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构建范式——从毛泽东“38命题”、后续阐述到当代化“链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命题论文,链结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见解，学界的门户很多，但多是从某一角度或抓住某一方面立论而不及其本质涵义，或以其某一构建范式以偏概全，因此，要深入解读，更准确地把握其实际涵义，还必须全面地研究“文本”，特别是毛泽东的论说。
本文中，“38命题”，指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次提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的“纲”。“后续阐述”，指命题提出后到党的“七大”、党的“七大”后到党的“八大”前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的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理论上的“细化”、构建范式的深入阐述，是在使这一原理为全党认知、接受，为全党去践行的历史过程中的多次、多方面的解说中完成的。
一、“38命题”的解读
（一）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学习”中的第1-4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进行了论说。[1](pp.532-535)其中第3段中的一大段文字，在《毛泽东选集》公开出版时改动比较大，但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来说又是必须了解的，现把当时的原话照录如下：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2](pp.658-659)
“38命题”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具有基础性文字意义。
1.“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直接言说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应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pp.533-534)
在“后续阐述”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的第一、二、一五节中，以及《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中，都有很精到的论述。
2.“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问题。这是它的实际内涵和主旨。“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p.533)“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做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pp.534-535)这两段文字都是明示。另一段文字指出：“我们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p.533)
在“后续阐述”的《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一文中，也有很精到的论述。
3.“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二者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一点上，它们的建设、构建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科学、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以建设党的指导思想理论、构建中国现代文化，二者是一致的、统一的；三大研究都是要密切结合起来的。
“后续阐述”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该《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p.201)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革命运动，而且要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深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这两个“深相结合”对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都是必要的条件。
从学界研究的现状来看，这当中，对二者都有需要深入把握的问题。一是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理论建设，过去或者在一些人中只理解为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而忽视了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相结合。二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过去或者在一些人中只是理解为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忽视了第一个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为什么也要有第一个“深相结合”呢？因为第一个“相结合”是解决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理论主题；如果没有第一个“深相结合”，不立足于第一个“深相结合”，那就成了空洞、抽象的文化清谈！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先进理论和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是一种文化过程，与中国文化交融，与民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推动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重塑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从文化过程上升到政治过程，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认识和群众基础。
（二）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形态的逻辑定格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从三个问题切入，即让听者了解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形态应该是怎样的？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又该怎样去建设、构建它？这里，先说第一个问题。毛泽东的解说是：
——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形态，应该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是“带着中国的特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鲜活泼”的马克思主义。（这里他没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字，但就是这个意思。）它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后续阐述”中，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4](p.373)，“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4](p.374)。）这就贯彻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统一体的原理。
在“后续阐述”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这一定格得到了深入浅出的说明。毛泽东说：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5](p.76)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5](p.78)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5](p.79)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5](p.80)
其实，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阐述的这个道理，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1938年11月6日）中已作了初步阐述。毛泽东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pp.541-542)
说到这里，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论概括：一是，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理上，是个认知“特殊”的问题。二是，就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这一特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创新原理，即从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意义上说，必须有“民族化”这一中介（理论）环节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讲过，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艰辛探索中，在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中，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建党17年后才悟出了的一条真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原理，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学术构建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涵义。
（三）构建范式
怎样构建、建设呢？毛泽东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具体地说：
1.三大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一要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别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二要认真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博古通今，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待历史发展。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予以总结。三要认真研究国情，去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形势以及社会变革的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将三种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依据。
同时，应确立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实际的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针。毛泽东指出：“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1](p.534)
2.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中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1](p.522)“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1](p.523)。在“后续阐述”《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经典性的阐释，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实际情况出发”、“凭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6](p.801)也就是说，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坚持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开始自主地解决问题。(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7](p.339)就整个党来说，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才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制定出正确的路线，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胜利向前发展。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正确判断形势，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敌后抗战和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四）“38命题”适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原理，中国文化现代学术构建原理，其所以能提出，所以能在这个时候提出，在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指导的需要的推动，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创新的时代需要。
特别要重视研究的是，这一原理之所以能提出，是建立在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为这一原理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原理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原理而为全党接受，是因为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面的，是毛泽东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造的辉煌；反面的，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磨难。
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原理的提出，仅从反对教条主义或是针对联共党的，这样的认识是很不够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的后续展开与普及
（一）“38命题”后到党的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的阐述
这一时期，从思想理论建设上说，是全党“了解”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即完成“38命题”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任务的实现时期。从“38命题”即1938年秋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大力从事理论工作，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同时，在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1.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总结回顾了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理解问题，即“相结合”的历程。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独创性经验上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力作，——另一力作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结论中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提升。这两部力作，为人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案例。
2.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是全党整风的准备阶段，重点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报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主观主义学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1941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分析和批判了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态度和学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p.374)，强调要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
在整风期间，为适应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历史的需要，1941、1942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书记处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文献集，1943年又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文献集。这些文献集为党员干部、党的理论工作者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观点起了重大作用。
3.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着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清理错误的思想方法和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文风的号召；2月8日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深刻地阐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4.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这一阶段，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1931年到1934年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讨论和总结。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6](p.998)；党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此为《决议》原文），以这个思想体系“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6](p.999)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
5.1945年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为全党接受，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第一次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8](p.335)刘少奇的报告以伟大事业本身的理论高度，初次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总结。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二）党的“七大”后到党的“八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的阐述
这一时期，自1949年1月起，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毛泽东思想”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选集》公开出版时）则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这只是名词的改变，并不是像有些文章所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的“放弃”。事实上，在此之后，毛泽东还多次论述、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深入浅出地、精到地阐明了“中国化”原理。1961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对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苏共领导人）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9](pp.450-451)
这个时期，毛泽东论说了“我们是分店，总店还是马克思、列宁。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
1.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号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二者都鲜明地体现在党和毛泽东发起的学习运动中。
在“38命题”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过：“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p.533)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和毛泽东组织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研究。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一度提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10](p.11)但是经过认真地思考，为了在全党深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1944年，毛泽东分析了整风期间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决定先选出五本马列书籍作为全党干部必读的理论著作。[10](p.93)在党的七大，毛泽东两次讲读书问题，不但讲了读哪几本马、恩、列、斯的书，而且谈了读书的方法，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不断推进，看法也在升温。在学习运动中，学习、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把丰富的中国革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主要的一块。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思想是揭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论，实践也证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然而，随着学习运动的开展，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一是往往忽略马列主义；二是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这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毛泽东致吴玉章的信表明，毛泽东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
1948年8月13日，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11](p.304)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致电吴玉章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11](p.303)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要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于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并不是要和马恩列斯并列，而是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揭示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构建其理论形态。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是普遍原理，我们是特殊规律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总的指导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失去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根本。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新中国即将诞生，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时候，为什么毛泽东向全党推荐阅读这十二本书呢？他是这样说的：“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2](p.261)从读五本书增加到十二本书，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读书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全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思想理论水平是在渐进地、稳步地、扎扎实实地提高。关于这次读书学习，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高度评价：“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3](p.153)
2.在坚持国际主义背景下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苏联共产党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他们不赞成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时考虑到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也好，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宣传也好，继续使用这两个“名词”，都会继续刺激苏共，容易被苏共误认为带有所谓民族主义的倾向，加剧矛盾。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因此，毛泽东在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上有了新的考虑，萌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的想法。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14](p.397)1949年1月，他在审阅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明确指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5](p.328)。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12](p.259)又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12](p.260)
1951年陈伯达写了《论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严肃地指出：“不要用这个书名，我们中国同志不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我们执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6]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将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并指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7](p.563)
建国后在编《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最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毛泽东在审定过程中，“在第一节讲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删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语；也有将‘毛泽东思想’删后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这样，发表稿通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15](p.328)
1954年毛泽东提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18](p.623)，以免引起误解。我们是分店，总店还是马克思、列宁。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1954年12月19日，在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在谈到学习马列主义时，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19](p.387)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结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20](p.9)“八大”通过的党章没有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
改变提法，并不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放弃。
不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的提法，只是去掉了命名而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依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抽象、概括的提法，直言、通俗。改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依然实存。但这样一改，对于联共党来说，就是承认了它“在国际反帝阵线中的领导地位”，尊重了联共党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也还是尊重的。1949年末，毛泽东在出访苏联与斯大林会晤时，斯大林曾建议毛泽东将自己的著作、文件等编辑出版，以便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表示自己也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到中国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当时答应派哲学家尤金来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尤金（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还提到了这件事。他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5](p.388)
正如毛泽东同尤金谈话中所说的，“中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毛泽东对此有坚定的信念。他在这个时期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阐明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要求人们学好马列，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能健康地向前推进。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的阐述
1.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56年初，毛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吴冷西在《忆毛泽东》一书中记述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1](p.9)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也记述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谈话，——在苏共二十大后的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9](p.23)
2.这一时期，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
一是，从基本原理和表现形式二者相统一的视角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的辩证关系。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5](p.78)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7](p.109)
二是，深刻地阐述了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要有一个过程；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毛泽东指出：“要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7](pp.104-106)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了党对民主革命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7](pp.299-300)他还说，他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这些文章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两次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没有充分的经验，不可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也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7](p.300)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命题重提及内涵的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已广泛运用
改革开放后，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p.3)之后，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正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3](p.9)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用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指出它的三大内涵：“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24](p.270)
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正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5](p.2000)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外交报告中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2003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6](p.314)与此同时，理论界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兴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理解的深化
思想、理论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思想、理论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对已有实践的理性总结，对未来实践产生预设，同时接受实践的不断检验。因为实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思想、理论也总是形成于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立足于阶段性的实践，这是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源，随着实践的进程，思想、理论也有飞跃性的发展。形成于任何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思想、理论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基本原理，二是对特定实践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总结。前者将被运用于认识和指导未来的实践，后者则很可能具有时效性，受时空局限。基本原理也不是一开始就有，也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也会随着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在批判地总结、吸收人类文明思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也不是同时出现，其中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等领域的一些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逐渐形成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最终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首先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具有的创新品格和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指路明灯和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的理论基础。同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对特定斗争实践的科学结论，它们是不能随便直接套用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关于欧洲革命道路的适用性、斗争形式变化、制度模式、革命口号等许多方面都根据形势发展而有具体结论。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有机构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同样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经历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也随着实践的阶段性推进而具有历史性的飞跃，而每一次思想、理论创新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为基础，其中既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发展，也有适合于特定历史实践的科学结论。正如列宁主义形成于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思想形成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其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既是革命成功的法宝，也是思想路线的精髓，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而农村包围城市、农民革命等思想则是在革命道路和依靠力量等方面的正确结论，是对特定历史实践的科学理论总结。二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创新、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成果。
由此，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而是同时具有民族性、实践性、时代性的内涵特质，其中立足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是核心内涵，它规定着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不断丰富创新的品质，赋予基本原理与民族性相结合的当代成果以合法性。正如龚育之教授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突出“探索”这两个字，面对在探索实践构成中遇到的困难、挫折乃至失败，要寻找新出路，才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的过程，“针对着失败，针对着挫折，针对着过去认为是正确而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东西。新出来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这才是创新，巨大的重要的创新。”[27](p.85)只有同时从民族性（中国化）、实践性（具体化）、时代性（当代化）的全方位角度，才能更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原理，以及中国文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构建原理。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创新，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实践，是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环境，面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新时代新情况的实践探索需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否则就会像苏东一样“剧变”；同时，更需要面向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否则也会像苏东一样“剧变”，所以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理论创新。当前，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将我们党的重要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化。为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不仅仅看到它的民族性，更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注重探索，立足实践进行创新，以解决时代赋予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的内在要求，也是赋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合法性的根据所在，从而，在实践中产生、又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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