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先生古本音说中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兼论古今音变的“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变论文,古本论文,声韵论文,古今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3)04-0059-09
黄侃的古音学内涵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即声母和韵母“相挟而变”理论。古本纽和古本韵的确定，古音只有一、四等，二、三等是后来的变音的主张，都与此理论密切相关。这个理论在当时提出来是创见，现在对于探讨古今音变的条件，也是很有启发性的。但它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受到批评。要全面了解黄侃的古本音说，不能只是知道他的十九纽、二十八部的简单结论，还应知道十九纽、二十八部背后的理论主张，这样才能了解关于这些声纽和韵部结论的确切涵义而正确使用。同时，黄侃的古本音说认为二、三等是变音，那么就得根据他的学说，回答今音的二、三等是怎么变来的，即回答古今音变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二、三等特别是三等的介音是如何产生的。这也是与声韵“相挟而变”理论直接相关的。
本文探讨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古无三等i介音，上古音向中古音演变的条件三个问题。后面两个问题，依黄侃的学说，答案与通行主流的说法不同。我们在教学和研究中长期运用黄侃的古本音说，对这两个问题不能没有思考。故不揆梼昧，试阐述如下。
一、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及其学术渊源
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是在解释上古到中古语音变化事实，综合观察声母的变化和韵母的变化时提出的。这个理论也是总结发展清代古音研究的经验而得出的。
1.黄侃说：“凡音之成，合声韵而成。”[1](P143)“古声既变为今声，则古韵不得不变为今韵，以此二物相挟而变。”[2](P62)他确定古本纽、古本韵的实践，与这一理论完全一致。这个理论是在实践中总结出又运用于实践的。
(1)黄侃认为，最初的上古音即古本音并没有像今音有一至四等的分别。今音中居一、四等的声纽为古本纽，二百六韵中的一、四等韵是古本韵；今音中的二、三等是从上古音一、四等变来的。声与韵是相互关联制约的，古声母发生变化，必然同时是古韵母发生变化；反之亦然。所以，上古声母没有后世居二、三等的音，当然上古韵母也没有二、三等；今音声母有二、三等，韵母也就有二、三等。在上古文献的语言文字材料中，形声、重文、古读、假借等，都显示今音的二、三等字古音与一、四等字本来无别，说明上古本无四等之别。保留在《广韵》中的六朝人的反切，上切和下切的相配，明显地反映出古音与变音互不相乱的大势，说明声不变则韵亦不变，韵变则声亦已变的声韵相挟而变规律。二百六韵中，一、四等韵中只有帮系、端系、精系等钱大昕、章太炎以及黄侃本人证明的古声纽，没有非系、知系、照系（二、三等）等被证明古无的变纽；而十九纽才出现的一、四等韵，正与清代古韵研究的成果相合。声韵相挟而变是对这种事实的最好解释，这种事实也是对声韵相挟而变理论的有力支持。
(2)声韵相挟而变的理论不但解释了二百六韵中的古本声古本韵相互配合，变声只出现在变韵的事实，它还说明古音侈、今音敛，古今音的变化趋势是由侈变敛。其中也就包含着三等介音是在音变中产生的意见。这让我们重新思考从最初的上古音演变到中古音的变化条件。这个理论本身还认为，研究音变必须综观声母的变化和韵母的变化。
2.声韵相挟而变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实际材料的考察上，也是对清代古音研究成果和经验全面而又辩证分析的结果。
(1)黄侃提出声韵相挟而变，除了上述他对二百六韵古声与古韵、变声与变韵相随事实的观察，另一重要根据是《切韵》反切。黄侃说，《切韵序》言“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上一句言韵之混乱，下一句言声之混乱。故知‘切韵’者，切与韵，而非切之韵也。尤、侯本不大相乱，如今四川、湖北等处发音可见；而在苏、杭、常、泰等处，发匣母音尤、侯即相乱。知尤、侯之相乱，则知先、仙原亦必为二类。而今日先、仙皆在心母，《指掌图》在开口四等。故不破字母等韵之说，则不能得其分别。以尤、侯既有天渊之隔，则先、仙之分亦当然也。尤、侯、先、仙，明为四韵，而实为八韵。先下切苏（下当作上。——引者），苏在模韵；先与仙不同，犹苏与须之不同（须在虞韵）。仙，相然切，先与仙不同，亦即等于鱼与虞（当作‘模与虞’。——引者）之不同，桑与相之不同，唐与阳之不同。故此求出先仙（一）、模虞（二）、唐阳（三）、侯尤（四）四对，由此推知先、模、侯、唐四韵为一类，先（当作仙。——引者）、虞、尤、阳四韵为一类。向来言反切者，上一字论清浊不论洪细，下一字论洪细不论清浊。由今论之，上字不但论清浊且论洪细也。”[1](P108-109)（黄侃后来持五十一声类说，即在四十一声类中又分出见、溪、疑、影、晓、来、精、清、从、心十母之出现于三等韵者，就是从声韵相挟而变的立场，强调上切也论洪细。）按，先，苏前切，仙，相然切；侯，胡沟切，尤，于求切；模，莫胡切，虞，遇俱切；唐，徒郎切，阳，与章切。苏、胡、莫、徒，一等，洪音，为一、四等字先、侯、模、唐的切上字；相、于、遇、与，三等，细音，为三等字仙、尤、虞、阳的切上字。陆法言《切韵序》举“先（苏前切）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沟切），俱论是切”，这些反切显示出一种规律，即，声洪则韵亦洪，声细则韵亦细；今音相混的上古二音，韵变必然伴着声变。六朝人的反切中，保存着古今音变的消息，其精密如此。
清代的古音研究是从研究古韵开始的，多数学者也就只注意韵的变化。其改正古读，多是只改韵而不改声。顾炎武《唐韵正》正其切音，多改其下切而不改上切，如规字“居隋切”改为“居何反”；施字“式支切”改为“式何反”。孔广森对此提出批评说：“顾氏古音反切辄就《唐韵》之纽而改其韵，非也；古今音变，韵既大讹，纽岂无异？”[3](P3)这是一个极有启发性的批评。黄侃对此有同样的批评：“从前论古韵者，专就《说文》形声，及古用韵之文，以求韵部；专就古书通借字，以求声类；而于音理或不了然。是以古韵家所作反切，往往世无此音。”[4](P98)“世无此音”，即指“居何反”、“式何反”之类。因为“何”是一等洪音，“居”、“式”是三等细音，“上一字不但论清浊且论洪细”。反切上下字所反映的韵不变则声不变之理，与古声母的考定的道理相同，所以黄侃在批评古韵家所作反切之后接着说：“至于钱竹汀，音学之硕魁也，能知古无舌上，为一大发明矣。”
(2)在学术渊源上，黄侃的古本音说，最主要的是总结发展清人的古音研究成果和经验的结果，他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也是对前人实践和经验的总结。古声与古韵的综合研究经验，古音与今音孰侈孰敛的争论及其对古声发明的影响，古注拟音等等，都被放在一起综合观察。
清人在这方面给黄侃最多启发的是钱大昕。其中，一是钱氏的古声发明是由于兼通古今声韵的事实，二是钱氏的古音侈今音敛的主张。
钱大昕的古无轻唇、古无舌上说，与他的古音侈、今音敛的主张是相辅相成的。音之侈敛不只是对韵母而言，也是对声母而言。古音侈今音敛，这不只是关乎古无敛的声母轻唇、舌上，也意味着古无相应的敛的韵母。古声母的发明中，同时蕴含着声韵相挟而变的理论。
钱大昕《音韵答问》：“问：近儒言古音者，每谓古敛而今侈，如之之为咍，歌之为麻，由敛而侈，似乎可信。曰：此说亦不尽然，盖有古侈而今敛者矣。如古之唇音，皆重唇也，后人于其中别出轻唇四母，轻唇敛于重唇也。古多舌音，后人或转为齿音，齿音敛于舌音也。……声音或由敛而侈，或由侈而敛，各因一时之语言，而文字从之。如：‘仪’、‘宜’、‘为’字古音与歌近，今入支韵，即由侈而敛也，岂可执古敛今侈之说，一概而论乎？”[5](P16-17)轻唇敛于重唇，知系敛于端系，齿音（指照系三等）敛于舌音；既然今音的轻唇（三等）是从古重唇变来的，舌上（二、三等）是从舌头变来的，照系三等是从古舌音变来的——“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为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6](P116)，显然是认为古音侈，今音敛。王力先生批评钱氏说：“段玉裁等所谓古敛今侈，系指元音之开闭程度而言。钱氏以辅音与元音相提并论，未合音理。”[7](P340)按钱大昕的古音“轻唇敛于重唇”，“齿音敛于舌音”，之所以以声母为论，以今天的话说，是认为介音i不但关乎主要元音同时也关乎声母。钱氏并非混淆韵之侈敛与声之侈敛这两种概念。古音侈，今音敛，钱大昕虽然是就声而发，但他同时注意到韵母。如上所引，“‘仪’、‘宜’、‘为’字古音与歌近，今入支韵，即由侈而敛也”，就是论其韵母。其实，从声母上来说侈敛，“以元音与辅音相提并论”，正显示了钱大昕在观察古今音变时把辅音与元音联系起来的特识。钱大昕关于古音侈的意见兼指声与韵，与他发现了古无轻唇、古无舌上，认为照系三等古为舌音，是互为因果的！
为了更清楚认识古音侈今音敛的意见与古声母发明的密切关系，应该比较钱大昕与段玉裁这方面的意见。段玉裁认为“古音多敛，今音多侈”，因而在《古十七部音变说》中说：“真者音之正也，先者音之变也。”自注：“如田古音陈，填古音尘之类。”[8](P15)又说：“古音有正而无变，故如借田为陈，借荼为舒：古先韵之田音如真韵之陈，模韵之荼音如鱼韵之舒也。”[8](P17-18)钱大昕则认为古音多侈，今音多敛，与段氏相反。因而，段氏的“田古音陈，填古音尘”以及“借田为陈，借荼为舒”之类，在钱氏看来就是“陈古音田”、“尘古音填”、“舒古音荼”。《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就说：“古读陈如田。”[6](P115)田、填在先韵（四等。中古音四等于上古不是细音，详下），定母字；陈、尘在真韵（三等），澄母字。荼在模韵（一等），定母字；舒在鱼韵（三等），审母字。一等韵侈，三等韵敛，而它们的声纽则在一等者为舌音，在三等者为齿音，故“齿音敛于舌音”。段氏谓“田古音陈”，就不但是认为“田”的古韵如今音真韵而非先韵，而且是认为“田”的古声读澄而非定；钱大昕认为“古读陈如田”，就不但认为“田”的古韵读如今音先韵，而且发现其声母古音读定而非澄。二人对于“尘”与“填”，“舒”与“荼”读法的不同意见，道理亦然。对古声母的发明，只能由持古侈今敛说的钱大昕发其端，其道理能不令人深思！
又如，钱氏说：“古人读‘陟敕直耻猪竹张丈’皆为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沖’，直弓反，而《说文》读若‘动’，此可证古音‘直’如‘特’也。”[5](P15-16)又，“《说文》沖读若动”，“古读直如特”，“古读虫亦如同”[6](P111-112)。按，沖，直弓切，澄纽东韵（瞢类）；动，徒揔切，定纽董韵。直，除力切，澄纽职韵；特，徒德切，定纽德韵。虫，直弓切，澄纽东韵（瞢类）；同，徒红切，定纽东韵。论其声纽，澄敛，定侈。论其韵部（类），瞢（类）、职（韵）皆三等，敛；董、德、东皆一等，侈。正是因为古侈今敛，“沖”读如“动”，“直”读如“特”，“虫”读如“同”，才有古无舌上之说。
那么，从古今音变中声与韵的相互关系来看，“陈”、“尘”古读定纽而今读澄纽，同时，古读先韵而今读真韵；“舒”古读定纽而今读审纽，同时，古读模韵而今读鱼韵；“沖”古读定纽而今读澄纽，同时，古读冬韵而今读东韵三等（瞢类）；“直”古读定纽而今读澄纽，同时，古读德韵而今读职韵；“虫”古读定纽而今读澄纽，同时，古读冬韵而今读东韵三等……正是声韵相挟而变。
(3)古人的反切显示声洪则韵亦洪，声细则韵亦细；钱大昕的古声发明中显示声纽的侈敛与韵母的侈敛是一致的；古无轻唇、无舌上、无照系三等，这些敛声是从古代侈声变的，从而韵的敛音也是从侈音变来的；那么，古人的反切，古声的发明，就蕴含着声韵相挟而变的道理，显示出古音侈今音敛的事实。黄侃在确定古本纽、古本韵的同时，也认为古音侈今音敛。他的古韵二十八部，一等韵有二十个，谓之洪音，四等韵只有八个，谓之细音。这八个四等韵是：
先：屑
添：帖
齐：锡：青
萧
各以阴入阳相配为四组（先、添无阴声；萧部无入声和阳声之配）。但是，以四等为“细音”是用通行的方便说法，他认为“齐、先、添、萧四韵本为洪音”。他说：“齐、先、添、萧四韵，《切韵》本为洪音，《指掌图》误改为开细。今宜读从广东人之发音。”[1](P109)黄侃这里仅举平声，实际当然要包括齐、先、添的入声锡、屑、帖和齐的阳声青韵。这样，古韵二十八部都是洪音。这是一个与古本音其他结论密切关系的重要论点。
声与韵相挟而变，故今韵中有古今不变之韵，有已变之韵，有兼存不变与已变之韵。他说：“凡有变声，即为变韵。故古韵二十八，今韵二百六。”[9](P141)又说：“《广韵》分韵虽多，要不外三理。……其三：以韵中有变音无变音为分，如东第一（无变音），钟（有变音）……”[10](P154)，“二百六韵中，但有本声，不杂变声者，为古本音；杂有变声者，其本声亦为变声所挟而变，是为变音”[10](P157)。
王力先生在批评黄侃“二物相挟而变”理论时说：“《切韵》（后来是《广韵》）作为后代的材料，我们能不能从中证明古音的消息，这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11](P401)王力先生的顾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广韵》中能有系统有秩序地保存这样一个存古含今、兼包方音的系统，让后人条分缕析，是六朝人审音精密，陆法言《切韵》保留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等人韵书中分韵异同的结果。清代江永的《四声切韵表》，戴震的《声类表》，通过对其中声韵部类的条分缕析以求古音、今音条理，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古无三等i介音：声韵“相挟而变”理论的佐证
声韵相挟而变，关系音声洪细，也就关系到上古介音的有无。认为古本音只有一、四等，无二、三等，也就是古无介音i（或作I、j）。当代一些古音学家对上古介音i的存在提出怀疑，同时有的认为二等介音是后来产生的。这些实际上是对声韵相挟而变理论的佐证。无介音i在一些学者已有所论及；大部分学者主张有介音i，但它与上古及今天一些方言的语言事实是矛盾的。一般都把三等介音i作为解释上古音到中古音变化的重要条件，因而认为上古有介音i。但这是拿中古去推上古，实际上这个i很可怀疑。因为，第一，在早期梵汉对音材料里，或在一些较多保存古音的方言里，三等字里仍有不少没有这个i。第二，上古时代的谐声系统，反映不出介音i的存在。第三，在被认为没有介音i的二等韵里，也发生了跟有介音i的三等韵一样的变化。
1.俞敏先生说：“我怀疑切韵音系里的三等i介音，陆志韦陆先生写作I的，里头至少有一部分是后起的，不该有的。学点儿现代方言，这感觉就更深了。就说‘弗’字吧。后汉人用它对梵文put，所以
就写作‘舍利弗’，闽南方言‘弗’字也念[put]，这挺顺溜。一翻音韵学著作，比方高本汉的《上、中古汉语音略》吧！糟了！原来切韵音是
。再说‘无’字。后汉人用它对梵文mo，所以namas的变体namo就写成‘南无’。到今天北京和尚还这么念。闽北方言句终疑问词‘也无’也念mo。一翻《音略》，又糟了！原来‘无’字不敢露面，同音的‘舞’是miu。”[12](P1)俞先生认为介音i是后起的，用黄侃的话说，是“的论”。
2.上古的形声系统表明，上古本来没有三等i介音
(1)黄侃古本音说认为，上古本来没有三等i介音。上古形声系统中，看不出四等的区别，后来分别的一、四等字与二、三等字是互谐的。今天看来，古文字中祖字或作且，封与邦一字，终字本作冬，谐声字中端与惴一声，首古读如道……皆可证明其说不诬。
但人们仍然可以认为，周秦谐声时代文字分化之际，母字与分化字声音已经区别。这种意见是合理的，但它也不能否定古本音说认为三等i介音是后起的说法。根据最早谐声及故籍通假等汉语言文字材料，古本音说强调的是，语音是发展的，而不是古今不变的，所以今音中的三等i介音是后来才有的，不是上古本来就有的；古声母本来只有十九，四十一声类是后来滋多增成的。由于古音研究的局限，长期以来人们一般以先秦西汉古音为一段，作为起点，以隋唐今音为紧承先秦西汉古音的一段，以此两段相对而论古今音变，所以，古本音说只能让十九纽二十八部的音系占上古这一段。实际上，古本音说只强调商周语音最初是十九声，并不否认先秦后期已经出现三等i介音及十九纽以外的声母的可能。换言之，如果黄侃所处时代已经把先秦分为商和西周为一段，东周以后为一段，古本音指的就是商和西周时代的音系。这和能够证明古本十九声的故籍通假、重文等大量出现在周秦的事实不矛盾，因为同一时代的不同方言中，语音变化有先后快慢；同一个时代的语言材料，有的可以是反映语音变化了的，有的则是存古的。（今之各方言中亦皆兼有存古含今，其理相同。）古本音的时代性问题，我们还将另文讨论。
(2)李方桂根据谐声原则否定只在有介音j的三等韵出现的个声母。虽然他承认古有三等介音，但从古本音说的观点看，这正是上古本来没有三等i介音说的佐证。
李方桂对高本汉拟测的上古声母提出怀疑，他举出高本汉上古声母，系统如图1。然后说：“这个声母系统排列起来似乎很整齐。我把其中的十五个声母用笔圈出来成一个类似十字的形状。这十五个声母只在有介音j的三等韵前出现，别的十九个声母可以在任何韵母前出现。这两类声母分配的情形很不一样。在全体三十四个声母中几乎有半数的声母分配很特殊，很有限制，这使我们对于这十五个声母发生疑问”，“……这些声母恐怕不是原有的，是受特殊环境的影响而分化出来的。尤其是这些声母大多数是上面提到与谐声原则不合的”[13](P12-13)。按，李方桂说：上古音系统里“四等字的声母完全跟一等字一样”[13](P23)，所以，“声母分配的情形很不一样”，就是指一、四等韵与二、三等韵中声母出现的情况。由于“这十五个声母只在有介音j的三等韵前出现”，因而“对于这十五个声母发生疑问”。所以，李方桂的上古声母系统中，没有高本汉那个“十字”中横排的两行——庄组、章组[13](P21）。董同龢通过对谐声等材料的考察也认为庄组与精系在上古“完全为一”[14](P26)。
图1 高本汉上古声母图
但李方桂是主张有介音j的，用它来作为从上古到中古声音变化的条件。古本音说认为没有介音i，因为声与韵是相挟而变的（因此不但没有上表中十字线内的声母，也没有介音i），即声变与韵变是同时进行的，而不能是韵或声中谁先存在一个导致对方音变的因素然后对方才变。李方桂说“介音j对谐声字并不发生任何影响”[13](P16)，这也是大家都看到的普遍存在的事实，既然如此，只能说明上古并没有介音i。不能搬中古音和等韵的四个等去套上古音节结构和音系状况。从上古到中古声音变化（变化的时间下限应该早于《切韵》成书）的条件，有的并不存在于人们以中古音和等韵的框架往上套的上古音系中。
(3)在许多于等韵为二等的字中，发生了类似三等字的变化。二等字的这类变化，晚于三等字，这是古今音变的层次性表现，说明古今音变的某些重要“条件”，可能不在上古语音结构本身。
二等字发生类似三等字变化的，比如：江降（二等）：疆姜缰（三等）；绞铰搅（二等）：骄娇浇（三等）……
王力先生说：“本来没有韵头的开口呼，在发展过程中插入了韵头i。这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喉音字（指影晓匣见溪疑六母）；（二）必须是二等字。除假二等不算，真正具有二等而又有喉音字的韵是江佳皆删山肴咸衔麻庚耕（麻耕兼有三等），拿语音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舌根音和喉音在元音a（或
）前面的时候，a和辅音之间逐渐产生一个短弱的i（带半元音性质的）。”[15](P136)比如“……开口呼转变为齐齿呼，即在主要元音前面加上一个[i]头。例如：支部开口二等‘街’类由隋唐至元代的[ai]转变为明清的
”[16](P555)。王力先生的这个意见很值得重视，它表明，这个“带半元音性质的”i是后起的，并不是上古就有的。
既然二等字本来没有i介音，有些字的i介音唐以后才逐渐产生，三等字i介音的道理也是如此，也是本来没有后来才产生的，只不过三等字变化得更早。这正是语音变化的历史阶段性。就像上古端透定的一部分字先变化为知彻澄；知彻澄再变而为照系三等；在知系变为今音的照系三等时，端透定的一部分字又变为今音的知彻澄。
三、上古音向中古音演变的“条件”
高本汉以来研究汉语的语音学家大多主张，中古有区别的音在上古也一定有某种区别，即所谓音变“条件”，“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才能有同样的发展”[15](P69)。（本节讨论时引王力先生的话，是因为他这方面的意见代表主流的说法。）主张今音中有区别的音，在先秦也一定处于不同的条件下——即在语音上有区别。并以此作为一个标准，衡量和判定人们提出的所有结论的正确与否。不管人们的结论是如何地符合汉语言文字事实，只要不符合这个标准，这些结论就不能被接受。其实，这个标准很值得怀疑。例如，按照上述主张看待，精系与庄组，知系与照系三等，喻母四等与定母，它们在今音中是不同的音，而且如果归并会在“等”上发生矛盾，那么在上古也必定不同，否则“后来便没有分化的条件了”[16](P20～22)。诚然，分化是需要“条件”的，但是，语音学家们往往认为语音分化的“条件”必定是在上古语音系统或音节结构本身，所以今音的三等一定是从上古的三等来的，今音三等的i介音一定有一个上古三等介音在那里对应。
1.汉语的事实不支持这种说法。上述事实一再证明今音三等的i介音是后起的。这是否可以打破人们一直信奉的关于古音重建的某个“原则”？反过来，《广韵》同一小韵的音，到后来也有不同的变化。这也可以说明，音变的“条件”可以是不在古音系的本身，并非后来发生不同变化的都是由于本来声音“条件”不同。如，江：杠扛；嗟：罝；拏：摣；明鸣：盟；行（户庚切，行步也）：衡；戈：过：锅……这些发生了不同变化即现在读音不同的字，在《广韵》分别属同一小韵，是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王力先生说：“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15](P69)按照目前对“条件”的理解，这个原则对上举例子就不适用。（有可能上面例子中有些字的今读不是与《广韵》的反切而是与其他反切对应的，那也正好说明不能够把古今音进行直线的简单对应来谈音变和音变“条件”。）
所以我们认为，人们一般认为的古今声音发生变化的所谓“条件”，包括上古所谓三等介音i，可能并非合乎真实；而真正影响古今音变的条件，尚未被人们重视。
2.古今语音变化的“条件”，不一定非得是古音的语音系统或音节结构本来存在差异。方音的不同，语言传播中各方言语音的影响、交叠、替代，可能是古今语音变化的最重要条件。从另一个角度说，方音的不同与语音的历史音变互为因果，而发音机制的变化是方音不同和历史音变的生理原因。
(1)根据古本音的理论，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变化，特别是与二、三等音的产生相关的，诸如i介音的产生，知系、照系的产生，这些相互关系的音变现象，其根本或最初原因，并非上古的语音结构中本来有什么导致后来不同的“条件”，而是另有原因。上古本来完全相同的一个音，扩散之后经过不同方音的变化，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反复交叉，积淀到某时某地的一个语音平面上（或一个泛时性的兼包古今的音系中，如《切韵》音系），表现为不同的音。而同一时代中不同方言对同一来源的词的不同读音，也正显示各方言语音变化快慢而形成历史音变层次。所以，横向上方言的不同及方言之间的交互影响、叠积，也是形成纵向上语音历史变化的条件（原因）。许多学者，包括黄侃，都认为《切韵》是一个兼包古今方国之音的音系。这说明它是一个各种方音（方音之异也反映古今之异）叠积的音系。从中是否可以得到启发，某时某地的音系，如隋唐的长安音系、洛阳音系，都是一个掺杂其前代各种方音成分的音系。
何九盈先生在谈语音史时指出，目前通行的一个时代取一个地方的音为代表来谈语音的发展变化，以为各点之间是直线发展的做法，不符合汉语多方言的实际。“用一个音系就证明一个时代！这就掩盖了一个时代语音的复杂情况。……把这些音系组合在一个直线上，谈它们之间的直线发展，这就要求这些音系具有同质的基础方言，如果这些音系基础方言差异很大，语音发展的路子方向就会互有参差，将互有参差的东西取直，就很难避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构拟。”[17]何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这就意味，把目前所构拟的隋唐音系与秦汉音系这两个点直线联结起来，谈二者之间韵古今声音发展变化，不可能没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除非说目前构拟的上古音系是1000多年中某个雅言或方言纯质不变的音系，而且所构拟隋唐音系和它是同一个基础方言的另一个历史横断面，在汉以后几百年中没有掺杂别的方言成分。这是可能的吗？如果不可能，那么说隋唐音系一定是秦汉音系很规律很严整、照应密切的演变结果，科学吗？
(2)从发音机理上说，陆志韦先生提出的“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间发音基础的变动”意见，是极富有启发性的。它说明，上古到中古发生音变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发音基础也就是发音器官的肌理发生了变化。那就意味，与上古音对应的今音之不同，不必是最初的上古音本来有什么不同。
陆志韦先生在全面研究了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变化之后，认为所有的事实“要是不能用某种简单而统一的理论总括起来，那末各个单独的拟音都归于失败”，在举出元音变化主要趋势，探究其变化原因时提出“上古音跟中古音之间发音基础的变动”这样一个重要观点。他说：“据我看来，最古汉语跟六朝音之间，整个的发音基础(the basis of articulation)渐渐的改变了。整个口腔变成一个较窄的共鸣器，而辅音大体变成嘬口势。上文(1)-(6)的演变都是在同一种趋势之下的局部现象。好像有某种势力把口盖跟舌底按住了，把口腔上下一挤，或是撮住了上下唇跟发
的区域正像一个静止区。……”[18](P284-285)古今发音基础变动的意见启发我们，古今声音的变化“条件”，不必非得在上古语音结构中找，而是可以在发音器官的变化中解释。这种发音基础的变化，归根到底是舌位的变化。发音的惰性趋势，使喉牙音由舌后趋向舌中、舌面、舌前（结果是见系三等、喻三的出现）；舌音由舌尖趋向舌面（结果是知系、章组、庄组的出现）；同时，舌头不断变得愈加灵活使元音高化、前化。这就使舌位图伸长了。
从上古到中古，发音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发生于不同的方言区；古之方音可以影响今之共同语语音，今之共同语语音是古时不同时代中不止一个方言点语音变化的综合结果。这应当是上古同一个音到中古发生不同变化，同时中古一个音到今天也发生不同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古今方域之音叠积于《切韵》二维平面，《切韵》音系有不同的方音来源，这是一个已被大部分人承认的事实。同样的道理，某个时代某个方言的音系，也是其前代不同方言相互影响渗透的结果。既然如此，古今音的变化，怎么可以单单认定它们是古今两个点之间的直线发展关系，而单在一个出发点找原因，从而非得认定这个出发点本来就有结构上的不同？
理解声韵相挟而变的理论，不能不思考古今音变发生的原因。古今音变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宜另文探讨。这里很粗略地谈了一些，只是想说明，黄侃先生古本音中没有i介音，没有四等之分，只有十九纽、二十八部，是有理由的，其意见对于解释后来不同语音变化事实有启发；语音变化有它的发音生理和社会交流上的原因，而不只是限于原来音系结构上的原因。
收稿日期：2002-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