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SSCI期刊的“翻译与新诗”影响研究述评（2009—2019）
⊙李昕 高丽莎［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00］
摘 要： 对翻译与新诗的诞生、发展的影响研究一直是学界焦点。对近十年的CSSCI期刊相关论文的研读表明，现有成果涉及新诗的发生、命名、现代性建构、形式建构、内容建构、白话诗人主体性建构、新诗语感建构等诸多角度，且在2015年间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研究转向，即对过分夸大翻译及外国诗歌影响的反拨、对促成新诗诞生的本土资源的发掘。就现有成果而言，后者尚处于起步阶段。论文基于所综述的文献，指出了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并做出研究展望。
关键词： 新诗 翻译 述评
一、引言
近代以来，中国诗歌发展的特殊现象之一便是翻译深度参与了诗歌话语体系的构建。其影响所及，不仅止于诗歌外在的美学形式或技巧，更在于诗歌内里的美学趋向和艺术标准。及至21世纪，这种影响并未减弱，反而继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为梳理近十年“翻译与新诗”关系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笔者基于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数据，以“诗歌+翻译”作为主题检索条件，对所得的531篇文献进行了逐篇审读（最后检索日：9月22日），最终选取2009至2019年间的相关主题的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撰写此研究述评。笔者认为，十年的数据可以凸显近年的热点及趋势，避免因拉长时间段限而造成的焦点模糊或趋向不清等欠缺；而CSSCI期刊论文亦足以代表学界主要的研究成果，基本避免了因文章良莠不齐、跟风雷同导致的说服力不强等弊端。现就文献研读发现的主要研究趋向及存在问题做以综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二、研究成果综述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序言中说，新诗所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此观点虽非他的一己之见，然撰记于此，终具备了鲜明的文学史意义，新诗与外国诗歌的关系亦成为新诗研究的重要母题。20世纪80年代，卞之琳强调新诗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间接发生作用的，以翻译为切入点的影响研究此后屡被提及，但相关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在21世纪之后。考察近十年CSSCI期刊的相关成果，一条变化的轨迹清晰可循。2009年至2014年间，学界总体承认译诗对新诗的深刻影响，着力从形式到内容，以至于创作主体等多方面进行深度阐释，但亦不乏别出机杼的新异之论；而2015年至今，前期的部分新见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与新文学关系的前期“定论”做出了反思和重估。
（一）2009年至2014年间 2009年至2014年间，仅就CSSCI期刊论文而言，学界对“译诗对新诗建构的影响”研究已经涉及新诗的发生、命名、现代性建构、形式建构、内容建构、白话诗人主体性建构等诸多角度。这些研究，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翻译与新诗建构的关系，有效地阐明了外国诗歌对新诗的影响。但部分研究成果独辟蹊径，其观点值得特殊注意。其一，学者熊辉将翻译中的误译研究扩及形式层面，认为“五四”译诗打破源语格律和目的语格律的双重框范，“几乎所有的译诗都被译成了自由体”这一事实已经构成形式误译。这一观点为后一时期对翻译与新诗关系的阐释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诗人学者王家新将“异化翻译”单独提出，认为异化翻译促成了译诗语言的陌生化，是新诗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手段。王家新的观点，在普遍关注译文顺达的研究语境中，将异化翻译与异质性、陌生化、现代性等现代诗歌的美学概念联系起来，深有启发意义；再者，袁进和陈历明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各自的考证，说明了白话译诗首先出现在西方传教士笔下，并将白话译诗出现的时间分别推至清末与明末清初。这一研究对于重思包括新诗在内的新文学的渊源深具意义；其四，陈太胜教授考证了胡适白话译诗的动机和语境，认为胡适以新体译诗，并不应主要归因于外国诗歌的影响，而是当时文化语境下“胡适本人的文化创造”，故此，外国诗歌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更应被理解为“译者本人由于自身的文化主张所施加于译作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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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年至2019年间 2015年至2019年间，就CSSCI期刊论文而言，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各个角度直接探讨翻译参与了新诗建构的论文虽不是没有，但数量明显减少，这与前期研究已经基本覆盖新诗建构的各个方面不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汤富华教授在一篇论文中，结合自己多年的语感研究，认为“五四”译者良好的中外文语感提升了译诗催生新诗的效度，并帮助促成了文学的整体革命。鉴于此，基于译者中外文能力而进行的影响研究，或可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此外，更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或者显示了民族文学意识的逐渐增强，或者对过分夸大翻译对新诗影响作用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反思，从而标志着翻译与新诗关系研究中的某种转向。
以时间为序，首先出现的是熊辉教授从殖民与反殖民的角度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翻译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熊辉在他的系列论文中指出了现代文学翻译“部分殖民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从翻译策略、翻译内容、翻译改写或翻译主体的文化意识等方面分析了“五四”时期及“十七年”中文学翻译的解殖民的策略。这些分析虽未质疑已有的翻译与新诗关系的相关论断，却是民族文学意识凸显的产物，预示了新诗翻译影响研究的某种转向。无独有偶，王东风教授的系列文章，首先从理念、语言、语体、体裁、诗律和功能六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五四”译诗中可能存在的误区，进而从形式误译的角度，认为原诗及早期译诗均不足以促发白话新诗、新诗歌发生，实则出于文化精英们的翻译操纵。此外，陈太胜教授延续前期的研究，专门分析了卞之琳的诗歌翻译实践及思想，并明确批评了“过度高估外国诗对新诗的影响及其重要性”“贬低中国新诗的原创性及其成就”的倾向，认为并非因为外国诗歌的翻译才使新诗的诞生成为可能，“新诗也只是中国诗发展的自然进程，翻译只是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促进了新诗这一新文类的诞生”。
三、成绩、问题及展望
总结这十年间主要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翻译与新诗关系研究中的成绩和不足，亦可对今后的研究做以初步展望。
就现代文学阶段而言，现有研究已经基本完成新诗建构的主要方面的基本发掘，包括新诗的发生、创作主体的生成、创作形式的确立、创作内容的丰富与革新、现代诗歌美学的形成、诗歌语感的获得等等。后续研究或可以新的研究方法或史料切入，寻求完成对现有成果的补充、丰富、完善。然而，对当代诗歌与翻译的关系的探究却明显不足。事实上，当代汉语诗歌与诗歌翻译之间亦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成果涉及“十七年”、朦胧诗时期翻译与诗歌发展的关系，对于第三代及以后的诗歌与翻译之间关系，则罕有涉及，这与当代诗歌翻译的繁荣局面殊难匹配。
四是推广《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指导手册》的应用，通过现场指导、集中培训等方式，培养一批心理矫治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时，组织研讨会，交流心理矫治工作经验，总结成功案例，向全区推广成功的工作做法和工作典型，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整体上水平。
就研究立场而言，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将新诗创体建格及后续发展的主要功绩归功于翻译，一派试图确立本土资源的深厚影响，两派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但亦不乏过分夸大一方的偏执之见。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如何衡量外来影响与本土资源之间孰轻孰重，仍会是一个众议纷纭的问题。新的研究必须注重史料考证、文本细读、新的理论手段的运用及对中西诗歌美学的深度发掘，并坚持切实且客观的研究立场，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就研究主体而言，从事诗歌翻译研究的学者，不仅包括外语出身、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者，也包括中文专业的诗歌研究者，还有相当一批诗歌批评家及创作者参与其中。因此，中国的诗歌翻译研究，在研究者中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学科隔阂。诚然，基于各自学科的研究会丰富研究视角，促进成果多样化，但也容易自说自话。然而，好的诗歌研究既不应轻慢外语及翻译知识的摄取，亦不能忽略诗歌翻译美学的研习和更新。良好的倾听、对话和互通，对促进多方参与诗歌翻译研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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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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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6wy7）；本研究同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1708220190）
作 者： 李昕，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诗歌、中西诗歌比较、文学翻译；高丽莎，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标签：新诗论文; 翻译论文; 述评论文; 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