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小说中商人精神的诗性张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诗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商人论文,当代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3)04-0082-05
市场经济的潮涌浪击不仅激活了沉淀在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较为匮乏的重商因子，也 促使当代作家在历史河流的寻觅中满怀热情地将眼光定格于经商一族，为文学画廊里一 向较为苍白的商人形象涂上浓墨重彩。除了唐浩明、二月河等人的历史小说有所反映， 成一的《真迹》、《白银谷》、季宇的《徽商》、邓九刚的《驼道》、《驼殇》、《大 盛魁商号》及台湾作家高阳的《胡雪岩全传》等更集中笔力，以商人群体为对象，笔酣 墨饱地勾勒出异彩纷呈的商人世界，给予民族历史文化典籍中独具特质的商人精神以大 力的诗性张扬，这种张扬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艺术指向，与世纪交替的文化反思潮流十分 合拍，给人以许多深刻的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白银谷》与《大盛魁商号》的典型个 案分析，找寻这种诗性的美学魅力。
一
《白银谷》与《大盛魁商号》都是以晋商为描述对象，透视中国近代史上书写过辉煌 灿烂篇章的商人群体，那独执全国金融牛耳的西帮票号在“庚子事变”中的跌宕起伏、 雄居边塞的大盛魁商人在商场宦海的纵横驰骋，钟鸣鼎和，风卷云舒，构成了小说的一 曲曲华彩乐章。作家彼此的艺术个性审美趣味不同，但在表现晚清商人文化精神的特质 与共性上却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种一致表明，作品所张扬的商人精神，不仅仅局限于 晋商精神，它实质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商人精神的整体呈现。从这一视角出发，作品的 内蕴当然更为深广，其突出表现的商人精神也集中在以下几个基本点：
(一)崇商建业，励志为贾。至明清，封建统治者长达几千年的“抑商”之策，已使士 农工商序列成为社会定位准则，即使商业的发展和“良贾何负于闳儒”的“新四民”观 的兴起与普及迫使主流社会不得不重新思考商人的地位问题，但视商贾为“末业”的思 想观念一直导引着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在极大程度上是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 碍了社会进步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传统自然经济社会内部逐渐勃发与自身对立的 对商业、金融业的经济要求时，晋商摒弃“贵农贱商”的旧俗，以商为荣、以立志从商 来实现光宗耀祖抱负的人生选择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在这种对潮流的精神反 叛中，崇商建业的思想深入民众意识之中，进而演变为晋中大地的社会风习，这就为晋 商演绎辉煌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对于这一点，邓九刚和成一都把握得十分到位，小说 让人们看到，在崇儒传统之外，晋中社会还有个崇商传统，这个传统同样根基深厚、文 化内涵丰富。在《大盛魁商号》中，由于父亲尊商、从商的意愿安排，古海小小年纪就 练出了双手使算盘的本领，那二龙戏珠的表演是其得以加入人人钦羡的大盛魁商号的重 要法码，同时也勾联出农业文化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乃至造房建屋一 类本应从出仕中寻求的梦想。《白银谷》则特别设计了康笏南叙述早年听父亲背诵雍正 皇帝御批的情节。“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 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为可笑。”当时让康笏南吃惊的不单是雍正的这一朱批，还 有父亲背诵朱批时那不屑的口气，仿佛殊为可笑的不是晋省风俗，倒是皇上自家。在小 说中，虽然六爷终生追求科举功名，以微弱之力与韧性坚持着尊儒传统，但以天成元为 代表的西帮商人则满怀“贾何后于士”的自信，发扬着一种虽不形诸文字却堪称伟大的 精神，励志为贾。他们头脑机敏，精于算计，不畏艰难险阻，敢执金融牛耳，将庚子事 变前后风云际会中的票号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造就了逸出中华文化常规的另一种极其 复杂、庞大、神秘、精微的工商文明传统，其影响力所及，“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 而优则商”，一流俊秀子弟都争入票庄，末流子弟才读书求仕。作为喜剧性陪衬，那位 极具经商才能与志向、“商途”前景无量、却鬼使神差客串科场轻易中举的何举人，终 因功名拖累不能为商号所用而悔恨终生。商人们崇商建业的精神追求就这样在酣畅淋漓 的艺术刻划中飞扬。
(二)以诚取信，以义泽利。中国传统社会重礼治和人治，不重法制，经商之人常自嘲 为“无法之商”。这“无法”之意，一方面指历来法律规定的商人的社会地位至为卑贱 ，自汉代而起的抑商国策为历代统治者所承袭，抑制商业的诏书律令不绝于史，直到明 清亦无本质的变化，商人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受贬斥(如长期被称为奸商)，而且事实上 并未取得自由民的平等地位，在法律、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遭受歧视。另一方面则指中 国历代法律中并没有关于如何保护正当商业经营的具体规定，通常意义上的“商法”长 期阙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中国既缺乏西欧中世纪城市新兴市 民阶级力量所促成的各种制度的独特发展”，“也没有合理性的商业非人格化及其萌芽 ——意大利城市的商业法律”。传统的法律是“以礼入法”，而经营活动则主要靠长期 约定俗成的经商习惯及传统伦理道德来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诚实品格和相互信 任尤为重要，它是正常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久之，“诚信”便成了中国商人营商的“ 黄金法则”，而儒家伦理文化中“以义取利”准则更成其为崇尚的行为规范。这一点， 《白银谷》和《大盛魁商号》都刻划得惊心动魄、感人肺腑。在《白银谷》中，无论是 遭遇因五娘遇害、老帮自杀、津号遭挤兑的金融风潮，还是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失 守、票号金银遭劫帐簿丢失的战祸劫难，天成元票号都以非凡的气度高擎起“诚信”的 大旗。为不失信于民又平息挤兑风潮，戴老帮临危不乱，巧妙运筹，将一场挤兑狂潮抚 弄得波平浪静，日丽风和。至于面对“庚子”事变遭遇的劫难，为救京津复业之市，东 家康笏南不惜打开租传的秘密银窖，源源往京师投放现银，演出“惊天动地陪得起”的 壮丽一幕。这一切，就为维护一个“信”字，虽其中不乏机谋，需要胆量，凝聚智慧， 但天成元票号正是赖此屡过难关，频建奇功，并将自家信誉推上巅峰，以天成元为代表 的西帮票号也正是赖此完成了代清庭行使央行之职的重大历史使命。当然，诚信重义、 义利相济也是《大盛魁商号》的华彩乐章。在归化城，大盛魁信誉卓著且善待同行。丝 线商米掌柜为洋人所骗，欠大盛魁十二万两银钱的债务无力偿还，大掌柜予以一笔勾销 ，因为这是面对诚实不欺的老“相与”。而财东史耀暗地使坏，逼死米掌柜，则从另一 侧面表现出大掌柜讲信义的恢弘气度，米掌柜重然诺的铮铮铁骨以及大盛魁内忧外患、 山雨欲来的潜隐危机。还有，天义德羊把式布龙为了多两倍的工钱，转而去替俄国人长 途贩运活羊。俄商多年在边地嚣张跋扈，掠夺华商利源，布龙的举动不仅危及天义德在 京津市场的销售信誉，而且关涉通化二十八家商号的荣辱，关系国家声誉。声名显赫的 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联合元盛德大掌柜和昔日商场对手——天义德的二掌柜亲自到草原 深处劝说布龙，那盛着的朝庭官服和整肃的面容已然昭示俄商的惨败。王廷相等人济的 同行之利，重的民族之义，在俄商进逼，官府逼压，内乱纷起的情势下，这无疑已超出 一般的商人义利之辨的视野，因而演绎出中国商号联合抗击俄人、奋力自救的壮举。
(三)修养智慧，积极进取。《白银谷》在“楔子”中写道：“连大清王朝都走向了衰 落之旅，西帮商人却走向了自己的辉煌”。这的确是个奇迹!帝国的衰落没有使晋商一 蹶不振，反而使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商界传奇和金融神话，除了客观社会的原因， 主观上说来，应得益于他们的智慧精明和积极进取精神。作为一种不同于“官方”的“ 民间”力量，晋商素以进取、敬业、商德、谋略而著称。这个精明理性、不断修养智慧 的群体，积极克服旧式商人因循保守的劣根性，效仿近代西方商人，“视重洋为坦途， 等万里于庭户”，在对万里关山艰苦卓绝的征服中，将贸易的触角从晋中平原伸向江南 塞北乃至异国他乡；秉承数千年敦厚传统文化的流泽，结合山西人俭约诚信的特质，形 成一套良好的经商规矩，使之成为商场上出奇制胜、傲事群伦的法宝；善于审时度势， 随机应变，在对时局变化趋势的准确预测中，见人所不见，为人所不为，因而运筹帷幄 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总之，明清几百年的商海搏杀、严谨经营作风的养成及优秀管理 经验的积淀，使他们能够积财如山而崇尚节俭，大难临头而处变不惊，历尽艰辛而百折 不挠，表现出非凡的大将风度和卓绝的商家风采。康笏南是深刻体现了成一对晋商文化 精神思考的艺术形象，这位天成元票号的大东家在《白银谷》中上演的第一幕是一本正 经地奚落和挫辱那个忘乎所以、乘着绿呢官轿炫耀四方的西安票号老帮丘泰基，那是何 等的智慧与精彩!在商场游刃有余的丘老帮固然精明过人，但他犯了西帮大忌，忘了一 个“藏”字。西帮最忌与官家争势，所谓“我西帮生意满天下，商号遍天下，理天下之 财，取天下之利，就在参透这个藏字。藏智、藏巧、藏富、藏势、藏我们的大手段、大 器局”。康笏南精心设计的这一幕，深刻道出了票号“法至精密”的纪律、崇俭戒奢的 机谋和受用不尽的处世哲学，而接受严惩后的丘泰基脱胎换骨，再度成为天成元的栋梁 之材，同样包含了西帮高深的人生智慧。当然，康笏南不顾年事已高冒着酷热出巡将江 南以振票号的举措，对庚子事变中京津两号仓促撤号的应对，京津复业时起用窖藏存银 和起用丘泰基的决断，无一不展示其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和智慧精 明的内在蕴涵。邓九刚笔下的“大盛魁”是迎着照临世界的资本主义曙光起步的，凭借 过人的聪明才智、胆识气魄和开拓勇气，他们在几万里的贸易通道上所向披靡，在日益 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连连获胜。不说大盛魁为节省运输费用与时间，在洞庭一带自辟 茶场，并根据对象需求特制“川”字砖茶，赢得塞北和海外大量市场的精明之举，单就 那古海在麦田中无意一瞥，及时发现虫灾隐患，使得大盛魁在当年的粮食生意中尽赚几 十万银两的笔墨已足够精彩表述渗入这些商人血液中的经商才智。可惜特殊的时代使大 盛魁始终处于同俄商竞争和遭受封建主义压榨的夹缝中，大掌柜王廷相常常身不由己地 陷进俄商挤压、朝庭弹压和内部高压的刀光剑影中。走暗房子失败，财东闹事，俄商乘 虚而入……正是在揪人心弦的矛盾冲突中，王廷相审时度势、临危不乱、机智果断且不 乏残狠。他似一只无形的巨手拨动着大盛魁社会网络棋盘上有用的棋子，打点好贪官污 吏，击退乘虚而入的俄商，挫败史财东等人的叵测居心，同时也将忠心耿耿却可能危及 大盛魁根基的海仲臣送入地狱。在大盛魁生死存亡的时刻，人们看到了一座岿然不动的 山，一片深不见底的海，感受到一种震摄八方的精神，一种无往不胜的力量，大掌柜终 究还是以商海领潮人的身份独立于了潮头之上。
(四)勇于开拓，注重人和。滋生于农耕土壤的西帮票号也好，大盛魁也罢，他们的文 明是黄土地上产生的内向型的落日文明，在本质上是把人指向保守和循规蹈矩的。但可 喜的是，他们又能独领新世纪文明之光。譬如，大盛魁的领导人物多既通晓文墨，富有 号内运转流程的管理经验，又兼擅俄语、蒙语，深具交际八方盘活商号的经商才能。他 们善于以当时最先进的手段了解来自朝庭、国外和竞争对手的情况，及时获取商业情报 ，调整自己的经营节奏和经营秩序，同时创造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商贸管理方式和运作 机制，比如集团管理的民主化、严格的用人考试制度、半军事化的工作纪律、特有的养 驼场和运货健驼替换方法、敢于离经叛道顶风冒险的经营风格、“欲富先仁”“以义取 利”的经营原则等等。这种广开视听的经营理念和独创的企业文化，使得大盛魁能在古 老文明和现代经营的结合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从而在广袤的草原上成为能攻能守、游 刃有余的豪商大贾。再譬如，西帮票号的顶身股制就是一份深得现代管理学精髓的天才 的独创。在天成元，康家作为财东入资本股，孙大掌柜及众老帮、伙友依据职务、责任 、资历、能力、德行、贡献获得身股，票号的兴衰因而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号内充 满凝聚力和敬业精神。当风云变幻、事变纷至时，除了天成元首领们的处变不惊、指挥 若定，这种以人为本的身股制所激发的同舟共济、应变图存信念似乎发挥着更重要的作 用。不难看出，对于晋商勇于开拓的精神特质，成一和邓九刚都给予了浓墨重彩，与此 相应，对晋商注重“人和”的谋略，他们同样不吝笔墨，铺张有序。在中国传统社会， 人伦关系为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是否善于处理人伦关系乃衡量治理社会才能的标准。 所以，“人和”是儒家伦理最为强调的德目，“天时地利人和”的告诫道尽了“人和” 在成就大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深谙个中真谛且善于为我所用的晋商们将这一学问修 研得可谓炉火纯青。在这一点上，《白银谷》突出的是商家的和衷共济。以孙北溟为首 的各分号老帮、伙友与财东康家同心同德，因为西帮独创的“财股”、“身股”制使天 成元的兴衰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这上下一心、竭诚尽智的兴旺局面正是“人和”之策 的巧妙运用。至于各票号之间，同样深明和衷共济之大义。他们组织帮会，策划经营谋 略，他们精诚团结，共执金融牛耳，以至朝庭大员、甚至慈禧太后都不得不向他们寻求 财力与人力的援助，他们也因此为自己赢得了“不屑”权贵的大痛快。每当事变来临， 大家总会一家有难，八方支援。到了庚子战乱后，京津票号的共同复业与否，已关乎西 帮票号业的生死存亡，日升昌出面对各票号的行使号令更见其精诚团结。这些，都是西 帮令人叹服的“人和”智慧。与此有别，《大盛魁商号》着力刻划的则是大盛魁的结托 官府，其中的描写不无荒唐色彩，甚至充满对迂腐官吏的潮弄，但却极具历史真实感。 官府因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而不可救药，岌岌可危的统治者们也无力顾及诸如大盛 魁之类民间商贾的利益，但“唯利是图”却是末世官吏的本能。大盛魁别无更高超的伎 俩，除了处心积虑，吃苦耐劳，便是钱财笼络掌管经商营运大权的官吏。那是一个无法 无天的时代，也是一个凭心计与勇气即可横行天下的时代，因有了钱财的笼络，大盛魁 甚至可以使“道台”甘心情愿地为之劳神操心，为之办“实事”，并做到“侠肝义胆表 里如一”。大盛魁就这样在商海为自己营造出游刃有余的“人和”佳境，这是大盛魁的 “幸运”，却是时代的悲哀。
晋商毕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他们引领的商业文化之潮，对传统的权威农业文化实施 的只是一种非理性撞击。作为传统社会结构内部新生长出来的民间经济力量，他们一方 面制造着颠覆封建皇权的因素，另一方面因传统文化的劣质因子浸渍而从根本上被制约 了发展，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制度之中的他们，只能负载着无法克服的历史的落后性 来上演一幕幕悲喜剧。因此，尽管对晋商在中国近代商界的叱咤风云充满敬佩，且笔酣 墨饱地颂扬了这个群体具有先进文化印记的精神特质，《白银谷》和《大盛魁商号》却 并没有忘记揭示他们这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那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还告诉人们 ：晋商的最后消亡，除了历史不能提供发展民族商业的必要土壤和条件外，与他们没有 现代意识，没有法的精神，与他们自身沉重的文化负担大有关系，在他们的事业瓦解着 封建道统和礼教的同时，他们自身却坚定地维护了封建道统和礼教。
二
卡西尔说过：“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从上述以《白 银谷》和《大盛魁商号》为例的具体剖析中可以看出，历史小说作为跨越在艺术和历史 学这两个门类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人的精神特质的探索和展现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 性。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经商大潮奔涌、人们的精神理念与价值追求发生崭新变化的 时代潮流中，成一、邓九刚等当代一些极具思想活力和创造魄力的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洞 察商业领域文化基因的丰富和文学表现的贫乏，凭借睿智的学养和创新的勇气，以现实 需求为参照体系，充分利用历史小说的优越之处，以极大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审视那远 去时代里商人群体的生存图景、历史命运，彰显其与现实生活脉息相连的精神特质，发 掘具有现实普遍意义的价值规则和文化底蕴，从而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能动感应，并让 人在理性的思索中感受到了作品化史为诗的美学魅力。
首先，作品注重以现实时代精神激活历史。历史小说表现的虽是历史生活，但传递出 来的思想精神和现实时代精神却应息息相通。正如马克思所说：“作家从事历史文学创 作总是有感而发，有所为而作，它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为历史而历史。有目的，有意 义，他们的作品才能与当代读者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融汇到社会精神文化消费之中并 成为它有机的一部分。”当代中国正在经历迅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由思想解 放带来的观念变革，促进了机制的引进与创新。在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创造性转换的过程 中，弘扬优秀文化传统，阻断负面传统的文化基因，激活经济主体的自主、竞争和创新 意识，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促使了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中最为活跃的商人队伍空 前壮大，商人们爱业敬业、诚信重义、勇于开拓，建树不凡，形成被“激活”了的最亮 丽的风景。当然，与此同时，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奸商行为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 愚商作为也难免相伴相随，根植于民族血液的传统文化因子尤需一种创造性的转换。成 一等人正是把住了现实的这一脉搏，领悟到历史小说的历史使命，领悟到演绎历史情节 与构筑市场经济大潮中独领风骚的商人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站在时代和民族文化的制 高点上，从历史的暗室中掘发被尘封的瑰宝，对不被正史“彰显”的商人群体予以认真 审视，并在艺术的创造中既追求艺术描写的历史性、质定性和整体性，又以现实的时代 精神激活历史，在历史题材中融进民族的、现实的情感，使之放射出耀眼的艺术光彩。 还是来听听成一的述说：“以今天的眼光看，百年前的西帮票号，当然已经是很落后、 很腐朽的一种金融制度了。但它对‘商’的理解，对‘商’的敬畏，用我们中华自己的 文化资源，对‘商’的滋养，在那样一个受主流文化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将‘商’推到 的成熟程度，似乎也还值得今人回首一望的。”的确，晋商创造过辉煌历史，却被封建 统治者无情地“拒载”，正史上片言只字不留，这说明除了传统的贱商观念，统治者骨 子里忌讳它对封建经济与文化根基的撼动，晋商的功劳与历史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从本 质上说来，晋商那崇商敬业的行为准则，开放进取的经营理念、正当逐利的价值追求作 为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因素，都是值得“回首一望”的，何况它与改革开放的现时 代精神又那样合拍。在这样的基础上，成一等人的作品弘扬的商人精神正是时代所或缺 所提倡所必备的，作品揭出的商人病苦也正是社会需要鼎力革除的，作品的寓意就这样 与时代的精神有了相应相通之处。无怪乎成一要发“痴想”：“如果今日我们的商品经 济，是在百年前西帮商人所达到的高度，往前推进，那争一个世界‘五百强’，或扫除 市场的假冒伪劣，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吧。”就这样，那遥远陌生的过去，那埋在故 纸堆中的往事，那似曾相识的依稀旧梦似乎开始活跃在现实的生活图景里，艺术审美终 于在作品传达出的思绪辐射的浑厚悠远中感受到诗情的魅力。
其次，作品注重深刻发掘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众所周知，轻商、贱商始终是中国传统 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直到今天，国人的心灵深处依然有着浓烈的崇官轻商意识，人们 对于创造财富者往往只“羡”不“敬”，就像只看到比尔.盖茨那天文数字般的财产， 却对他的个人魅力、创业手段视而不见一样，实际上表现的是对金钱的崇拜而不是对人 的崇拜，这无疑是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思想障碍。包括商业叙事在内的历史小说注 重在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中发掘民族的重商因子，找寻商人品性中积极正面的东西，张扬 商人精神，便无疑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现实审美意义。从上述作品的分析中不难看 出，在作家的笔下，历史的温情弥漫开去，传统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迷人色彩：在物 欲横流的商海里，商人们不再是唯利是图、浑身充满铜臭气的小人，也不再是任人宰割 、低三下四的弱者，他们普遍被视作精明智慧、长袖善舞的俊才和敦厚俭约、克己爱人 、诚信重义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审时度势、权谋善断的大将风度和坚韧不拔、自强不 息的开拓精神当然也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于是，多年商海纵横聚集起的智慧、信誉与 财富令民间百姓引以为荣，就连帝王、官府也不得不对此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在这里， 作品完全超越桎梏国民的轻商理念，展示的不是对金钱的崇拜而是对人的崇拜，对人性 的颂扬，对代表社会进步经济力量的赞许，对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追求。这实质是对 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深刻开掘，它将包孕在历史土壤里只是不为正统封建文化所认可的 民族的崇商传统、重商因子予以了一种历史还原。作者切实把握了真实与虚构的艺术维 度，并以人的内在人性作为审美中介，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沟通连接起来，转化为了 极具现实审美意义的艺术成品。但是，这并不意味作者就不写历史的负面，主观随意地 美化和粉饰笔下的商人及其文化精神。相反，基于现实主义立场，作者充分正视其中可 怕的异质，用大文化视野和多角度眼光对近代商人文化精神进行了辩证思考，并颇有力 度地潜入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深层，揭示中国商业文化与封建文化、官僚政治 文化既对立又联系的戏剧性隐匿关系，阐释由于无形的历史之手造成中国近代商贸文化 性格的扭曲而必然使民族商业文化走向萎缩和倾覆的命运。作品告诉人们，近代商人文 化精神上充满了矛盾，开拓与保守、开放与守旧、开阔与狭隘，梦靥般地纠缠在一起， 因而出现了行为上的超前性、民主性与观念上的极大保守性、封建性交错。作为新经济 力量的引领者，商品的利润原则，金融的流通本性，迫使他们具有农业文明罕见的豁达 与开朗，但中华文化传统的家国观念、等级观念和贞节观念等，又使他们终究跳不出皇 权观念、宗法礼教以及封建家长的樊篱。于是，经商能力上的超人智慧与文化哲学上的 极度贫困扭结在一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由于权威的过于强大，他们无法建立起自己 的社会价值体系，无法产生西方商人扩大再生产的远见卓识，他们向农业文化的皈依不 可避免地成为定数。无庸置疑，这样的美学创造在商品经济大潮奔涌的当今社会，具有 十分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三，作品注重塑造生动可感而又充满诗情的艺术形象。历史小说应关注历史，但它 首先应是小说，既为小说，就不能偏离小说自我美学规范的基点，也就是说要在矛盾冲 突中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将历史的内在精神寄寓其中，使所写历史人物蕴含丰富的思 想文化内涵，充满强烈的诗学魅力。当代历史小说刻划商人形象，张扬其文化精神特质 ，多选取近代史为背景，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的近代，是一个不幸可悲的时代，又是 一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变革时代。以大炮为后盾的商品和资本输入，不仅冲击了中国的 市场，促使商业、金融业发生革命，同时也冲击了中国人自成一格、源远流长的社会经 济体制和思想价值观念，开放与封闭、革新与守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势力和思想的对立 冲突空前尖锐，社会矛盾更集中地爆发于经济舞台。在社会矛盾的风云际会中，向来受 贬抑的商人阶层日益活跃，商人们既因社会地位升迁而生发自重感、责任感，也因时代 变革而勃发趋利天性和经商智慧，在由忍耐、保守、依赖向抗争、进取、独立过渡的应 变图存中，商人崇商建业、诚信重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特质获得前所未有的 释放空间，但其根植于封建文化的负面本性也暴露得更为彻底。这样丰富复杂的历史内 容，与小说艺术应该高度集中的写作要求正好一致，当代优秀的历史小说也正是在激烈 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的刻划中，展示商人血色鲜活的灵魂，传达出历史人物精神天地里 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如《白银谷》就攫取了票号历史上最生死攸关的“关节点 ”——既是西帮票号“盛极而衰”的转折、又面临“庚子事变”前后的多事之秋，通过 金融挤兑、京津陷落、返京补天等矛盾冲突异常激烈的重大事件，集中刻划天成元票号 财东、掌柜、老帮、伙友多人的性格特征，围绕人物在历史风云中的电闪雷鸣，写活他 们的风风雨雨，使之共同形象体现西帮“博学、有耻、腿长，赔得起，富有智慧和德性 ”的特点，体现晋商文化、晋商精神。应该说，在塑造商人形象的过程中，作品一般都 不是外在地、猎奇地表现商人特有的传统，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经济现象的赞叹不已和图 解铺陈上，而是以富于生命力富有多重人性人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包容了自己所欲探究 的商人文化精神，笔墨的核心始终对准的是人、人性、人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人格。正因 为如此，作品中的人物就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平面，而是上下纵横多种矛盾一齐投射的复 杂集合体，如康笏南就集商人与封建家长的多重性格于一体，其恢宏大气与阴险偏执、 精明智慧与刚愎自用、仁爱慈祥与专横残暴、克俭节欲与荒淫无耻奇妙和谐地统一在一 起，其中有神圣有肮脏，有崇高也有卑鄙，共性与个性、理性与感性融汇其中，从而生 动反映特定生存环境下的人性过程，传导出历史的内在精神。恩格斯说过：“我们要求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世界的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 能是人的启示。”不言而喻，正是这种充满诗情的“人的启示”，使得商人精神在当代 历史小说中获得了一种逸兴遄飞的诗性张扬。
收稿日期：2003-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