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地缘机体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
邹新梅
[摘 要] 作为一种制图技术，现代地理学推动地图成为塑造民族国家地缘机体的一种强有力的知识工具。地图建构了地缘机体，并推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盛行，而地缘机体和历史成为塑造国家感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形成了国家的神话。破解这种神话的根本，在于追本溯源，认清制图技术的局限性，并通过剖析地缘机体的形成过程，重构民族国家的历史。
[关键词] 地图 曼陀罗 地缘机体 民族国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通猜的《图绘暹罗》一书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了人文社科最高荣誉之一的亚洲研究学会哈里·班达奖。该书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观点，从地图的角度出发，将地图、地缘机体、领土边疆和国家历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强调了制图技术塑造民族国家地缘机体，进而巩固了流行的民族主义史学。通猜观察到，泰国的国家性不过是一种文化建构。民族国家的“地缘机体”（geo-body）被地图塑造成一种新的拜物教。地图建构了地缘机体，地缘机体和历史成为塑造国家感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形成了国家的神话，而国家的神话成为当前民族主义的话语盛行的重要原因。受该书启发，本文将重点阐释地图技术、地缘机体与民族主义史学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破解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话语的史学之道。
一、地图与地缘机体的形成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史学研究具有长久的吸引力。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民族国家从未获得现代如此独尊的地位。这一术语主要是西方的发明，自欧洲的民族国家出现以后，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和世界历史的特点，这种国家形态逐步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进而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成为世界国家体系的基本单元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①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因此，探讨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关注究竟是什么要素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德森曾探讨想象这一要素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指出了人口调查、博物馆和地图对想象的重要作用。②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袁剑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受到安德森的启发，通猜将注意力转到地图这种制图技术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他发现，人们对国家具有强烈的情感和依附，这便形成了国家感，这种感觉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够将彼此互不相知的成员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然而，国家感由多种要素构成。在所有的要素里，地缘机体最为重要。它强调空间知识的替代，关注形塑国家感空间的领土技术如何产生作用。地缘机体是国家生命的组成部分，它是自豪、忠诚、仁爱、热情、偏见、敌意、理性以及非理性的源泉，它同国家感的其他要素相互结合，形成了许多关于国家感的概念和习俗。
对地缘机体的探讨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关注不同的要素在地缘机体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雅克布·里克认为，在形成暹罗现代地缘机体的要素中，除了君主制和殖民力量塑造了地缘机体，宗教身份在形成地缘机体的灵魂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① Jacob Ricks,“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Geo-Soul: Spiritually Mapping Siam”，Studies in Ethnicity & Nationalism ,vol.8, no.1, 2008, p.122.通猜所关注的主要是地缘机体的领土性。他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土并不仅限于地球表面的一块地方，它是一种领土性，这种领土性包含着三种基本的人类行为，分别是区域的划分方式（a form of classi fi cation by area）、边界的交流方式（a form of communication by boundary）以及加以贯彻实施的意图（an attempt at enforcing）。领土性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地缘机体是一种人为设定的领土性定义，并通过分类、交流和贯彻实施的方式对人民、事件和关系产生影响。②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24页。
水体和土壤环境中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的污染特征和消除……………………………………………………… 杨永青，许继飞，董泰音，狄彩霞，刘菊梅，连海飞，臧博宁，李子钦，赵 吉（76）
东南亚人对边界的确认主要源于西方殖民者的压力。欧洲秉持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和军事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亚洲国家则沦落为欧洲列强待宰的羔羊。对亚洲各国而言，其现代领土边界的划分，离不开欧洲人的制图实践以及自身的反应。对暹罗而言，第一次边界实践源于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征服了缅甸南部，将其变为英属丹那沙林省。这样，英国与暹罗的西部直接接壤，英国要求与暹罗谈判确定边界，两国围绕边界的数次交锋成为早期英国和暹罗冲突的重要内容。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暹罗人，在谈到边界时，他们所指的是不同。英国人的边界是一条线，而暹罗的则是一块区域。两种边界的实践无疑基于各自的空间秩序规则和绘图规则。英国人划分边界的尝试导致了不同政治空间观念之间的碰撞。通过这种碰撞，暹罗自身的边界观受到干扰，西方的知识取得霸权地位，并取代传统的本土知识。东南亚国家绘制边界的努力与另外两种实践密不可分，一种是确立现代国家主权的实践，另一种是消除模糊的边缘实践。这两种实践都涉及改变传统暹罗及其周边国家的地区体系——曼陀罗体系。它展现的是在没有确定边界的、大致可以界定的地区内部的一种特殊而通常又不稳定的政治态势，在这一地区，那些小的权力中心向各方求助以获得安全。曼陀罗可以类似六角形的方式收放，其中每一个都可以包括一些朝贡国统治者。当有机会时，其中的一些将会摒弃他们的臣属状态，并试图建立起自己的臣属网络。① Wolters,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 SEAP Publications, 1999, pp.16-17.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103页。
为了明确sigma-1受体对于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首先检测了使用sigma-1受体抑制剂后小鼠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面积.经过3 d的尾静脉注射sigma-1受体抑制剂BD1047后发现,接受了BD1047预处理后的小鼠心肌受损面积即梗死区与危险区比值(INF/AAR)要远大于对照组,如图1所示,图中LV为左心室(left ventricle),***代表P＜0.01,n=6.
金矿石常采用磨矿—浮选—浮选金精矿细磨—氰化浸出常规工艺获取成品金[1]。而大部分金矿中含有低品位的有色金属元素，如铅、铜等，其价值大约是金价值的10%或者更高，采用常规工艺无法有效回收这些共伴生有价元素[2]。调研走访得出企业不愿综合回收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1)在金价高位运行时期，企业重视金产量，忽视铅、铜等伴生元素的回收研究工作，不愿投入时间精力研发、改造；(2)在金价低迷时期，企业又无力进行流程优化、改进，因此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地缘机体的完成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地图的出现使得人们有了可靠的依据，能够在现代的地图框架下解释过去。于是，现代东南亚史的书写围绕东南亚与西方殖民者的遭遇并被建构成民族主义史学的主流。这种历史书写使用了以下几种策略。①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183-184页。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西欧最早践行这种新的领土观念。但在亚洲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存在边疆，却没有明确的边界。正如吉登斯所言，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⑤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3页。 通猜归纳出这种前现代国家边疆的几个特点：它并非由中央政权决定或认可，一个城镇的边界由它所保护的周边地区的范围所决定，一个王国的边界延伸到这些外围城镇以及它的权力能够达到的区域的极限。但并不是整个边境都被看成是在一个主权国家控制之下的区域。只有有人居住的地区或通道才被认为是边界，如哨卡的存在。当两个国家存在一条走廊式的边境时，那么一方的民众可以在走廊地带生活，但不允许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控制下的地区。当两国关系友好时，这种边境上的自由往来显示两国的关系的健康程度；但当两国关系恶化时，边境官员就会加强控制，防止敌人的刺探。相对于现代边界的固定而言，古代边界是流动的，大量边界并不相连，却很灵活。⑥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95-98页。
在古代地图向现代地图的转换时刻，两种空间观念中所使用的术语并非从一开始就绝对相互排斥。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泰语中关于大陆、海洋以及其他地理单位的术语，都是从本土的词汇中派生的。尽管最初两类术语体系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外延，却能够和谐相处。新的地图要想取代古代地图，必须完成一个双重使命：一种是防御性的，要拆解这种混杂局面，并从一方那里将自身区分出来；一种是进攻性的，要利用地理学话语的兼容性和模糊性。③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60页。 要想取消这一模糊性，完成术语之间的替代，必须依靠地图的实践机制去完成。
二、制图实践、曼陀罗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
现代地图摒弃了将世俗世界理解为想象和神灵的方法，建立起了感知空间的新方式，并提供了想象空间的新方法。但要完成现代地图的绘制，国家就必须要有完整的边界线。边界是国家出现的产物，它包括两重意思：第一，就一个国家来说，它指该国领土的范围；第二，就相邻国家来说，它是区分两国领土范围的界限。④ 刘远图：《边界：立睦邻友好国家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边界线作为一种符号的存在，必须是连续的、明确的，能够精确计算并加以区分。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现代早期之前那些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国家就必须转换为民族国家，这就要求实现国家主权的确立、模糊边缘的消除以及边界线的明晰。
阴道试产组患者中，有1例患者出现了发热的情况，发热率为5.0%，而在剖宫产组患者中，有5例患者出现了发热的情况，发热率为25.0%，故阴道试产组与剖宫产组患者的产后发热人数等数据差异显著，前者显著优于后者，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塑造地缘机体的过程中，现代地图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因素。民族国家的地缘机体仅仅是以地图为主要技术的现代地理学话语导致的一个结果。地理学是一种媒介，一种知识，一种对于假定的客观实体的抽象概念，一种符号的集合，一种话语。③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24页。 人们总是依靠地图去想象一个国家。进一步说，地图建构了地缘机体，并推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盛行，而地缘机体和历史成为塑造国家感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形成了国家的神话。地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人们的观念，从而影响了不同的实践及其后果。早期的制图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以古代暹罗为例，主要存在三种典型的时空观念：三界宇宙观、与之相适应的佛学的空间秩序以及关于朝贡与命运的地形学。这三种空间观是并存的，神圣实体、宗教理念和三界世界观提供了观念上的工具与符号，并产生了特定的实践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当属三界宇宙观，这是上座部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传统理论。这一宇宙观念受到印度教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泰国的《帕銮三界》是这类文本的代表作。当时人们持有这样一种信念：人类不断受到来自罗盘方向以及恒星和行星的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可能产生福利、繁荣或浩劫。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尤其是国家，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能否与宇宙和谐相处。个人可以通过遵循占星术提供的指示，遵循幸运和不幸的日子的指引以及许多其他小规则来实现这种和谐。帝国与宇宙之间的和谐是通过将前者视为后者的意象，将其作为一个较小规模的宇宙来实现的。④ Robert Heine-Geldern,“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 vol.2,no.1, 1942, pp.15-30.这一宇宙图式便成为制图的重要来源。一旦空间被想象出来，便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宗教的空间观念成为绘制地图的基础。这些实体成为空间与人类之间的中介，创造出特定类型的想象空间。依据不同的空间观念，呈现出不同的知识类型、实践形式和地图。古代暹罗的地图是高度符号化的，但并非是关于世俗地理的地图。它所描述的，不是对地球表面的再现，而是对其他类型空间关系的描述。
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而言，西方的冲击要求这些国家加强自己的力量，以更好地抗衡西方或者维持自己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曼陀罗体系中较弱的边缘国家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一方面，西方殖民者的步步紧逼首先损害的是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主导国也迫切需要这些小国充当缓冲或者抗衡西方的前沿基地。于是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恶化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伴随着制图实践，这种实践本质上要求把边缘朝贡国变成边界内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在暹罗进行的省级行政体制的改革适应了这一趋势。新的省府体制取代了各个地区相对独立的朝贡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对外则借口镇压老挝地区内的贺人⑤ 贺人时老挝境内指那些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击溃并向南流亡到湄公河和黑水河河谷上游的中国人。他们后来成为独立的武装土匪，曾横行一时，对老挝各邦国危害极大。 发动了远征，占领了老挝地区。这次征服行动是一种新的地理意识的实践。人们所采取的各类行动共同组成了一种代码，这种代码同时指代了两种关系：一方面，它指代了前现代时期的宗主/朝贡关系；另一方面，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政体和地理学。⑥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133页。 曼陀罗体系的内部变动同样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关注。暹罗的行动遭到了西方殖民者尤其是法国的抗议。他们在湄公河左岸的许多地方进行对峙。在这场对峙中，地图成为先导，成为双方领土声索的依据。从1884—1893年，暹罗曾绘制大量的边界地图，力图证明自己的诉求合法。而对于西方殖民者来说，那些处于模糊地带的体系边缘朝贡国，也是他们进行干涉、施展保护从而最终吞并的极好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瓜分朝贡国的领土上，暹罗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共谋的，他们都把所占领的朝贡国的地区作为自己合法的边界。双方都利用了现代知识的力量，冲击并抑制本土知识。对暹罗而言，新的边界的知识已经深入人心，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地图与军事力量的关系值得关注。军队渴望独占领土，再为其绘制地图。但实际上，制图成为征服行动的先锋，军事行动在地图的指导下展开并将其设想变为现实。制图与军事行动相互促进，成为一套对空间行使权力的技术，划定并创造了暹罗的地缘机体。东南亚国家的边界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履行新的功能：国家身份的建构与维护功能、军事战略功能、国内政治功能和种族民族的凝聚与团结功能。这意味着，地图不仅创造了边界，也释放了边界所蕴含的能量，现代的制图话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制图不再仅仅是表现空间的一种观念工具，它成为实现人们对地球表面设想的一种工具。在完成制图之后，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得以确定，制图创造了现代国家的地缘机体。
尽管这种宗教观念带给地图一种神圣性，但其所反映的领土意义十分模糊，这也意味着现代意义的国家在古代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国家观念的形成只有在现代地图被引进后才可能发生。在暹罗的近代史上，这种转换时刻发生在后来成为拉玛四世的蒙固王时期。蒙固王对天文学的爱好和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接受成为重要的转变契机。他运用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精确地在瓦果地区预测了日全食，不久，有关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教科书普及开来，西方的地理学观念逐渐流行开来。
然而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是排他的、绝对的，不可分割、不可分享、不可转让、不受任何限制，在国内外享有无限的独立性，③ 刘仁山、徐敏：《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9期。 东南亚地区小国的多种臣服只能带来纷争和困扰。为了应对西方的威胁，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里，暹罗已经开始主动争取那些主权模糊的空间。现代主权的观念要求领土必须在明确的边界线上划分，以实现边界以及排他性的主权要求。暹罗和欧洲国家对此都做过尝试。暹罗以他的方式将部分共享领土抽取出来，划归为自己的领土。暹罗并不是殖民主义的无助的牺牲者，正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激发下，暹罗借助新型边界和政体的力量，迫切希望确保其对朝贡国的宗主权。④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126页。
在曼陀罗体系下，作为曼陀罗中心的主导国和作为朝贡国的周边国家存在着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朝贡国必须定期向暹罗朝贡，进献贡品和礼物，作为臣服的主要标志。在需要的时候，还有义务提供人力、物资、军队协助主导国。作为报答，主导国一般也将给予高于礼品价值的东西进行回赐。与中国的权力控制相比，曼陀罗体系内的权力控制关系要强很多。这是这一地区盛行的共享主权以及对朝贡国的竞争所致。由于存在多个地区大国，许多地区小国不得不同时保持向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朝贡，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国家的主权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排他的，它是多重的和共享的——既属于它自己的统治者，又属于其最高领主。这并不是一种分割性的主权，而是一种等级式的主权。②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110页。 这种共享主权使得这些地区小国丧失了独立的主权地位，却艰难地生存下来。暹罗的周边就是由这样一些国家所环绕。在暹罗的东北部地区，现代老挝的领土在当时是三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分别是万象王国、琅勃拉邦王国与占巴塞王国 ，他们均是暹罗的朝贡国，受到暹罗或强或弱的控制，但同时又保持着向安南朝贡的习惯。东南的柬埔寨同样保持着对暹罗和安南的贰属阶段。后来法国取代安南的角色，成为这些小国的又一个朝贡国。暹罗南部的马来半岛上的吉打、丁加奴和吉兰丹等马来苏丹国也向暹罗朝贡，但为了平衡暹罗的势力，它们也向英国朝贡。这些地区小国和暹罗一起构成了暹罗的曼陀罗体系。
三、破解民族主义史学话语指导
民族国家的形成首先意味着一场地理学的革命。新的地理学知识以西方的科技为基础，将空间作为对象进行编码，把复杂的三维物质空间转化为二维图像，然后借助图像对空间进行再现。地图成为一种符码，它将一个空间加以编码；反过来，人们又通过解码对所设想的真实空间的知识加以解读。这使得地图成为一种抽象性的阐释，它与真实的存在是一种模仿关系。李库桑（Sang Kook Lee）将地图与让·鲍德里亚的拟真理论相结合，认为地图在将真实转化为超真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图不再是一个无生命的对象，而是成为一个“生物”，并获得了灵魂。① Sang Kook Lee,“Siam Mismapped: Revisiting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the Preah Vihear Temple”，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 vol.22, no.1, 2014, p.39.通猜认为地图最神奇的地方并非是对空间的再现或抽象，而是预言性能力。一幅现代地图能够预测某些东西就在那里，在某个特定的坐标，事实与知识随后会被现代地图的真正信仰者所“发现”。②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69页。
杂种优势是指一个物种的不同品种或者物种间的杂交后代的生物量、发育速度和产量的表型值优于两个亲本的现象[1]。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研究杂交稻，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杂交稻研究。
首先是假定一国地缘机体的事先存在。这意味着边界原来就是明晰的，在这种抗争中，原本存在的地区小国或者朝贡国都被置换掉，它们成为民族国家领土的一部分。② [美]通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3页。 这样便省去了解释上的麻烦，东南亚一些国家本土的扩张主义被有意识地忽略或者洗白。其次，在殖民主义语境中创造故事。东西方的对抗成为东南亚本土统治精英领导的一段反霸权的斗争。无论是在勉强维持名义上独立地位的暹罗，还是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其他东南亚国家，近代抗争虽然是丧权失地，但仍然依靠坚持不懈的抗争和努力，最终取得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民族的屈辱历史与民族的骄傲在独立后连在了一起。历史地图集集中反映了这种史学观念。人们把不同时期的地图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历史地图集。历史地图集将不同时期东南亚各国丧失土地的历史更加直观化。这种历史书写下，羞耻心和痛苦成为左右人们情感的最重要的因素，地图成功地唤起人们对历史的不适，它将痛苦可视化，进而成功地激起人们的羞耻心，稳定地巩固了民族主义立场，将民族主义的解释合法化。地图最终巩固了这种历史叙述，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一场抵抗屈辱、抗击西方侵略的历史。尽管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历史，但东南亚人不畏强暴，最终将敌人打败。在“危机—抗争—危机解除”的循环叙事下，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最终确立了其话语霸权，并且成功地唤起了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自豪感。
四、破解民族主义神话之道
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发展，人民已逐渐发现流行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弊端。这种史学思想逐渐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禁锢和束缚了其他史学思想，它对历史机械地解读也已经成为一种史学的陈词滥调。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转化为危险的民粹主义话语。因此，认清澄清民族主义话语的局限性，寻求破解之道，成为史学界仍待完成的任务。
个税应关注的“临界点”和计算“盲区”。由于个人所得税税率有7个级别，因此每个级别对应一定的临界点与平衡点，也就形成了6个区域内的计算盲区。因此，按照个税表计算，可以得出每一级税率对应的临界点和所在的计算盲区，位置分别为：
第一，需要深刻理解地图本身的局限性。地图对于形成地缘机体是否具有优先性仍待思考。地图在建构地缘机体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暹罗的案例中，暹罗和法国曾在湄公河对峙，最后暹罗被迫与法国签订条约，最终形成暹罗的现代领土。有学者强调条约的作用，发现早期的地图已经划定王朝国家的疆域并进一步加强了按国家的边界确定边疆的观念，来自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则从反面强化了国家边界的观念和相应的边疆观念。① 周平：《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因此，在形成地缘机体的诸多要素中，地图是否是最为关键的要素仍然是不明晰的。地图对地缘机体以及国家神话有重要作用，但发挥这些作用的前提是现代地图的存在。在现代地图的形成过程中，作者将19世纪暹罗与西方国家关于边界的争端看作是制图的实践，这显然已经预设了争端的后果——为绘制地图而存在。但事实上，这段历史恰恰可以看作是暹罗的国家实践导致了现代地图的诞生，而不是相反。现代地图应该被看作暹罗的国家实践的副产品，现代地图的诞生只是这一实践的一个结果，但未必是最重要的结果。从地图的作用来看，我们进一步思考暹罗与西方的对峙就可以发现，真正决定暹罗现代地图形成的根本因素是暹罗与殖民势力的实力较量，是两者间的权力作用和力量对比。只有重视背后的权力因素，才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东南亚的地图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地图的作用本身不是独立的，正如福克斯指出的那样，控制地图的人远比绘制地图的人更为重要。② Jefferson Fox,“Siam Mapped and Mapping in Cambodia: Boundaries, Sovereignty, and Indigenous Conceptions of Space”，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 vol.15, no.1, 2002, p.77.
第二，应提倡从边缘看中心的史学视角。正如本文所阐述的，解读东南亚的历史不能只从中心看，而要从那些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一部分的边缘来看，即从边缘看东南亚各国地缘机体的形成过程。历史上，那些曾经是东南亚曼陀罗体系一部分的边缘朝贡国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丧失独立地位再到成为民族国家一部分的过程。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看待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从中心角度出发看待区域历史的变迁显然是不同的。为探求更多客观和被遮蔽的历史事实，这种从边缘看中心的史学视角仍然值得提倡。
五、总结
作为一种制图技术，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推动地图成为塑造民族国家地缘机体的一种强有力的知识工具。自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者与东南亚曼陀罗中心大国的双重互动下，地图建构了东南亚国家的地缘机体，并推动了该地区民族主义史学的盛行，而地缘机体和历史成为塑造国家感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推动了国家神话的形成。破解这种神话的根本，在于追本溯源，首先要认清制图技术的局限性，并通过从边缘看中心的史学视角，客观剖析地缘机体的形成过程，来重构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历史。
〔中图分类号〕 D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6-0052-06
作者简介 邹新梅，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32）。
责任编辑：王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