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与线：建构俄罗斯文学史的框架——兼与汪介之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文学史论文,框架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渐渐成了历史，一群中国的热心的学者正为叙述它而殚精竭虑。人们可以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建构不同的叙事模式。犹如对待几乎相同的史料，《左传》与《国语》各异其趣，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叙事模式。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俄苏文学史》（第二卷、第三卷），叶水夫先生主编的《苏联文学史》，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叙述方法也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叙事模式应该具备两个特点：第一是可操作性；第二是能够容纳史料。在《阶段性：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一个参照点》（《俄罗斯文艺》1995年第一期）一文中，汪介之先生试图提供一种叙述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范式。然而在他的文章中暴露出的问题，恰恰是不能满足上述特点。
首先，只注重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是无法形成文学史的。对任何历史的描述都在两个维面中进行：纵的时间的维面，即历时性，横的空间的维面，即共时性。历史是由无穷多的瞬间（即空间维面）叠加成的。借用索绪尔那个简单的比喻可以说得更明白，历史犹如大树，剖开大树的任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年轮（这就是横的、共时性的），而无穷多的横的剖面就形成了树干（纵的历时性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著作正是这样叙述的，有分期，这是历时性的描述，而在每个时期内，又成了共时性的描述。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俄苏文学史》就是在分期的基础上，把每个时期按小说、诗歌，戏剧的次序加以平面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汪介之先生提供的范式是无法操作的，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文学史的共时性描述。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认真探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能由什么样的“面”来建构（分期问题下面再谈）。周启超先生的三分法，正是解决“面”的问题的一种富有启发性的尝试。我在拙著《永不消逝的回声》（即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借用了持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学者描述文化精神的述语来形成面：即中心话语和边缘话语。那些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在前苏联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不是被批判）的作家、作品和思潮，即是中心话语的组成部分；“侨民文学”和“复归文学”基本上是边缘话语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些过渡现象，比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其次，汪文提出的分期法，与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实际是有距离的，也就是说，他提供的范式不能容纳全部史料，比如“变迁时代”止于1929年，“滑坡时代”起于1930年，这仿佛是严格按照纪年来划分的，而从名称来看，又试图要描绘文学的走向。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变迁发生在1932年，而不是1930年。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瓦解了企图称霸文坛的“拉普”，这就从组织上开始了大变迁。是年5月20日，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格隆斯基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出了讨论，博得赞同。这就从创作方法上开始了大变迁。从这些史料来看，似以1932年为分界线为宜。汪文中，将1953年-1985年这一时期称为“‘解冻’”与“‘停滞’时代”，这恰恰犯了汪介之先生自己所反驳的庸俗社会学的毛病。汪文称：“信奉庸俗社会学的研究者们每每以政治斗争史的分期标准来切割文学史进程、作家们的创作道路，把艺术理解为政治的附庸，其观点与方法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谬的。”这段话仿佛恰好是针对他自己的上述分期说的。应该看到，在前苏联，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但文学又有自身的发展道路。恰恰在六七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与社会政治的走向并不平行。原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马尔克·卡丘林在同笔者讨论苏联文学的进程时说：“我不赞同将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称为‘停滞’时期文学。在社会发展中可能有停滞，但文学从来不会陷于停滞。恰恰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主持的《新世界》杂志和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激进而深刻的作品。”如果我们承认卡丘林先生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那么将这一时期称为“停滞”时期就不妥当。另外，一种分期法应始终坚持同一个原则，比如社会政治决定论的原则，或文学内部规律决定论的原则，抑或文学流派发展决定论的原则。而汪文的分期，未能坚持同一个原则，有的是由文学内部规律决定的，如“白银时代”和“滑坡时代”，其余是由社会政治决定的。
根据20世纪俄罗斯文学大的类别的对话关系（面）的原则，在我拙著中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法（线）。不避浅陋之嫌，谈出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恳切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我是这样分期的，第一时期：争夺文化霸权（1932年以前），不管是世纪之初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无产阶级诗人、象征派的更替，还是二十年代的文学团体之争，也不管艺术表现方法创新，还是总体的创作原则的探索，都有基本的指归，就是当事人无不怀有“统一天下”的意气，所以借用葛兰西的术语“文化霸权”来命名该时期。第二时期：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对话（1985年以前）。大致可以是否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划分中心与边缘话语。在1953年以前基本上是中心话语自言自语的独白时期，但也有微弱的对话，比如《静静的顿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放弃了对人物的历史论理判断（这恰恰是中心话语的要旨所在），而只对其作道德判断。1953年以后，来自边缘的声音逐渐强劲。第三个时期：众声喧哗（1985年以后），该时期旧的中心话语被消解，新的中心话语时至今日尚未出现，文坛犹如某些前卫音乐，出现无主题变奏，各种价值观念，各种创作方法走马观灯般地出现、消失。我想用这样的框架来叙述我所理解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
前面已经说过，对同样的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叙述方法，我期待着多种多样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更实事求是、更科学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