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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3)04-0122-07
班固《汉书》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另一座史学丰碑，涉及内容广泛，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从撰成之日起，便成为一门专门的授受之学。据《隋书·经籍志》，侯康《补续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及颜师古《汉书叙例》的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此后，补事或阐发音义的著作不断出现，《汉书》注释活动一直持续到清朝及民国，成为“汉书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东汉《汉书》注的成就
班固《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1]六家。《汉书》受到后代学者所重视，章学诚称之为“后世不祧之宗”[2]书教下。班固自称其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他在撰述中好用古字和典故，颇多深旨奥义，《汉书》虽晚出于《史记》，但书中的古字古训、典章制度反而多于《史记》，被认为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书。班固死后，其妹班昭一边续写未完成部分，一边向后学解释《汉书》，“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3]班昭传。可见注解工作从《汉书》出现时已经开始。
历代学者对《汉书》进行了很多注音训诂、疏通文字、考证故实等工作。在《汉书》出现80多年后的汉桓帝时代(147—167年)，延笃在为《史记》作注的同时，亦为《汉书》作解。《汉书》注引中可以找到两条延笃之说，陈直认为：“延笃所注，在《史记音义》之外，另有《汉书音义》。因《高祖纪》之告归之田，减时宣传之坚卢，虽亦见于《史记》，而《天文志》之流星下燕万载宫，则为《汉书》纪载昭帝时事。足证延笃所注，别有《汉书音义》……延笃原书之亡佚，当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所谓不过江之书籍也……延笃著《汉书音义》不见于本传。笃官于桓帝时，卒于灵帝初年，时代较服虔为早，故本传称为后儒服虔。服虔之注《汉书》，亦可能受延笃之影响。世人但知《汉书》之注，始于服虔、应劭，现在当提前开始于桓帝时之延笃。”[4]188-189
延笃之后的几十年间，又有许多人为《汉书》作注释，目前可知的有许慎、胡广、刘氏(德)、蔡邕、服虔、应劭等，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注释《汉书》者达七种。侯康曰：“许慎《汉书注》。(存疑)”侯康对此并不完全肯定，他接着说：“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许慎尝注《汉书》，今不传。引见颜注者尚多。”[5]卷三许慎本传称，“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没有提及。因此，许慎注释《汉书》的材料不足，尚不足相信。目前所知较早的注本，除了延笃之外，是服虔、应劭二家。服虔“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6]服虔传。应劭“集解《汉书》，皆传于时”，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说：“《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
二、魏晋南北朝《汉书》注与《汉书》学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史注的大发展时期，在诸史书的注释中，以《汉书》注的数量最多，有43种，其中解音释义的就有15种。在这众多的注本中，既有单注，也有集注，表明《汉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从表2中注释者的身份看，大多为各级各类官员、学者，还有帝王，如梁元帝萧绎，有丞相，如诸葛亮。
魏晋时期《汉书》非常流行，注释《汉书》的学者很多，也多为知识渊博之士。许多著名史学家如韦昭、司马彪等都曾为其作注解，颜师古所评论的《汉书》诸注家，也大多出于本期。《汉书》注的大发展既与当时社会政治有关，又与文化的发展有关。《汉书》所总结的治国智慧为乱世君臣所重视，刘备死前告诉后主“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7]先主传。这与《汉书》所体现的正宗思想有关，“班固的正宗思想，是着力说明汉皇朝得‘天之正统’，进而说明皇权和神权的一致性。这是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历史化了，不独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需要，而且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并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魏晋以降，‘汉书学’成为史学中的显学，这是一个重要原因”[8]210。
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很重视《汉书》中的历史经验，史载后赵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石勒将自己与汉代统治者相比拟，“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9]石勒载记下。《汉书》在汉朝已使学者感到难读，时隔百年后更有难度了，石勒令人读《汉书》，其间就包含着解读的意思。孙权与刘备一样要求他的继承者读《汉书》。孙权指定由张昭授学，“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7]孙登传。史书中著录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又《音》一卷”[10]艺文志，应当与完成托孤遗命、以《汉书》、《礼记》教育后主有关。
随着少数民族的内徙和政治大动荡、社会大分裂的演变，语言也在发生变化。从周秦古音发展为两汉音，韵部字类的分和以及字调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改变，到了魏晋以后语音的变化加剧，而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种原因是由于字音的内部结构声、韵、调三方面的互相影响而逐渐产生变化。另一种原因是由于人民的迁徙，方音的融合使然。人民往来迁徙，又有多种原因，包括政治方面的和经济方面的。特别是在异族的侵扰和战争频繁的情况下，人民大批流徙，使得不同方音区域的人杂居在一起，日久之后，语音互相影响，自然会有变化。从汉末经魏晋至南北朝这整个的阶段里，社会不曾有长时间的安定，语音变化加剧是势所必然的”[11]。语音的变化使口语和书面语都发生了变化，“在南北朝时代，所谓五胡十六国，就是种族杂居的时代，汉族语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族语言的影响。北魏孝文帝禁用‘胡语’，可见当时鲜卑语已经相当通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批评汉族士大夫教子弟学习鲜卑语，以便作官。那时已经是北齐时代，可见北魏禁胡语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效果。杂居的两族互相学习语言，因而相互影响，这是必然的事”[12]516。社会发展客观上要求用新的语言和概念去诠释《汉书》，从而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它。“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他们“并为名家”[13]艺文志二。
三、隋唐时期《汉书》注与《汉书》学的发展
隋唐学者继承了汉代注释的优良传统，又采纳魏晋南北朝史注新法，在《汉书》注释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史记索隐后序》说，“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所钻仰”。蒙文通说：“唐初之学，沿袭六代。官修五史，皆断代纪传一体。故《汉书》学，于时独显。”[14]69隋唐时期，又出现了许多种《汉书》注本，主要注家见表3。
从表3可知，隋唐时期的《汉书》注本，隋朝历史短暂，出现注本5种，大部分为唐代学者所作。
颜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为后来的注史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颜师古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23家注解的基础上，采取了集注的方式注成，他采用汉人注经之法注史，又不恪守成规，既博取各家之说，又有所选择，先引各家不同说法，再以“师古曰”表达个人见解，在古音古字的注解上，更有切实贡献。颜师古的《汉书》注，大大便利了人们对《汉书》的阅读和利用。
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总结了前人注释《汉书》的成就，分析诸注家失误之处：“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并且说明自己的注解是为了恢复《汉书》旧貌，纠诸注的错谬：“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颜师古本着“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的原则，收录了23位前贤的注释，其中既有应劭、郭璞、崔浩等著名学者，也有像李斐、项昭等不知籍贯的人，甚至有像郑氏、臣瓒那样连姓名都不全的人，其成果都得到了颜师古的尊重。颜师古在注史中尤精诂训，当时“古篇奇字，世所惑者”，经他考定剖析，曲尽其源。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相连，其学术风气也有着继承关系，对《汉书》的青睐也不例外，陈其泰先生认为，“经过三国魏晋到隋唐，推崇《汉书》并为它作注的人，历代都有名家，成为一门发达的学问”[15]272。清代学者赵翼研究了隋唐学术旨趣的发展，认为“汉书学”在当时是一门仅次于“三礼之学”的显学，而众多的《汉书》注使其成为显学的基本条件，“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传》)。又顾允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允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16]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汉书》在整个学界受到重视，即使是刘知几这样的卓尔不群的史学家，也认为《汉书》是史书的楷模，“学者研寻，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1]六家。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汉书》之所以成为显学的理论总结。
《汉书》注的增多促成了“汉书学”的繁荣，而在“汉书学”繁荣的学术文化背景下，又造就了大量注释《汉书》、精通《汉书》的名家，“(房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皆名家。……景通者，晋陵人。与弟暐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10]儒林传上。
四、宋明《汉书》注与《汉书》学的停滞
两宋学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学对于经史注释的取向产生了影响，不再像汉魏学者那样罄尽心力解词释义，而是热心于阐发义理，“六朝《汉书》之学盛于《太史公书》，然徒传诂训，不及大义。宋人好读《汉书》，则又以其载事详赡，资策论引据及多词章华藻而已”[17]171。宋人研究《汉书》的著作很多，如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张泌《汉书刊误》一卷、刘敞、刘攽、刘奉世《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刘攽《汉书刊误》四卷、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富弼《前汉书纲目》一卷、刘巨容《汉书纂误》二卷、陈季雅《两汉博议》十四卷、陈傅良《西汉史钞》十七卷等[18]艺文志二。虽然这些著作大多属于校勘或纠谬决疑，但是与注释史书有许多的关系，如杨侃《西汉博闻》汇集了许多注释材料，而王述的《西汉决疑》设有《注释》一门，带有专门研究前人史注的性质。遗憾的是没有系统的注本出现，刘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18]刘攽传。刘攽曾经打算为《汉书》作补注，可惜最后还是未能完成。
晋人张辅曾有《班马异同》，比较《史记》与《汉书》优劣。宋人重视义理，在《汉书》研究中更注意与《史记》做比较研究，倪思有《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其大旨“以班固《汉书》多因《史记》之旧而增损其文，乃考其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汉书》移入别篇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二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19]班马异同论，这种做法类似于作史注。
五、清朝《汉书》注的集大成
清朝朴学大兴，考证之风大盛，许多人穷尽精力于史书整理与研究，或校勘文字，注疏全书，或注疏部分卷目，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金毓黻说：“清代儒者食汉学昌明之赐，取群经一一为之改撰新疏，近代说经之语，萃以入录，蔚为巨观。更有余力覃及子史，疏证、补注、集解之书连犿而出，读其一书可备多书之用，此又注释家进步之一征也。”[20]246“清代学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针对前代注释中的种种问题和缺憾，并按时代的需要，对很多重要古籍作了重新的注释，同时也对不少重要的古注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整理”[21]22。
清代学者打破了明朝空疏的风气，在《汉书》的疏证、补注、集解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谓《汉书》注释的集大成时代。
表4所显示的注本达43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量相同。注解史书中，以“注”命名者，常为首注(首注指某一典籍最早的注释，亦可称“自为注”，因最先作注没有他注可资参考，故谓之首注)，清朝以“《汉书》注”命名者很少，仅有郝懿行所作一种。
清朝《汉书》补注在诸类注释体式中所占比例最大，补注的特点是先列数家或某家之注释，然后加以补充，包括前注未注释和需要注释而语焉不详或有误者。清朝《汉书》诸注本中，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为最高。《汉书补注·序例》回顾了以往《汉书》注释的成就，分析了历代学者不断注释《汉书》的原因，“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显，卓然号为功臣。然未发明者固多，而句讹误解释舛驳之处亦迭见焉。良由是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昔在东汉之世，朝廷求为其学者，以马季长一代大儒，尚命伏阁下从曹大家受读，即其难可知矣”。《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很多，不但搜罗广泛，备寻各家之说，而且考证也较为翔实，是为后世学者公认的继颜师古注《汉书》之后的又一次《汉书》注释之集大成之作。王先谦作的补注，先列颜注，再以“补注”字样标明所补，补注所引书目达47家，其补注的特点是排列众说，述而少断，与颜师古注释《汉书》“断截众流，自出心裁”的性质大为不同。《汉书补注·序例》中说：“国朝右文兴学，精刊诸史，海内耆古之士，承流向风，研穷班义，考正注文，著述美富，旷隆往代。但以散见诸书，学者罕能通习。先谦自通籍以来，即究心班书，博求其义，荟萃编摩，积有年岁，都为一集，命曰《汉书补注》。”清代《汉书》注释家总结历代汉书注释的成就，周正权《汉书补注订误后序》认为“溯东汉至唐，诠释《汉书》者，无虑数十家，而颜秘监汇其要；由唐迄清，诠释《汉书》者，亦无虑数十家，而葵园先生集其成。近十年来，《汉书补注》风行薄海，考史者群内推为第一善本”。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被广为传诵，刘节说：“王氏所做补注、集解著作，都是注书中标准的著作，他能把各家的优点表达出来，而同时又能注意到为原书服务的精神，使新校注既完备，又扼要。”[22]348
清朝学者的《汉书》注，既有为全书作注的，也有为单卷作注的。白寿彝先生指出，“《汉书》的十志是最足表示其博洽的。这里包含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的和神秘的学问；包含了理论，也包含了技术”[23]121。在单卷注释中，以诸志的注释最多，尤其是对《艺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的注释。刘承乾在为吴承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所作的序中追述了清代学者对《地理志》的注解情况，“班书《地理志》循神禹之迹，下逮炎汉，其于郡县巨川，穷竟源委。史家踵起，用为准绳，班氏之功伟矣。番禺陈氏为《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据今图以求合于古，号称精核。吴祁甫广文读其书而善之，更以暇日，覃精考索于陈氏所未详者，补之其疏舛者，纠正之。广征古籍，又取国朝巨儒顾景范、齐次风、赵东潜、洪更生、钱献之、洪筠轩、徐星伯诸先生之书，参稽众说，证合今形。其尤精者，则能审辨班志原文之讹”。
《汉书》赡而不秽，详而有体，“《汉书》多古字古义。因而东汉末年以后的所谓《汉书》之学，差不多可以说是《汉书》训诂之学”[23]122。在史注的传统下，对《汉书》研究没有中断过，并且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和清朝时期两次出现研究的高潮。虽然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汉书》注释水平及成就不是很平衡，有时会出现停滞乃至倒退，但是其总的研究趋势是不断突破前人的水平，时有创新之见，研究成就多有荦荦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