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资论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问题也凸现出来。劳资矛盾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劳资矛盾，包括实施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工人下岗解雇等造成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二是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劳资矛盾与冲突。例如众所关注的拖欠工资、虐待工人、劳动安全保障等问题。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国有企业劳资关系趋于平和；而民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民营经济中的劳资矛盾和劳资纠纷也日益增多，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浙江劳资关系的基本态势
民营经济发达是浙江特色，广义的民营经济是指包括城镇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在内的所有非国有经济。狭义的民营经济主要指个体、私营经济。到2002年，浙江非国有经济占GDP比重为76.7％，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占47.1％（注：《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2003年，第11页。）。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形成了多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格局，带动了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形成了不同经济成分的市场竞争格局，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形成了浙江的体制优势。据研究测度，浙江市场化指数为9.10，市场化进程在全国仅次于广东，排名第二（注：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浙江经济的繁荣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的矛盾和问题也同样与民营经济有关，劳资矛盾和冲突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有不少理论家曾经“论证”说，我们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会造成两极分化，不会有剥削，私营企业主与工人的关系是新型的互助合作关系，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先富与后富的关系……等等，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劳资矛盾与冲突在整个中国都呈加剧之势。浙江因为民营经济的比重大，问题就更严重一些，从劳动争议的成倍增长可以看出这一点。
浙江省劳动争议案件从1987年的180件上升到2003年的34386件，增长了190倍，年均递增约1117.8％，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也比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快。从1994年到2001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年均递增34.86％，而浙江同期案件数则每年递增52.30％。浙江劳资纠纷案件总数占全国的比重也由1994年的7.4％增加到2001年的17.4％，足足增加了10个百分点，比重上升了一倍还多（参见表1，表2）。
表1 劳动争议案件数
年度 合计 仲裁委立案数 案外调解数 乡镇调解数
1987 180 180
1988 392 392
1989 458 458
1990 483 483
1991 267 267
1992 302 302
1993 1104554
550
1994 1422841
581
1995 28241204 1620
1996 31931691 1502
1997 46742496 2178
1998 81443536 4608
1999 14531
5568 3955
5008
2000 21494
6454 5328
9712
2001 27023
8902 5589
12532
2002 28344
10928 3863
13553
2003 34386
12263 5263
16860
资料来源：浙江省劳动厅。注：结案率=结案数/（当年立案数+上年结转案件数）；劳动者胜诉率=劳动者胜诉数/结案案件数；用人单位胜诉率=用人单位胜诉故/结案案件数；上诉率=不服裁决向法院起诉案件数/裁决案件数。
表2 1994-2001年全国与浙江劳动争议案件总体增长对比情况
案件总数（件）年增长百分比（％）
年度 全国 浙江 全国
浙江
1994 190981422
1995 330302824 72.95 98.59
1996 479513193 45.17 13.06
1997 715244674 49.16 46.38
1998 936498144 30.93 74.24
1999 120191
1453128.34 78.42
2000 135206
2149412.49 51.04
2001 155000
2702314.6 25.72
1994-2001年平均增长率
34.86 52.30
资料来源：1995-200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部门出面处理的劳资纠纷仅仅是实际劳资纠纷的一部分。据温州劳动局负责人估计，只占10％左右。大量劳资纠纷和侵权行为都采取私了方式或不了了之，很少向劳动部门报告。
浙江民营企业发生的劳资冲突事件，常常被媒体曝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早几年诸暨市李字集团实行“监狱式管理”，工头们欺压工人太甚，引起1000多名安徽籍民工和几千名当地群众于2000年7月和10月两次坐轨拦车，导致浙赣线火车中断运行三个多小时，造成重大损失，全国震惊。还有台州的大量雇佣童工事件，湖州织里镇多次发生的老板卷款潜逃、赖掉工人血汗钱事件等，都造成很坏影响。2004年的“五一”节期间，浙江又再度“扬名”全国，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温州“黑心作坊”漠视劳工安全保障，半数企业职工有职业病。永昌研磨厂17名工人染上矽肺，老板不闻不问，已有4名工友相继死亡。有关报道如此描述：“粉尘弥漫令人窒息，工作环境人间地狱。伤心民工苟延残喘，求医无钱索偿艰难。黑心老板漠视生命，监督部门放任不管。”读来令人血脉贲张。在“五一”期间，省内外报纸又报道：温州黄龙住宅区工地的4名民工向老板催讨工资未果，爬到双层楼高的环吊长臂上，声称不给钱就跳下去。结果，在警察的帮助下，工钱是讨到了，但这几个民工却被警察抓起来拘留3～7天。
这一系列事件和频频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严重影响浙江形象，而且损害投资环境和社会稳定，使许多投资者和劳动者都望而生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劳资冲突有向群体化发展趋势，往年集体冲突事件一般一年只有一、二次，但去年达到38起。劳资关系的严峻形势，必须引起我省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劳资纠纷的若干特点
分析浙江省劳动争议案件，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从企业类型看，私营企业劳资争议最为集中，而且所占比例上升（见表3）。个体私营企业、联营企业及股份制企业案件数的比例，三年分别为50.4％、53.5％和68.0％；占涉案劳动者人数比例分别为43.8％、57.9％和70.4％。如果考虑到乡村集体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私人控制企业，这一比例还要高。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外商和港台企业的劳资纠纷也在增长。
表3 劳动争议发生单位所有制结构
案件数劳动者当事人人数
用人单位类别
2000
20012002
200020012002
合计 6454
890210928 21175
18575
22751
国有企业 962857 919266919151623
城镇集体企业 921664 810239721111789
乡村集体企业 581539 33857571233622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555749 1222
895 15112434
私营企业 1826
30454045
6360695910242
联营及股份制企业 1054
232 2775
216132424950
个体工商户372473 611687 551 815
机关社团事业单位 124197 202124 351 270
其他 10546 6 125 112 6
资料来源：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从三年劳动争议的发展情况看，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机关社团、事业单位的案件数和劳动者当事人数都保持基本稳定，而民营经济的争议案和当事人数都大幅增长，其中私营企业案件数增长最快，2002年为2000年的2.22倍。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劳动争议涉及的劳动者人数增长最快，2002年为2000年的2.72倍。（见表3）
2.从立案处理情况看，劳动者胜诉率不断提高，表明所发生的劳动纠纷越来越多的是侵犯劳动者权益（见表4）。其中私营企业的劳资纠纷中，用人单位的胜诉率最低，2000～2002年分别为2.7％、3.3％和2.5％。劳动仲裁处理结果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2000～2002年分别为15751.89万元、14797.84万元和17624.16万元，而为单位挽回损失三年分别为1255.84万元、1485.44万元和1886.52万元，单位损失只有劳动者损失的10％左右，说明劳资纠纷受损的是劳动者。
表4 仲裁立案处理情况
年份裁决调解结案率
上诉率劳动者 用人单位 申诉经济标的仲裁调解
结案数 结案数
（％）
（％）胜诉率
胜诉率
（万元）经济标的
（％）
（％）
（万元）
19872
132 100
100
13.3 19.4
198816 230 100
5027.3 25.5
198949 241 98.3 38.8 38.2 21
199072 268 97.1 30.6 32.5 27.9
199148 165 94.8 35.4 27
30.3
199266 170 93.7 7.6
24.8 31.8
199374 252 91.2 36.4 29.6 21.7
1994146 452 92.2 27.4 26.6 12.8
1995254 663 95.2 23.63 33.5 14
1996425 869 9114.1 46.8 15
1997683 111093.6 19.5 47.4 12.2
19981037189294.3 17.5 57.4 10.2
19991629236895.8 17.5 48
11.616099110461
20001980255594.6 17.8 43.5 10.822973 17008
20012962362094.3 20.6 45.8 9.4 26948 16283
20023513498794.3 12.2 51.7 10.331412 19510
20035928347894.2 22.5 43
8.7 44213 25760
资料来源：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注：结案率=结案数/（当年立案数+上年结转案件数）；劳动者胜诉率=劳动者胜诉数/结案案件数；用人单位胜诉率=用人单位胜诉数/结案案件数；上诉率=不服裁决向法院起诉案件数/裁决案件数。
3.劳资纠纷的主要焦点问题
劳资纠纷发生的原因很多，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劳动保护和解除劳动合同四大问题上（见表5）。
表5 浙江省劳动争议原因分类（2002年数据）
执行劳动合同
变更劳 解除劳 终止劳 其他
用人单位类别劳动报酬 保险福利 劳动保护 职业培训 动合同 动合同 动合同
合计 3372 2968 2133
2854 1333469 569
国有企业 256
206
75 8 21 183 91 79
城镇集体企业 243
229
101118 113 52 52
乡村集体企业 74179
67
2 14 1
2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315
364
87 1 1 194 84 186
私营企业 1467 989
1045
4 5 361 63 111
联营及股份制企业 796
264
5394 17 376 154 125
个体工商户
200
182
208 11 1
7
机关社团事业单位 196411 99 22 7
其他 2 1 2
1
资料来源：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从表6可以看出，劳动报酬问题又特别突出。考虑到更大数量的非立案劳资纠纷，大约70％的劳动争议与劳动报酬有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拖欠工资问题。据估计，全国拖欠民工工资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一说是3000多亿），其中70％集中在建筑业。浙江900多企业调查，农民工人均被拖欠1000元以上，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每年年底都要掀起“清欠风暴”，但收效甚微。每年因欠薪引发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引发命案的报道常常见诸报端，充分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表6 1997-2000年全国按争议原因分类的劳动争议案件情况
案件总数
劳动报酬
所占比例 劳动保护
所占比例 变更解除 所占比例 其他 所占比例
年度（件）保险福利
（％） （件）（％）终止合同 （％）
（件） （％）
（件） （件）
199771524 41145 57.53 2256
3.2 18673 26.1 945013.2
199893649 51602 55.1
6931
7.4 20661 22.1 14455
15.4
1999120191 73522 61.17 7820
6.5 29608 24.6 39241
7.7
2000135206 73021 54.01 13008 9.6 35794 26.4 713383 9.9
资料来源：1998-200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三、劳资冲突的经济社会后果
不断加剧的劳资矛盾，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
1.扩大收入差距，影响正常消费，妨碍经济发展
中国近几年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大量商品供过于求。需求不足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消费水平低下，人均消费量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要扩大内需，必须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由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单纯做农业文章难以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增加非农收入，外出打工是最简单、最容易见效的增收方式。但从现有资料来看，打工工资十多年没有或很少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占26.9％，平均月支出在400元以下占88.5％。在杭州这样的高消费城市，据我们对400多个打工者调查，人均月消费额只有500元左右，不到杭州居民消费水平的1/3。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低下，外出打工也摆脱不了低收入、低消费境况，必然造成内需不足。收入的两极分化将最终导致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日益缩小趋势之间的矛盾，酿成生产过剩危机，阻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2.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现代化进程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是二元经济的典型特征。2002年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是15.4∶51.1∶33.5，而就业结构为50.0∶21.4∶28.6，偏差系数很大。一般统计，目前农村至少有1.5亿劳动力要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产业，农民市民化也必须相伴而行。加速现代化必须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民营企业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使民工望而却步，只好“以脚投票”，选择劳资关系比较平和，职工待遇有基本保障的地区和单位。
可资佐证的是“民工荒”现象。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主要是粤、闽、浙三省破天荒地普遍出现民工短缺的现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新情况。广东短缺劳工200多万，浙江外地劳工比去年减少15-20％。春节过后杭州外来劳动市场登记用工的单位2月2日就达到了5455家，提供了56841个就业岗位，但各大劳动力市场的求职登记只有7195人。宁波劳动力市场进场人员42145人，只有14703人登记求职，台州、温州、绍兴等地也出现同样情况。其主要原因，一是浙江生活费用高，二是对私营老板不放心、不信任。由于工资低、开支大，加上常被拖欠工资，所以民工不愿来。凡是生活费用上涨快的地方，凡是劳资关系差的地方，“民工荒”就特别严重。湖州“织里镇”就是典型例证。该镇去年有20多个老板逃跑赖帐被曝光，今年来打工的显著减少。5700多家童装生产企业，短缺民工上万人，以至出现“抢民工”现象。几百家企业老板等在汽车站，一有民工下车就一拥而上，抢夺行李，争相拉客，互不相让，甚至大打出手，把那些打工妹吓得哇哇大哭。
3.加剧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
浙江由于劳资矛盾造成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城市刑事案件中，70％是外来人员作案。而且心理上的对立情绪在加深，有可能重新走上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网上有人发邮件询问劳动争议方面的问题，署名就是“我恨资本家”。媒体报道的河南一杀人惯犯，流窜四省杀死十多人，震惊全国，其仇视社会的心理就是从他在广东打工，老板赖帐，不给工钱的痛苦经历中形成的。《青年时报》2003年6月29日报道劳资冲突事件，标题为“前一天工人杀经理，第二天经理杀工人”，叫人看得心惊肉跳。地点同在萧山，起因都是源于工资纠纷。类似的事件经常见诸报端，可见决非个别现象。
可以说，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将是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定时炸弹。
四、转型时期劳资关系的特殊性
在雇佣制度条件下，劳资冲突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企业主是资本的人格化的代表。资本必然追逐利润最大化。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成本与利润成反比。企业主为了获取足够多的利润，必须努力降低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劳动者的工资具有两重性，对于劳动者是收入，对于企业家则是成本。劳动者追求收入最大化，资本家则追求成本最小化，这就必然形成劳资矛盾。有的人问，现在的老板也是工人、农民出身，为什么对工人这么狠？这个问题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是由于劳资双方内在的利益冲突所决定的，而与当事人的出身无关，马克思老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前中国已没有什么资本家，现在的私营业主基本上是这一、二十年从工人、农民、干部中演化而来，但一旦承担了“资本家”这一社会角色，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冲动和外部的市场竞争压力都会驱使他们尽力压低劳动成本。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有效约束，这种逐利行为就会导致侵犯劳动者的正当权益。这是雇佣劳动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
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现行的劳资关系又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特征。
一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由于劳动力总体上大大超过需求，且供给质量不高，劳动者人力资本缺乏。这种状态使得劳动者，尤其是文化、技术素质较低的那部分劳动者在与资本结合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资本抗衡的力量，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处于严重失衡状态。
二是制度规范的特殊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平等。但中国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制度建设都处于严重缺损的状态。农民和农民工受到强烈的制度歧视，用胡鞍钢的话说是“一国两制”。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国民待遇，缺乏有效的制度保护，加上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失衡，由此造成其双重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实际地位甚至比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还要低。一个明显的例证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尽管饱受过度劳动、童工剥削、工资菲薄之苦，但都没有拖欠工资甚至赖付工资的现象。读遍《资本论》也找不到拖欠工资的描述。
三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特殊性。讲到民营企业劳资关系时，人们往往对民营企业老板的压榨行为义愤填膺，痛责老板“黑心”。殊不知，民营企业的老板也有一肚子苦水。简单地用“强资本、弱劳动”来概括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并不准确。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多重挤压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恶劣。在意识形态上，姓社姓资的争论时起时伏，“资本主义”的阴影长期笼罩在他们头上，一有风吹草动，这种阴影就变成大棒向他们挥来。在政策待遇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在获得生产要素、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许多方面都受到歧视。在竞争实力上，民营企业资本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要素禀赋差，难以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匹敌。民营企业的惟一优势是机制灵活，生命力旺盛，以此弥补其实力的不足，在严酷的环境中艰苦求生、顽强成长。
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与其说是“强资本、弱劳动”，不如说是“相对的弱资本与绝对的弱劳动”。劳动者地位之弱不必说，民营资本的弱首先是相对于国资、外资的市场实力而言，其次是相对于政府的管制力量而言，他们起步晚、起点低、实力差，地位孱弱，却要生存，于是“抽刀向更弱者”，把成本和损失转嫁到比他们更弱的劳工身上，由此造成对劳动者，尤其是对农民工的压迫和伤害。
因此，我们考察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必须将之纳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不能孤立地就劳资关系讲劳资关系，简单地讲谁对谁错，然后惩罚了事。这将于事无补。而且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民营经济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我们必须促进而不是限制其发展。既要保护民营经济，又要缓解劳资矛盾，唯一的“解”就是在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促进民营经济不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同时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解决好劳资双方权利界定和利益分享问题。也只有通过加快发展、“做大蛋糕”才能为“分享蛋糕”、实现双赢创造条件，从而实现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五、关于劳资关系调整的若干建议
妥善处理劳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新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重要环节。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矛盾，既是体现“以人为本”原则，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保证浙江经济继续发展的需要。各级领导应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切实采取措施，遏止劳资关系恶化势头，并创造出化解劳资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新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劳资关系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应该敏锐地认识到，当前出现了有利于解决劳资矛盾的极好机遇。一是“新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保护劳工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为缓解劳资矛盾提供了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和舆论支撑；二是国际上关于企业社会道德责任的运动正在兴起，SA8000等国际认证标准正在逐步推行。浙江作为出口大省，出口企业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调整劳资关系的外在压力，这将成为改善劳工待遇，实现劳资和谐的新契机；三是“民工荒”的出现，将迫使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感受到恶待劳工的现实危害性，对劳资关系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浙江省作为具有市场化先发优势的发达省份，应抓住这一时机适时调整劳资关系，完善劳动力市场。
企业的劳动雇佣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的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市场经济作为建立在自愿选择、平等交换基础上的经济体制，必须以交易双方的权利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为前提。鉴于现阶段民营经济的特殊性，调整劳资关系必须以两种产权同等保护，两种产权平等交易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企业主拥有物资资本，这两种产权必须得到国家同等的法律保护，不可厚此薄彼。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这两种资本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能凭借自己有利的市场地位而恃强凌弱，欺压对方。根据这一原则，我们的当务之急，一是要消除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外商资本之间的不平等待遇，消除政府对民营资本的歧视性政策和霸道作风（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二是要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身份歧视，给予城乡劳动者以同样的“国民待遇”。通过劳动力市场整合而促进城乡一体化。三是构建人力资本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相互结合、相互制衡、相互转化的企业产权模式和相应的治理机制，真正创造出劳资合作、共享发展收益的新型劳资关系。
为此，特提出几条建议，供各级领导决策参考。
1.在各级政府内部统一思想。主管经济发展的部门、劳动部门以及其他执法部门应达成共识，纠正重招商引资、轻劳工保护的倾向，澄清某些人认为的保护劳工权益将会加大劳动成本，不利于吸引投资的错误观念，确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观念，树立改善劳资关系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减少社会成本，有利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思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统一。
2.把调整劳资关系与建设“信用浙江”有机结合起来。以清理工程拖欠、工资拖欠为突破口，加强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市场秩序建设。要加强劳动执法的力度，对侵犯劳动者人身权利和正当经济收益的违法行为严加惩处。对拖欠工资行为要采取强有力手段彻底根治。建议以2005年为界，对老的拖欠工程款和工资款加快清欠步伐，对新的拖欠款则按照国家规定处以罚款。如果仍然坚持拖欠甚至是抗拒，则可仿照银行罚息的作法，以日计算，累进加罚，罚款部分作为给被拖欠者的补偿。让恶意欠款、欠薪者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赔上血本，从而杜绝此类行为。同时政府自己以身作则，带头归还拖欠的工程款，并且做到没有新的拖欠。把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与企业主、包头工拖欠工人工资同等看待、同样处理，既体现了对民营企业财产权和劳动者人力资本产权同等看待、同样保护的原则，又能从源头上制止对劳动者合法利益的损害。
3.利用省政府即将推出的“民营企业家培训工程”计划，加强对企业家的劳动法制教育，把遵守有关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尊重劳动者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使企业主充分认识到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的重要性。要抓住国际认证机构推行出口产品劳动标准认证的机会，加强企业社会道德责任的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教育。把社会道德责任运动从出口企业推广到一般企业，使企业既从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又从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充分认识劳资关系和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强化道德约束，自觉、主动地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不断调整和改善劳资关系。
4.把劳动者能力建设纳入“人才强省”战略框架，加大对一般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是改善劳动者地位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鉴于目前民营企业的职工中90％是农民工和外来民工，因此，必须把农民工和外来民工的培训问题统筹考虑。这种培训的重点应是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技能的培训；二是劳动者权益及其实现途径的教育。事实证明，很多劳工利益受到侵犯是他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相关的法律知识造成的。目前，民工培训的内在需求很大，关键是经费问题如何解决。民工自己出不起钱，企业和当地政府不愿出钱，从而使得民工培训的内在需求难以成为现实需求。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经费问题的可行办法。按照衢州市农民技能培训、政府买单的模式，每个农民的培训费用大约为150元/年。如果筹资1-2亿元，一年可培训农民工上百万人，这笔钱也可由政府、企业共同负担。从理论上讲，外来民工为我省经济发展作了贡献，地方税收中也有他们的功劳。我省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从公共财政中拿出部分经费用于他们的技能建设和素质提高，应是一种经济补偿和利益均衡的措施，情理上说得通，实际上负担得起。采取这样的举措，可反映出我省的气度和胸襟，也有利于消除过去因劳资冲突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改善浙江形象。
5.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先工伤，后医疗，再养老”的顺序，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探讨更加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措施。由于民工的流动性强，目前单一的个人帐户养老方式不适应实际需要。企业不愿出，很多民工个人也不愿投保。一旦流动到其他企业，民工往往要求退保，但只能退回个人投保部分，企业投的部分等于白交。有鉴于此，可考虑两种方式并行。稳定性强、素质高的职工继续采用现行方式，流动性强的民工可采用退职金的养老方式。按照其在企业工作时间长短，比照养老保障标准发放退职金，用于个人储蓄性养老。这样做，更加公平合理，且操作方便，容易为企业和职工双方接受，建议进一步研究实施。
6.加强民营企业的工会建设，使之真正发挥团结工人群众，保护劳动者利益，制衡资本侵权的有效作用。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目前工会对争取工资上升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维护劳动者社会福利保障、劳动合同签订等权益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问题在于，一是工会独立性不够，总体上影响力不强；二是工会作用对城市工和农民工存在差异，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比率低，工会对农民工的权利保障也更薄弱。（注：参见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今后在加强工会建设方面，要突出工会的代表性和独立性，让工会真正成为工人意志和利益的代表，通过民主选举把有胆识、有能力、有正义感的工人选拔到工会领导岗位上来。要在制度上保护工会领导人的权利和利益，不允许企业主通过解雇工会领导人和工会积极分子削弱工会的制衡力量。建议明确规定企业对工会委员的解雇必须提出的理由和条件，并经劳动部门批准。同时进一步完善集体谈判和劳资协商制度，要给予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罢工尽管会有负面影响，但是一则这是对企业主侵犯工人权益的有效制约，二则影响的是企业生产和经营，其损失主要是企业承担，比起工人采取卧轨、堵塞公路交通、自杀、自焚等极端手段来，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要小得多。
7.进一步加强劳动执法监督和劳动仲裁制度。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如温州等普遍反映劳动执法力量不够，劳动仲裁人均工作量太大，难以承担工作负荷，造成执法效率和质量下降。可考虑对民营经济发达地区适当增加劳动执法和劳动仲裁力量，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他们行使权力。也可借鉴深圳等地的经验，建立兼职的劳动巡视员、工资巡视员队伍，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防患于未然，把劳动纠纷和劳资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防止演化成恶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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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如果我省能在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处理上大胆创新，率先垂范，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促进我国的劳资合作和社会和谐，这将成为我省对全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