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己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活动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学术活动论文,己任论文,中华论文,研究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近百年来，北大形成了学习、研究、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严复、章太炎、蔡元培、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梁漱溟、顾颉刚、林语堂、傅斯年、罗常培等学贯中西的大师都曾在北大长校或任教。五四时期，应蔡元培校长之聘，鲁迅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胡适先生在北大授课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用近代方法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民间歌谣与传说的征集、研究，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研究，都是北大发起的。我国最早的考古学研究室也是在北大建立的。后来，北大又荟萃了汤用彤、冯友兰、王力、魏建功、翦伯赞、朱光潜、邓广铭等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如今，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林庚、侯仁之、宿白等久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仍然健在。他们培养的学术接班人，已成为今日北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
为了继承与发扬北大的这一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北大人文学科的学术优势，更深入地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促进社会现代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服务，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于1992年1月6日，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著名学者袁行霈教授任中心主任。中心设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一批学有专长、年富力强的教授和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四系的现任系主任组成。中心并没有专职研究人员，而是依托整个北大，特别是文、史、哲、考古等系，通过管理委员会组织、协调各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把全校两百多位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一个兼有研究功能和策划、组织功能的跨学科、虚体性的学术机构。这种组织形式体现了尊重学者和灵活务实的特点。中国《人民政协报》发表文章这样评论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一个横跨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四专业的综合性文化研究机构，它只是一个‘虚体’，却能办成引人注目的实事。它使人看到传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中心成立六年多来，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发扬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奋发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
一、编辑出版大型学术年刊《国学研究》。现已出版1—4卷， 第5卷亦已编定付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组织并资助30多项研究课题，规划出版《国学研究丛刊》，已陆续出版11种13册：《中国文学简史》（林庚著）；《汉唐史论稿》（汪篯著）；《来之文录》（季镇淮著）；《三国演义丛考》（周兆新著）；《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著）；《清一条鞭法》（袁良义著）；《义和团史事考》（林华国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一、二、三分册，李锦绣著）；《中国兵学文化》（张文儒著）；《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王锦贵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策划、筹办“汉学研究国际会议”，编辑出版《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分文学卷、语言卷、历史卷、哲学卷、考古与科技史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与美国南海公司、北京大学电化教学中心合作，摄制《中华文化讲座》电视系列片100集， 并配合该系列片的播放而编辑出版《中华文化讲座丛书》（分一、二、三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五、与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中华文明之光》电视系列节目150集， 并配合该系列节目的播放而编辑出版《中华文明之光》文本（分上、中、下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又与江西21世纪出版社合作，出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中华文明之光》配图本。
六、组织编写《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由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现已出版40集。
七、举办学术报告会、研讨会。1995年暑期，与全国台联、海协会等单位合作，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台胞研习营”。多次组织文、史、哲等系教授到北京市一些高等院校和社会团体进行传统文化讲座。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中心学者们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中心的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和鼓励。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国学研究》首卷问世后，一位学者热情地评论说：“这是我国当代国学研究方面高层次、高水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第一等的学术！”海内外一些著名学者指出，《国学研究》是一本学术严谨、内容丰厚、品味高、有特色的学术刊物，如能坚持下去，并且越办越好，可望成为一种在国内外具有权威性的学刊。《国学研究丛刊》中的一些著作，不仅在国内获奖，而且被译介到国外，成为一些大学的必读参考书。中国《人民日报》曾发表长篇报导，赞扬一向是国学研究重镇的北京大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举起国学研究的旗帜，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中心所做的文化普及工作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华文化讲座》电视片在校内和国外华语电视台播出后，受到一致好评，被中国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教育音像出版物一等奖”。《中华文明之光》系列电视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先后试播和正式播出，全国各地和海外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收看，社会反响热烈，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好评。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函来电，对这套电视节目的开播表示欢迎与祝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部分代表反映：这套节目虽然旨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在深微的精神层面上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九十多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亲自打电话到中央电视台，认为这套节目格调高雅，深入浅出，是近年来难得多见的好片子。一些老干部高兴地说：北京大学与中央电视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这种把口号变为行动的务实精神，认真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态度，很值得提倡。一些中学教师说，这套节目主题鲜明，知识性强，寓教于乐，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海外华人也认为，这套节目有利于华裔后代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利于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许多观众来函来电索要讲稿和录像带。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联系渠道争取这套节目的转播权。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特地给北京大学和中央电视台发来贺信，指出：“你们利用现代化传播媒介，把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这种努力值得充分肯定。”《中华文明之光》电视系列节目先后获得中央电视台“1995年电视节目优秀奖”、“1996年电视节目一等奖”。根据《中华文明之光》提炼改编的系列电视片《上下五千年》，在中央电视台每晚黄金时段播出，受到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与欢迎。
文化研究与传播需要适宜的土壤和氛围。北京大学以丰厚的人文资源为繁荣民族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从这里尽情地汲取丰富的营养，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同时，也为校园文化增添光彩，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营造着校园文化氛围。大学生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要从历史文化渊源中寻求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当《中华文化讲座》电视片首先在北大校内播放时，立即遇到了众多的知音。他们说：“无论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还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热忱，都使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和洗涤。”当《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国学，在燕园悄悄兴起》时，燕园的学子们倍受鼓舞，北大一百多个学生社团联合发起举办“国学月”活动。在这期间，校园内举办了多种多样的读书会、报告会、展览会、讲演会，既红红火火，又扎扎实实。记得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同学们请来了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等国学大师。能容纳几百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过道里、讲台上都挤满了听众。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提问，导师们幽默睿智地回答，引发了一阵阵笑声与掌声。智慧的火花与情感的交流使得台上台下融成一片，气氛极其热烈。正是在这样的校园文化氛围中，北大的莘莘学子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与熏陶，养成了高雅的志趣与情操。一位同学说得好：“在经商、选美、炒股轮番轰炸之后，我们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能溶入自身素质中的东西，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亲切感。”当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袭来时，北大学生以“时代需要爱心”为信条，自发组织了“爱心社”，把关怀与温暖送给需要帮助的师生。当社会上一些人热衷于选美活动时，北大女生却郑重地发表宣言，拒绝参加选美。也是北大的学生，带头开展“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的“修身”活动，赢得社会上广泛的赞誉和响应。
回顾中心的工作历程，我们深深感到，这些工作成绩的取得决不仅仅是少数人努力的结果，而是中心管委会和《国学研究》编委会、中心所依托的北大文科各系、中心所联系的全校二百多位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心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的工作，大多是规模大、要求高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发挥北大学科综合的优势，需要集中众多学者的智慧。中心的工作促进了我校人文学科的传统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现实优势，因而得到了校领导的一贯重视和支持。经过讨论与评审，我校把“中国传统文化学科群”列为文科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心所取得的工作实绩，先后得到有关领导部门和海内外众多有识之士宝贵的经费支持，特别是南怀瑾、查良镛、陈履安及罗杰伟等各位先生的鼎力资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全社会的理解与关注，全校师生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中心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最令人感动的是，中心的工作始终得到我校老一辈著名学者的热情指导和直接参与，如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诸位先生都对中心的工作倾注了极大的关爱。他们都是博古通今、一言九鼎的大学者，他们对中心的支持，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精神财富。季羡林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啊！”张岱年先生也说：“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是与人的本质相违背的。提高精神生活，就是追求真、善、美。北大作为中国的文化重镇，应当对新道德的建设做出贡献。北大爱心社的行为，表现了很高的境界，值得赞扬。”侯仁之先生对中心请托的工作总是认真地对待。他担任《中华文明之光》中《明清北京城》一集的主讲，为了使准备工作做到精益求精，他希望能借鉴其它各集的经验。可是当中央电视台试播前二十集时，他却病倒了，于是他就躺在床上看完了每一集。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一个人要有一点精神，一个组织也要有一种精神。我们中心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应自觉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精神，自觉继承并发扬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这种传统和精神的集中表现，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我们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工作，理所当然地应站在时代的高度，以面向未来的眼光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新方法，来重新把握我们民族的根，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传播与改造、转化工作。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正像一些报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中心的工作“为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们的工作是按照下面几点思路开展的：
一、龙虫并雕，雅俗共赏
著名语言学家、已故北大教授王力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龙虫并雕斋”，意味着他既重视学术提高工作（雕龙），也重视学术普及工作（雕虫）。他一生著作等身，既写了很多高深的学术著作，也写了《诗词格律》等学术普及读本，这是通俗读物中的精品。我们中心有意效法王力先生，既着眼于学术提高，更着力于文化普及。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如编著《国学研究》和《国学研究丛刊》。这是中心工作的基础，也是学者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另一方面，把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心的宗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就需要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来表达高雅的文化精神。中心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系列电视片《中华文化讲座》和《中华文明之光》，编写出版《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心要求作者们“眼界向上，眼光向下”，用大手笔写通俗性文章，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于一炉，从思想内容到语言表达，力求深入浅出、简明晓畅、引人入胜，从而赢得广大观众和读者。
达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决非易事。季羡林先生在筹拍《中华文明之光》专家咨询会上风趣地说：“要承担这个讲座，我是亦喜亦忧的。喜的是人文科学受到重视，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与大众交流，为社会服务；忧的是我们这些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的人，如今则要来当一回演员，这不免感到一些为难。”大众化决不等于庸俗化和肤浅化，需要厚积薄发，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本身就是学问，真正深入了才能浅出。九十高龄的邓广铭先生在《中华文明之光》中主讲《王安石》一集，为了使导演和广大观众满意，他不顾年迈体弱，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讲稿。他的女儿也是历史学者，想代他改写，他说：“你AI写作一个字就不是我的作品了！”邓先生这样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们无比感动。对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既需要适应，也需要引导。《中华文明之光》文化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起了某种导向作用。
二、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兼容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思想，对一代代北大学人有着深刻的精神影响。我们中心也努力体现这种精神。中心主任袁行霈先生就有一种“精神的魅力”。他严以律己，做什么事都力求尽善尽美，对同事却虚怀若谷，宽以待人，很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中心同仁自觉自愿地以传统美德规范自己的行动，敬业奉献，多做实事。因此，我们的中心是一个非常融洽、愉快的集体。当然，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无矛盾、无差别境界中，我们在工作中也常有意见分歧和争论，但都能以事业为重，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协作，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中心对于来自外部的少数人的怀疑以至非难，也同样采取理解、宽容的态度，既注意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又敢于排除干扰，坚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前一时期，有人认为国学研究过热，而北大似乎是始作俑者。有人嘲讽：国学是什么还没有弄清就自吹自擂起来。我们把这些批评意见看成是善意的提醒，使自己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坚信事实胜于雄辩，决不卷入无谓的争论。其实，袁行霈先生早就强调：“研究国学和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一样，不可追求热闹，要耐得住坐冷板凳。”他认为，国学研究只是少数人的学术行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人不可能很多，果真太热了也未必是好事。
人文科学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但不能立竿见影，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因而往往被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们所轻视、所排斥。当社会上一些人物欲膨胀时，北大的许多人文学者却能甘于清贫，薄身厚志，无怨无悔地在自己的精神领地默默耕耘，探求真理。他们淡泊名利，却苦苦追求精神富有。他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种永远割不断的情结，面对传统文化中无数的闪光之点，便油然而生一种欣然之情、自豪之意。这就是他们能够克服物质条件等暂时困难的精神动力。《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在社会上商品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如此鲜明的对照，足以表明北大学人的价值理念。中心的许多学者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然而对于做学问的态度，却是十分严谨甚至是苛刻的。例如，对于《国学研究》的来稿，都用两个字标准加以衡量：一曰‘深’，二曰‘新’。每篇来稿都由两位以上的同行专家审读，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取舍。发表的文章都具有比较深厚的学术根柢，遵循求实与创新相结合的学风，从丰富的原始资料出发，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他们或者开拓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或者提出了前人未用的新材料，或者阐发了独具慧眼的新见解，甚或兼而有之。一些校内外知名学者的来稿，甚至是我们约的稿，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大适合《国学研究》刊用，编委会便毅然作退稿处理。为了保持刊物的水准和特色，我们坚持一视同仁的做法，虽然常常于心不安，却能够得到赐稿者们的谅解。
三、放眼世界，面向未来
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们，一向具有“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观念，无论对外来文化还是内部各家各派的文化，都勇于并善于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继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与学习、借鉴先进的外来文化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并具有强大融合力和生命力，就是同这种开放、吸收分不开的。有鉴于此，我们一贯主张以开放的态度研究国学，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格局中加以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相互吸收和交融，才有丰富和发展。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更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间交通、通讯事业的日益发达，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将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大潮流、大趋势。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我们主张“对话意识”，摒弃“较量意识”。不同民族的文化需要相互学习、相互补充，而不是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赞美自己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决不是主张保守旧的传统，颂古非今。传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过程，传统文化的纽带联结着一个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必须创新和发展，不断超越传统。因此，我们又主张以批判的态度、前瞻的态度研究国学。这里可以借用一句形象的说法，“让历史告诉未来”。研究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必须科学地辨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无可否认，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力贫弱，中外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一直呈现着严重的“入超”状态。一般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汉学家自然是凤毛麟角。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中华文化所特有的生命力，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期望从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找到能够启发当代人解决所面临的诸如民族冲突、环境污染、精神空虚等困境的办法。由此可以认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振兴中华的需要，同时也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每念及此，我们既产生自豪感，更增强责任感。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还很少很少，决没有一丝一毫骄傲自满的理由。我们要以这次国际汉学会为契机，虚心向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汉学家们求教，以期进一步加强汉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全体同仁怀着一瓣心香，满腔热忱，决心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奉献自己毕生的心血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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