面不见得就是中国提出合作的要约的核心诉求，但却是发挥导火索作用的因素。这其实意味着各方的利益计算中，不同因素对最终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权重。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在“要约－回应”模型中增加对不同因素的权重分析，以确定影响合作的核心因素。
如何计算权重除了涉及不同博弈方的利益偏好，也受国际政治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例如，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过去20年中取得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后冷战时期双方在安全上相互敌视的瓶颈效应逐步得到缓解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得到更多关注，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政治、安全障碍并没有由于经济合作的深化而完全化解。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乃至全球力量格局的调整，双方的共同利益点会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展转移，一些非经济因素可能成为双边经济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制约力量。正如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所观察到的，“当经济利益处于主导地位时，(东亚)合作进展就顺利，而当地缘政治思想被更多考虑的时候，合作就被竞争所取代”。(69)这种观察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目前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经营的中国－东盟关系在实现中国构建和谐周边的战略目标上的前景将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可能的错漏由笔者负责。
［收稿日期：2011-06-10］
［修回日期：2011-07-25］
注释：
①因为一个含蓄的说法是“实现这个目标到底有多困难则取决于‘共同体’具体的含义”，参见Chin Kin Wah,"Introduction:ASEAN－facing the Fifth Decad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9,No.3,2007,p.398。
②王玉主：《亚洲区域合作的路径竞争及中国的战略选择》，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第72－87页。
③艾利斯·巴(Alice Ba)在为苏瑞福(Saw Swee－Hock)编著的《东盟－中国经济关系》(新加坡东南研究所，2007年)一书所做的评论中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将会停滞。参见Alice Ba,"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Pacific Affairs,Vol.81,No.4,2007,pp.662－664。
④姜志达：《论新时期中国－东盟关系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第6－11页。
⑤例如，罗炜东、黄忠认为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深化导致东盟对其“大国平衡战略”进行微调，更加倾向与中国合作。参见罗炜东、黄忠：《东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以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例》，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第61－66页。
⑥例如，孙学峰认为经济合作是中国寻求与东盟保持良好关系的再保证(reassure)政策的一部分，且中国有动力继续这种政策。参见Sun Xuefeng,"Why Does China Reassure South－East Asia?" Pacific Focous,Vol.24,No.3,2009,pp.298－316。
⑦Christopher Dent,"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a Decade on:Evaluating the Past,Looking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0,No.2,2010,pp.201-245.
⑧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6页。
⑨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⑩东亚共同体概念由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但其表述一直不很清晰。特别是在是否包括美国的问题上，日本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使其可操作性不高。对于这个倡议，中国最初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选择在稍后(2009年年底)习近平副主席出访日本之前做出了支持倡议的表态。
(11)美国因被马哈蒂尔提出的合作倡议排除在外，故对此倡议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态度。“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是要在太平洋上画一条线，将日本同美国分开。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1992年1月18日刊登在《朝日新闻》上美国时任国务卿贝克对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说的话，本文转引自谷源洋：《东亚区域合作概论与中日战略考虑》，载《亚非纵横》，2009年第1期，第33页。
(12)这个观点得到周方银博士的启示，在此表示感谢。
(13)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6,pp.427-460.
(14)Wang Gungwu,The Nanhai Trade: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8.
(15)我们一般把1991年钱其琛副总理出席东盟吉隆坡外长会议作为中国同作为组织的东盟正式接触的起点。
(16)王玉主：《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因素以及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载《学术探索》，2010年第3期，第37－44页。
(17)2011年5月结束的中日韩峰会尽管通过了一些文件，但可能是由于受到地震的影响。日本在推动中、日、韩合作上的态度出现倒退。中国商务部有关官员不久前向作者表达了上述看法。
(18)Rodolfo Severino,Southeast Asia in Search of an ASEAN Community,Singapore:ISEAS,2006,p.3.
(19)对于刚刚成立的东盟，中国官方批评它是由五个反动国家在美帝国主义授意下建立的军事联盟。参见Peking Review,Vol.10,No.34,August 18,1967,p.40。转引自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20)ASEAN Secretariat,"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http://www.aseansec.org/5874.htm.其实，东盟方面直到1993年第26次外长会议声明才提到中国的磋商伙伴地位，而直到1996年才给予中国全面对话伙伴关系。
(21)Kuik Cheng Chwee,"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Its 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 Aspi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7,No.1,2005,pp.102-122.
(22)Hu Weixing,"China and Asian Regionalism:Challenge and Policy Choi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5,No.11,1996,p.45.
(23)Hu Weixing,"China and Asian Regionalism:Challenge and Policy Choice," p.45.
(24)Alice D.Ba,"China and ASEAN: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t-Century Asia," Asian Survey,Vol.43,No.4,2003,pp.622-647.
(25)杜艺中：《中国出口贸易国别格局研究：1990－2007》，载《中国对外贸易》，2010年第4期，第84－88页。
(26)原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就认为与国际组织打交道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参见David Shambo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2005,p.70。
(27)David Shambo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Regional Order," p.68.
(28)东盟在1992年新加坡蜂会上决定在15年时间里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经济合作开始进入明显的加速发展阶段。
(29)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第57－59页。
(30)Evelyn Gob,"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 pp.113-157.
(31)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第三章。
(32)Michael Leifer,"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Common Response," International Journal,Vo1.38,No.2,1983,pp.318-329.
(33)曹云华：《在大国间周旋——评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1－21页。
(34)东盟第25次经济部长会议联合声明，1993年10月，新加坡。实际上，东盟国家从1991年就开始对美国的“反倾销”、“反转口”等提出抗议，但美国不仅没有停止这些活动，反而从1994年开始威胁利用“301条款”对东盟大部分国家实施“贸易制裁”。相关的分析参见王士录、王国平：《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35)事实上，正是在危机之后，东盟才开始了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合作的“10＋”机制。例如，在1997年12月召开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加强合作应对危机成为重要话题。参见“Joint Statement of the Meeting of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ASEA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Kuala Lumpur,Malaysia,December 16,1997,http://www.aseansec.org/5225.htm。
(36)艾伦·阿亨(Alan G.Ahearne)等人的研究也发现，虽然中国出口的增长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盟国家)出口的增长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但双方在一些具体产品上仍是竞争者。参见Alan G.Ahearne,John G.Fernald,Prakash Loungani,and John W.Schindler,"China and Emerging Asia:Comrades or Competitors?"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No.789,December 2003。
(37)Mckibbin、胡永泰：《中国入世对国际经济影响的量化分析》，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第16－25页。
(38)《中国与东盟能够共同繁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1－2期，第61页。
(39)确实，中国－东盟自贸区至少在经济上可以实现双赢。堤雅彦和清田耕造利用CGE模型对2010年时参与自贸区各国的累计GDP增长和福利变化所做的预测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成员国都将从自贸区建设中获益。参见堤雅彦、清田耕造：《日本を巡ゐ自由貿易協定の効果：CGEモデルにょゐ分析》，2002，http://www.jcer.or.jp/research/discussion/discussion74.pdf，转引自宫占奎等：《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40)Chung Chien-peng,China's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Institutionalizing Beijing's "Good Neighbour Policy",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10,p.78.
(41)Kevin G.Cai,"The 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Group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5,No.3,2003,pp.387-404.
(42)东盟国家担心的是，由于一些工业已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国，它们自己的生产基地正在逐渐成为空壳。参见马燕冰：《中国－东盟自贸区计划及其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02年第1期，第37－40页。
(43)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6年中国出口中制造业产品的比例已经达到92％。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8,p.211。
(44)Zhang Yunling,"Emerging New Asian Regionalism," Asia-Pacific Review,Vol.12,No.1,2005,pp.55-63.
(45)张天桂：《双边与多边FTA对推进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第78－82页。
(46)周素勤：《“三邻政策”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载《东南亚》，2003年第4期，第17－20页。
(47)Sheng Lijun,"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Origins,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Motivation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Working Paper: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Security Issues Series No.1,2003.
(48)Kuik Cheng-Chwee,"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Its 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 Aspi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7,No.1,2005,pp.102-122.
(49)陈琪、周舟、唐棠：《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顾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51－81页。
(50)Detlef Lorenz,"Economic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zation:The Example of Western Europ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2,No.2,1992,pp.84-87.
(51)李向阳：《区域合作中的小国战略》，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36－49页。
(52)Hadi Soesastro,"ASEAN: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CSIS Working Paper Series,WPE 071,August 2003,p.24.
(53)郑敦仁、徐斯勤：《在权力制衡与扈从之间——对冷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的重估》，载朱云汉、贾庆国主编：《从国际关系理论看中国崛起》，台北：台湾五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59－93页。
(54)J.Whalley,"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s in North America:CUSTA and NAFTA," in J.de Melo and A.Panagariya,eds.,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Cambridge: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1993.pp.352-387.
(55)Zhong Chian-peng,China's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Institutionalizing Beijing's "Good Neighbour-Policy",p.81.
(56)Wang Yuzhu and Sarah Tung,"China-ASEAN FTA Changes ASEAN's Perspective on China," East Asian Policy,EAI,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April-June,2010,pp.47-54.
(57)《胡正跃谈中国周边外交》，中评社北京1月16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11年1月16日。
(58)例如，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在2009年曾表示，中国－东盟关系可以作为东盟与其对话伙伴关系的典范。参见《专访新加坡外长：东盟将继续推进一体化进程》，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9年2月26日。
(59)ASEAN Charter,p.2,http://www.aseansec.org.
(60)正如王景荣在评论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时所说的，“东盟目前已经制定了许多旨在实现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协议和文件，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协议和文件得不到有效执行”。参见《专访东盟秘书长：东盟建成经济共同体不只是设想》，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6年8月24日。
(61)罗炜东、黄忠：《东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以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例》，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第61－66页。
(62)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DSS)所长德斯加(Barry Desker)于2011年5月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时就表达了这种看法。
(63)孙东方：《变动中的东亚经济格局与“中国－东盟”自贸区战略》，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55－60页。
(64)朱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新桥梁》，载《国际贸易》，2009年第9期，第8－11页。
(65)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第十三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双边合作的目标，具体包括六个方面：第一，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力争双边贸易额到2015年达到5000亿美元。第二，用好中方提供的贷款以及“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水平。第三，有序推进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融合，维护区域内的金融稳定，为扩大经贸合作提供多样性的金融服务。第四，做大、做强本地区农业经济合作。第五，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贫困、自然灾害等挑战。第六，进一步加深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66)从2011年的发展来看，双边互联互通建设可能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下一步重点建设的领域。
(67)参见陈琪、周舟、唐棠：《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顾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51－81页。
(68)付瑞红：《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战略和中国因素》，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第64－69页。
(69)Shaun Breslin,"Comparative Theory,China,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No.3,2010,p.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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