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2—0092—06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不仅同样接受着西方文学批评变化的影响，而且更为突出地受到“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① “文化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这些批评方法不仅在当代西方居于主流，而且被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界所借鉴，广泛用于具体文本创作的分析乃至批评理论和学科化的建设之中。本来非常边缘的“女性文学”和更为边缘的“女性文学批评”之所以在国内，尤其90年代之后不断向中心移动，是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全球包括中国的影响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背景一方面是同整个当代文学批评一起面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化变化的影响，一方面又处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影响之中。
“女性文学”在当代中国被单独提出来作为研究对象并逐渐学科化，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事情。在此之前尽管也有谢无量《妇女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但是“女性文学批评”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的声音。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引起了人们对性别问题的普遍关注；在文学方面直接促成了“女性文学”的研究、写作和批评热。当然这种影响是渐次深入的。伴随着女性文学批评的逐步升温，对女性文学批评的批评也开始增多，产生了三个相对集中的对女性文学批评进行批评的时期，即1986年前后、1989年左右和1995年至今，尤以最后一个时期最为热烈。评论的角度包括从总体上的评价、以批评主体为出发点的分析、对批评方法和理论的反思以及关于女性文学批评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探讨。
1986年评论家李小江对当时的妇女研究进行了整体性的批评。她认为当时的妇女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妇女文学批评也与妇女研究脱节，出现了一些在文学范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缺乏宏观的把握”、“缺乏历史的把握”、“缺乏理论的把握。”[1]37 评论大多是“有感于当代女作家群的出现”，[1]37 在中国现当代妇女创作中兜圈子，没有从世界背景上去考察。理论缺陷大。1987年谢望新更从批评主体角度，对当时的五位中年女性评论家李子云、刘思谦、吴宗蕙、盛英、陈美兰的评论特点、关注主题做了具体的论述。他把她们归为“传统批评派”，以李子云和刘思谦为代表，指出她们运用的都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②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人从批评方法角度考察，反思建立女性主义批评的可能性。③ 这篇论文对比王绯、张擎和赵园的评论，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建立的难度，强调应该完整看待女性文学批评，不要过分拘泥于“女性意识”。这是新时期首次对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国内的应用提出质疑的文章。
第二阶段（1989—1994）女性文学批评的批评值得关注的文章有三篇。林树明《评当代我国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孟繁华《女性文学研究述评》以及张红平《批评的滞后》。这三篇论文各有特色。林树明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当时的女性文学批评，将所谓“带有女子气”探讨的“女性批评”与“女权批评”分别开来，肯定了孟悦、刘敏、朱虹等人的女权主义批评实践，并从总体上分析了“女权批评”在我国产生的原因、特点及不足。他认为我国的女权主义批评是与现实主义批评结合的，真实性原则基础上的批评。存在的主要不足是“生搬硬套概念术语，缺乏理论深度；缺乏与男性理论家的对话与沟通”。[2]43 孟繁华关于那一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述评则显得更为宏观。他将当时的女性文学研究归纳为女性文学概念的探讨、女性文学功绩的肯定和女性文学局限性的探讨等三个角度，对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一一评述，勾勒出了当时女性文学批评的整体状况。④ 张红平则非常鲜明地批评了当时的女性文学批评“柔弱、迟疑和滞后”。[3]80 她不同意存在所谓“超越性别”的文学的提法，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永远存在。同时主张摆脱单纯性别的局限。希望建构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⑤ 她的观点很具前瞻性，今天看来都是切中要害的，也是新时期首次提出女性文学批评应该建立自己理论的观点。
1995年至今，关于女性文学批评的批评文章明显增多，批评的角度主要包括：
一、整体上对女性文学批评状况进行较为详细地梳理，综合性地分析其成绩和不足。林树明和张岩冰等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突出，他们都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应用发展情况。⑥ 林树明认为1995年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是一个契机，客观上促成了国内女性文学批评的第二次热潮。相对于80年代，国内评论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评价进一步深化。西方学者从性别视角对我国文化及文学进行探讨的成果开始在国内得到介绍、评析，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另外国内女性主义批评进一步拓展、深化，体现在1、重新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对于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意义；2、总结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创作，评价90年代以降的女性创作（包括对台湾女性文学、女性散文的关注）；3、开始了对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关注；4、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论争拉开了序幕。有两个较显著的特色：更注重梳理贯穿整个新时期（包括一般所谓的“后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发展轨迹，“史”的意识明显有所加强；注意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与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差异，将性别意识与民族环境、民族意识结合起来考察。他指出，一些评论者还注意到了中国女作家的性别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差异问题，这是80年代的女性文学批评较欠缺的方面。对国内女性主义评论家进行评判，也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新现象。⑦ 林树明通过与八十年代的比较，论述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女性文学批评出现的新特点。
张岩冰在她的专著《女权主义文论》第五章里也对80到90年代中期左右国内的女性文学批评进行了分析。她首先指出，中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并没有照搬西方而是立足本国的国情和文学现实。然后从具体的女性文学批评论著（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李小江《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思谦《“娜拉”言说》、林丹娅《当代中国文学史论》、陈惠芬《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入手进行评述。这些论著基本标示了那个时期女性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绩。她将这些论著分别标注于不同的标题之下（发现女性——挖掘女性意识——寻找女性文学传统——建立女性写作史——叙事与性别的结合研究），阶段性地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对于女性文学批评的贡献。⑧ 并得出结论：我们有自己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而王春荣则是从整个现代女性文学批评角度来分析。她认为现代女性文学批评先后出现过3次高峰，即30年代以性别“区分”为动机，以“作家论”体式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印象批评期；80年代初期开始的以“挖掘”和“颠覆”为动机，在对新女性文学史进行重写的同时对女性文学创作现状的批评的深化期和90年代中后期以“发现”和“重构”为理论指向，对于“女性写作”的批评及对女性话语体系的构筑的成熟期。经历了三个历史层面的审美衍进：（一）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一个新颖的研究角度；（二）挖掘被传统的主流文学批评所掩盖了的原本就存在着的女性文学传统；（三）确立女性文学独特的审美标准，构筑女性美学独立的审美体系。伴随着这样一个历史轨迹，现代女性文学批评又在哲学意义上经历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审美衍进。⑨
以上三人的分析各有侧重，但是明显都依照伊莱恩·肖沃特关于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几个分期的框架来对国内女性文学批评进行评价。⑩ 实际上我们的女性文学批评有没有达到她们所描述的层次，还值得商榷。
二、从批评家角度展开的分析。1995年，有一篇将王绯和戴锦华的女性文学批评进行对比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作者通过分析两位评论家对铁凝同一本小说集《对面》的批评，认为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对非女权主义文学进行批评。虽然王绯倾向于“女权主义”而戴锦华更温和地使用“女性主义”，但是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她们所从事的都是“女权主义的批评”，同样趋同于解构主义。该文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女权主义批评还多限于策略／方法的实践领域，暂时还看不到（或较少看到）将批评策略／方法转换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热闹的文化景观出现。”[4]17 且不论他认为王绯和戴锦华仍在策略上使用女权主义批评的观点是否客观，但是他提出要将批评策略／方法转换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事实证明，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深刻地警示着女性文学批评界。另外有一篇全面评述女性文学批评家的文章是陈骏涛的《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学人评说》。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是以女评论家的“代”际划分为经，以她们各自的耕耘建树作纬，清晰地勾勒出了国内女性文学批评的整体框架。他将大陆女学人按出生年代分为三代，认为第一代的批评活动特别注重女性文学发展实际；第二代女学人在知识结构上较新，因而能够以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女性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考察，促成女性文学批评向跨学科的文化批评领域推进；第三代对知识结构的转型具有天然的适应，视域比较开阔，考察和研究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不只是把它当作文学现象，而是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更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立场”，或者说是把“文化立场”和“性别立场”统一起来加以考察。陈骏涛还提出了女性文学发展两个迫切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是不是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批评标准或坐标系以及关于女性主义批评思维和策略的调整问题。(11)
三、关于女性文学批评文化化、远离文学倾向的讨论。在分析女性文学批评存在的具体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发现女性文学批评对于女性文学作为文学本身的特征关注不够，(12) 同样也面临文学批评文化化的危险。她们认为许多评论者将女性文学文本仅仅视为男权压制下的女性文化载体予以研究，在女性意识与女性权力的关注中很少去研究其文学性方面的特质，以至于使女性文学的研究完全脱离了文学的本体研究。(13) 对此现象，某些评论家认为发展一种“女性写作理论”成为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需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意识形态批评之外，同时还应该是一种美学批评，通过一种界定而凸现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的写作基础与美学形态。”[5]162
四、围绕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应用、理论建设及发展前景问题的相关探讨。这部分论文最多，而且大多数研究者都表现了对照搬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怀疑和担忧，并且分析了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与以前理直气壮使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状况形成了很大反差。基于这种情形，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结合实际建立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对女性文学批评进行学科化建设等问题都被提上议事日程。
归纳起来，这部分评论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本身的困惑。(14) 包括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女性”定义问题；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对待菲勒斯文化的态度问题以及女性传统问题。对待菲勒斯文化是应该全然否定还是可以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女性一直是作为一种对象存在于这个男性化社会中的，在女性的肉体不再成为商品的新时期，但女性的创造物却再次被商品化了。
（二）认为女性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偏窄，批评主体的意识存在一定程度的迷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强调文本的性别和政治双重特性。但是在我国，女性文学批评“使性别文本恢复了合法性面目，却矫枉过正地将政治文本逐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野”，[5]158“反映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确定批评的主体位置和对女性意识再认识上的新的迷误。”[5]160(16) 还有些论者认为九十年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相对缩小，基本上集中于女性文学，很少有对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和对男权思想意识的批判（对贾平凹《废都》曾有过短期批判），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女性作家作品，特别是陈染、林白、蒋子丹等一批女性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15) 所谓“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制约了女性作家对题材的自由选择。”[5]161 同时这些所谓“女性文学特征”(16) 也许是“对于腐朽的性二元论的男优女劣观念的无形的支持”，“女性主义批评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男性文学应该纳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范畴，以标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域的宽度”。[5]162 丁帆认为现有的许多女性研究者身上，在其潜意识中隐藏着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女性主义的研究不应走火入魔，女性应该与男性携起手共同改变男性文化中心的政治格局。(18) 另外，批评界对“女性意识”的过分关注，导致女性文学难以获得博大境界。文学批评过分强调性别，而忽略了文本的多义性，实质上是把女性文学批评从文学批评中独立出来，缩小了女性文学的社会效用。(19)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就应该是“有差异的声音”，要体现男女体验的差异。女性的主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应该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20)
（三）关于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处境问题。林丹娅详细考察了“女性话语”（包括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曲解与误读、冷置与利用、批评与反批评，陷井与突围，传统男权话语对女性话语资源的误识、误导与误用比比皆是。”[6]140 她认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无疑是中国八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性写作现象所需要的产物”，[6]136 同时也是“试图改善性别文化这个历史现象所需要的产物—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实践”。[6]136 女性主义思潮（妇女解放思想）、女权运动（妇女解放行为）与文学、文学批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这种密切而互动的关系由于中国国情，没有发展成为本土性的理论资源，从而不仅使批评一直滞后于女性写作，同时也带给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本土的特殊境遇。首先是外来的女性主义与本土女性文学实践之间被怀疑的游离状态。导致“继续忽略本土女性话语的产生与存在”；“即使承认存在，但也可以把她看作是一种严重脱离国情实际的话语来忽略。”[6]138 虽然一大批具有鲜明女性主义写作立场、倾向、观念、方法的女作家与她们的作品一起涌现，但是“大部分女作家，包括女文评家都会下意识地、或有意识地避开或者干脆否认自己与西方‘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或者影响。”[6]139 其次，“与国内理论界对20世纪西方理论所做的积极回应相比，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回应显然要微弱得多。”[6]139 本土“性别歧视”意识直接地反映在许多学术行为中。另外，是“对女性话语做望文生义的、想当然的、甚而是特具男性思维与意识的诠释，然后再给予非难，这是女性话语在文化生活中最常遭遇到的情景。”[6]139 比如公众对“小女人散文”的曲解以及用“身体写作”这个概念来诠释当下女性文学个案时所发生的意义间离、扭曲、甚而南辕北辙。女作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历来就是以男性视点为中心的文化所“操作”，甚至在这样的过程中，她们本身即同化为操作机制的一部分。(21) 王绯也认为女性批评在21世纪初面临被“象征性地歼灭”的处境，在商家与媒体与创造“美女作家’及“美女文学评论”的男性操作者（当然，也可能还有“另类美女”个人）的合谋中，女性再一次沦为男性中心文化的多功能玩偶，并按照男性阅读趣味被全面塑造。(13)
还有批评家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存在“拒绝对话”的现象。女性主义批评的热潮“几乎是女性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我沉醉，对于大多数研究者，尤其是对男性研究者来说，其态度是相当冷漠的，基本取一种拒绝对话的态度。”而且“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也不能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对话。”[7]48 “有些研究者有意识地借用女性主义话语，但言说的仍然是传统观念；或者不顾本土女性文学创作的事实，武断甚至粗暴地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武器强行进入中国女性的创作话语，得出的结论当然是振聋发聩的，但这样的研究状态只是一厢情愿式的，不可能代表普遍存在的女性作为真正的个人的体验。”[7]48 而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主要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运用过程存在“片面的理解、极端的套用、盲目的臆断等脱离中国女性写作实际的批评行为”[7]48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总是为世界的文化潮流所驱赶，很难回过头静下心来从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性别角色体验出发来探究中国式的女性或性别问题。”[8]43 “一些批评者无法认清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时效性与相对于今天的历史局限性”。[5]160 在运用西方视点观照中国（文学）的时候，削足适履，终至丧失自己的立场。(23)
（四）对女性主义批评“本土化”、女性文学批评学科化建设和建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等发展前景问题的探讨。陈志红认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生成和发育的过程中，吸吮的几乎是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同的乳汁，在理论资源、理论框架、话语形式上，采取的是一种横向移植的方式。可以说，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9]69 此状况决定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起步伊始，就显示出探究本土问题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通过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论著的共同点体现出来。这些共同点包括：1、切入问题的角度大同小异，都是从历史到现实。大多显示出一种经验描述的特征，理论含量稀薄得多。但对历史与现实文本的梳理，却显得扎实和脉脉含情。注重经验的描述和体验，在学术方式上是很中国化的。2、理论资源上的惊人一致。3、困境及其寻找出路的企图是一致的。在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过程中，“中国文本的特殊性几乎被完全消解在西方背景的普遍性中。”[9]72 于是寻找出路的人们开始探讨“双性文化”与“和谐”的理论构想，希图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资源中找到新的出路。(24)
杨剑龙认为女性文学批评的不足主要是缺乏自己的理论与话语；缺乏对中国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缺乏更深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所以他提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自己的“女性诗学”，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建构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在关注女性社会地位同时，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性的研究，加强对文化的关注。(25)
有论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走过了一条尝试建构理论的艰辛之路。他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创作实践对批评理论的呼唤、对概念与范畴的讨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初创。(26) 但是他并没有举出切实可信的理论来证明他所说的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已经得到初创。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但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呼吁建构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并着手展开女性文学批评学科化建设，为女性文学批评寻找稳固的生存空间。乔以钢谈到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问题，认为首先研究对象范围不宜过窄，应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要注意清理理论资源。中西结合，建构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要多样、互补。要努力提高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27) 另有多篇论文比如屈雅君《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科化建设的若干问题》；(28) 刘思谦《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29)、《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30) 等发表，宣告女性文学批评学科化的建设已经开始，并对研究范围、对象、概念、理论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由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汲取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营养，从整个当代文学批评中逐渐独立出来，取得了不少成绩而且带有明显“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对女性文学批评的批评甚至有超过女性文学批评的势头。当然这也是女性主义批评面临困境的一种反映。9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影响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受到突出，出现了否定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倾向。研究者们针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开始探讨女性主义批评本土化问题，呼吁建立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进行女性文学批评学科化建设。批评主体的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是非常可贵的。但是这些反思和提问大部分都非常概括，没有详细的论证，提问的方式甚至说法本身都极其相似，趋于雷同。很少有人真正具体地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表现、存在问题的原因、中西差异的实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精神、国内批评者自身的问题等等。简单地从中／西对立的角度发问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呼吁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文学理论很长一段时间依赖西方也是事实，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切实地努力，逐步地调整，没有必要简单否定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女性文学批评也应该具有阶段性，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目标，不能急于求成。我们要肯定之前20多年女性文学批评取得的成绩，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征程。
收稿日期：2006—09—16
注释：
① 由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是源于国外的，所以翻译问题不容忽视。王政在为《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一书作序时指出，Feminism是一个具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老词，有自己的历史延续性。由于尤其近三十年以来全世界女权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无畏开拓，使这个词的内涵急剧扩大，才造成我们翻译的困难。它最初于19世纪末出现于法国，被用作“妇女解放”的同义词。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不久就开始使用“妇女解放思想”一词来标明自己同feminism（女权主义）的区别。所以目前国内存在“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权／女性主义”三种译法。而三种译法都有问题。首先，“主义”二字不准确。feminism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它历来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女性”、“女权”则更是未能表达feminism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文化改造的宏大目标。(参见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本文选用张京媛的译法“女性主义”，她认为“性”字包含“权”字，或者说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参见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另，所涉引文基本采纳原作者的译法。
② 见谢望新《中年女性评论家论：兼及某些批评的批评》，《女作家》1987年第1期第149页。
③ 见郭银星；辛晓征《建立女性主义批评的可能性》，《批评家》1987年第5期第38—42页。
④ 参见孟繁华《女性文学研究述评》，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第35页。
⑤ 参见张红平《批评的滞后》，《晋阳学刊》1992年第2期第80—82页。
⑥ 见标题可知：林树明《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张岩冰《影响研究：女权主义文论在中国》。
⑦ 参见林树明《妇会的契机：90年代中期以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第1期第415—460页。
⑧ 参见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期第189页。
⑨ 参见王春荣《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独特价值及审美衍进》，《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1—3页。
⑩ 张岩冰对女性文学批评著作所作的分类就明显体现了伊莱恩·肖沃特思想的影响，其实也就是努力找出肖沃特所总结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几个阶段在我国女性文学批评中的表现。即揭露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发现女性文学传统——性别理论兴起等。参见埃琳·肖沃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革命》，选自王政等《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1—143页。
(11) 参见陈骏涛《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学人评说》，《文艺争鸣》2002第5期第42—48页。
(12) 参见荒林、曲雯《对女性文学批评的反思——林白作品研讨会的启示》，《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2期第61页。
(13) 参见杨剑龙《审视文学的文化批评》，《文汇报》2003年1月19日。
(14) 见张岩冰《有关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1998年第10期第62—65页。
(15) 我不赞同王侃把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分开理解的观点，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里，性别压迫本来就是一种政治关系。如果真的关注性别问题，那么本身就是不会离开政治问题。如果分离了，说明这种对性别问题的关注都是虚假的，只是强调简单的自然性别。
(16) 参见黄柏刚《关于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第1期第52—53页。
(17) 王侃认为“女性”是受西方男性统治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文学话语中的一个比喻，在将它引进中国话语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巩固了这个词在达尔文进化论和蔑理斯（Havelock Ellis）性学中固有的贬义，如“女性”的被动、柔弱、智力上的无能、生理上的低能等等。对女性的这些歧视观念，通过男权话语被女性“内化”，并进一步衍为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从而导致女性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不断减少，视野狭窄。
(18) 参见丁帆《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第50页。
(19) 参见阎秋霞《“女性文学”批评之批评》，《晋阳学刊》2002年第5期第89—91页。
(20) 该文作者还列举了目前女性主义批评所面临的几种诘难：在拆解和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过程中，却无意建构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和女性诗学规范；滞后的文学批评无法快速有效地对前卫的女性写作进行理论阐释、驾驭和主导。参见张凌江《有差异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第52页。
(21) 参见林丹娅《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第139页。
(22) 参见王绯《女性批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文艺研究》2003第6期第27页。
(23) 参见王侃《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第163页。
(24) 参见陈志红《他人的酒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阅读札记》，《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第72页。
(25) 杨剑龙首先总结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下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取得的成绩，认为女性文学相关概念的研究奠定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础、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以女性主义方法来观照女性作家创作产生了不同风貌、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增强了作家的女性意识。参见杨剑龙：《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诗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第46页。
(26) 参见王海庄《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衍进》，《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第2期第96页。
(27) 参见乔以钢《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第1期第47页。
(28) 见屈雅君《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科化建设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
(29) 参见刘思谦《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选自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30) 参见刘思谦《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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