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科学成长的内部因素与社会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环境论文,因素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通过对科学发展史的考察，探讨了科学成长的内部因素与社会环境。文章概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两大流派——内史学派和外史学派，指出内史学派主要研究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与哲学、宗教之间的关系；而外史学派则主要研究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将超越科学史研究中内史学派与外史学派的局限，既强调科学的内部因素，也同样重视科学生长的外部环境。
尽管宏伟壮观的科学大厦的崛起只有几百年的时间，但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却是相当漫长的。从最早的科学记载的出现到今天已经有几千年之久了，然而，“自然科学发展的渊源究竟是什么？”在科学史的研究中仍然是个十分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历史研究表明，古代世界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外，还有过许多发达的古代文明：英格兰岛上的“巨大的太阳神庙”，墨西哥丛林中的美洲大金字塔，洪都拉斯丛林中的众多的玛雅古城，都是古代文明的遗迹。然而，在世界众多的古代文明中，只有古希腊的学者吸收了周围地区的文明成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并通过欧洲的文艺复兴逐渐成长为现代自然科学宏伟的大厦，其他大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成了历史的画卷。
为什么众多的古代文明都衰落了，或者成为古迹了，而古希腊文化却能在受到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之后经过中世纪漫漫的长夜，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成长为今天自然科学的宏伟大厦呢？影响着自然科学成长的主要社会因素究竟是什么？而新的科学成果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着社会的历史进程？自然科学作为哲学的源泉是如何影响着人类思维的？而哲学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影响着科学的发展进程？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针对这些问题，科学史研究中的两大流派——内史学派和外史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影响科学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很难给予十分明确的描述。内史学派主要研究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与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而外史学派则主要研究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科学成长的外部环境
外史学派的观点，同科学社会学家们十分接近，他们的理论来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活动。恩格斯在谈到古希腊文化的时候曾明确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1〕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但是，他们在这个领域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科学的社会决定性、科学的上层建筑性、科学成长为社会生产力的天才的论断一方面奠定了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对科学史研究中的外史学派的一些重要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对科学史的研究曾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其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成果被大量地应用于战争，因此，苏联学者在研究中就比较重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科学与社会制度、科学与生产、科学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在1931年伦敦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上，以布哈林为团长，由著名学者B ·赫森等人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对西方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向大会提交了论文集《处在十字路口上的科学》，赫森宣读了他的论文《论牛顿原理的社会科学根源》，其主要论点认为，牛顿的理论来源是当时战争、造船、天文、建筑、采矿等技术的需求，是对当时的生产技术问题的解答。苏联学者的崭新的观点在西方的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西方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们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久，在英国就形成了一个左翼科学团体。当时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英国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水平极为低下，英国全国的科研经费还不到苏联的十分之一。他们把英、苏两国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进行了对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他们的工作后来对英国皇家学会、英国同业工会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世界科学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其中J·D·贝尔纳以他的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在科学史研究领域和科学社会学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李约瑟博士则以他的毕生心血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学术界赢得了盛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权威。
1931年苏联代表团在伦敦科学大会上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对西方学术界的一次成功的进击。这次学术活动对30年代科学史研究中的外史学派优秀成果的出现和科学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布哈林被枪杀了，后来赫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世界科学史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研究进程的重大损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科学自身的发展给外史学派和科学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环境。今天，科学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早已成为科学史外史学派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首先，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从本世纪初的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发展到了今天的集团规模、国家规模甚至国际规模。目前，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任何一门学科的深入研究都不再是一个或几个科学家，一个或几个科学小团体所能够胜任的了。科学活动本身已经变成了一项极其广泛的重要的社会活动。现代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需要大面积的场地和实验室，需要现代化的先进仪器设备，还需要数量众多的受过严格训练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才。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从1942年到1945年用了三年时间，投资23亿美元，集中了在美国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几乎全部优秀科学家才得以实现。又如，本世纪60年代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历时11年，动员了120所大学和研究所，2000家工厂，耗资240亿美元才得以完成，可以说几乎投入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事实上，目前几乎所有重大的科研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提供资金、场地和工作条件，对于一些尖端、重要的科研项目不仅需要国家的参与，而且还需要国际间的密切合作，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的“尤里卡计划”就是一例：由欧洲国家成立一个协调科研机构，在光学、材料科学、大型电子计算机、大功率激光束与粒子束、人工智能与高速微电子等六个领域进行研究和开发。
其次，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科学研究的难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在现代第一流的科学家中间，已经不再有像戴维、法拉第、列文虎克那样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了。从本世纪初开始，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和培养的。居里夫妇、爱因斯坦、普朗克、薛定锷、玻尔、海森堡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大学和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由于科学本身的飞速发展，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划分愈来愈快，分支也愈来愈细，这就导致了科学家们的知识面相对变窄了。因此，在几乎所有较为重大的科研活动中往往需要好几个相邻学科的专家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所成就。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另外，历史发展到今天，科研活动已经变成了一项最普遍、最经常、最重要的社会活动，现代的科学家也已经不再是前两个世纪那些完全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丝毫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的“业余科学迷”了。对于现代的科学家，科学不仅是一种偏爱，而且是他们的职业，是他们谋生的手段。因此，他们同政府的一般行政人员或工厂的工人已经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了。无论科学家本人有着多么良好的道德修养，也无论他多么清高，科学活动对政府机关的依赖和政府机关对科学的控制仍然由于功利主义和个人经济生活的原因得到加强。科学家们不仅只能在为他们发薪金的机构或雇主所要求的范围内工作，而且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科研成果。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杀人武器的研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任何一名科学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正在日益突出。科学的发展反过来也正在深入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目前，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国家都在致力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这是一项以电子计算机网络、光缆、卫星传输等高科技为核心的现代化信息传输系统。随着国际性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极大的变化，人们的工作、学习可以在家里完成；人们在休假、旅游、外出时可以照常办公；世界各地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可以在计算机中及时地了解到，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都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了。这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生产、战争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都将是十分深刻的。因此，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仍将是21世纪的科学史家和社会学家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然而，就在社会环境作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强烈地影响着自然科学进程的同时，新的科学成果却一再地表明着她与哲学的亲密无间。
二、科学成长的内部因素
内史学派的一些观点同科学哲学家们比较接近，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的因素。因此，探索科学发展的历史根源不应该仅仅考察科学与物质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应该寻找科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以及影响科学发展的哲学因素。
在1931年的伦敦大会之前，科学史研究领域一直是内史学派的天下。1929年出版的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就是内史学派的代表性著作。
内史学派重视科学内部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其重要原因的。在科学史上，并非每一个重大发现都可以找出决定性的社会的外部因素；而且，科学与哲学就像一对双胞胎，每一个重要的科学理论的产生总是伴随着哲学思想的启蒙。
在科学的萌芽时期，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的中国，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界线是难以划分的。在古代的中国，许多早期的科学发现都记载在诸子百家的哲学和史学著作之中，其中《墨经》、《庄子》、《道德经》中都记载了许多科学史料，涉及的范围包括天文学、力学、光学、运动学、磁学等许多方面。而在古希腊，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
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的辉煌成就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使古希腊丰硕的自然科学成果最终渡过了中世纪漫漫的长夜，成长为今天宏伟壮观的科学大厦。17—18世纪，牛顿经典力学的巨大的成功曾经有力地加强了唯物主义的重大影响。在上一个世纪，尽管由于科学家们对唯心主义的深恶痛绝，自然科学同哲学之间有过一段短时间的“离异”，但是，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亲密关系。本世纪初，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创立是科学舞台上的两部精彩的史诗，而这两部史诗都是真正的“爱情诗”——都是科学与哲学的“蜜月”的硕果。
1905年，在科学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要找出相对论产生的社会根源，找出相对论同生产实践、政治、经济、战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新理论产生的根源有两点：一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证明了牛顿“绝对空间”根本就不存在，使经典物理学的自洽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是深刻的哲学根源，即恩斯特·马赫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批判和斯宾诺莎关于自然界的同一性、自然规律法则的同一性的唯物主义观念。科学史表明，早在爱因斯坦之前，洛伦兹、菲茨杰拉德等一流的科学家们就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结果中发现了经典力学的缺陷，并提出了重要的科学见解。但是，他们却没能在物理学革命中作出突破性的贡献，没能创立相对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认为：“马赫曾经以其历史的——批判的著作，对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起过巨大的影响。”〔2〕在马赫和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爱因斯坦是以一个美学家的眼光看待整个自然界的。在他看来，自然界的完美就在于她的统一性与和谐性。那么，既然自然界是统一的，就不应该存在一个特殊的、绝对静止的“以太空间”。既然自然界是统一的，物理学的定律就不能仅仅在“以太空间”中才成立。因此，不仅“以太空间”这个特殊的惯性系是不存在的，而且所有的物理定律在全体参照系中都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在这些哲学观念的启发之下，爱因斯坦创立了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量子力学的创立也是如此，无论是尼尔斯·玻尔，还是他的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其他杰出人物，都是深受原子论哲学的启发，以至他的学生——德国著名哲学家、量子力学专家海森堡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知识，就很难在现代物理学中取得进展。”事实确实如此，量子力学的创立中不仅有着深刻的哲学根源，而且它的许多结论都向传统的哲学观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1927年，海森堡在《关于量子论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的直觉内容》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测不准关系”，即“微观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不可能同时精确测定。”这是现代科学向传统的哲学观念提出的严重挑战——微观客体的运动并不遵守严格的因果关系，只服从统计规律。这是对以往的“决定论”的最严厉的非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自然科学的成长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也是十分紧密的，根本无法区分。在现代，尽管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明显，但是也决不能忽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重要影响。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家G·萨顿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了解哲学和科学的关联， 科学史家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他的工作。许多科学家本来是回避哲学的发明家和技术人员，但没有一个人生长在哲学真空里。不管科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每个科学家总是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和哲学观念影响”。〔3〕
三、新世纪科学史研究的趋势
在本世纪的科学史研究中，内史学派和外史学派的学术观点是有着重大区别的。
对内史学派来说，哲学与科学都是与人们的社会存在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科学的历史，不可能完全忽视社会的因素。对外史学派来说，也不能完全置科学的内部因素于不顾，在科学发现的一些事例中确实很难找到科学和哲学以外的社会方面的因素。凡是企图用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史上的一些事件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确定的“规律”再往整个历史上去“套”的学者，很少有人能说服他的大多数同行。所以，迄今为止，在科学发展的全部历史中，还根本归纳不出一个简单的模式。
在本世纪末，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科学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无疑导致了科学史研究的重点向外史学派的偏移；当前，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已经明显地表明了这个趋势。然而，这种偏移将是有一定限度的，科学自身的发展，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目前，许多一流的科学史家们的著作已经越出了内史学派与外史学派的局限，例如，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N·玛格纳的《生命科学史》等著作，既强调科学的内部因素，也同样论述了科学生长的外部环境。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在未来的科学史研究中，内史学派和外史学派的界线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分明，科学史家们将把科学史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正如G ·萨顿早已指出的那样：“这种广泛意义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变成了整个历史研究的关键”。〔4〕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0页。
〔2〕《爱因斯坦论文集》（中译本），1976年版，第84页。
〔3〕〔4〕转引自金吾伦选编：《自然观与科学观》， 第404页、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