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送温暖”的制度化诉求（论文文献综述）
徐明强[1]（2021）在《基层政府治理中的“结对制”:个体化联结与情感化互动》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联结机制,是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干部和群众结对为基础的"结对制"在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理念传统和制度渊源。具体到当下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过程,可以把"结对制"大致划分为三类,即以联系群众为导向的"结对制"、以扶危济困为导向的"结对制"和以社会稳定为导向的"结对制"。相对于更具现代化特征的技术路径,"结对制"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体化和情感化特征,基层政府能够依托"结对制"和群众建立个体化联结和情感化互动。对基层政府而言,"结对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不仅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且当治理任务的情感属性突出、精细化要求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时,基层政府更有必要采用"结对制"。
穆希琳[2]（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赵娜[3]（202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现阶段会员总数已超3.0亿人,基层工会组织超280.9万个,成为中国最大的群团组织。2015年党中央召开群团工作会议以来,各级工会改革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党的十九大对工会工作提出了新使命和新要求,强调了群团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职责定位。中国工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维护广大职工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推动工会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当前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加速演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应深刻体悟“人民”二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深化工会改革,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增强改革实效,讲好中国工会故事。在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之中,群众性是工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因此建设服务型工会是这一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党中央对我国工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和战略定位。习近平在中国工会十五大上代表党中央的致辞中第一次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工会的目标,由此打造服务型工会成为工会工作史上的重要课题;中国工会十六大进一步明确,要着眼于更好地满足职工群众多层次需求,努力构建服务职工工作体系的发展目标;2015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在会上做出了群团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着眼新时代新任务,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坚持职工需求导向,健全服务职工体系,拓宽服务职工领域,让工会在职工需要时能看得见、找得到、信得过、靠得住。同时将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增写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内容,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会职能的第四次调整,即保留了“维护”这项基本职能,传承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增加了“服务”这项基本职能,切实提升了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效化解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工会的群众性不足问题。这一战略性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的关怀重视,为今后工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指导新时代工运事业的重要文件。之后围绕服务型工会建设,提升改进工会建设工作,习近平发表多次重要讲话,强调工会要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群团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服务型工会既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工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会组织是党号召团结群众的重要平台,新时期能否发挥好党与群众的纽带作用,直接关系到工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用的发挥以及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步伐。因此,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有利于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理解和变革群团工作。现有关于服务型工会建设议题研究存在内在逻辑解释的碎片化、核心要素探究的模糊化、对策建议的笼统性等问题,且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基于这一研究背景的考量,本文试图在梳理服务型工会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的核心要义,从而论证服务型工会建设是新时代彰显工会职能的必经之路,并探求服务职能如何在工会实践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以“服务型工会”为研究主题,聚焦于工会的“服务”职能,着眼于服务本身内涵与学理逻辑的梳理,从而将研究重点引向服务本身的深层机理。在具体章节的安排上,文章首先从工会职能与服务型工会等相关概念切入,通过辨析与演绎总结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的内涵与特征,厘定本文的问题域。服务型工会职能的发挥是内在价值的外部表现,也是实践中改革建设可供遵循的机理线索,构成了透视服务内涵与工会服务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石。因此对相关概念的辨析能够加深对服务型工会相关理论的清晰认知,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其次通过历史与比较分析确定能够为本文提供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即通过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会思想,加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工会思想和论述,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之相关的科学论断是工会组织做好群众工作,发挥服务职能的理论基石,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依据。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细致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工会的发展历程及其职能的演变,以时间为序列整合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阐释工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主要职能,从而在中国工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审视服务型工会作为重要职能的时代背景与战略价值,更成为深刻理解“服务”这一职能的必然趋势。中国工会围绕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丰富形式、优化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广泛的实践图景。基于此,本文论述了中国工会服务的三重蕴涵,不同的属性决定不同的工会服务客体,不同的服务客体要求工会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即工会的政治属性决定工会要服务党政中心、工会的社会属性决定工会要服务基层、工会的社团性质决定工会要服务职工。最后,本文在反思服务型工会建设现状与新时代工会建设的内在规律与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服务型工会建设的相关思考,以期丰富相关理论体系与实践思路,诸如各级工会组织如何发挥服务职能、更好地为会员提供服务、建立服务机制、探索服务方法等问题。服务是维权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服务型工会建设是工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适应社会发展结构与职工队伍调整的应然举措。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例如,工会组织网络体系不断健全、服务阵地规范化;服务项目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内容项目化;智慧平台体系不断成熟、服务流程信息化;服务队伍体系不断壮大、服务能力综合化等。与此同时,服务型工会建设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境与瓶颈,唯有深入识别并有效化解,才能进一步提高工会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步伐,加快形成构建服务型工会的相关制度,为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工会力量与智慧。
高云亮[4]（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范佳华[5]（2020）在《乡村黑恶势力的治安防控机理研究 ——以T县调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T县调查表明,改革开放40余年来,乡村黑恶势力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一是,乡村黑恶势力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步从乡村社会迁移到县域社会的中心城镇,这种迁移既是为了规避乡村社会的日常规训,也是为了攫取城镇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但乡村社会仍然是乡村黑恶势力获取经济利益和精神寄托的重要空间。实践中,这种迁移使乡村黑恶势力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江湖网络不断扩展,增强了其对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威胁能力。在日常生活空间迁移过程中,乡村黑恶势力的退出机制发生了从传统的“婚姻型”退出机制到“组织淘汰型”和“成功型”退出机制的转变。二是,“讲狠斗勇”“资本”和“关系”陆续成为乡村黑恶势力生成中的三大要素,相互之间互动关系明显。其中“讲狠斗勇”为传统型要素,其地位在乡村黑恶势力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下降,但仍然是基础要素。“资本”和“关系”要素的地位从90年代开始迅速上升,成为乡村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三是,乡村黑恶势力的行事策略逐步从一元的讲狠斗勇策略发展到“讲狠斗勇——氛围营造——隐性策略”的多元行事策略,凸显出乡村黑恶势力的价值追求从“名”到“利”的现实转变。四是,乡村黑恶势力知识传播路径从乡村居民日常拉家常、校园越轨青年议事等线下空间逐步扩展到网络直播、论坛等线上空间,呈现出线上线下互动的传播态势。传播内容呈现出城乡黑恶势力知识大面积交融局面,并衍生出诸多新型乡村黑恶势力知识,撕裂了传统乡村江湖格局,提高了乡村黑恶势力的防控难度。五是,乡村基层治理困境导致乡村黑恶势力需求市场不断演绎,出现了普通村民、乡村精英和基层官僚构成的三重乡村黑恶势力需求市场,并且三重需求市场之间高度耦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乡村黑恶势力的生成、发展是以改革开放后国家基层权力调整为背景的,并呈现出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力的下沉、回缩和再进入高度关联的现象。为此,论文围绕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再进入的时代背景进行探讨,尝试构建起乡村黑恶势力的治安防控机理模型。一是,弥合国家与乡村社会联结领域间可能滋生乡村黑恶势力的裂痕。使国家与村级组织、国家与村民、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联结领域切实发挥起利益、意识以及情感的联结功能。二是,推动法律型秩序走进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公安派出所为代表的国家力量要拉近与乡村居民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关注乡村居民对矛盾纠纷化解的全息性诉求。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使乡村居民化解纠纷、对抗乡村黑恶势力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能够得到同步增长。三是,对乡村黑恶势力群体开展组织化防控。以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为抓手,增强乡村基层组织在乡村社会的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对乡村社会散众群体的吸附能力,以弥合乡村空间可能滋生乡村黑恶势力的间隙。重塑乡村基层组织对乡村黑恶势力的防控观念和防控能力,实现乡村社会对乡村黑恶势力的防控从“个体防控”走向“组织化防控”。四是,提升对乡村黑恶势力知识生产载体的控制能力。通过打击整治破解乡村空间存在的乡村黑恶势力知识氛围,压实监管责任,形成行业自律,破解线上黑恶势力知识传播路径。消解乡村黑恶势力的建构标识,增强对乡村黑恶势力集聚空间的监管力度。五是,优化对乡村黑恶势力的打击整治效能。进行组织内部动员,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业监管优势;提升公安机关的专业侦办能力,实现对乡村黑恶势力的精确打击;创新扫黑除恶的宣传动员方式,扩展案件线索来源。
包涵川[6]（2020）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入理解中国基层治理需要对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关注了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这既能够对于本土性的文化心理及其塑造活动加以探讨,还可以对当前基层治理中的各项工作进行实践总结。本文回应了以下问题,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有什么结构性背景和条件?它的实践过程是怎样的,表现出何种特征?进行政治情感培育对于治理结构有怎样的发展性意义?未来应如何更好地培育政治情感?国内外中国政治情感和基层治理的研究对于此议题缺乏关注,也较少从政治心理学相关视角对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用田野调查和案例拓展法,并结合哲学思辨和系统分析将这些问题加以探究。情感现象有着生理性基础,人脑和神经结构使情感既可能直接诱发行动,还可以结合理性判断发生作用。情感有着鲜明的政治和社会建构性,政治因素影响其内容、表达等各个方面。政治情感是特定主体在对于政治现象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政治信息内容并具有政治实践倾向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本文指的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以合理方式塑造民众对于基层治理体系的积极政治情感的活动。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在框架方面,全文按照“结构”和“过程”互动视角展开,这指的是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形塑了特定政治情感培育机制的形态,这些过程中的机制又发展了基层治理的相关结构。中国基层治理最为重要的政治结构是“党——政府——社会”关系。这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特色的政府和社会关系,它使政府能够适当介入社会,这扩展了政府与社会成员的情感互动机会,增强了情感互动频率;再者是政府官员的层级分流模式及其反映的政府治理格局,这使基层党政干部拥有中国古代“吏”的特征,从而融入到民众网络,共享民众心理状态并使政治情感培育能够兼顾灵活性和有序性;最后,基层区域化党建使党组织成为了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领导核心,并使其纳入到党的思想领导中。三项条件对于中国基层领域中的政治情感培育构成了因果性的条件关系。在上述政治结构之下,基于田野调查和其他相关案例可以发现,中国基层政治情感培育过程可以分为“产生——传播——深化”三个阶段。在产生环节,实践中表现出通过品德展现、利益互惠和创造氛围的各项情感产生机制。而在传播方面,积极的政治情感既可以通过媒体和网络传播,也可以借助家庭情感纽带传播,还能够倚赖基层党员的积极行动实现普及。而政治情感的深化意味着其能够结合认知和理性并成为稳定的取向,这可以通过基层干部的积极引导并结合理性以及使政治情感融入生活来实现。这些机制描绘了中国政治情感培育的全景图,并展现出四个特点,即高度的人格化互动、政治与生活的紧密性、实践的技巧性以及层次结构性。上述机制使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党——政府——社会”结构不断发展。第一是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政治情感培育能够丰富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途径工具,并改善其中的心理环境;第二是基层党建格局方面,政治情感培育巩固了党的思想领导,增强了党组织的权威性并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性;第三是整体上的党、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政治情感培育稳定了政治秩序,并使基层政治整合按照“个人——家庭——区域——政权”的中国特色路径实现。此外,政治情感培育还使基层治理结构不断有机化,使其能够以动态性、回应生活“小事”和柔性协调的特征运行。中国的政治情感培育有着本土性传统,这包括儒家情感文化的传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的传统。这使当代中国的政治情感培育能够继承宝贵经验。政治情感培育能够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性原则实现有益补充,并且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提出了一些思路。当前的问题在于策略主义行为过多、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水平不足、基层工作者的政治情感培育技能有待提高、民众参与程度较低等方面,未来的优化路径在于提升政治情感培育的制度化水平,培养基层政治实践家,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情感互动,创新政治情感培育中的中国话语这四个方面。
王程程[7]（2020）在《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工会法》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各级工会的基本职责。通化市总工会是吉林省的地级工会组织,截至2019年底,通化市共有基层工会1495个,工会会员16.27万人。基层工会专职工作人员454名,兼职工作人员4645名（1）。通化市近几年经济发展略有些迟缓,企业发展并不是很景气,企业职工合法权益被侵权的现象更是屡屡发生。作为职工的“娘家人”,通化市总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的责任重大。虽然不断创新维权思路和举措,在维权的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为了更好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挖掘研究,探求解决方案。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对目前通化市总工会维权的实践、问题进行梳理、提炼,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并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关于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研究文献,主要是学者们以不同视觉身份做的不同工会维权问题研究;第二部分为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现状,包括通化市总工会基本概况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践成果两个方面,主要在维权体系化制度化建设、维权渠道、维权能力和工会困难帮扶作出了一定成果;第三部分描述了当前通化市总工会维权存在的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工会难以应对多元化维权诉求、工会维权渠道不畅、工会维权经费不够充足、工会困难帮扶不到位和职工维权意愿低,其中工会难以应对多元化维权诉求尤为突出,说明现阶段下工会维权无法满足职工多元化的需求。分析其存在问题原因,主要从工会自身、维权内部环境和维权外部环境方面剖析,找出四项主要原因;第四部分就当前工会维权工作存在的问题,从完善工会维权制度建设、加强工会自身建设、全面落实《工会法》、健全完善困难职工帮扶工作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冯闻城[8]（2019）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政府与残疾人群体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残疾人”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存在的,由于特殊的肢体状态或心理状态导致的困难群体。残疾人生存状况、个人发展程度、社会支持水平和国家关注侧重等一直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努力,我国已经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残疾人保障体系,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及残疾人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多元主体化的残疾人事业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构了较为完备的残疾人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伴随社会事业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步的客观事实,残疾人事业的推进同样无法匹配经济发展的进程,加之社会传统观念等因素,让残疾人个体发展成为当前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结构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梳理以往残疾人事业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两种固化的研究思维,其一,将残疾人事业简化为与残疾人相关的各领域的制度构想;其二,将残疾人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本文将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理念指引,以“生活质量”到“社会质量”的转化为目标,探讨政府与残疾人群体在同一层面的互动关系,力图跳脱传统研究范式,打破对残疾人“救济”、“无用”的刻板印象。基于文献分析,对选取的个案进行半结构式访问,解读政府与残疾人群体各自的行动逻辑和表现的互动关系。在本文政府与残疾人群体的互动关系研究中,主要呈现了三组互动状态:第一,残疾人群体的诉求呈现与政府的制度回应。制度回应无法超越残疾人在生理上的限制,制度建构覆盖的人群和涉及的领域扩大但缺少个性化的深度,制度实施与制度目标偏差明显;第二,残疾人群体的利益代表与政府的职能释放。对于由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构成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对残疾人的支持并不完全以积极的态势发展,而政府由内而外打破“包办”传统进行的向残疾人组织赋权的行为,也呈现经费阻碍与过度行政化的趋势;第三,残疾人群体的自我认知与基于认知的主动增能。残疾人本身蕴含丰富的发展潜力,但受制于个人认知障碍和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加之低水平、低覆盖面的残疾人教育现状,不利于残疾人自身潜能和价值的挖掘。最后,本研究分别从政府主导、适度干预、平等和合理性倾斜三个范式入手,提出了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重塑互动本质,同时坚持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发展,让残疾人群体参与共建社会来进行政府与残疾人群体的良性互动优化。
吴厚莉[9]（2019）在《规则与情感：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及其耦合 ——以上海市城郊梅花社区垃圾分类活动为例》文中认为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展开,具有稳定性、同质性的熟人社区逐渐向流动性、异质性的陌生化社区转变,导致社区的内在关系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其治理方式也随之改变。居委会工作人员面对流动不羁且高度分散的个体如何展开有效的治理,并实现其治理的目标,就成为了目前社区治理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本文以上海市城郊梅花社区正在开展的垃圾分类活动为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文献法等方法,对梅花社区的治理方式与内在治理逻辑进行分析。在梅花社区的前期动员与垃圾分类的具体实施环节中,情感治理依旧是作为居委会工作人员进行居民动员的主要方式。然而,在面对城郊社区高度陌生化的居民群体时,情感治理逐渐地面临着治理有效性的困境以及治理风险。因此,城郊社区的陌生化趋向导致社区治理的方式也由情感转向了规则,其治理的理念、方式和过程等都高度的程序化、制度化。通过对梅花社区垃圾分类行为的探究,我们发现当前城郊社区的治理形式以及治理逻辑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整体上来说,梅花社区的治理方式实现了从情感到规则转变;但是从内部的治理结构来说,治理的中间层级与底层群众之间的微型共同体建构依旧是遵循着情感的逻辑,只是此种治理范式超脱出了依赖私人情感协调公共性事务的传统情感治理范畴,表现出了个体情感的公共性特征。至此,我们发现社区的治理结构在社区治理逻辑转变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重塑,而且城郊社区的治理逻辑也呈现出了情感和规则的耦合性特征。
严行健[10]（2018）在《地方人大代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的现状及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方式可分为直接（面对面、即时）及间接（远程且多为非即时）两类。针对近三年内各级人大机关期刊和全国人大网站文章的全样本分析发现,当前地方人大代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主要呈现制度约束较宽而地方积极探索的特征。具体而言,代表视察调研和群众座谈会两种形式存在群众参与度低和缺乏问题导向的问题。走访活动中代表虽然和群众联系较密切,但有演变为类似"送温暖"活动的倾向。代表述职工作主要在实行直选的两级人大开展,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将其与评议工作结合,起到很好的效果。总的来说,地方人大代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的推进,主要取决于制度支持的方式和力度,人大领导和实务工作者的态度和观念,以及代表履职意愿三方面因素。
二、“送温暖”的制度化诉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送温暖”的制度化诉求（论文提纲范文）
（1）基层政府治理中的“结对制”:个体化联结与情感化互动（论文提纲范文）
|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
| 2 “结对制”的制度生成 |
| 2.1 传统政治理念中的“拟家化”与“特殊化” |
| 2.2 革命传统中的情感动员与情感联系 |
| 2.3 改革开放以来组织层面的“结对制” |
| 3 “结对制”的当下形态 |
| 3.1 以联系群众为导向的“结对制” |
| 3.2 以扶危济困为导向的“结对制” |
| 3.3 以社会稳定为导向的“结对制” |
| 4 技术化与“结对制”:两种路径的比较 |
| 4.1 技术驱动与制度导向 |
| 4.2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
| 4.3 程序理性与情感互动 |
| 4.4 被动回应与主动建构 |
| 5 结论与讨论 |
（2）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及理论创新 |
|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概念界定 |
| 2.1.1 工会 |
| 2.1.2 工会服务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 |
| 2.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 |
|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会建设思想 |
| 2.2.2 列宁、斯大林的工会建设思想 |
| 2.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会建设思想 |
|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的创新发展 |
| 2.3.1 党的理论创新为工会理论创新提供根本遵循 |
| 2.3.2 中国工运时代主题创新发展 |
| 2.3.3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持续推进 |
| 2.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深化拓展 |
| 第3章 中国工会的发展历程及其职能的演变 |
| 3.1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工会及其重要职能 |
| 3.1.1 中国工会诞生背景 |
| 3.1.2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 |
| 3.1.3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工会的特点及其主要职能 |
| 3.2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会及其主要职能 |
| 3.2.1 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
| 3.2.2 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会的特点 |
| 3.2.3 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会的职能 |
| 3.3 新时期的中国工会及其主要职能 |
| 3.3.1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中国工会 |
| 3.3.2 新时期中国工会的特点 |
| 3.3.3 新时期中国工会的职能 |
| 3.4 新时代的中国工会及其主要职能 |
| 3.4.1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群团工作会议 |
| 3.4.2 新时代中国工会的特点 |
| 3.4.3 新时代中国工会的职能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三重蕴涵 |
| 4.1 服务中心——工会的政治属性决定 |
| 4.1.1 思想政治引领:夯实党的执政之基 |
| 4.1.2 文化价值引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1.3 先进典型引领:弘扬劳模精神培养大国工匠 |
| 4.1.4 职工利益引领: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 |
| 4.1.5 健全机制引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
| 4.2 服务基层——工会的社会属性决定 |
| 4.2.1 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 |
| 4.2.2 促进企业和谐,注重载体建设 |
| 4.2.3 促进企业和职工共成长,培育先进企业文化 |
| 4.3 服务职工——工会的职能属性决定 |
| 4.3.1 精准服务 |
| 4.3.2 普惠服务 |
| 4.3.3 专业化服务 |
| 4.3.4 特色服务 |
| 4.3.5 维权服务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现状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5.1.1 工会组织网络体系不断健全、服务阵地规范化 |
| 5.1.2 工会服务项目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内容项目化 |
| 5.1.3 工会智慧平台体系不断成熟、服务流程信息化 |
| 5.1.4 工会服务队伍体系不断壮大、服务能力综合化 |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1 服务覆盖范围与职工用工形式多样化的矛盾 |
| 5.2.2 服务项目配置与职工群众需求个性化的矛盾 |
| 5.2.3 服务载体更新与信息化发展的矛盾 |
| 5.2.4 服务机制建设与人员队伍素质的矛盾 |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现存问题的原因探析 |
| 5.3.1 观念层面因素:群众意识的淡化 |
| 5.3.2 体制层面因素:行政化运行的困境 |
| 5.3.3 机制层面因素:制度供给的不足 |
| 5.3.4 人员层面因素:结构不合理的局限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主要对策与思考 |
| 6.1 牢记职责使命,着力凝聚服务职工的思想共识 |
| 6.1.1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
| 6.1.2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
| 6.1.3 坚持以效果为导向 |
| 6.2 着眼扩面覆盖,推进完善服务职工的组织体系 |
| 6.2.1 巩固企事业单位已有的工会服务阵地建设 |
| 6.2.2 扩大工会组织对新产业、新业态、新人群的覆盖面 |
| 6.3 强化科技引领,打造创新服务职工的载体平台 |
| 6.3.1 推进工会会员信息平台建设 |
| 6.3.2 推进工会网上工作平台建设 |
| 6.3.3 推进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App移动客户端建设 |
| 6.4 聚焦共享理念,积极构建服务职工的普惠模式 |
| 6.4.1 找好服务角度,实现服务领域全方位 |
| 6.4.2 拓宽服务广度,实现服务内容广覆盖 |
| 6.4.3 强化服务深度,实现服务方式多样性 |
| 6.4.4 加大服务力度,实现服务受众多元化 |
| 6.5 展现改革成果,建立高效服务职工的队伍 |
| 6.5.1 人员结构的专业性、合理性 |
| 6.5.2 人员培训的常态化、经常化 |
| 6.5.3 绩效考核的规范性、激励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乡村黑恶势力的治安防控机理研究 ——以T县调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源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本研究的不足 |
| 1.5 黑恶势力概念界定 |
| 1.6 理论基础 |
| 2 文献述评 |
| 2.1 乡村秩序裂变与乡村黑恶势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
| 2.2 乡村黑恶势力群体的结构与转型研究 |
| 2.3 乡村黑恶势力与正式力量的互动关系研究 |
| 2.4 乡村黑恶势力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 |
| 2.5 乡村黑恶势力的“社会病”研究 |
| 2.6 文献评析 |
| 3 T县乡村黑恶势力发展脉络调查 |
| 3.1 日常生活空间“城镇化”的乡村黑恶势力 |
| 3.1.1 日常生活空间“城镇化”与利益获取空间“乡村化” |
| 3.1.2 乡村黑恶势力日常生活空间“城镇化”的微观机理剖析 |
| 3.1.3 日常生活空间“城镇化”与乡村黑恶势力威胁能力上升 |
| 3.1.4 日常生活空间“城镇化”与乡村黑恶势力退出机制变迁 |
| 3.2 乡村黑恶势力核心生成要素分析 |
| 3.2.1 讲狠斗勇要素在乡村江湖中的演进分析 |
| 3.2.2 资本要素在乡村江湖中的应用分析 |
| 3.2.3 关系要素在乡村江湖中的演进分析 |
| 3.3 乡村黑恶势力行事策略的转型分析 |
| 3.3.1 讲狠斗勇行事策略的转变更迭 |
| 3.3.2 理性利益指导下的氛围营造策略生成与影响 |
| 3.3.3 乡村黑恶势力生存和利益攫取中的隐性行事策略 |
| 3.4 乡村黑恶势力知识传播路径的多元化发展脉络 |
| 3.4.1 乡村黑恶势力知识的日常生活叙事传播路径 |
| 3.4.2 城乡黑恶势力知识相互交融 |
| 3.4.3 乡村黑恶势力知识的线上传播路径 |
| 3.5 乡村黑恶势力多重需求市场分析 |
| 3.5.1 乡村居民对乡村黑恶势力调控乡村秩序的需求 |
| 3.5.2 乡村精英借助乡村黑恶势力进行亚权威生产 |
| 3.5.3 基层官僚借助乡村黑恶势力消解治理困境 |
| 4 乡村黑恶势力的治安防控机理 |
| 4.1 弥合基层社会联结领域中可能滋生乡村黑恶势力的裂痕 |
| 4.1.1 弥合县乡政府与村级组织联结领域的裂痕 |
| 4.1.2 弥合县乡政府与村民联结领域的裂痕 |
| 4.1.3 弥合村级组织与村民的关系裂痕 |
| 4.2 推动法律型秩序走进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 |
| 4.2.1 关注乡村居民对矛盾纠纷化解的全息性诉求 |
| 4.2.2 优化乡村社会的法律知识供给路径 |
| 4.2.3 拉近公安机关与乡村居民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 |
| 4.3 对乡村黑恶势力群体开展组织化防控 |
| 4.3.1 提升乡村基层组织对乡村社会散众群体的吸附能力 |
| 4.3.2 提升乡村基层组织的纠纷化解能力 |
| 4.3.3 重塑乡村基层组织对乡村黑恶势力的防控观念和防控能力 |
| 4.4 提升对乡村黑恶势力知识生产载体的控制能力 |
| 4.4.1 破解线下乡村黑恶势力知识传播路径 |
| 4.4.2 加强对网络乡村黑恶势力知识传播路径的规制 |
| 4.4.3 消解乡村黑恶势力的建构标识 |
| 4.4.4 提升对乡村黑恶势力集聚空间的监管力度 |
| 4.5 优化乡村黑恶势力打击整治工作的效能 |
| 4.5.1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业监管优势 |
| 4.5.2 提升公安机关的专业侦办能力 |
| 4.5.3 创新扫黑除恶的宣传动员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本文的问题 |
| (三)研究的价值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中国政治情感培育问题 |
| (二)中国基层治理问题 |
| (三)对既有研究的总结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主要理论和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情感 |
| (二)政治情感 |
| (三)政治情感培育 |
| (四)基层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 |
|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三、“结构——过程”: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一)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和“过程”主要含义 |
| (二)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和“过程”相互作用 |
| 第二章 聚焦“结构”: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性条件 |
| 一、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 |
| (一)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 |
| (二)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扩展政治情感互动机会 |
| (三)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增强政治情感沟通频率 |
| 二.当代政府治理中的官员层级分流模式 |
| (一)当代官员层级分流的基本形态 |
| (二)层级分流模式使基层干部高度共享民众心理状态 |
| (三)层级分流模式创设兼顾有序和灵活性的实践空间 |
| 三、基层治理中的区域化党建格局 |
| (一)基层区域化党建的基本形态 |
| (二)党建格局赋予党在政治情感培育中的核心地位 |
| (三)党的思想领导为政治情感培育提供了动力源泉 |
| 第三章 从“结构”转向“过程”: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机制及特点 |
| 一、政治情感的产生机制 |
| (一)通过品德展现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二)通过利益互惠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三)通过创造氛围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二、政治情感的传播机制 |
| (一)依托媒体网络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二)依托家庭纽带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三)依托基层党员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三、政治情感的深化机制 |
| (一)通过结合理性的情感深化机制 |
| (二)通过融入生活的情感深化机制 |
| 四、中国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特点 |
| (一)高度的人格化互动 |
| (二)政治和生活紧密性 |
| (三)重视实践的技巧性 |
| (四)鲜明的层次结构性 |
| 第四章 从“过程”回到“结构”:政治情感培育对于治理结构的优化 |
| 一、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政府和社会关系的优化 |
| (一)丰富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途径工具 |
| (二)改善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心理环境 |
| 二、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党建格局的优化 |
| (一)巩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领导 |
| (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
| (三)激励党员发挥先锋和模范性 |
| 三、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政治整合的优化 |
| (一)维护基层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
| (二)完善中国特色政治整合路径 |
| 四、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治理结构有机化 |
| (一)增强基层治理的互动性 |
| (二)促使基层治理回应“生活小事” |
| (三)推动基层治理的柔性化 |
| 第五章 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本土性传统、存在的不足和优化路径 |
| 一、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本土性传统 |
| (一)中国古代的情感思想和文化传统 |
| (二)中国古代的礼治教化思想和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群众工作传统 |
| 二、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存在的问题 |
| (一)部分基层干部将政治情感仅仅作为行政策略 |
| (二)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常态和制度化水平不足 |
| (三)一些基层工作者政治情感培育技能有待提高 |
| (四)政治情感培育中的民众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
| 三、优化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若干可行路径 |
| (一)提升政治情感培育的制度化程度 |
| (二)着力培养基层治理的政治实践家 |
| (三)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情感互动 |
| (四)创新政治情感培育中的中国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问卷调查法 |
| 第2章 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现状 |
| 2.1 通化市总工会基本概况 |
| 2.2 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践成果 |
| 2.2.1 促进维权体系化制度化建设 |
| 2.2.2 拓宽维权渠道 |
| 2.2.3 提高维权能力 |
| 2.2.4 推进困难职工帮扶 |
| 第3章 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存在的问题 |
| 3.1.1 工会难以应对多元化维权诉求 |
| 3.1.2 工会维权渠道不畅 |
| 3.1.3 工会维权经费不够充足 |
| 3.1.4 工会困难帮扶不到位 |
| 3.1.5 职工维权意愿低 |
| 3.2 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2.1 工会维权制度不完善 |
| 3.2.2 工会自身建设滞后 |
| 3.2.3 《工会法》落实不到位 |
| 3.2.4 工会困难帮扶职责履行不到位 |
| 第4章 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对策建议 |
| 4.1 完善工会维权制度建设 |
| 4.1.1 完善工会全方面维权制度 |
| 4.1.2 基层工会建设制度化 |
| 4.1.3 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厂务公开制度 |
| 4.1.4 完善劳动合同签署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
| 4.2 加强工会自身建设 |
| 4.2.1 提高工会干部整体素质 |
| 4.2.2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工会维权模式 |
| 4.2.3 强化工会维权独立性 |
| 4.2.4 提高工会维权吸引力 |
| 4.3 全面落实《工会法》 |
| 4.3.1 提升《工会法》的可操作性 |
| 4.3.2 提高违法成本 |
| 4.4 健全完善困难职工帮扶工作 |
| 4.4.1 加强帮扶中心建设 |
| 4.4.2 提升构建帮扶工作体系 |
| 4.4.3 拓展困难帮扶功能 |
| 第5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通化市总工会维权问题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 |
（8）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政府与残疾人群体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难点 |
| 1.5 研究的价值理念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
| 2.1.2 社会质量理论 |
| 2.1.3 社会互动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对残疾人及残疾人事业的相关研究 |
| 2.2.2 对残疾人群体人文关怀的研究 |
| 2.2.3 对政府与残疾人群体互动关系的研究 |
| 2.2.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政府与残疾人群体互动关系中的主体变迁历程 |
| 3.1 政府包办的救济性事业阶段(1949年—1978年) |
| 3.1.1 延续政府统揽:救济性事业的起步阶段 |
| 3.1.2 纠偏政府包办:救济性事业的规范阶段 |
| 3.1.3 恢复政府主导:救济性事业的重塑阶段 |
| 3.2 社会参与的福利性事业阶段(1979年—2011年) |
| 3.2.1 “救济”向“福利”的改革:由政府包办到社会参与 |
| 3.2.2 “福利”向“福祉”的探索:推进残疾人事业社会化进程 |
| 3.3 共建共享的普惠性事业阶段(2012年至今) |
| 第4章 政府与残疾人群体互动关系现状分析 |
| 4.1 残疾人群体的诉求呈现与政府的制度回应 |
| 4.1.1 制度回应的限制与超越限制的诉求 |
| 4.1.2 制度的横向扩张与制度的纵向挖掘 |
| 4.1.3 制度的理想建构与制度的实现障碍 |
| 4.2 残疾人群体的权利代表与政府的职能释放 |
| 4.2.1 两重群体的支持:基于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分析 |
| 4.2.2 多元主体的尝试:政府赋权的憧憬与权力实现的壁垒 |
| 4.3 残疾人群体的自我认知与基于认知的主动增能 |
| 4.3.1 个人认知障碍:基于自身差别与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分析 |
| 4.3.2 增能赋权障碍:基于残疾人人力资本的分析 |
| 第5章 政府与残疾人群体良性互动关系建构 |
| 5.1 促进政府与残疾人群体良性互动的范式 |
| 5.1.1 政府主导范式 |
| 5.1.2 适度干预范式 |
| 5.1.3 平等与合理性倾斜范式 |
| 5.2 促进政府与残疾人群体良性互动的策略 |
| 5.2.1 理念更新:发展理念重塑互动本质 |
| 5.2.2 互动优化: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 |
| 5.2.3 思维转变:残疾人群体参与共建社会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访谈对象说明 |
| 附录3: 近10年重庆市主要的残疾人保障政策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项目情况 |
（9）规则与情感：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及其耦合 ——以上海市城郊梅花社区垃圾分类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情感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2.2 规则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趋势与问题提出 |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框架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视角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梅花社区的个案呈现及其垃圾分类活动 |
| 2.1 梅花社区历史样貌及其社区关系结构的变迁 |
| 2.1.1 熟人社区:梅花社区的历史样貌 |
| 2.1.2 熟人社区陌生化:社区关系结构的变迁 |
| 2.2 梅花社区的垃圾问题及其分类活动 |
| 2.2.1 垃圾何以成为问题 |
| 2.2.2 梅花社区垃圾问题的现状 |
| 2.2.3 梅花社区垃圾分类的推行 |
| 2.3 小结:社区关系结构变迁与垃圾分类治理的可能性 |
| 第3章 社区的情感治理传统及其作用限度 |
| 3.1 社区情感治理传统及其在垃圾分类中的作用 |
| 3.1.1 建立在私人情感关系基础上的社区治理 |
| 3.1.2 垃圾问题的负外部性与情感治理的作用 |
| 3.2 垃圾分类活动中的情感治理及其动员困境 |
| 3.2.1 垃圾分类过程中情感治理实践 |
| 3.2.2 垃圾分类过程中情感动员困境 |
| 3.3 小结:情感治理及其对社区垃圾分类活动的制约 |
| 第4章 社区治理的规则转向与制度实践 |
| 4.1 社区治理的规则化及其表征 |
| 4.1.1 社区治理逻辑的规则转向 |
| 4.1.2 社区日常工作中的规则呈现 |
| 4.2 社区规则化治理的制度实践 |
| 4.2.1 党员双报到制度与年轻群体的有效参与 |
| 4.2.2 积分兑换制度与老年人群体的正向激励 |
| 4.3 社区规则治理的实践表征与负面效应 |
| 4.3.1 规则治理的程式化与治理的低效性 |
| 4.3.2 规则治理的行政化与治理成本的增加 |
| 4.4 小结:垃圾分类的制度化实践与规则治理的风险 |
| 第5章 双重逻辑的耦合与社区治理结构的重塑 |
| 5.1 规则化治理情境下社区治理结构的变化 |
| 5.1.1 垃圾分类治理接点的出现 |
| 5.1.2 垃圾分类新层级结构的形成 |
| 5.2 规则化治理过程中的情感嵌入 |
| 5.2.1 个体情感社会性体验的满足 |
| 5.2.2 社区微型共同体的情感建构 |
| 5.3 小结:情感、规则的耦合与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结构的重塑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相关讨论 |
| 6.3 些许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件 |
（10）地方人大代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的现状及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直接联系”的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三、代表视察及调研制度 |
| 四、选民座谈会和代表走访制度 |
| 五、代表述职制度 |
| 六、结论:完善直接联系工作的三个方向 |
四、“送温暖”的制度化诉求（论文参考文献）
- [1]基层政府治理中的“结对制”:个体化联结与情感化互动[J]. 徐明强. 探索, 2021(05)
- [2]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研究[D]. 赵娜. 吉林大学, 2021(02)
-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5]乡村黑恶势力的治安防控机理研究 ——以T县调查为例[D]. 范佳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6]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D]. 包涵川. 吉林大学, 2020(06)
- [7]通化市总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研究[D]. 王程程. 长春工业大学, 2020(01)
- [8]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政府与残疾人群体互动关系研究[D]. 冯闻城. 重庆工商大学, 2019(01)
- [9]规则与情感：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及其耦合 ——以上海市城郊梅花社区垃圾分类活动为例[D]. 吴厚莉.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10]地方人大代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的现状及特征[J]. 严行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