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情态研究之术语困局：语气、情态辨析∗
高艳明 何鸣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提 要： 情态研究在国外语言研究中一直是关注的热点，但时至今日，学界在语气、情态等基本术语的使用和界定上仍有争议。本文深入回顾语气和情态的历史渊源，全面梳理其用法及意义，综合辨析进而厘清基本概念。研究发现，国外文献中语气和情态的内涵在不同时期都有扩展，而且在形式和意义上都有交叉，这是造成术语困局的主要原因。为此，本文提出沿袭语气作为动词语气的传统，回归情态的源起意义，避免进一步使情态内涵泛化，进而从外部明晰语气和情态概念，从内部实现情态内涵的统一。
关键词： 语气；情态；基本术语；情态研究
1 引言
情态（modality）是国外语言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一大难点，因此时至今日，学界在情态术语的内涵及使用等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文献显示，当前国外情态研究面临的术语困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modality与mood（语气）使用混乱，内涵不清，并因借用句子类型、言外行为、言语行为等概念来对其界定，使术语内涵元素相互交叉，难以理清彼此；二是modality的语义内涵极为丰富，而目前分类混乱，术语繁杂，难以统一界定，又与命题态度、说话人态度或立场等概念相互混淆。“术语是学科话语至关重要的构件”（转引自陈小慰2017：55），为此，本文拟以 mood和 modality为纲，回顾二者的历史渊源，全面梳理各自的用法及意义，综合辨析相关术语及概念，进而厘清mood，modality等基本概念，以期为国内语气研究提供参考。
2 Mood与modality的历史渊源
从词源上看，mood与modality并无直接联系。历史上，二者通过mode建立联系后便相互纠缠。根据 van der Auwera，Aguilar（2016）的梳理，英语研究中涉及动词形态语法描写的术语有mood和mode.Mode源自拉丁语 modus，意为“模式”，动词的不同形式体现不同的语法模式。Mood与动词形态语法描写一开始并无联系，后来与mode相互替换使用，指代同一语法现象，可能都是从中世纪英语moode一词发展而来。不过，早期文献中mode更常见，mood直到20世纪才愈见频繁。中世纪时期，mode的词源modus义项增多，除了指动词模式外，还体现命题为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Mode后来也承继该义。Modality本身源自拉丁语modalitas，通过法语词modalité演变而来。其英文收录最早见于1545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释义与mode有关。后来有文献使用mode来指代modality所辖的意义（如 Wilkins 1668）。由于mode与mood及modality分别有相同义项，所以mood和modality便通过mode建立语义联系，3者的使用开始变得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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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Kant的影响，modality一度被广泛使用。Kant在《纯理批判》（1781）中提出，情态、数量、质量以及关系构成人类判断的4个范畴。此后，有语法学家用modality来解释mood，认为3种不同的情态是区分虚拟、直陈以及祈使3种语气的基础。但20世纪早期，该观点遭到批判，学界转而又普遍使用mood和mode.例如，Jespersen（1924）只用 mood；Sapir（1921）虽用 modality，但与 mood同义；Bloom field（1933），Hockett（1958），von Wright（1951）等则沿用 mode；von Wright将情态分为真性情态（the alethic modes）、认识情态、责任情态和存在情态（the existential modes）。文献显示，该分类对后来的情态研究影响深远。随着Lyons（1977），Leech（1969），Halliday（1970），Palmer（1979），Coates（1983）等著述的出版，文献中又广泛使用modality，mood次之，与modality时常替换使用，mode则淡出视线。
可见，当前modality与mood相互纠缠、相互混淆的局面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受mode影响，二者的意义和使用情况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学界难免将其混淆。唯有全面考察二者的用法及意义，才能厘清其基本概念。
其次，文献中句子类型M与句子类型F的混用使语气同句子类型的区别愈发模糊。一方面，两类句子类型都有祈使句，颇具误导性（Lyons 1977：747－748），以致学界误以为句子类型F就是语气，疑问语气、陈述语气等术语的使用就是最好的例子（Allan 1998）。另一方面，印欧语中体现语气的动词曲折变化在历时演变中逐步淡出视线，致使句子类型M在形式上愈发模糊，两类句子类型更加难以区分。以英语为例，古英语中由动词形态标记的语气系统较完善，中古英语中则逐渐被情态助动词取代。现代英语中仅有个别虚拟语气标记，如 were，if，should，would 等；直陈、祈使语气则无动词形态标记（Bergs，Heine 2010：105－115）。
3 Mood的用法及与modality的关系
Portner指出，mood 有动词语气（verbal mood）、概念范畴语气（简称概念语气）（notional mood）及句子语气（sentence mood）等3种用法（Portner 2009）。
3.1 Mood表示动词语气
Mood最早仅表示动词语气，是动词众多特性之一，是由动词形态体现的一个语法范畴（Bybee，Fleischman 1995；Jespersen 1924；Lyons 1977），文献中也有“曲折语气”（Depraetere，Reed 2006；Palmer 1986）、“形态语气”（Thieroff 2010）及“语法语气”（Bergs，Heine 2010）的提法。作为动词语气，mood的内涵是以句中动词的曲折变化为语法形式来反映说话人对句子（命题）内容的心理态度（Jespersen 1924，赵春利石定栩2011），包括直陈语气、虚拟语气以及祈使语气，分别表达说话人视句子内容为事实、想法以及意愿等3种态度。这是对mood最传统的界定，为学界所熟悉。
我们发现，在3种不同的用法中，mood的语义内涵与modality多少都有些重合（如表1所示），这些用法体现出语气范畴背后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献中mood的表达形式若不限于动词曲折形式，其内涵与直陈、虚拟及祈使语气有关时，它作概念语气1使用。mood的表达形式若仅限于动词曲折形式，但其内涵不限于动词语气时，它作概念语气2使用。动词语气同概念语气的区别或者体现在表达形式上，或者体现在内涵上。传统的语气范畴只要形式或意义有所扩展，mood就作概念范畴使用。而句子语气是以动词曲折形式来凸显句子的形式特征，以动词语气为标准对句子简单分类。这种分类虽然方便，但确属以偏概全，与以句子形式特征及其基本语义功能为标准对句子分类不同。表1显示，mood的核心语义是动词语气，即使作概念语气使用，其表达形式仍以动词曲折形式为主，远不如modality复杂。
Modality如何分类一直困扰着学界。目前的情态分类混乱及术语繁杂原因有二：（1）除认识情态、义务情态和能愿情态外，情态范畴还包含哪些语义学界仍有争议，因此明确界定情态并分类尤为困难；（2）即便3种传统语义的分类也备受争议，其原因是该“三分法”以情态动词为标准，没有充分考虑3种情态的内涵和语义句法特征等。所以一些学者尝试打破传统，重新分类，由此涌现出大量的分类术语。
3.2 Mood表示概念语气
后来的研究发现，除动词曲折形式外，其它一些语言形式也可表达动词语气意义。van der Au⁃wera和Aguilar指出，希腊、拉丁语法中早就有类似英语中标记虚拟语气的引导词和情态动词等语气标记（van der Auwera，Aguilar 2016：18－ 19）。Thieroff指出，词序（如丹麦语中词序的区别已经替代动词形态变化）以及一些小品词也体现语气功能，应纳入语气系统（Thieroff 2010：2）。Portner指出，英语中动词不定式和依存性情态词也表达语气意义（Portner 2009：6－7）。显然，这里 mood不再是形态范畴，而是概念范畴，作概念语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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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ood表示句子语气
除动词语气和概念语气外，mood还可表示句子语气。Lyons指出，直陈、虚拟以及祈使语气也顺带指相应的句子类型——直陈句、虚拟句以及祈使句（Lyons 1977：747）。Ziegeler指出，mood 可用来指体现语气的动词曲折形式所在的句子类型（Ziegeler 2006：260）。可见，mood 用作句子语气，是以句中主要动词的语气为依据区分句子类型，为方便表述，暂称句子类型M，该句子类型并非语法研究传统中根据语法（句法）结构和功能所区分的句子类型，暂称句子类型F。根据Quirk等人的研究，句子类型F包括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等，分别对应陈述、提问和施令3种不同的话语（语义）功能（Quirk et al.1985：803）。Sadock 和Zwicky指出，该句子类型是特定的语言结构同人类交际中所实现的3种基本语义功能在使用中逐渐规约化的结果，是句子的形式特征和句子惯常的语义功能两个方面的统合（Sadock，Zwicky 1985：155－156）。当前学界深陷语气同句子类型、言外语力混淆的困局正是由于对两类句子类型的混淆，归纳起来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首先，语气与句子类型F的联系颇有历史，语气分类可能最早受到句子分类的启发。早在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Protagoras就将话语类型分为祈愿、提问、作答及命令等4种（van der Auwera，Aguilar 2016：12），这是考察人类语言使用中基本语义功能与承担这些功能的句子形式后所做的归纳。句子形式对应不同的句子类型，由主语的有无、语序以及句中成分（如主要动词）的形式等因素共同决定。语法学家或许是由于发现动词的曲折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与句子形式相互呼应，随后用句中动词的曲折形式来指代不同的句子形式。不过，类似的做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为语气与句子类型后来相互纠缠埋下伏笔。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其中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s)表示,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若P<0.05,则表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再次，学界试图通过言外行为重新阐释句子类型和语气，结果相关概念更加混乱。通过言外行为解释句子类型的做法不可取，因为它易混淆言外行为与基本语义功能。后来有学者通过句子类型将言外语力、言外行为与语气联系起来：或者将语气直接界定为句子类型，认为其表达话语的主要言外语力，实现陈述、提问、施令及祈愿等功能（Allan 2001，Palmer 1986，Lyons 1977）；或者提出语气是言外语力和情态语法化的结果（Bhat 1999，Bybee 1985，Lyons 1995），语气因此被视为句子基本言外行为或言外语力的形态标记（Hen⁃geveld 2004：1198）。这些做法也不可取，因为它同样混淆两类句子类型。
3.4 Mood与modality的关系
某高速公路隧道经勘查发现地表植被不茂盛，覆盖层厚度较大，地势高陡，地形有很大的起伏，实际高程在1002～1152m之内，埋深的最大值在146m左右，最小值为2m。工程起讫桩号为DK500+516—DK502+677，总长约2162m。隧道中纵坡分别为1%和0.3%。该隧道和临近既有隧道之间有40m左右的间距，出口处130m区域内的线间距，从最初的30m渐变到15m。隧道洞口处的实际埋深在2m左右，出口和临近隧道出口相距很近，并且在既有隧道的出口段，还设有一处用于通风的横洞。
4 Modality的界定、分类及困境
学界对modality的界定难以统一，是由于其内涵被不断扩大，有“情态泛化”的趋势（张楚楚2012）。其中一些语义范畴，如说话人态度、评价和意愿、时体、否定以及言外行为等与其源起意义相去甚远，明显存在问题。以主观性或说话人态度为例，Narrog指出，一方面两个概念很模糊，另一方面很多情态词既可表达主观情态，也可表达客观情态，很难将主观性视为情态的核心语义（Narrog 2005：170－171），且学界易将 modality与主观态度、命题态度等混淆，结果将说话人的喜好、愿望等也纳入情态（如Nuyts 2005：24）。唯有体现说话人对有关事态实现的可能性或必然性的态度，才属于情态范畴。
4.1 Modality内涵界定及其困境
文献显示，学界仍未就modality本质内涵达成共识，在语言学研究中主要有5种界定：（1）modality与可能性和必然性有关，表达命题在一系列可能世界中的有效性（Kiefer 1987，2009）；（2）modality与事态能否实现有关，表达介于事实与非事实之间的一些意义差别（Narrog 2005）；（3）modality体现主观性，表达说话人的态度、观点、情绪及对命题的认可度（Palmer 1986）；（4）modality是句子所表达的除命题以外的意义（Fill⁃more 1968），体现说话人对命题所做的整饰，包括意愿、情感、评价、时体、否定等；（5）modality与说话人如何看待命题、使用命题有关，包括言外行为（Bhat 1999）。
表1Mood的用法及其与modality的关系
在逻辑哲学研究中，modality原指人类判断的或然性、实然性以及必然性。最初，命题的真值与现实世界联系紧密：命题为真（假），即事态为（非）真实的。在“可能世界”概念提出后，命题的真值被置入一系列的可能世界中来考察。命题为真（假），即事态在某一可能世界中（不）可实现。可见，定义（1）和（2）接近 modality的源起意义。后来，经典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得以扩展，情态被纳入形式逻辑研究中，开启对逻辑情态、时态逻辑、义务情态以及认识情态的形式化描写。情态从命题中分离，成为施加在命题上的一个算子，体现对命题的某种整饰。定义（3）、（4）和（5）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界定情态，因此内涵大大扩展。定义（3）强调情态体现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态度，包括说话人的立场、主观评价以及已获悉交际各方立场这样一种主体间性（Cornillie，Pietrandrea 2012）。定义（4）内涵进一步扩展，包括时体、否定等。定义（5）包括语用层面的言外行为。
Modality的用法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其一为modality本质内涵是什么，该如何界定；其二为modality包含哪些语义内容，又该如何分类。
文献中还有一种情况：形式上，mood的表达手段仍为动词曲折形式；意义上，其内涵有不同程度的扩展，即不单单体现动词语气。Bybee对比研究50种语言中的动词曲折形式后指出，mood是体现言外语力及说话人对句子命题认可度的曲折标记，与认识情态和言据性有关（Bybee 1985：165－166）。Thieroff指出，在一些欧洲语言中，动词曲折形式同时表达动词语气和言据性（Thieroff 2010：3）。显然，这里mood也作概念语气使用，形式上与动词语气一致，但内涵更宽泛，与情态有交叉。与此类似，Bhat指出，mood通过动词曲折形式体现言外语力及事态的现实性：前者包括疑问、祈使等，后者指事态是（非）真实的等（Bhat 1999：63－87）。此概念语气更宽泛，与情态几近重合。显然，mood这一用法进一步模糊与moda⁃lity的区别。
4.2 Modality的语义分类及其困境
事实上，表示动词语气时，mood与modality有混淆之处：虚拟语气与非写实（irrealis）和意愿态度等范畴在语义上有重合。Lyons（1977）指出，语气的内涵与写实、非写实以及违实等有关。印欧语中的虚拟语气就是对非写实这一语义语法化的结果。
当今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是文化品牌的竞争。文化产品要想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就要靠品牌来实现，以品牌来展示文化产品的创造性、独特性[11]。着力打造亳文化品牌，提高品牌的认知度，以便国外受众在参与文化交流活动或接触到亳文化产品时，能辨识、认同、接受亳文化。
认识情态的再分类涉及对认识情态与言据性的再考察，本质上是对二者的语义内涵、语义管辖特征以及哲学基础的再思考。认识情态体现说话人基于所掌握的信息就命题为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所做的判断，文献中有外生情态（extrinsic mo⁃dality）（Quirk et al.1985：219）、命题情态以及认识论情态等，后两种还包含言据性。由于言据性体现说话人所掌握的信息来源，与认识情态联系密切；从语义管辖上看，它也直接修饰限定命题，因此Palmer（2001）将二者统称为命题情态；从哲学基础上看，两种语义又与人类认识论有关，因此Hengeveld（1989）将其统称为认识论情态。
由图2可知，浸提时间在20～40 min时，随着浸提时间的增加，浸提液中OD值增加；在40～120 min时，浸提液中OD值基本保持平行；在120 min以上，浸提液中OD值反而有所下降。因此，选择40 min作为刺葡萄皮花青素的浸提时间。
义务、能愿情态的再分类涉及对语义内涵和句法特征的再考察以及二者的次范畴化，本质上是对情态语句中说话人、外部环境、参与主体等因素与事态之间逻辑语义关系的再思考。由于体现义务、能愿情态的情态动词与体现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在语义句法方面呈现出系统差异（见Hac⁃quard 2011），所以 Coates（1983）提出只区分认识情态与非认识情态（root modality），后者是义务、能愿情态的统称，体现说话人就相关因素（如周围环境、参与主体等）影响事态实现的可能性或必然性所作的判断，包含根可能性、根必然性、能力和意愿等。与根情态类似的还有内生情态（in⁃trinsic modality）（Quirk et al.1985）和事件情态（Palmer 2001）等，前者强调影响事态的人的内在因素，包括义务、能力和意愿，后者强调事件内部和外部因素对事件的影响。也有学者将义务、能愿情态打乱重新分类，例如，以参与主体与事态的关系为标准区分的参与主体内部情态和参与主体外部情态（van de Auwera，Plungian 1998：80－81）。与此类似，Hengeveld（2004）区分参与主体导向情态和事件导向情态。又如以参与主体、说话人与事态的关系为标准区分的施事情态和说话人情态（Bybee 1985；Bybee，Fleischman 1995）。
Nuyts（2005）反对将义务情态与能愿情态归为一类，指出从认知—功能角度看，义务情态与能愿情态有很大不同，与认识情态有很多相似之处。义务情态是说话人导向情态，与认识情态一样体现说话人对事态的评判，但能愿情态是施事导向情态（或参与主体导向情态）。情态作为人类定性描述事态的一个维度，其中的言据性、认识情态以及义务情态都体现说话人对事件的态度，而能愿情态更接近于与事态频度有关的体范畴，体现反复的或习惯性的体范畴意义。
5 结束语
综上，mood与modality相互混淆既有历史原因，也与mood多样的用法有关。在不同的用法中，mood的语义内涵与modality的都有交叉，特别是用作概念语气时，其内涵不断扩展，与modal⁃ity几近重合，这是造成二者混淆的主要原因。同样，从形式上看，mood主要由动词曲折形式体现，而在有些欧洲语言中，动词曲折形式同时也体现认识情态、言据性等。可见，mood与modality在意义和形式上都有交集，因此难以明确界定。为避免进一步的术语混乱，不妨沿袭研究传统，将mood界定为动词语气，并将动词曲折形式视为情态标记语之一。同样，mood与句子类型相互混淆也有历史的原因。mood的分类最早可能受到句子分类的影响，但后来与言语行为、言外行为纠缠在一起则主要是由于混淆句子语气与句子功能类型。目前，由于modality的语义内涵在不断扩大，所以难以对其明确界定及统一分类。唯有避免情态泛化，回归情态的源起意义才可能对其清晰界定。同时，学界仍须结合情态的源起意义进一步考察3种传统情态的语义内涵及特征，才可能对情态的语义进行统一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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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sions Over the Use of Mood and Modality in the Study of Modality Abroad
Gao Yan⁃ming He Mi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Modality has long been a focus of linguistic study abroad.It will still be an area of research interest because of the long⁃standing controversies and confusions over the uses and definitions of basic terms like mood and modality.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isit these two terms.It begins with thoroughl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se terms and examining their uses and definitions，then it compares the two terms in their different uses，so as to clear up all confusions，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erms，and provide some insights into the study of mood and modality in China.Its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connotations of both terms were extend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and the two terms shared similar elements both in form and meaning，which resulted in further confusions.The paper suggests that mood be used as the traditional verbal mood，and modality be understood as its original meanings suggest，thus avoiding overgeneralization in meaning.In so doing，modality c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mood，and greater coherence could be achieved in connotations within.
Key words： mood；modality；basic terms；modality studies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9）04－0037－6
DOI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9.04.007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英语情态系统研究：语法—语用互动视角”（JJKH20170963SK）和吉林省教育科学重点规划项目“后格赖斯语用学前沿问题研究”（ZD14007）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QN14019）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为何鸣。
作者电子邮箱：gaoym192＠ nenu.edu.cn（高艳明）
定稿日期： 2019－06－10
【责任编辑 王松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