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格论文,玉器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6-0001-04
这些年来，由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和冲突越来越成了我们每一个人关心的大事。当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已经日见重要，形势逼人而来，使我们不能不关心甚至警觉。要处理好这种关系，需要实事求是的知识和世界一体、古今相通的胸怀，这是我要向考古界的同志们学习我国早期玉器文化知识的基本原因。
我从与一些考古学界的朋友的交谈中得知，玉器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具有历史最早，持续时间最久远的特点。从那时起我就注意我国各地发现玉器文化的消息。我到内蒙古和辽宁省参观过红山文化，又在四川成都参观过三星堆遗址博物馆，最近还参观过在成都近郊金沙遗址发现的一些巴蜀文化的遗物。最近几年到浙江时，又去了河姆渡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现场，这些地方出土的玉器实物更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我从诸多考古学文化的玉器中看到许多中华文化特点的渊源，所以一再关注考古学界开展玉器文化的研究。我曾多次把这些看法透露给考古学界的同志们，也受到他们的赞同和鼓励。两年前的沈阳研讨会和这次来杭州开会，都是在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和许多考古学界朋友的支持下实现的。
要讲玉器文化的研究，我们首先要坚持我国现代考古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就是一切要以出土的文物为基础。因之玉器研究也必需首先要以科学方法发掘出土的材料为出发点，把已有的资料加以整理和比较，然后进行理论的思考。
为此，我曾建议考古研究所的朋友，包括我的同乡和世交潘其风同志，帮助我查找现在手边可考证有关玉器的发现地点和其有关特色，作为资料，按地理位置作出出土玉器分布图，提供我们做初步研究，再以出土玉器所推测的年代加以排比，来表明中国大地上各地玉器产创的时期次序。
一
玉器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来说，它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还是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载体。正是由于这种给玉器赋予各种特殊内涵的文化现象，才使得中国的玉器自遥远的太古时代一直流传至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玉在中国古代是美石的同义语。在人类的历史上，从石头到美玉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石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领。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是云南的元谋猿人，距今大约170万年。在元谋猿人化石出土的层位和地点，就曾经发现过用石英岩制作的刮削器。石质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是最早被发现的，因其质地坚硬，对人类的劳作很有帮助，故而应用的范围甚广，持续的时间也甚久。从华北地区山顶洞、峙峪和水洞沟等遗址的发现来看，我国石质装饰品的出现时间大都集中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大约3～2万年。将用于制造生产工具的石材，作为制作装饰品的原材料，两者之间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制造生产工具时，人们的着眼点在于硬度、重量以及便于形成锋利的刃部等使用性能上；制作装饰品时，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色泽、纹理、光亮等装饰效果方面。生产工具和劳作过程中的合乎规律性的形式要求和主体感受，是物质生产的产物；“装饰”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由此可知，人们对于石（玉）这种原材料的认识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类逐渐发现了玉的质地不同于一般的石头，经过琢磨后富有湿润的光泽，于是开始刻意用玉制作装饰品。诚然，“玉不琢不成器”，玉器区别于石器的关键之处乃在于使用特定的加工方法。因为玉的硬度要高于一般的石，对玉的加工需采用以砂为介质的间接磨擦法，所使用的砂质的硬度也要高于玉的硬度。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技术，为人们认识和加工玉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以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所选用的材料而论，有不少可归入美石之列，但以琢磨成形为装饰品的来看，在辨识石头和美玉方面，原始的审美观念曾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据《山海经》记载，我国产玉的地点达一二百处，遍及东山、南山、西山、北山与中山，各山的玉料在质地和颜色方面不尽相同。考古资料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从已考古发现的史前玉器来看，其原料既有透闪石、阳起石，又有蛇纹石、长石、萤石以及玛瑙等。尽管各地区使用的玉材原料有所不同，然而选择玉材的原则却是一致的，即不仅注重质地和硬度，更重视色泽、纹理、光亮等外美的特征。
在中华大地上，北起黑龙江的饶河，东南至台湾岛南端的屏东，西到西藏的昌都，东至上海的马桥都有史前时期的玉器遗存。中国史前玉器分布的广泛性和原料的多样性，可以肯定玉器的起源是多元的。
二
苏秉琦先生曾经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大地区：即陕豫晋邻境的黄河中上游地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包括汉水中游和鄂东与鄂西的长江中游地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这些考古学文化区，往往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有一定的联系。据古史传说，黄河中游地区曾是华夏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黄河下游地区曾是东夷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长江中游地区曾是三苗部落活动的地域，长江下游地区曾是古吴越文化的分布地域。实际上这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区域，应是民族文化区的一种萌芽，也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出发点。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史前玉器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下述六大地区：
北方地区 年代最早的玉器发现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距今7000年左右，在沈阳的新乐文化遗址和农安左家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玉器。距今6000年～4000年之间，在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松辽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辽东半岛等地，其史前时期考古文化的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玉器。其中以辽西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数量最多，特点亦最鲜明。辽河流域的玉器，大体经历了由兴隆文化到红山文化再到小河沿文化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黄河中上游地区 最早的玉器发现于关中一带的老关台文化遗址，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尔后，在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秦王寨文化等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中也都发现了玉器，但数量较少且形制比较简单，年代大约距今6000年～5000年之间。然而，在山西襄汾陶寺、陕西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地龙山文化时期或稍晚的遗存中，却发现了数量众多而且形制复杂的玉器，其年代距今约4500年～4000年左右。这一地区的玉器，从仰韶文化时期至龙山文化时期，无论是工艺传统上还是形态风格上，尚存在明显的缺环。从这里出土的琮及齿形璧来看，应是分别受到来自长江下游和黄淮下游地区的影响，不过组合式玉环却是这一地区自身的特色。
黄河下游地区 年代较早的玉器大都发现于同长江下游地区毗连的黄淮一带，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大约距今65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这一地区的玉器主要集中发现于秦沂周边一带。到了龙山时期，玉器的分布地域更加广泛，由山东胶县三里河、临朐和日照两城镇等地出土了鸟形饰、齿形璧、冠饰、簪、钺、圭等一批富有特色的玉器。这里的玉器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曾受到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中期又受到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影响，到了大汶口文化的晚期，本地区的琢玉技术日臻成熟，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
长江下游地区 至迟距今7000年左右便普遍出现玉器，而且一直风行。这一地区的玉器以太湖流域的分布最为密集，苏皖平原其次，宁绍平原发现的较少。太湖流域的玉器，由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从简到繁，由粗至精，整个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尤其是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在种类众多、造型多样，还一扫朴实无华的传统，运用浮雕、镂孔、阴线细刻等多种手段，雕琢出神面图像、云雷纹、鸟纹等各种图案纹样，其娴熟的雕琢技艺达到了史前时期治玉的顶峰。
长江中游地区 较早的玉器见于大溪文化遗存之中，年代距今6900年～5100年左右。大溪文化的玉器以玦、璜和各种坠饰为主。同样的玉器种类在其后继者屈家岭文化中亦有发现，但数量较少。在稍晚时期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却出土了一批人头形和兽头形玉器、造型非常奇特。这一地区大溪文化的玦、璜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比较复杂，可以肯定其来源应是多方面的。
南方地区 在珠江流域、雷州半岛以及台湾岛等地都发现了玉器，年代大体在距今5500年～4000年之间。其中石峡文化的遗存中出土了玦、璜、镯、琮、璧、钺、锥形器等多种玉器，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关系甚密，应属于同一系统。不过这一地区出土的外缘带有“C”字形装饰的玦，显然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点，只是年代较晚，个别的出土地点有可能晚至夏商之际。
很显然，上述各地区的玉器业已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系统。大约距今5500年～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玉器率先崛起，在北方地区独树一帜；随后良渚文化脱颖而出，在长江下游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到了距今4500年～4000年左右，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逐渐发展成为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的又一琢玉中心，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陶寺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亦异军突起。整个史前时期的玉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诚然，在这种多元的格局中，各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联璧形玉器曾一度向南渗入黄河下游乃至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琮、玉璧亦通过各种途径向周邻的黄河下游、南方地区以及更遥远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施加着深远的影响。而黄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诸文化，更汇集了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琮以及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玉圭和齿形玉璧。实际上当时各族集团间通过不同区域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融合，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并最终实现殊途同归的。
三
中国史前社会的结束约在距今4000年前，继之而起的是大禹所建立的夏王朝。先秦典籍中早已有关于夏代历史和夏王朝世系的记载，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现，终于使夏代的历史从神话传说的迷雾中走了出来。1959年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其分布的地域和存在的年代，与古文献记载的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和夏王朝存在的年代基本一致，因此考古学界一般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已相当复杂，计有戈、戚、钺、矛、镞、刀形端刃器等武器或仪仗用器；圭、璋、琮等礼器；柄形饰、方柱形饰、锥形饰、臂环等装饰品，以及用途和名称均不明的玉器。尤以圭、璋、戈、戚、钺、刀形端刃器和柄形饰为常见。其造型扁薄而硕长，器身两侧往往装饰有细密的扉牙，雕刻手法十分细腻。由品类和形制方面不难看出，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不仅承袭了黄河中上游地区诸龙山文化的玉雕传统，同时也接受了黄河下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雕的影响。
继夏而兴起的是商。商人立国约五六百年之久，玉雕的工艺及风格亦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商王室的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的玉器为代表。该墓共出土玉器755件。这批玉器不仅为数众多，而且造型多样，品种齐全。按其用途大致可分为仪仗（武器）、礼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等类别。以戈、譬、环、璜、柄形饰和各种动物形饰的数量最多。其造型之优美，纹饰之繁缛，线条之流畅，无一不反映出当时治玉技艺的精湛水准。关于殷墟玉器的来源，除了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传统之外，还较多地继承了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品种和工艺作用。
除中原王朝的玉雕外，夏商时期周边地区和方国的玉也颇其特色。如，四川广汉三星堆的玉器、江西新干大洋洲的玉器、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以及湖南、广东和香港等地的玉器，既有中原王朝玉雕的影响，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史载“夏有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贡》将这时的地域称为“九州”，大体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诗经·商颂》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商代的疆域主要包括今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湖北、安徽和江苏、浙江的一部分，以及江西、湖南与内蒙古的某些地方。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突出，其物质文化也因之丰富多彩。在当时各地区间的交往中，中原地区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枢纽作用或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以后发展中愈来愈强烈，从而奠定了日益壮大的华夏族的核心。
四
武王克商至幽王灭亡，西周历时近260年。西周的玉器，主要有仪仗用器（武器）、佩饰和葬玉（专门为下葬而制作的玉器）三大类。其中戈、戚、钺等仪仗用器呈现日趋减少的态势，而璜、玦和各种象生形佩饰则愈来愈流行。葬玉中多见仿面形及五官形状而作的玉瞑目。在西周的中、晚期，大型的多璜组佩饰应是贵族间区别贵贱、身份高低的标志。西周早期的玉器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商代晚期玉器的特点，而西周中期以后基本摆脱了图案化的传统，出现了较为写实的崭新风格，使中国上古玉雕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周人的始祖发迹于邰（今陕西武功一带），最初的活动在泾渭流域。周人灭商后，实行同姓分封，给这些分封的诸侯国输入了大量的周文化，从而将周文化扩张到陕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北京、山东、山西、河南等地西局诸侯国墓葬出土的玉，其器类、形制、纹制与陕西周原的玉器基本相同。这些现象大致反映了历史事实。
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到秦统一中国，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革。东周的玉器，无论在雕工还是在风格方面，都与西周玉器有所不同。东周玉器的种类，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用器、佩饰、生活用具和莽玉等。礼器中以玉璧为大宗，其上多有纹饰；佩饰中组玉饰非常盛行，且形式多样；葬玉中出现了以片块状玉兽及玉禽鸟组成的瞑目。东周玉器上常见龙纹、涡纹、穀纹、蒲纹等纹样，流行浅浮雕之作法，所以纹饰往往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兴起。政治上的长期对立，导致了文化艺术地域性差异的出现。这一状况在玉器风格上亦有所反映。据研究，东周的玉雕除了为中原式外，还可分秦式、楚式、吴越式和夷式、燕式等不同方国或地区的玉器。各方国或各地区的玉器于大同中具小异。所谓大同，指玉器的种类基本相同。所谓小异，指形制和纹饰不尽相同。如，吴越式玉器的璜两端分别雕成龙首形，与中原地区一端作成兽首而另一端作成兽尾的璜有明显区别；秦式玉器的纹饰皆为阴线细刻，不见或罕见浮雕，因而缺乏立体感。因此，荀子所讲的“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不是没有道理的。勿庸置疑的是，东周时期各地人口的流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业已突破了原来六大区系的分野，为秦的最终统一作好了准备。
秦始皇结束了地方割据的局面，从此一统的格局成为历史的主流。汉王朝境内，玉雕几乎清一色为汉式。
综上所述，由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来看，史前时期的玉器主要用作法器以沟通天地神灵；夏商时期的玉器主要用作仪仗（武器），象征权威神力；两周时期的玉器主要用作佩饰，以标识贵族高低贵贱的身份。中国古代玉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收稿日期：200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