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扩展普尔分析框架的中国货币 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杨 云，仲伟周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选取2008—2017年中国货币数据，在测算季度潜在产出、通胀、利率和通胀预期等指标波动值基础上，通过构建包括预期和总供给函数的普尔分析，比较了两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损失函数，以期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提供一个分析视角。研究发现：2008—2017年数量型规则虽优于价格型规则，损失函数大小较为接近，但依据金融市场发展状况，以2013年为节点，2013年后价格型目标的优势明显上升，损失函数数值之比由2008—2012年的0.87大幅上升至1.467。综合上述分析，认为价格型中介目标成本优势日益明显，更适合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实际，应积极推进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
关键词 ：普尔规则；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政策建议
引 言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工具不能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活动，因此不能直接地达到其预定的最终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只能通过某些中间变量的影响作用实体经济，从而实现最终目标。这些中间变量就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且，货币政策工具对最终目标的影响程度和效果具有时滞性，因此需要通过中介目标来观察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情况。当然，要发挥好上述作用，作为中介目标必须与最终目标之间具有相关性，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还必须具有可测性和可控性，即容易为货币当局统计测算并有利于开展宏观调控。大体上，当前各国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利率和货币总量上。
美国经济学家Poole在20世纪70年代提供了一个研究货币政策模式及其目标的经典方法。关于普尔的研究成果，有专家学者称之为“普尔理论”，有的专家学者称之为“普尔规则”，有的专家学者称之为“普尔分析”。他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或者价格作为中介目标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孰优孰劣；若经济扰动主要来自商品市场，市场结构和金融产品相对单一，且存在大量财务软约束和对利率不敏感的企业，那么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就是相对占优的选择；反之，若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高，经济扰动主要来自于货币市场，那么以价格作为中介目标就是占优选择。应该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动态演进的特点，其应与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匹配，尤其应该与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变化相一致。具体实践中，应不断动态调整以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一般而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货币需求函数越不稳定，为实现数量目标所要容忍的利率波动程度就越大，此时，以价格作为作为目标会更好。事实上，多数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当时主流经济学派观点的影响，1970年美国逐步放松利率管制，1986年彻底废除了限定存款利率上限的Q条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下降，货币主义理论关于货币需求稳定的前提假设不复存在，1993年7月美联储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运用类似泰勒规则来设定联邦基金利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为人联邦基金利率波动，货币政策再次转向价格型调控框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韩国M2的稳定性下降，虽然之后韩国央行推出了包括M2、大额存单和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新中介目标，但1998年4月，韩国央行仍然正式引入了通胀目标，并于199年开始每月宣布目标利率水平，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式转向价格型。2010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印度央行将货币政策框架转变为以价格型为主，通过调整回购及逆回购利率之间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同时还建立了流动性条件便利，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在利率走廊内波动。
表 1中介目标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国家的案例
我国自1996年起以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来，较好地实现了“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最终目标。盛松成等(2008)运用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M2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有效的。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都面临较大的挑战，逐步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过渡，也成为当前我国实践中需要研究和关心的问题。
普尔分析的基本框架，提供了一个研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模式的简洁而经典视角，但在解释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中，有两个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一是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需要由短端利率传导到长短利率，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和预期。经济增长既要考虑供给问题，必要考虑预期因素。根据理性预期无效论，既然中央银行不能在长期影响产出，那么把控制通胀作为唯一目标就是合理的，但高科技泡沫和金融危机均是在低通胀且经济增长条件不错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预期管理理论再次引起重视，欧美国家央行制定政策的透明度不断增加，中央银行与市场沟通力度不断加大，利率平滑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操作中的普遍现象。事实上，预期管理已经成为主要国家央行的重要工具，比如美联储的“前瞻性指引”，有效的预期管理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一 、文献评述
我国自1996年起以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来，较好地实现了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最终目标。盛松成等(2008)运用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M2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有效的。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都面临较大的挑战，逐步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过渡，也成为当前我国实践中需要研究和关心的问题。
国内近年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需要一种兼顾数量和价格的混合型中介目标框架作为过度；二是认为需要在广义货币的基础上扩展数量型中介目标；三是认为当前价格型中介目标的条件已经具备。张勇等(2017)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研究，认为价格型框架的渠道并不畅通，我国当前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混合型”框架，从实践效果看，这种框架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孙国峰(2016)认为，混合型政策工具优于单一型政策工具，如果更加注重GDP目标，那么数量型工具为主、价格型工具为辅的调控效果相对较好；如果更加注重通胀水平，那么价格型工具为主、数量型工具为辅的中长期调控效果较好。卞志村等(2015)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研究了我国央行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央行应该在不放弃数量型工具的同时，逐渐增加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比例，建立以利率进行短期调控、以货币供应量进行长期调控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由原先以M2与人民币新增贷款为主转向M2与社会融资总量并重，同时兼顾多层面的货币流动性指标。胡志鹏(2012)认为，我国货币需求函数已随着金融创新、直接融资的发展而变得不稳定，数量型调控模式效果已难以保证，中国的货币政策过渡到价格型调控模式的条件目前已经成熟。
式中所有变量都被正规化处理，代表对稳态水平的偏离，且以对数形式表示。y 、i 、m 分别代表产出、利率和货币供应。u t 、v t 是扰动项，u t 和v t 均值为零其方差分别为σ u 2和σ v 2。
整理一阶条件并结算损失函数可得：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廓清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模式选择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特点，比较了各自的优劣高下，基本上认为数量型中介目标的优势正在丧失，其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供给和预期因素研究尚欠缺，因此对不同模式下损失和成本的比较差距也不尽相同。本文加入了预期通胀因素，以期模型更符合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特点。
把上式写成三种不同冲击的形式：
二 、普尔分析及货币中介目标
普尔分析的前提是：中央银行只能连续观测到当期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情况，不能得到通胀、产出等信息，因此，中央银行无法根据市场利率的情况来判断经济的确切情况。
假设中央银行的目标是使得产出偏差方差最小化minE [y t ]2。在利率为中介目标程序下，产出偏差的方差为
在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程序下，可由IS-LM解出产出偏差的方差为
在稳定产出的目标下，比较二者的方程就可以评价不同政策。如果
那么意味着利率中介目标程序优于货币中介目标程序；反之，如果σ u 2
利率中介目标程序优于货币中介目标程序。
因此，普尔认为，当随机冲击和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总需求和商品市场时候，那么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比较合适；如果冲击主要来自货币市场，那么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比较合适。先建立一个简单的IS-LM模型：
y t =-αi t +u t
m t =y t -ci t +v t
利用普尔分析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问题的研究不多。张衔(2004)通过对具体参数的估计，利用基本普尔分析方法，研究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索彦峰(2006)在普尔基本分析中静态IS-LM模型加入金融创新因素，在理论上比较了金融创新初期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期最优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金融创新初期，加入金融创新因素的情况下，结论与标准普尔分析相同；在金融创新加速期，由于货币需求冲击的方差越来越大，因此选择利率而非货币供给作为中间目标更具有吸引力。伍戈(2016)利用2008年至2015年的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认为基于普尔视角的数量型调控框架要优于价格型的框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越性已经减弱，这主要是与金融创新不断深化有很大的关系。
3.制造业税前扣除不合理。《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关于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都在准予扣除的范围。同时，《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也规定，股息、红利、税款、税收滞纳金、罚金、罚款等属于不允许扣除的范围。从立法上看，虽然有关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的各项扣除规定相对宽泛，但在实践中，由于企业形式繁多、扣除条目不明晰、扣除标准不明确、规定过于笼统，故缺乏可操作性。譬如，在实际生产中，制造业企业无法区分和举证有多少可报销的通讯费、交通费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因此，即使在立法上允许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中给予一定的扣除，在实践中却往往不被税务机关所认可。
基本普尔分析以简单的数理逻辑分析比较了不同经济扰动性质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最优选择，是一个基础性的框架，但其缺点是与具体的经济环境脱节较大。分析具体国家具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需要在基本的框架基础上，加入有代表性的参数，以便更好地估计当前政策目标和工具的有效性。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看，总体上呈现出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不足并存的矛盾，产能缺口主要体现在中高端产品的供给上。这是近年来一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是当前侧重供给侧改革的逻辑所在。因此，分析当前我国经济扰动的性质进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需要对供给端的冲击予以充分考虑，在基本普尔分析的框架基础上，加入供给冲击和价格因素。
参照瓦什(2012)的分析方法，假设中央银行的目标是稳定产出和通胀(这个目标更符合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同时加入价格和总供给冲击，具体模型如下：
y t =y n +a (π t -E t-1 π t )+e t
(1)
y t =y n -α (i t -E t π t+1 )+u t
(2)
m t -p t =c 0-ci t +y t +v t
(3)
式中，y t 代表t时期的名义产出水平，y n 代表名义均衡产出水平，则(y t -y n )代表偏离均衡产出的水平；π t 是通胀水平，i t 是利率水平。(1)—(3)分别代表了总供给方程、总需求方程和货币需求方程。
假设中央银行的目标是使得损失函数E [λ (y -y n )2+π 2]最小化，其中λ 是产出目标系数。
按照基本普尔分析的方法，分别推导出在利率程序和货币程序下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除加入价格和总供给冲击、通胀等因素之外，还在中央银行损失函数中加入了通胀因素。
(一 )利率中介目标程序下损失函数的最优化
根据中央银行目标函数，中央银行总是将工具值设定在预期通胀为零的水平上，假定决策者在利率中介目标程序下最优化损失函数，问题变为：
整理一阶条件并计算损失函数：
(4)
(二 )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程序下损失函数的最优化
在货币为中介目标的程序下，估算损失函数要先估计名义利率。(1)、(2)式以通胀的形式表示，而(3)式以价格的形式表示，由于在做出政策决策时，p t-1 是已知的，故可将(3)式中的m t -p t 表示为m t +p t-1 -π t (考虑π t =p t -p t-1 )。
λ代表了中央银行对产出缺口和通胀水平的关注程度，其值越大，代表了中央银行在面对稳定产出与通胀的政策权衡时，更多倾向于减少产出波动。一般的，λ分为(0,1)、1、(1，∞)。分别赋以0.5、1和2，对货币政策损失函数进行了测算，即货币政策规则逐渐倾向于更注重稳定产出，借鉴其赋值，我们对本文框架下的损失函数进行了测算，不同的λ对损失函数值并无较大影响。此文中，我们将λ设定为1，即在损失函数中，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具有同等重要的权重。
由(4)可得i t 并带入(2)式得：
(5)
综合(1)、(5)可得：
颜悉达通过考察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现状，提出应全力发展农业为主的生产教育。他认为，中国是“小农的自然物佃租形式的经济基础”，“应该以农业生产为教育的全部着眼点”，尤其应注意适合农村改经济基础的技能教育，使农业生产教育成为复兴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12]。
(6)
(7)
令μ t =m t -c 0-p t-1 -y n -v t ，将μ t 视为一个政策变量，将(6)、(7)并代入损失方程，假定决策者在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程序规则下最优化损失函数，问题变为
在国外相关研究中，瓦什(2012)扩展了普尔的分析框架，认为普尔的基本分析没有区分货币总量和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货币基础，通过假定货币乘数为利率的增函数，带入普尔的IS-LM模型，其结论与基本普尔分析类似。由于普尔基本模型忽略了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总供给扰动等因素，一些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操作程序时，纳入了上述及其他因素。Ireland(1999)评价了货币规则以及根据1980年以后联储行为估计出的利率规则，认为利率规则要优先于固定货币增长规则。Claudio(2017)等认为，金融危机后，人们对金融市场有效性普遍提出了怀疑，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假定金融市场没有摩擦， 这也是常态货币政策框架“单一目标、单一工具”的理论基础。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近年探索表明其更加重视数量型工具及其对长期利率的影响。考虑到长期利率与作为货币政策传统目标的产出和通胀联系更加紧密，因此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摩擦较大时，不能完全依靠调节短期利率以间接影响中长期利率，还需要直接影响长期利率。
(三 )中介目标的选择
如果决策者在现有目标程序下，最小化损失函数，那么比较不同操作程序下损失函数的值，可以判断不同中介目标的优劣。
如果L (i )<L (m )，则利率规则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意味着：
算了算，一个月下来，我们共跑了十万多只表把订单，不过加工费被压得都很低，平均在一毛三左右。我们以接到订单为原则，以盈亏平衡为底限，只要能维持工资、伙食费、房租这些日常开支，就知足了。
采用SPSS软件统计分析数据,护理质量等计量资料采用(±s)描述,t检验分析差异,护理满意度采用(%)描述,X 2检验分析差异,以P<0.05作为差异校验标准。
由上式可以看出：如果货币冲击
过大，那么利率目标程序优于货币目标程序；如果
的系数为正，需求冲击较大，意味着货币目标程序更为有效。这和基本普尔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另外，如果供给冲击为0，那么最优中介目标和损失函数中的产出目标系数λ 无关，如果λ 比较大，那么货币当局可能更倾向于利率中介目标程序。
三 、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面的分析，是利率规则还是货币供应量规则，取决于损失函数。通过对损失函数中各参数的估计，可以比较不同规则下损失函数的大小。
我们选取2008年3季度至2015年4季度作为分析区间。根据普尔分析的思路，本文中各项指标均为对均衡值的偏离，即通过季节调整后，采用HP滤波方法，分离波动项。以各季度现值GDP扣除价格水平后数值季调值作为y，通过HP滤波后得到趋势项和周期项，其中趋势项即为潜在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再次滤波，求出潜在产出的波动值；以GDP平减指数衡量通胀水平πt，通过滤波求出偏离值；由于中国经济投资拉动的主要特点，价格水平选取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增速更具代表性。利率选择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本文中所有的季节调整方法均采用X12加法处理。
关于通胀预期，有两种方法计算：一种是概率法，一种是差额法。其中差额法是景气调查中常用的分析方法，用“认为下一期物价上升”的人数百分比和“认为物价下降的人数百分比”的差额度量预期的强度，其数值处于[-1,1] 之间。如果所有消费者都认为物价有上升趋势，净差额取最大值1，反之如果所有受调查的消费者都认为物价有下降趋势, 则净差额取最小值-1。当净差额为正值时，认为物价将上升的人数占比大于认为物价下降的人数占比， 则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反之亦然。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的景气调查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较为便捷地测度通胀预期。参照肖争艳等(2004)的方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中消费者关于物价预期的看法，用R t 表示调查者中选择“下一期物价将上升”人数的百分比，以F t 表示选择“认为下一期物价将下降”人数的百分比，计算当期的通胀预期，并做季节调整。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E t π t+1 =β (R t -F t )
处理后的主要预期数据见表2。
表 2预期指标数据
从数据直观地看，景气调查中预期物价“上涨与下降之差”作为预期数据基础，基本与通胀同比数据相匹配，因此，可以将此项指标作为基础，测算通胀预期(见图1)。
图1 景气调查预期指标与实际指标对比
方程(1)-(3)给出了总供给函数、总需求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方程中包括预期等前瞻性变量。由于新凯恩斯的货币传导模型已经成为近年来货币政策分析的标准工具，该模型将宏观经济简化为由两个方程构成的体系：一是总供给方程或菲利普斯曲线，将通胀与通胀预期和产出缺口相联系；一是总需求曲线即IS曲线，将产出缺口和产出缺口预期及事前实际利率相联系。伍戈等(2016)认为，引入前瞻性标准的实证结果往往不太理想。为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本文对各参数的估计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1期项，解释变量采用滞后一期数值。
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广的规则必须是契合国际贸易现实的当代商事规则。要使我国推广的国际商事规则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我国必须先有较为完善的国内商事规则。尽管我国目前就商主体和商行为已经颁布了大量的单行法规，但这些单行法规缺乏统一的商事立法原则和指导思想，不但对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调整缺乏清晰的方向性指引，在具体规则的设置上也彼此冲突，国内的商事交易和商事司法时常陷入混乱。所以，要实现中国商事规则的域外认同，首先必须解决当下国内商事立法不独立、不发达的窘境，构建完善的商事法律制度。
基于硅基集成的可重构微波光子前端………………………………………………霍元东，于鸿晨，陈明华 24-4-42
上述遴选的模糊算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计算过程，出于工作量和计算准确度的考虑，不可能采用手工计算。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常常借助Matlab和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相对繁琐的运算，对于相对简单的计算要求，也可以运用办公软件Microsoft Excel进行，此软件使用起来相对便捷。
表 3不同规则下 2008—2017年货币政策损失函数值比较
表3以2008年—2017年的季度数据为基础，对比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损失函数发现，数量型规则略优于价格型规则，数量型与价格型框架下损失函数数值之比为0.9553，损失函数大小较为接近。从国际经验看，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向价格型转变过程中，多数国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2012年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入加速阶段，2013年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不再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设置存款利率上限，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理论上，2012年之后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的损失函数应该增加。2013年我国金融市场发生了钱荒，金融市场利率波动大幅增加，银行通过同业业务扩大资产规模，资产和负债端的期限错配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本文在对2008年以来总体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13年为节点，对前后的数据进行了重新的估计。表4实证表明，2013年后价格型目标的优势更加突出，数量型与价格型框架下损失函数数值之比由2008—2012年的0.8674大幅上升至1.4615。
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损失函数大幅提升，说明随着金融创新，货币数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其自身的可测性在不断下降，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直接的相关性进一步下降。
电阻率值为10.69～18.84 Ωm，声波时差为220.24～306.60 μs/m。砂岩视电阻率曲线多呈尖峰中低阻，自然电位曲线多呈宽浅凹形或“V”字型漏斗。
表 4分阶段不同规则货币政策损失函数比较
四 、结论和建议
在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上，既着眼长远，又兼顾当前，积极研究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框架，为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奠定好基础。
仿古建筑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运用，仿古顾名思义就是依据古建筑的形式来进行现代建筑设计与建造，比如有很多地方为了影视剧的拍摄而建起的一系列古代街道、房屋甚至皇宫，还有一些旅游景点的亭台楼阁都是根据古建筑的风格建造而成[5]。
一是疏通价格型政策的传导渠道。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其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依赖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培育完整的基准收益率曲线体系，反映价格型调控由短端向长短的传导；进一步加强经济部门的财务硬约束，减少以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落后产能等为代表的“扭曲部门”的信贷供给，增加对制造业等实体部门的信贷支持，减少信贷市场需求中的两部门特征，更好地发挥资金价格的资源配置作用。
红狮控制作为一家资深的自动化技术与设备供应商,在物联网时代也将其自身的定位突破传统自动化的限制，积极发展云计算、网络通信技术以及无线和蜂窝等技术以实现对制造业技术的再度升级，公司已经基于成熟的自动化技术的基础尝试了众多智能制造方面的产品，相对应的云平台接入和整合的产品不仅有无线通信类的产品，也有控制转换类的产品。
二是逐步确立价格型框架下的货币政策规则。由于货币政策规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具有重要的锚定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我调整功能，避免中央银行过度、频繁操作对货币市场的不利影响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利率走廊的合理边界。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丰富和补充了SLF、MLF等货币政策工具，借助MPA考核，以准备金利率为下限，SLF利率为上限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利率走廊模式。下一步，需要在现有探索的基础上确定中介目标所要锚定的总量目标，并逐步确定政策利率边界的规则。
三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预期管理。相对于数量型中介目标，中央银行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对价格的影响更为敏感，因此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以及货币市场的运行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预期是否稳定。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显著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会计电算化的理论与实践知识较为复杂，即使学生已经掌握了相应的操作方法，实践过程中仍可能忽略相应的操作流程[2]。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各高校会计电算化课程教师，已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多数教师均会在课堂中提醒学生，应按流程操作。但由于教学资源匮乏，缺乏教学案例，学生往往很难意识到按流程操作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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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吴培新.2008. 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2): 47-51.
孙国峰. 2016. 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J]. 清华金融评论(1):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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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 of Intermediary Targets of China ’s Monetary Policy Based on the Extended Poole Analysis Framework
YANG Yun, ZHONG Wei-zho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 ’an 710060，China )
Abstract :By adopting China’s monetary data from 2008 to 2015,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fluctuation value of quarterly potential output, inflation, interest rate, inflation expectation and other indexes. Then by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Poole analysis that encompasses functions of expectation and total supply, it compares the loss functions in the intermediate targets of two monetary policie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choice of intermediate targets of monetary policy.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overall, quantity-based rules were superior to price-based rules between 2008 to 2017 with loss functions close to each other in values. However,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the year 2013 became a time node in that the superiority of price-based rules started to rise significantly after that and the ratio of loss function values rose to 1.467 from a previous 0.87 in the period of 2008-2012. Based on thes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cost advantage of price-based intermediate targets is gaining prominence and is more suitable to the present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which shows that the intermediate target of monetary policy should transform from quantity-based towards price-based.
Key words :Poole Analysis; Monetary Policy; Intermediary Target; Policy Suggestion
作者简介 ：杨云(1981— )，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金融经济研究；仲伟周(1968—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金融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 ：F8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19)01-0150-08
收稿日期： 2018-05-12
(编校：少卿)
标签：普尔规则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中介目标论文; 政策建议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