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鸿飞[1]2002年在《发展：人之生存方式的变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认为，发展哲学是一个以主题为核心的问题域，它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各个领域的转型或变迁所环绕的核心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变迁。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必须从文化的研究入手，通过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建构当代的发展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实质上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是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典范。本文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是贯穿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始终的，正是通过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使其早期关于人类社会的形而上的阐述与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确立了从人的生存方式阐述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全新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为指导，本文分别对现代西方文明和中国现代化这两种不同的发展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现代西方文明开创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了人之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中国的现代化却表现出明显的迟滞性。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造成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消逝和全球文化的生成，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全球化生存——正在形成。
杨振闻[2]2012年在《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研究目的在于从哲学视野探讨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进而提出引领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变迁的主导价值观念，推进人自身和整个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实现。全文由导论、主体和结语叁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现状、论文的研究框架、存在的研究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其中，第一章是概念界定；第二、叁、四章是从历时态揭示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第五章是从共时态揭示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图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生存方式的哲学界定。要从哲学视域全面清晰地论述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首先就必须对生存方式进行哲学界定。本章先从“根据”和“意义”两个层面来阐释何谓生存，接着从“实质”和“内容”两方面来回答何谓生存方式。第二章：传统社会中国人“权力化生存”及其当代影响。在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进行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社会中国人的“权力化生存”方式进行剖析。而要分析这种生存方式，首先又必须揭示传统社会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权力化生存方式虽已绵延几千年但却仍然影响中国人的谜语所在。在权力至上为核心内容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作用下，“权力化生存”方式在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身层面都呈现出相应的基本特征。“权力化生存”方式的产生有其经济、政治、文化根源。这种生存方式对当代中国人走向能力化生存产生了不利影响：价值取向上权力为本；行为方式上保守求稳；治理方式上逐级管制。第叁章：当代中国人“物化生存”及其双重影响。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双转”交织的社会转型期，正处于积累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的时期，因此当代中国人生存的“物的依赖性”还十分明显，一些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物化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在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身层面都呈现出相应的基本特征。我们应该看到“物化生存”的双重性影响。第四章：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根本走向——“能力化生存”。总结中西方历史发展经验教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一直比较重视能力建设，能力问题是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心论题，而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比较重视道德建设，相对忽视能力建设。这也是近代中国落伍的重要原因。能力化生存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本章对能力化生存的基本内容、生成要求和积极影响作了展开论述。就基本内容而言，能力化生存要求凭能力获得生存的根据、凭能力获得生存的舞台、凭能力获得生存的意义；就生成要求而言，能力化生存要求在文化价值上确立“能力本位”的核心价值理念、制度安排上建立有利于每个人能力充分发挥的制度体系、社会环境上营造“凭本事吃饭”的社会环境。第五章：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图景及其表象。能力化生存在当代中国已经初现端倪，代表了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根本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生存方式自动销声匿迹了。实际情况是：能力化生存这一走向越来越清晰，但与此同时，权力化生存、物化生存、能力化生存仍然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图景。走出这一复杂图景的路径就是要构建能力社会，促进能力化生存的生成。本章首先分析了这一复杂图景产生的原因，接着又结合叁句当下十分流行的媒体语言阐释了复杂图景的具体表象，最后还对生存方式的复杂图景对精神世界的影响进行了剖析。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未来社会人类生存方式的前景。如何在初现端倪的能力化生存方式的基础上，对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前景做一番前瞻性展望呢？本文最后从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的理论论述与中国人能力化生存实践走向的对比分析中，尝试性地寻求一种解答，认为“优雅生存”就是未来社会人类的生存方式。
孙维维[3]2018年在《管理哲学视域下的发展价值研究》文中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发展价值的偏离问题,导致在对发展本质的理解以及发展目标的定位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进而在“价值中立”、“工具主义”、“GDP主义”等理论与现实引导下,产生重物不重人的现象,突出以单一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从而将发展价值视为是单一化的谋求效率价值,片面化的集中于经济增长,通过科学性追求“以物为本”的管理目标,最终淹没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自身的发展诉求,导致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调。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提出了管理哲学视域下的发展价值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在前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内对发展价值研究的基础上,从管理的视域探求发展价值问题,从而拓宽了发展价值的研究视域。本文立足于管理领域,站在哲学的高度,探讨通过管理有目的的控制活动,去追求或调整发展过程中能够满足管理主体发展需求的价值目标,即通过管理去把握发展的本质和方向,进而达到合目的性的发展要求,从而实现更好的、更加符合人的发展需求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管理的有目的的控制活动,能够赋予发展以相应的本质规定性和明确的目标,进而通过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活动促使发展沿着符合人的发展需求方向展开,即通过管理赋予发展价值以相应的取向,并通过管理促使与保障这一发展价值得以实现。本文在对过去历史时期发展价值的反思基础上,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现代管理所追求的发展价值取向在于多元价值集合、社会整体综合发展、“以人为本”、伦理性追求等,进而促进并要求管理围绕人的发展这一核心,确立新的发展的标准、观念、方式,以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拓展、人的幸福获得,从而促使发展能够提高人之生活水平,改善人之生存状态。本文基于这样的逻辑线索:第一章是对相关概念的阐述;第二章是在对西方管理思想史梳理的基础上,从历时态的角度探寻发展价值的变迁及其存在样态;第叁章是从共时态的角度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与阐释现代管理所追求的发展价值取向;第四章是探讨现代管理所追求的发展价值对于管理的作用,同时也是现代管理所追求的发展价值对管理提出的要求;第五章是分析管理本身局限性成为阻碍发展价值实现的因素,进而探讨救治的措施;第六章是在以上对管理哲学视域下发展价值的探讨基础上,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能否在总结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以期对我国的发展价值重构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借鉴意义。因此,管理哲学视域下发展价值是通过管理的有目的的控制活动,探求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的、综合的、协调的、向善的发展过程,进而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
李家成[4]2002年在《回归生存——论“人之生存”语境下学校教育的价值》文中研究说明“生存”问题是人的根本性问题。人之生存体现为一种主动的生活方式 ,是人与环境的共同生成 ,是人的生命表达进一步丰富化的过程 ,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实现历程。教育的根本价值体现在对人之生存的关怀层次和程度的提高上。从“学习”的角度看 ,人的生存与“学习”、与终身教育具有内在相关性。学校教育的发展 ,总是与人的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面对当代学校教育与人之生存间关系的疏离 ,需要学校教育处理好系统内外的关系和内部各要素的关系 ,将学校教育的内在生命价值展现出来。
马婉[5]2014年在《马克思与尼采人之生存方式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与尼采人之生存方式思想研究，旨在诠释两位哲学先贤对人之生存方式的理解，剖析当代人的生存病症，为摆脱无意义，甚至扭曲、畸形的生活状态寻找出口。本文从马克思与尼采人之生存方式思想的渊源与人之生存方式思想的构成两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人之生存方式思想的渊源中，二人以不同方式进行探析：第一，哲学回归现实世界。马克思开启改变世界的哲学起点；尼采继承这一思想并有所发展，运用“查拉图斯特拉”回归现存世界。第二，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关怀。马克思的成长经历引发人文关怀，从社会的物质生产考察人的生存困境；尼采的成长经历引向生命关怀，从社会的精神文化考察人的生存困境。第叁，超越人的有限性。马克思高扬人强烈的求生意识，运用实践活动寻找生存的内在意义，突破人自身的有限性；尼采正视人生存有限性，通达本真的意志力走出自身的有限性。在人之生存方式思想的构成中，二人形成不同思路。马克思倡导人实践发展性的生存方式：实践是人的生存根基，人的生存形态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存模式展示为丰富性生存；尼采弘扬人独立超越性的生存方式：自我认识是人的生存根基，人的生存形态是“力量意志”，人的生存模式展示为生发性生存。马克思从外在物质世界的实践构成指向内在精神世界的自我回溯，即从外在物质世界的构建寻求内在精神世界的圆融；尼采从内在精神世界的复归走向外在物质世界的相应搭建，修补当代人的生存症结。马克思与尼采人之生存方式思想对当代人有一定的启示：生活世界的构建与精神世界生存意蕴的重构，形成人的二元性生存，共同开启自我信仰的生存时代，注重哲学的生活视域解读。
张志勇[6]2010年在《人与制度的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哲学的视野审视、研究人与制度的关系,既是哲学的使命所在,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中的社会人,人的生存发展不仅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且受到自身条件和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制约,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的保障与实现离不开制度。制度是人按照自己的本性和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属人的存在,是人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社会关系规范化的产物,是调整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这种创新是哲学对实践的自觉理论反思与超越,对制度进行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结果。理论与实践的需要,迫切要求加强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是在一个压缩了时空的背景下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所实现的社会变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变迁,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凸显,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靠的是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制度机制,制度对于解决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具有优先性。因此,加强制度建设与创新意义重大。每一种制度都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制度价值观是制度的核心与灵魂,制度价值观要求中国当前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面对实践的要求,理应做出理论的回应,遗憾的是充斥学界的是西方学者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牢牢掌握着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处于尴尬与失语状态,还未能建立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因此,这就构成了本文写作的目的与动机:一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的视角研究制度,以人的生存发展为逻辑起点,建立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的框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审视、反思、求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当代中国无论是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还是社会的现代转型、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到底在于坚持制度创新,制度的创新与安排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制度建构的根本出发点,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制度建构的终极价值目标。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制度比较分析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去安排论文的行文结构。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到第七部分为六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本文首先确定论文的逻辑起点,即从人的生存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和反思制度,从制度起源、本质、变迁机理、影响因素、价值原则、建构目标与评价尺度等方面来探讨制度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制度建构的终极目标与最高价值。第一章,从人的生存发展角度讨论制度的起源与本质,把制度作为人的交往实践、社会关系的产物,把实践作为人与制度统一的基础。第二章,依据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把制度的变迁看作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为中心的综合动力系统。第叁章,从人的利益、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变革的影响因素。第四章,从创新角度讨论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以及推进制度创新的路径。第五章,从价值论的角度讨论制度建构的原则,并重点分析了发展、公正、自由、和谐等价值导向。第六章,提出制度评价的一般标准与最高标准,即生产力标准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在深入研究人与制度关系的过程中,本文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上,提出实践是人与制度关系相统一的基础,无论是人与制度的产生还是人与制度本质的确证,都是在实践的基础完成的,制度与人的异化与复归也离不开实践。第二,提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中关于制度变迁动力既不是一元论,也不是多元论,而是综合动力论。第叁,提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这个概念,认为未来国际竞争的重点是制度创新与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第四,提出制度的建构与创新应该以发展、公正、自由、和谐为价值原则,以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追求。
何艳[7]2010年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凸显了对发展的科学认知与理解。科学发展之主题与以人为本之实质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之精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理论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实现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转变为科学发展的实践。实践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理论自身检验和发展的要求,更是走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的全面发展宏伟目标的现实需要。作为一种理论,科学发展观向实践的转化并不具有直接现实性。科学发展观只有在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转化为人们的切实行动才能得以真正落实。缘于理论实践的非直接现实性、制度以及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科学发展观从理论走向实践有赖于制度中介。制度与人之生存和发展的关联以及制度与观念的双向互动,使得制度能够成为科学发展观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中介。现实的人之生存和发展需要制度的生成与作用的发生,制度为人之生存和发展建构起现实的生活世界,并对之进行规范与导引。观念内化于制度并对制度进行规约,制度则对观念进行强化。制度中介表现形式的总称即制度中介形态,具体包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的方法论、原则与内容体系叁大方面,与科学发展观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将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提供坚实有效的保障。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依循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遵循现实性原则、相对稳定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正性原则与人本性原则五大基本原则,其中人本性原则是首要原则。宏观而言,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诸领域,其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的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从亟待解决的人之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出发来确立制度建构的切入点和具体路径,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的现实依据。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维来看,重在人之生存与发展基本权利的保障,着眼于发展成果共享、民生问题的解决,建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公共服务制度；就人与社会的关系之维来看,重在保障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着眼于人参与决策和治理,建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公众参与制度；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之维来看,重在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眼于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与生态资源的保护,建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环境保护制度。叁维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制度建构型构了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保障体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体系发挥着重要功能。它承载着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具体化的任务,即将相对抽象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具体化为民众能够普遍理解与接受的制度化语言,社会成员依托制度提供的信息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体系凭借其具有的约束力和提供的激励,型塑人之生存和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具体的行为模式,将之导向制度规约的图景。以此为基础,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体系调整和消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网络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使之得以有效维系,同时强化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藉此,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体系推动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为人与社会的发展提供基础性平台和动力支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体系承载的最为重要的功能,它既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目标的必然选择。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所诉求的新境界是走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内蕴科学发展观核心理念的制度体系将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提供坚实有效的保障,其主旨在于通过推进科学发展的实践进程,走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宏伟目标。
王轩[8]2016年在《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文中研究说明精神生活治理是一种人学意义上的"元治理"。所着力澄明和彰显的对象,是自然、人类社会、思维领域建构的一个精神文化整体性,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超越性实践。伴随人类精神生活实践合理性类型多元化现实,及治理的规模扩大的效应,从精神生活文化价值深处,揭示精神生活不同生存主体的权利资质,成为一种精神价值生态。同时,在现代性社会合理表达"精神生活民主化"与"精神生活生存权利"实践形态的正当性,成为精神生活秩序重建的时代主题。精神生活治理是精神文化价值多元性主体参与、互动和确立实践的公共治理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新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形成实践。人类在精神生活治理问题上的实践效应表明,精神生活治理由于人类精神生活主体多元性存在形态,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吁求,必须通过新型治理主体培育形成一种过渡,才能达到统一。单个不同精神生活主体实践合理性之间形式上的一致性,是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治理的,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生活如何找寻新型主体类型,实现不同精神生活主体的"划界与统一"的历史。当代人类精神生活,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实质上的总体概念就是"精神生活治理"。这种时代呼吁,更加使精神生活治理拥有了时代"改变精神世界"的意义。精神生活治理核心旨趣,就是探寻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价值规范基础、运行机理、实践路径。具体地讲,就是在多元精神生活主体存在的精神格局中,形成新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类型,即以实践公共治理理性为核心特质的"改变世界的治理主体",确立"治理型精神生生活"公共价值逻辑,与现代个体的优良精神生活自觉,进而生成"灵魂优雅与精神安全"的治理型精神生活之生存品性与精神生活价值境界。精神生活治理价值是追求人的精神生命自觉方式、解放途径的安全性实践生成。对于民众个体而言,精神生活治理则是精神生活权利合理、正当的自觉表达及获得性的实践公共精神生活体验;对社会、国家而言精神生活治理是永恒的精神文化公共性,意味着多元社会、国家、组织等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形成新型治理主体实践中,进而,在精神生活治理中,不同精神生活治理主体通过多元互动、深度理解,形成以实践公共治理理性为核心特质的"新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即"改变世界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基于此,精神生活治理逻辑从以下相容关联的论证主题展开与表达:一是谁之"治理"与何种"精神生活治理"——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时代使命与实践指向;二是精神生活病理与根源探寻,治理观念引入精神生活的资质证成,及中西思想史中的精神生活治理尝试的分析;叁是精神生活治理的结构、方法和特征的分析论证;四是中西精神生活治理的特质及价值实践逻辑;五是对马克思精神生活治理的内在结构与现代境遇的论证;六是追寻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公共理性及精神生活治理的路径探寻;七是现代现代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形成与"治理型精神生活"的公共价值逻辑;八是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评价与展望。对这些主题展现实质性的分析论证,构成该论题的核心论域。质言之,在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机理运行中,形成的"改变世界的治理主体",即复合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其本质是我们人类自身深层的精神存在样态,在现实中,是具体性的新主体类型,并在历史中不断流变、不断展开,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创造性自我实现及精神性生存的复命。
杨振闻[9]2016年在《中国社会转型与生存方式变迁》文中指出从古至今,中外哲学家们都把人的生存及其命运作为关注的焦点。生存方式的变迁与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有内在联系。就当代中国而言,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迫切需要我们关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
胡红生[10]2004年在《社会心态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坚持唯物史观、社会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社会心态与人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内在关系为切入点,认为社会心态不仅是带有一定社会普遍性的共同性的心理状态和发展态势,而且是人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在心理层面上的自我占有和自我实现一种方式和表现形式,它浸染着生存论意义上的某种价值秩序或价值系统,标志着一定人的实际生存状态。一切社会心态,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在自己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生成与发展的。其中在感性实践基础上的传统与现实、认知与评价的冲突与张力是理解社会心态的关键。或者说,一切社会心态,都可以通过一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发展与传统习俗的矛盾冲突中的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来加以说明和理解。随着感性实践的历史发展和人的本质力量的逻辑提升,人的认知和评价能力也不断提升,社会心态也在不断自我实现中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文共计五章。导言首先提出了社会心态不仅作为一个认识客体而且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生存问题的当代凸显,指出了社会心态研究的现代意蕴。并在对国内外社会心态研究述评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研究在研究问题域、研究范式、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等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论证了本文研究的当代实践呼唤和理论意义,提出了本文的基本思路:一是透视表象、直面问题,发掘深层结构,提炼哲学问题,二是立足历史与实践,从心态与人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联系出发阐明社会心态的本质、生成、历史变迁和现实嬗变。实践方法、系统方法和阶级阶层分析方法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主要阐明社会心态的概念、内蕴、表象和和主要特性。从分析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社会心态与个体心态、社会心态与社会思潮的联系与区别入手,阐明了社会心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透过社会心态的杂多,社会心态由心态内蕴和心态表象两大系统构成。心态内蕴是心态表象的内在基础,心态表象是心态内蕴的行为性指向、外化和对象化。心态内蕴包括社会认知、社会评价两个主要要素。其中,社会认知是社会心态的内在心理过程的逻辑起点,对象认知和自我认知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是社会心态形成并决定其自觉程度高低的主要机制,社会认知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社会心态的性质和状况,社会认识的真伪对错及认识的程度和水平,不同的认知结构、认识视角以及一定的文化背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取向都对社会心态发生着影响和制约。而社会评价、价值观念是社会心态的核心成分和内在灵魂,一定的社会心态总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偏爱。不仅价值观念引导、规范着社会心态的反应、走向、性质和趋势,而且道德和审美取向及其所凝聚的社会人格也规定着社会心态的内涵和变化。心态表象主要表现为社会舆论、话语系统和话语霸权、社会时尚、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实践指向性行为。作为一级独特的社会意识现象,朴素自发性、日常经验性、紧密时代性、感染性、同社会热点问题和利益问题的直接相关性、群体性、差异性、超前性与滞后性、矛盾性等是心态的主要特性。 第二章着重考察社会心态的实践生成。传统理论探讨社会心态的生成有六种典型的解释模式:环境决定论,思想决定论、心智背景决定论、精神状态决定论、多因素决定论和还原论。研究社会心态问题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对社会心态问题的认识性质和水平。
参考文献：
[1]. 发展：人之生存方式的变迁[D]. 隽鸿飞. 黑龙江大学. 2002
[2]. 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D]. 杨振闻.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3]. 管理哲学视域下的发展价值研究[D]. 孙维维. 黑龙江大学. 2018
[4]. 回归生存——论“人之生存”语境下学校教育的价值[J]. 李家成.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5]. 马克思与尼采人之生存方式思想比较研究[D]. 马婉. 广西师范学院. 2014
[6]. 人与制度的哲学研究[D]. 张志勇.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7].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研究[D]. 何艳. 华东理工大学. 2010
[8]. 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D]. 王轩.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9]. 中国社会转型与生存方式变迁[J]. 杨振闻. 理论探讨. 2016
[10]. 社会心态论[D]. 胡红生. 武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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