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晋江华侨与侨办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江论文,侨办论文,晚清论文,华侨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晋江历史悠久，早在公元716年即设立县府， 置于现在的泉州城。此后，泉州成为历代州治府治首邑。1951年晋江和泉州分治以前，泉州城、安海、金井、石狮、永宁等地，一直属于晋江辖区（注：参见黄云传、高玉萱：《略谈晋江行政区域的演变》，《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晋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1—7页。）。在晚清时期，这些地方因对外交通发达、外出移民多而形成为早期的侨乡，侨乡教育也最早在这些地方萌芽发展，到民国时期蔚为大观。本文试以这些地方为个案（即晚清时期的“晋江”），探讨华侨华人在家乡捐资办学是如何兴起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以就教于方家。
社会历史背景
一、悠久的移民传统与文化心理
传统的中国社会，安土重迁，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似乎难以理解，然而在闽粤地区，有不少人移居到海外谋生，这与闽粤地区的移民传统有着很大的关系。闽粤地区的移民传统与文化心理是了解闽粤社会和闽粤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前提之一。
晋江古为泉州首邑，范围包括今泉州市，晋江人流寓海外，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式见于史籍的不迟于唐代（注：黄凤长：《晋江华侨出国史略及出国原因》，《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1集， 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编，第153页。）。晋江还以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发达而闻名。 “当荷兰人在欧洲作为海上马车夫称雄之时，晋江人也被誉为中国海上的马车夫”（注：庄国士“The Social Impact On Their Hometown OfJinjiang Emigrants'Activities During The 1930s，”L.M.Douw andP.Post,South China:State,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20th Century,P170。）。西人东来前的几百年间，有不少早期的华侨，广泛分布在日本和南洋各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余年间，私商空前活跃，小商贩、手工业者、农民、渔民等大批外出谋生，从晋江外出的移民有几万人之多（注：黄凤长：《晋江华侨出国史略及出国原因》，《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1集，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编，第160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人民潮涌般流向国外，晋江人民移居海外进入高潮时期，奠定了其作为中国近代著名侨乡的基础。
在《中国殖民史》中，李长傅先生从地理角度分析了移居东南亚多为闽粤人的原由：闽粤与南洋一海相隔，往返方便；闽粤地区开发较迟，人民乡土观念及儒家思想淡薄，民性彪悍，海盗横行；闽粤地区海岸曲折，人民对海洋颇为熟悉。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则从地理、人种、历史、文化特征等角度阐述了闽粤居民的文化特征：多山岭、少平原，多数人民不能以农业为生；以航海捕鱼为生者，为数甚繁；与中国其它区域颇少文化上沟通的机会；一部分贫穷居民，勇于渡海，往南洋各处谋生（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第11页。）。
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使得晋江侨乡教育独具特色：历代诸多读书士子，不以“学而优则仕”为念，厌薄制举，不求仕进；“儒而重商”，不仅“儒不轻贾”，甚至乐于从商服贾；重视初等教育的普及，忽视高一级教育的深造，“只图浅学不图深造”的学风盛行（注：郑梦醒：《晋江县教育古今谈》，《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32 页。）。这些历史文化的积淀对侨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华侨政策的改变与侨乡社会的形成
尽管华侨移居海外谋生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华侨与祖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异常的状态，“由唐至鸦片战争前，法律上都是不允许人民随意迁移的，更不准留居国外”（注：庄国士：《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6页。），华侨家人对有人出国一事讳莫如深，深恐授人以柄，海外华侨与家乡的联系几乎中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及各级官吏慑于列强淫威，对苦力贸易已“基本上听之任之了”（注：庄国士：《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98页。）。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其后， 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对于人民前往各国，“听自其便，不得禁阻”。清政府在西方列强淫威之下，被迫打开为西方输出劳动力的大门。
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大震憾了中国朝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开始了自强图存的洋务运动，在其过程中，清政府完成了对海外华侨的重新认识：海外华侨的强劲经济实力和所处的优越地理环境可以用来振兴商务，巩固海防。清政府遂主动改变对华侨的态度，在华侨聚居的新加坡、美国、古巴、秘鲁等地设立领事馆，以保护他们的权益。清政府还不断派遣专使到海外华埠，目的则是募捐、鬻爵、招徕华商投资国内，保证华人社会效忠清朝（注：庄国士：《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43页。）。1893年， 清政府正式废除海禁条例，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1893年的法令对侨乡社会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也许可以说，1893年是我国侨乡社会形成的重要分界线”（注：黄重言：《试论我国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华侨华人历史论丛》第1集，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第8页。）。
经过数百年的孕育，近代侨乡终于形成。“侨乡的出现是清代沿海社区组织发展的重要现象”（注：杨国桢、郑甫红、孙谦：《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58页。 ），侨乡以“侨”的特色形成与非侨乡的区别：侨乡在人口的自然构成上，华侨、归侨、侨眷占相当大的比例；在人口的社会构成上，出现了不少侨户、水客、工人、企业主等新兴的社会阶层；在经济构成上，华侨利用其在外获得的资金、技术、经营经验等，为侨乡引进和创造近代比较先进的工商业生产方式并为之奠定了基础。在公益事业方面，各项设施较为发达；在居住形态上，城镇化趋势明显；在社会风俗上，有相演相嬗的独特民俗风情。在上述特征中，侨乡教育独具特色：侨办教育成为侨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侨乡的文体教育、女子教育比较发达，侨乡的学校比非侨乡多，儿童就学率高，居民文化素质普遍高于其他地区。
三、华侨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海外华校的建立
华侨在家乡捐资办学的另一个条件是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海外华侨学校的纷纷建立。19世纪下半叶以前，华侨“无国家主义的思想表现”，唐山概念较为强烈，华侨社会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以地缘、血缘、业缘组织起来的同乡会馆、宗亲会、行会等为了保护会员的利益都处于对峙状态（注：颜清湟：《从历史的角度看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第2页。）。 加之清政府对华侨采取的敌视的政策，华侨对家乡的影响微乎其微。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改变以往的华侨政策，增强了华侨的内向之心。世纪之交，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把视力投向国外，输出民族主义，大力争取海外华侨社会的支持，给海外华侨社会以巨大的冲击：华侨民族意识增强，华侨社会趋于团结，注重发展教育。“南洋地区的新式华侨教育是在中国民族主义推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主义是20世纪前期华侨教育的核心，民族主义的传播又反过来推动华校的发展”（注：谢美华：《华侨教育与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产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29页。）。 传统的海外华侨教育向新式学校教育转变，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1911 年， 东南亚地区华校总数约达150所。广大华侨对教育的重视和海外新式华校的大量创建， 是侨乡教育得以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
侨办教育概况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晋江籍华侨在家乡办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据现有资料记载，早在1844年，晋江安海人倪人俊就在家乡创办育婴堂，以对社会弃婴予以抚养教育。该育婴堂自创建之日起，得到海外华侨的不断资助。育婴堂虽然是以抚养为主，但也有一定的学前教育性质，算是“学前幼儿教育机构”（注：陈叟：《晋江县幼儿教育发展史略》，《泉州文史资料》新5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泉州市委会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第69页。）。华侨在国内捐资办学的最早史实，一般被认为是1827年福建惠安的郭用锡父子兴建考棚一事。晋江华侨在家乡捐办教育的历史之早由此可见，在国内的华侨捐资办学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1879年，安海基督教会在安海创办了“铸英学堂”。该学堂名义上属于教会，实际上则是地方有识之士和海外华侨共同创办。“铸英学堂”是晋江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也是全省乃至全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尽管在建国以后它被并入它校不复存在，但它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不应忽视的”（注：陈增荣：《建国前安海教育史略》，《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1页。）。
1890年，泉州的英国长老会创办了培英女校，校址设在驿内埕，当时，人们还不习惯让女孩离家到学校学习，学校招生很困难。学校便通过教会向各处教徒广为宣传，学生入学不收学膳费，远途来的学校还可赠送旅费。学校很快招收了近30名女生就学。该学校的创办得到了华侨的不少资助（注：明诚、朝卿：《泉州的女子学校简介》，《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69页。）。
1891年，中华基督教会许子玉牧师见金井没有私塾，小孩无处就学，就在几经周折方才建成的小礼拜堂，创办了“毓英义塾”，招收教会子弟就读。第一届学生据说只有4人，后来， 学校兼收一些教会外的农家子弟入学。该义塾虽是教会创办，但它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得到菲律宾华侨的资助。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探索方法，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注：李叔静：《毓英学校简介》，《晋江文史资料》第1辑，第129页。《泉州华侨志》213 页为菲侨许声炎创办。）。
1895年，在菲律宾华侨陈光纯的资助下，西班牙籍天主教神父任道远在泉州创办了启明女校。陈光纯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在菲律宾与任道远熟悉，家境很是殷富。为了创办该校，陈光纯将泉州南大街花巷内的私人楼房捐出作为校舍，并负担学校的全部经费。他的3个女儿， 也分别在学校主持和协助校务（注：明诚、朝卿：《泉州的女子学校简介》，《泉州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
进入20世纪以后，侨办、侨助学校有进一步的发展。现根据有关资料将部分侨办、侨助学校做简单的介绍。
行实私塾：1901年，永宁的旅菲林氏宗亲会林登概、林允桂、林登荣、林朝助等人发起，创办于西门外的林氏宗祠。1911年改为行实学校（注：《泉州市华侨志》，泉州华侨志编篡委员会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31页。）。
培元小学：1904年英国教会安礼逊在泉州创办。安氏所出资金有限，只购买了一片土地，学校得到华侨李耀垣、郑成快等人的大力资助得以建成（注：郭梁、蔡仁龙、刘晓民：《关于福建华侨办学沿革史的部分调查》，《南洋问题》1986年第2期第29、23页。）。
明新小学：1905年，印尼华侨蒋报企等3人发起， 得到华侨的资助在树兜村创建（注：赖宝林：《略谈晋江县的华侨兴学史》，《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9页。明新学堂的建校时间另说为1911年， 参见姚作新、侯金林的《福建华侨办学记略》，《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9辑第130页和林金枝、李国梁、蔡仁龙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第556页。）。
养正学堂：1905年，安海的旅外华侨和地方绅士蔡德源、陈清机、高标勋、周起特等65人发起筹备，呈请泉州府及晋江县核准， 1907年2月正式开学，初名叫“安海养正两等小学堂”。蔡绍训（德远）任董事会总董。学堂的学制是高等3年初等4年，读完高等后补习1 年再升入中学。学校课程采用西方学校的设置，初等的主科为国文、算术、 修身3科，高等的为国文（含古文）、算术、理化、英语、历史、地理等科目。学校初办时仍然带有很重的封建色彩，学生的毕业仪式象科举考中秀才一样的隆重。到了后来，这种仪式便逐渐地消失了。（注：陈增荣：《建国前安海教育史略》，《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0页。）。
篆龙小学：1910年，永宁的旅菲华侨在永宁的董氏宗祠创办。
宝觉小学堂：1910年，侨胞伍先生在泉州法石村创办（注：姚作新、侯金林：《福建华侨办学记略》，《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9 辑，第29页。）。
西隅小学堂：1910年，同盟会成员，归侨陈仲谨向菲律宾华侨陈迎来等募捐1万元在泉州鲤城区创办。
除上述学校外，泉州城内还有佩实、育秀、小山小学，城外有安海培英、晋江崇贤、安海培基、石狮佩英、青阳壁立、衙口南洵、前港尊道、深沪明七、永宁行七、永和重华、池店中心、河市奎峰、落溪金溪及沪江等10余所中小学或小学堂。到1912年，晋江的侨办、侨助学校达到30多所（注：赖宝林：《略谈晋江县的华侨兴学史》，《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9页。明新学堂的建校时间另说为1911年， 参见姚作新、侯金林的《福建华侨办学记略》，《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 9辑第130页和林金枝、李国梁、 蔡仁龙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第556页。）。有力地推动了晋江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侨乡的教育发展史上着重要的意义。
侨办教育特点
晚清时期的侨办教育是新生事物，是历史发展与侨乡社会结合的产物，具有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印痕和不同于内地的侨乡社会的特色。主要有下列特征：
一、最早的侨办、侨助学校尽管摆脱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影响，但具有现代文明的进步因素，对侨乡的办学思想、社会风气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末的侨办学校，多依照清廷学务部颁布的有关章程办学，以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旨，宣传“忠君爱国，尚公尚武”（注：苏秋涛：《解放前华侨在泉州兴学记略》，《泉州文史资料》第10辑，第2页。）。 学校教科书采用国定本与审定本两种，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但是不少学校采用新学制，设立体操、唱歌、图画等课程，让西方现代文明的气息冲荡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和科举陋习，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这类学校在晚清时期尽管数量不太多，但首开兴办新式教育之先河。
这一时期，有不少学校是教会创立依靠华侨捐助运行的，如上述的铸英、毓英、培英、培元、启明等。西方传教士虽然以设立学校为手段扩大教会的影响，为其侵略政策服务，捐资人多是“以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名义奉献给教会”，但教会在中国办学，“客观上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带来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使中国学生通过教会学校这个渠道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比原来封建的中国先进的东西”。（注：赵山、郭少榕：《部分教会学校简介》，《福建教育史志资料集》第8辑， 福建教育史志编写办公室编，第134页。）。
新式学校的开办自然引起传统势力的抵触和反对。清政府宣布兴办学堂、废除开科取士制度之后，反对新式学校的浪潮连绵不断，新旧学之争持续了很久时间。新式学校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茁壮成长，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为后来侨办教育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些学校开设新式课程，招收女生入学，亘古未有。尽管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和限制，侨办教育仍“脱愚昧之桎梏，开民气之先河”（注：廖赤阳：《福建侨办教育历史的回顾与前瞻》，《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2集， 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编，第102页。）。
二、办学类型从开始的与教会合办逐渐向后来的华侨独立办学转变。20世纪以前及20世纪初创办的一些学校，多是采用教会创办华侨捐助的方式。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晚清政府改变了敌视华侨的政策，20世纪以前的华侨在国内的境遇并未有太大改观，经济上的勒索、政治上的迫害、观念上的不认同，使得他们举步维艰。而当时的教会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势力和影响，他们就采取与教会合作的方式办学，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这算是一种较稳妥可行的策略。20世纪以后，华侨在家乡的地位和影响大为提高，有了一定的办学经验，加之和教会在办学宗旨上大相径庭，就与教会逐渐分道扬镳，趋向于集资独立办学。他们也多联合地方乡绅共同办学。与当地政府合作兴办学校的例子几乎没有。侨办教育属于自发的民间办学形式，以兴办小学或小学堂为主，寒暑易节，华侨办学终于从呱呱坠地发育到能够独立行走。
三、在晚清时期的20余年间，尽管处于萌芽和初步发展状态，侨办教育在侨乡教育中乃占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时期，政治腐败，民生艰难，公办的府学县学，数量稀少。在清政府宣布兴新学废科举之后，原来各府学县学均改为中小学堂，生员基本上是原来的生员和童生，所收的学员，仅此而已，为数甚少。海外华侨在异乡经过艰苦奋斗，事业有成，出于异域谋生对知识需求的体验和他们在家乡子女接受教育的实际需要，也出于他们对教育是移风易俗改变家乡面貌重要性的认识，就在家乡兴办教育。在民国以前的数十年间，他们在家乡创办、助办的学校达到30余所，这在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很是罕见。侨乡教育以民办教育的形式展露端倪，分布于重要的侨乡，填补了公办教育的空白，有力地推动了侨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在侨乡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民国时期侨办教育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与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侨办教育与华侨的密切关系首先体现在侨校的地理分布上。在近30所的侨办学校中，近半数集中于泉州和安海，其余也主要分布于重点侨区。泉州为晋江府治，宋元时期为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到明清时期，对外贸易逐渐衰落。“泉州港衰落之后，泉州城市居民在生产、生活上就产生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两条出路，一为南下侨居南洋各国，另一为东行进入台湾”（注：庄为玑：《泉州华侨史的几个问题》，《泉州华侨史料》第1辑， 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第1页。），泉州市区遂成为早期的重点侨乡之一。 安海扼晋南两县要冲，安海港属泉州古港，是古代海外交通的港口重镇，在泉州港衰落之后仍衰而不竭，蹶而复振。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安海海外华侨不断增多，安海也成为晋江早期的著名侨乡。该时期的侨办学校多分布于这些地区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侨办教育与华侨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侨乡侨办教育与海外华侨教育的一脉相承、遥相呼应上。19世纪末，海外华侨教育开始向新式教育转变，国内的侨办教育则以与教会合办的方式初露端倪。20世纪初，海外新式华侨教育兴盛发展，国内的侨办教育也随之兴起发展。“晋江县华侨在国内外的兴学，从整个的发展趋势上看，一般规律是先国外，后国内；在国内是先城镇，后侨乡；先小学，后中学（注：赖宝林：《略谈晋江县的华侨兴学史》，《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67页。 明新学堂的建校时间另说为1911年，参见姚作新、侯金林的《福建华侨办学记略》，《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9辑第130页和林金枝、李国梁、蔡仁龙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第556页。）。 从办学形式上看，与华侨在国内身份地位的提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他们采取与教会合办的方式，后来逐渐走向独立办学。该时期的办学华侨，主要是在海外事业有成的商人、企业家和进步人士，如陈光纯、蒋报企、陈清机、陈迎来等。他们为兴办侨乡教育出资出力、献计献策、呕心沥血，谱写了爱国爱乡的动人诗篇。他们的光辉业绩，也将永载于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