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科技观及其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一
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1](P256)应该说，科学（包括技术）是“哲学以外”的重要的“迫切问题”之一，对哲学的形成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大师的庄子，自然深切关注其周围世界，对许多科学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一系列有意义的问题。天文学方面，庄子在我国最早发现了宇宙无限性这一现象。他在深入研究时间和空间无限性的基础上，给“宇宙”下一明确定义：“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庄子·庚桑楚》，以下涉及《庄子》引文，只注篇名）和同时期其他宇宙概念相比，这一定义具有鲜明的无限性和动态感。此外，庄子还观察到天地日月运行的情况并作出种种假说。这对后人的天体研究有重大的启迪作用。生物学方面，庄子最典型的内容是关于生物演变过程的经验性描述。尽管其中有许多非科学因素，但所描绘的生物从胚胎经苔类、草类、昆虫、动物到人，从水生到陆生的演变过程，却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理论有某种相合之处，为现代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医学方面，中国传统医学以“气”为人体生命的本质，而这一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即是庄子。他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人的生死在本质上是“气”的聚散变化。流通在人体内的“气”发生紊乱，则人的生理健康就要受到伤害。所谓“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在宥》）庄子的这一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养生论在庄子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有养形、养神两派。这两派在庄子思想中都能找到其理论渊源。庄子主张形神兼备，以养神为主：“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刻意》）《庄子》中主要谈到的两种方法——“心斋”和“坐忘”——实为中国传统气功医学的精髓。物理学方面，庄子观察和积累的经验知识十分丰富，较早记载了弦线的共振，浮力问题，声音的形成、响度、频率等现象，流体的某些性质，杠杆原理，燃烧和雷电等。这些内容为现代物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心理学方面，相对于先秦其他典籍来说，《庄子》对人的心理活动状态的描述最为丰富、深刻和生动，其中不仅牵涉到记忆（《则阳》）、想象（《应帝王》）、注意（《达生》）、思维（《在宥》）、快乐（《大宗师》）、悲哀（《知北游》）、恐惧（《渔父》）等各种一般心理学现象，而且发现并描写了许多为现代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科学，就是野蛮人底原始知识所代表的科学，也是根据日常生活中正常普遍的经验——人与自然界为营养安全而奋斗所得的经验——而以观察为基础，且为理智所固定。”[2](P108)这实为的论。《庄子》一书中内容丰富的科学现象有力证明了庄子充分认识到这一系列“正常普遍的经验”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并以肯定的态度、“理智”的精神去“观察”、“固定”、描述它们。
生产技术、工艺技巧既构成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又为其提供了深刻的内在动力。因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3](P27)科学形成的机制“是最早最前从生产方法，也就是从供给人类需要的种种技术的了解、控制和转变上发生的”[4](P13)庄子记载的丰富多样的技术内容构成其哲学的重要基础。文中，庄子以其天才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手工劳动画面。最脍炙人口的有：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大马捶钩、梓庆削鐻、匠石斫垩、佝偻承蜩、泽人操舟、东野御车等。其中涉及到木工、金工、陶工、漆工、屠宰、缝纫、洗染等领域。这一切共同反映了庄子时代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状况。观照文中同类内容，不难发现，这些手工劳动者的技能都极其高超，为常人所无法达到。表现在庖丁身上则为“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养生主》）；表现在轮扁身上则为“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天道》）；表现在佝偻者身上则为“犹掇之也”（《达生》）；表现在梓庆身上则为“见者惊犹鬼神”（同上）；表现在捶钩者身上则为“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知北游》）；表现在工倕身上则为“旋而盖规矩”（《达生》）；表现在东野身上则为“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同上）……
庄子在高度赞扬了技术的持有者——工匠出神入化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技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技术的物化可以提高效率，如《天运》中“水行莫若用舟，路行莫若用车”；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判断力，如《人间世》中社树虽大，“观者如市”，而“匠伯不顾”；技术的交易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如《逍遥游》中客与宋人买卖不龟手药方的寓言；技术的拥有便于处理事物，获得精神愉悦，如《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
然而，在庄子思想中确实存在有反对科学技术的因素。首先，他认为科技的进步是社会混乱的根源。庄子发现“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缮性》）这里，庄子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技术革命节节胜利之下，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画面。对于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物性摧残、生态失衡等种种人为物役、人被异化的现象，庄子并不能给以科学的解释，从而得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天地》）的结论，并进而愤激地指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適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掚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胠箧》）庄子为了恢复人的常性，为了社会的淳朴和谐，宁愿牺牲人类的一切文明，包括弃绝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其次，庄子主张社会倒退到无知无欲的“至德之世”。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理想社会是“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同上）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结绳记事，甘食美服，安于现状，虽“鸡狗之音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又“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过着合乎天性、顺乎自然的生活，在那里大家都不用智巧，因而本性都不会丧失，大家都无物欲，因而都淳朴质实。人们混同万物而无偏私，与鸟兽同居，与万物并聚，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君子小人之分，彼此毫无机心他意。由此可知，庄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自由分散、技术原始的自然主义社会。只要坚持这种社会历史观，就必须会排斥科学技术的进步。再次，庄子极力反对探求科学意义上的“知”。庄子发现“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铒、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肖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胠箧》）由于人类使用各种智巧制作工具来捕捉动物，使得自然界中的各类动物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而“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同上）好“知”之心不仅造成自然的混乱，而且造成社会的混乱。“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同上）于是，庄子认为“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知北游》），倒是“愚故道”（《天运》）、“不知乃知”（《知北游》）。这里，庄子反对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智慧之心表达得清清楚楚。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他反科技的一面。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庄子在科技问题上出现了二律背反：一方面，他观察研究了大量科学现象，记载描绘了众多技术画面，并且高度赞扬了科学技术在实际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另一方面，他又猛烈抨击了科学技术对现实社会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以追求哲学意义上的“道”代替追求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为最高旨归。
二
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曾经指出：“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5](P1)这句断语深刻揭示了科学与哲学的深层联系。我们认为，庄子哲学是其科技观形成的内在基础。下面从庄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基本原则、认识方法论和思维方式诸方面入手，对此问题予以剖析。
1.庄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道 “道”是庄学的核心范畴。因此，研究庄子思想就必须从“道”开始。关于“道”，《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在庄子看来，“道”是存在的实体（“有情有信”）。它无所根系，古已有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且天地鬼神均由其所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这里，庄子继承老子的观点，把上帝置于“道”之下，剥夺了上帝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资格，强烈地冲击了神权观念，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这无疑是合乎科学精神的，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在与迷信和宗教的对立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庄子又把“无为无形”的“道”作为世界的本原和基础，“道”超越于万物，又内在于万物，是具有潜在实在性的万物本原，有着无限的生机。这既表明了庄子力图超越感性经验，寻找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科学探索精神，又使世界本原从理论上具有普遍永恒的特性，形成了人类对世界统一性的认识。这在早期人类认识史上是一大进步，奠定了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的基础。同时，在庄子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哪怕是蚂蚁、杂草、瓦片、粪尿之类，里面也有“道”的存在（《知北游》），都体现了自然的秩序，因此都应成为认识和探索的对象。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科学研究精神，即排除认识主体的主观好恶偏见，以平等客观的态度观察研究世间一切客体。正是这种科学精神，指导道家学者在众多的具体科学领域中进行探索，特别是在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庄子的“道”又有反科学的一面，因为它具有“昏昏默默”、“窈窈溟溟”（《知北游》）、“不知其然”（《齐物论》）、“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天道》）的特点，不是经验科学方法所能把握的对象。因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用通常的“闻见言说”的方法是无法认识“道”的，所以，只有诉诸于“心斋”、“坐忘”、“见独”等非理性、非逻辑的方法来体悟、感知“道”，才能把握“道”的存在。这显然有悖于科学的认知方式。因为，科学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科学方法所强调的是理性的分析、严密的逻辑、精确的认识和实证的结果，而庄子的“道”的神秘主义特征恰恰违背了科学的宗旨和方法，因而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的。
2.庄子哲学的基本原则——自然无为 自然无为是庄学的基本原则。庄子认为“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世上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生灭变化都有其自然的理由和规律，其规律便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所以，只有“因其固然”、“依乎天理”、“缘督以为经”，方“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又“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天地万物在本性上都是无为的，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天地四时万物都有其客观的运行规律，在本性上都是无所作为的，“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至乐》）若能做到无为，则“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同上）而“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秋水》）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也应顺应万物之理而不为不作。一旦“有为”，就会失去其纯真的本性即本然状态，所谓“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庚桑楚》）所以庄子主张“至人无为，大圣不作。”（《知北游》）即其理想中的“至人”、“大圣”是永远“无为”、“不作”的。在这里，庄子承认大自然的客观性与物质性，而且也强调要顺应自然之道，尊重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天运》）而反对“以人灭天”（《秋水》）。因为“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渔父》）庄子这种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消除个人成见，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待自然、探索自然的主张，无疑是富有科学精神的。然而，又由于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过分强调清静无为和因循自然，不同意以人事干预自然，所谓“不以人入天”（《徐无鬼》），“不以人助天”（《大宗师》），“天而不人”（《列御寇》）而认为“有为则亏”（《山木》），最好“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同上）这就严重背离了科学精神。因为科学技术是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没有主动进取的人的能动作用的发挥，科学技术就必然失去依托，科学探索也就不复存在。
3.庄子哲学的认识方法论——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是庄学认识论的核心。从理论的传承上看，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对老子辩证法的极端发展。庄子认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齐物论》）事物之间的区别和对立是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同上），它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万物是齐一的，没有差别的，能够划清是非界限的统一标准是不存在的，“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同上）。所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以趋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所谓贵贱、是非、大小、有无等一切事物均是相对而言，没有定准。这样，“辨无胜”（《齐物论》）的现象是必然的了。用这种相对主义方法去认识事物，必然导致“不知深矣，知之浅矣”（《知北游》）。“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齐物论》）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世上本无完全绝对事物之存在。然而，科学知识的首要特征是客观性和确定性，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相应的科学方法也必须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因此，庄子相对主义的认识方法论必然有碍于科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反科学精神的。但是，在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中，不仅表露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把“始终”、“盈虚”、“变移”和“自化”看做事物的特征，并把发展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事物自身，强调万物固将自化，而且透露出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强调同一性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作用，突出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从人类认识史来讲，这无疑发展了老子的矛盾观，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新贡献。显然，这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为人类向理性迈进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4.庄子哲学的思维方式——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庄学的主要思维方式。庄子认为，“道”是不可以通过一般的认知途径去认识的，只有通过直觉去体悟，即“体认”。庄子的这种思维方式有直接性、意会性、整体性、模糊性等四个显著特征。庄子的直觉思维方式对中国科技史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其一，庄子主张以“充满神秘色彩”的内省体悟代替反映外界事物的感觉经验，即“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骈拇》）这就会切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客体的自然界之间的科学认识通道，其反科学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其二，庄子认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齐物论》）庄子虽然看到了名言、概念的局限性，并深刻揭示了逻辑思维的矛盾，但却没有认识到名言、概念的局限性可以由名言、概念自身的运动而加以扬弃，逻辑思维的矛盾可以通过思维的知性向理性的飞跃而克服，所以只会得出一个消极否定的结论。这种反理性反逻辑的直觉思维方式反映在科技问题上，便是竭力推崇“口不能言”（《天道》）的神秘主义个人体验。其经验模式，在庖丁看来，就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养生主》）；在轮扁看来，就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天道》）；在佝偻者看来，就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达生》）；在梓庆看来就是“以天合天”（同上）；在捶钩者看来就是“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知北游》）；在工倕看来就是“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达生》）；在津人看来就是“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同上）……在技术操作中，确实存在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个人体验。但这并非科学技术存在的主要形式，更不是科学技术的最高形式，恰恰相反，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是在个体经验基础上通过理性逻辑分析将个体经验上升为普遍理性的历史。因此，庄子崇尚神秘主义的直觉体悟而贬低理性知识，就否定了科学技术传承和积累的机制，从根本精神上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其三，庄子直觉思维的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形成。这种认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独立实体来对待，用对个人内心的直觉和反省代替了对自然界的认识，用修身养性代替了科学研究，排除了建立科学方法论的可能。这对自然科学产生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又由于这种思维方式过分偏爱整体性观念和综合认识的方法，几乎完全忽视了对具体事物特殊规律的认识，忽视了对世界的细节和原因的探讨，而从本质上说，科学应建立在对客观事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它需要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思维，需要把研究对象的各个环节和组成要素进行分解来考察，而这是直觉思维所恰恰不易做到的。这就决定了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和工艺技术虽然很先进，但却没能确定各个科学门类的基本范畴，没有抽象出一般科学原理，从而最终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落伍。然而，与此同时，庄子的直觉思维方式也在中国科技史上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其一，庄子的直觉思维要求用“心斋”、“坐忘”、“见独”之法去体悟“道”，这就便于排除主观好恶偏见和先验知识，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和空灵明照的心境去观照认知对象，让意识和自然混为一体，由直观而体悟，从而领悟自然之理。在科学技术的探索中，这种追求超越常规认识，探索现象背后内在的本质的思想方法，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少科学家贯彻了这种方法。如数学家李冶提出了道技统一的理论。徐光启强调“一义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其二，庄子直觉思维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他重视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注重以直觉体悟万物的统一性、相互联系、和谐相融的状态，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是通过元气、阴阳作为中介而联系起来的。人们对特殊现象的认识，必须首先放在与别的事物的联系中进行考察。否则，就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思维特点十分宝贵，在中国科技史上形成了有机自然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以整体恒动观为基本指导思想，把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待，认为人与外界环境会互相感应，所以强调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把治疗与预防、治疗与调养相结合。中国古代农学主要指导思想“天时、地宜、人力观”，要求因地因时制宜，注意在生产中顺应自然，使环境与生产活动的关系协调起来；中国的传统建筑理论重视建筑与自然相结合，通过把建筑组织到自然环境中而提高整体环境的美学质量，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有这些，都与庄子所倡导的直觉思维方式息息相通。
收稿日期：200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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