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研究与企业管理科学的发展——组织理论角度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科学论文,学科论文,角度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中国的企业管理学科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后如何发展
建国以来，我国的企业管理学科一直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来发展的，没有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虽然经济学确实为管理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管理的对象——企业，毕竟并不只是个经济组织，更是个社会组织；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的学科对企业组织的性质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乌家培，2000；汪和建，1999；芮明杰，1998）。比如，经济学是把企业看作追求以最低的支出取得最大的收入的效益最优化的组织，心理学则更为注重企业中员工需要的满足，并从人的特性的角度解释企业组织中的决策和行为；社会学家则看到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共生、依赖关系，认为企业是一个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机构。诸如此类的对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组织的不同认识，现实中虽然给管理者们带来了广阔的视野、多样的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也使管理研究面临着视角的差异和观点的分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学派。美国管理学家哈德罗·孔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看到了管理理论“丛林”密布的局面，并致力于以管理职能框架来综合各种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经验以及边缘的学科理论和知识，“试图在分歧的风暴海洋中寻找一个希望之岛”。然而，以孔茨、罗宾斯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管理过程学派研究者和推崇者们迄今也没有如愿地完成其探索一条走出“管理理论丛林”之路的使命。
我国的管理理论早期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国民经济管理和无经营自主权的工厂制企业管理的研究中，在借鉴前苏联的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思想指导下，我们学习和总结了各国的管理理论和经验，并注重对自身企业改革发展中特定问题的研究，初步建立起了有自身特点的企业管理学科。90年代中期后，企业管理学科也正式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有了独立的“管理学”这一学科门类地位。这一分离为将经济学外的其他相关学科也吸收到管理研究中奠定了基础。下一步的问题是：我国的管理学科该向什么方向发展？
关于管理学学科建设，马洪同志指出：企业管理的学科体系与企业管理教材的编写相关联。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企业管理学科体系基本上是以“八大管理”为基础的学科结构体系。MBA 教材似乎也是分解式的学科结构体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随着企业经营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随着企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企业管理原有教材的有些内容已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企业管理的学科体系问题也需要重新探讨（马洪，1999）。
笔者自知对管理问题的思考和对管理理论的研究都欠深入和周密，无力系统全面地回答管理学学科发展与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仅想在本文中结合世界管理学发展的轨迹和趋向，从组织理论角度谈点对管理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粗浅认识。
二、德国与美国：两条不同的管理学发展道路
美、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体系化管理理论的主要国家，可它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迄今仍在两个远还没有相交的轨道上发展着各自的管理理论。
德国的管理学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来发展的，经过多代学者的努力，企业管理学逐渐摆脱国民经济学的影响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德文称作Betriebswirtschaft，国内的译名为“企业管理学”或“企业经济学”、“经营经济学”。它是以企业经营过程的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在企业的经营理论与政策，如何对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投资、财务和人事等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及如何处理企业与其他企业、与周围经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中形成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及应用范围的经济科学门类中的一门独立学科。
与之对比，在北美国家，管理学是作为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并列的独立学科门类发展的。它以管理主体及其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管理者怎样做才能确保他们所管理的组织能“正确地做正确的事”。美国管理学的创始人中不仅有本国的管理学者及企业界人士，还包括了来自欧洲国家的与其所在国主流管理思想有着不同视野和主张的企业家及研究者们。例如，亨利·法约尔从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组织管理理论，并没有在欧洲引起多大的重视，可是却被美国人誉为“组织管理之父”。美国的管理学宝库中还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组织研究中得出的行政组织思想都吸收了进去，而德国人自己在回顾其企业管理学科发展史中却极少有人提及韦伯的贡献。这种巨大的反差，实际说明了欧洲国家管理学体系与美国管理学体系的显著差异。
北美的绝大多数管理学家，包括孔茨、西蒙、德鲁克、明茨伯格等都主张，管理学研究中揭示的原理适用于各类的组织，包括营利性的企业组织和非营利性的其他各类组织。因此，他们是面向各类组织开展管理研究的。最流行的是围绕管理者的职能（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针对各类组织（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军队、教会等等）提出组织运行的规范，使管理人员按照规范的原则要求和职能程序来运作和管理他们的组织。他们所建立的管理理论，通称为“管理学”。这一学科的名称，英文中早先普遍称作Administration，后来才适应工商管理思想的演变而将此学科名称改为Management。直至今日，美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的称谓中还一直使用“administration ”一词，该词的中文直译就是“行政管理”。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1978年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H.A.Simon）将其1945年出版的这部有关经济组织中管理者决策过程的开创性研究的著作命名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行政）管理行为》］， 并将他分析界定的“有限理性”的管理者称作“Administrative man”［（行政）管理人］，这些用词都映衬出“行政管理”称法在美国的普遍性。在相当程度上，美国创建的管理理论可以称作是对各类组织具有普适性的行政管理学，或者说是面向各种对象的“一般管理学”。相应地，德国专门针对企业这一类特定组织展开研究的管理学，则是明确地被称为“企业管理学”。
三、管理研究的对象：企业、管理者还是组织
在美国的管理学界，管理是被置于一个他们定义为“组织”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的，组织是他们提炼总结的管理工作过程和原理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领域。管理学宗师彼得·德鲁克在上世纪末年发表的《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的文章中这样自我鉴定说：“我很早，几乎在60年前，就认识到管理已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现代社会所有机构的治理器官，尽管管理最初是在企业界引起重视的；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与德鲁克的主张类似，美国许多管理学家也不赞同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创造利润的机构”的观点，而认为企业是“一个通过经营商品和服务来体现自己职能的组织”。管理作为赋予组织以生命的器官，管理企业与管理其他组织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美国管理学家大都致力于研究管理者的使命、任务、责任，探索管理的哲理、科学、艺术，从各式各样组织的运行中归纳有效管理之道。德鲁克在1942年发表了《公司的概念》一书，可这本书并不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是一本企业学、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他本人这样指出：“《公司的概念》并不只是一本关于企业的著作，它是一本有关组织、管理和工业社会的书。事实上，这是一本从组织角度分析企业的著作……同时也是第一本把‘管理’视为承担特定工作与责任、履行组织特定机能的著作”。
可见，美国的管理者更加关注在社会和组织背景下管理者的所作所为。管理主体——管理者及其行为是美国管理学研究的对象。表面上看，美国所创建的管理理论可以适用于各种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但实际上这种强调“管理工作的相似性、共通性”的理论忽略了不同类型组织的管理者以及同一组织中不同层次或不同领域的管理者在应用管理概念、原理和方法以及管理使命等方面客观上存在的差异。他们的理论只是一般管理理论，而不是专门地针对企业这一类组织的企业管理理论。
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国家中，管理研究则主要是针对企业这类特定的组织展开的。回顾管理学发展史，欧洲国家一直普遍是将明确的某类管理客体如企业，作为管理研究的对象。在企业管理学中，把“企业”作为群集而研究各类企业中的共同规律的称为“普通企业管理学”。除此之外，还有研究不同行业的特殊的企业管理规律的特定行业企业管理学，如工业企业管理学、贸易企业管理学、交通企业管理学、银行管理学等。有关企业经营过程规律和原理的综合研究则称为“企业管理理论”，具体针对企业经营过程不同阶段或职能展开研究的称为专业业务管理学，如生产管理学、销售管理学、财务管理学、人事管理学等（贝阿，1992）。
在德国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对于企业管理学科的研究究竟应着眼于企业的技术目的还是盈利目的，历史上存在着相当激烈的争论。依照德国企业管理学创始人施马伦·巴赫的观点，企业不仅是体现资本结合和以盈利为目的单位，更是设法通过适当的方式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取得一定的经济效果的“经济化”（该词英文为economising）运营的单位。他撇开“私营经济学”的盈利观和企业经营者的视角，把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部分，研究其获取资源和使资源得到节约利用的经营过程。他在1919年接连出版了动态资产负债表论、成本核算论、企业财会论等方面的论著，勾画了他称为“企业管理学”的这门学科的轮廓。进入30年代后，尼克利什出版了一部系统性的管理研究著作，覆盖了资源筹措、生产、销售和利润分配4个研究领域，并围绕经济性问题展开前3个领域的研究，同时将利润公平分配的伦理要求引入到经济行为的研究中，使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视野在企业管理研究中得到了结合。如果说施马伦·巴赫及其他早期代表人物的研究中隐含着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所潜存的开放系统意识的话，那么，吸收美国赫伯特·西蒙的决策理论研究企业经营决策的德国学者埃德蒙特·海伦则将社会科学的“理解性”分析方法应用到决策行为的研究中，也即以人的动机、信念和在特定环境下的感受为基础，从中找出一定行为方式的起因，由此使企业管理学认识对象从经济组织转向社会组织，认识的角度从单纯经济学拓宽到其他相关学科如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F.X.贝阿在其三卷集的《企业管理学》首卷中，在回顾和评价德国企业管理学的各个流派后指出，“企业管理学在逐步向社会科学的系统组合迈进”，而系统组合或综合之后的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一是组织，二是市场”。
美国和德国的管理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管理研究的视角落到了“组织”上。然而，组织是什么？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组织与内部的要素和外部的环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多数管理学家的心目中，“组织”与其说是管理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他们研究管理问题的背景或分析的层次。把组织作为管理问题研究背景的人，通常以“Organizational”一词来限定其理论适用的场合。如当前流行的“组织行为学”这门学科就是在组织背景中研究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及其管理。该理论本质上说不过是“管理心理学”，是侧重于对“组织中的行为”的微观层面的研究。有些人试图将行为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广到整个组织层面——组织中的组织行为——的研究中，但发现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并不适合，于是有人富有辨析性地指出：着眼于整个组织宏观层面考察的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 theory，简称 OT）区别于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简称OB）。 组织行为学探讨的概念是诸如激励、领导风格和个性等，它关注组织中的个人的认知和情感差异，组织理论则将整个组织作为分析单元，是对组织的一种宏观角度的研究。“组织理论考察人们是如何集合部门及组织的，如何关注组织这一分析层次上的结构和行为的差别。组织理论是关于组织的社会学，而组织行为学则是组织的心理学”（达夫特，2001）。
例如，同是研究组织中的决策行为，考察的层次和角度不同，所提倡的决策方法、过程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以前，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都是假定工商企业是作为一个统一体进行决策的，似乎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汇集到最高决策者那里，供其做出选择。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理查德·西尔特、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等人的研究表明，组织层次的决策涉及许多管理者，最终的选择取决于这些管理者所组成的联盟。这里，联盟是指由对组织目标和问题优先序达成了一致意见的若干管理者结成的同盟。这些管理者可能包括了直线主管人员、职能专家，甚至还包括了外部的团体，如有影响力的顾客、银行、工会的代表。他们所提出的描述组织决策过程的卡内基模型，把组织决策看作是由许多部门和各种立场观点的人共同作出的超越个体管理者范畴的集体决策，不仅促进了有关个体决策的有限理性观的产生，而且对组织层次的决策也提供了许多新见解，如目标不一致、权力冲突、价值判断、管理者结盟行为及讨价还价的政治活动等。这样就促进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系统科学等研究成果的结合。
将管理研究置于“组织”（而不单单是“企业”）的背景中，并进而提升到组织层面进行研究，这使美国学者所创建的管理理论通常取得了“组织管理理论”之名，这也许就是法约尔被誉为“组织管理之父”的缘由吧。与德国的企业管理学相比，这两者都是着眼于对整体企业的管理问题展开研究。不同的是，德国人在研究企业管理理论的同时，也同时研究企业学，是在这两方面结合中研究企业经营过程的管理。美国学者研究“组织管理理论”，但这里的“组织”常常只是对其所提出的管理理论之适用场合和范围的限定语，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成为管理研究的专门对象。事实上，组织学的发展和普及程度远不及企业学，这种差距就反衬出组织研究的滞后状况。所以，我们可以评价说，美国人目前所流行的所谓“组织管理理论”，其实仍是管理客体性质并不明晰的、只不过该理论所揭示的原理对各类组织可能具有普适性的“（组织）管理理论”。因此，当前惯常的做法是将之称为“一般管理理论”或者“行政管理理论”。
总之，尽管美国管理学者心中有了“组织”的概念，但对于“组织的机能是什么”、“怎样履行这样的机能”这些早在60年前就由德鲁克提出的问题，在管理学领域中还不见有系统、专门的研究。“组织学”更趋于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领域，就像“企业学”通常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一样。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以各自不同的逻辑来思考和探究一般的组织或企业这种特殊的组织的性质，结果形成了众说纷纭的极其多样甚至分歧的观点（乌家培，2000）。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管理学者站在改善企业管理绩效的角度综合各种观点的时候了。从企业管理学发展到组织管理学，将使管理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宽，同时使各学科门类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围绕组织管理的核心理论而得到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取得提高和突破。
四、美国管理研究的趋向：从一般管理学向组织管理学的演进
美国经济与管理学界当前正出现一种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向。比如，将新制度经济学与组织学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组织制度理论，在美国学界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被称为“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 Economics）得到发展。美国学者在研究企业的经济行为时，一直只是把企业作为一个目标和意向明确而又统一的决策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企业是一方，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另一方。在传统研究者心中，无论生产企业还是消费者都是以统一体的面目出现的，以致“家庭”和“消费者”被他们认为是可以随意互换的同义词。然而，对“组织”概念和营销实践有所认识的人都会领悟到，保健品的消费者可能是老年人或者儿童，但实际的购买者往往是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或以保健品作为礼品赠送的其他人。类似地，办公用品的机构购买者——公司或政府客户，也不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因此，引入“组织”概念对分析市场交易关系的买卖各方都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学科发展来说亦是极其重要的。正如许多人文社会学家注意到的，分析单元从个体向家庭的转变，意味着学科研究的一个质的飞跃。经济学家对企业考察的角度从企业作为一个假设中的拥有统一意志的实体转变为一个意志并不统一、目标多元化的组织体后，组织决策实际上超越了由企业领导者或企业家代表这个企业所作的个体决策。对于组织经济学家来说，他研究企业经济行为就必须将社会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融合到经济学研究中。
而且，在当今时代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变过程中，不仅是单个的企业应该作为组织来看待，企业与其他单位构成的各种性质的联盟体更是不容忽视的组织。在当今的网络化联结时代，商界中发生的竞争已经不只是单一企业间的竞争，更是企业与其他企业或单位组成的联盟体之间的竞争，对此人们通常称之为“合作竞争”。传统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由独立的企业构成的，各企业都为了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强权地位而进行竞争。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等人则指出， 现代的企业正在向商界的生态系统演进。例如，涉足消费者电子、信息、通讯和个人电脑四大领域经营的微软公司，就与数百家的供应商（其中包括有惠普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以及几百万的顾客（分布在众多市场领域）建立了跨企业、跨行业的组织生态系统。沃尔玛公司也以其驰名的品牌及在乡村和小城镇市场上低价销售商品的能力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生态系统。现在的沃尔玛已经不能简单地归类为零售商。它同时也是批发商、物流企业以及信息服务公司。沃尔玛与宝洁公司围绕“供货商代管库存”而达成的产销合作已成为供应链联盟实践中的一个范例。许多企业也纷纷与与诸多的相关机构建立起了密切的、互利的伙伴式关系。传统的企业边界正在消失，组织的范围不断拓宽。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不仅要考察单个企业哪怕是核心企业的作为，更要研究作为各方利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动态联盟体如何运作、发展和共荣的问题。对这样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系统，定然不宜沿用已有的针对单一企业的组织管理办法，而必须探索和构建新型的组织管理理论。因为，企业内各部门、群体或团队间联结而成的组织，与由各自独立运营的企业机构间构成的企业生态系统（更高一层次的组织）之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研究内涵。
传统的管理学研究，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的缺陷：一是仅把管理问题放在单个企业这样的组织背景下对管理者及其行为进行研究，且不说对管理客体的性质和机能到底是什么没有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即便有人试图对作为管理对象的企业组织进行研究，其笔下的“组织”也多仅是指具有明确的法律边界的单体企业这样的组织。例如，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欧文学院管理学教授理查德·L.达夫特编著的《组织理论与设计》一书是北美销量最大的一部组织理论方面的经典教科书，该书新近的修订版中虽然专辟有一章探讨“组织间关系”，但全书中所用的“组织”概念都明显地只是指企业、医院、大学这样的单体性质的社会实体或机构，而由众多的独立机构所组成的联盟体，在达夫特教授笔下并没有取得“组织”的地位。尽管达夫特教授已经认识到，边界日趋模糊的单体企业可以向外拓展关系，从而由单体企业演生出企业生态系统。值得一提的是，达夫特教授及众多学者都倾向于将企业向外界延伸而形成的关系称作“组织间关系”，并将各种形态的企业联盟体统称为“组织生态系统”。这里，“组织”不过是对企业这类单体机构抽象后的代名词。可见，这些学者考察和研究的立足点还是在企业这一层面的组织上，而不是在企业生态系统这更大的整体范围的组织之层面上。达夫特教授将他著作中与组织行为学（OB）相区别的组织理论（OT）称作是一种“中观”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组织分析层次是放在企业这一较低的层面上。其实，关于提升组织研究层面的必要性，管理学宗师德鲁克在1998年10月5 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的《管理的新范式》文章中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传统的）管理所涉及的是法定实体，是单独的企事业单位。传统的管理概念是建立在命令和控制的基础之上。新的时代已经宣告“命令和控制的终结”。未来的管理必须是在其管理范围内起作用的，而不仅仅是法定的管理。因此，“我们所需的是重新定义管理的范围。管理必须涵盖全过程”，即企业的“整个经济过程”，而不仅仅是企业法律边界之内的经营过程。
传统管理学研究中的另一个缺陷是，管理主体也常常被视为是以个体的方式来行事和决策的企业家、领导者或者主管人员。小赛勒斯·弗雷德海姆（Cyrus F.Freidheim,Jr.）在《万亿美元企业：联盟革命将如何改变全球型企业》中指出，目前超大规模的合并只是全球化趋势的一个小片段，一场“无声的革命”正在发生，它将彻底改变商界经营的面貌。他所指的这场“无声的革命”就是一种新型的全球企业的出现，也即一种由独立企业网络所组成的组织，这些企业之间共担财务风险，并且共享管理技术，相互提供了解对方技术及进入对方市场的途径。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已经让位于联盟网络之间的竞争。作为伯兹艾伦哈密尔顿管理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弗雷德海姆相信这样的联盟体或“关系企业”将会最终控制他们所在行业全球市场的2／3。在研究的结论中他指出：正在形成的“关系企业”对21世纪的管理者的要求和挑战是，经理人员要将注意力从管理企业财务的传统角色中转移出来，更多地关注建立伙伴关系和加强与伙伴企业之间的协商，从而向一种参与型、合作型的管理风格转变。他们要不依赖传统的命令手段和职权而获得联盟体伙伴的合作并激励有关的人员，这无疑需要有新的关系技能，需要新环境中有效的管理者了解多元文化、懂得多种语言并具有政治敏感性和外交技巧。
在这里，弗雷德海姆强调的仍是作为个体的经理人员的素质、技能和行为。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卡内基学者在决策行为研究中发现的，组织层次的决策通常并不是由单个管理者做出的，许多组织决策涉及到多个管理者，甚至包括了从事经营运作活动的人员（如得到授权的自我管理者或团队成员）以及外部其他机构的人员（如顾客代表）。问题的识别和解决都涉及许多立场观点各异的人，因而组织决策远远超出了个体管理者的范畴。依此推论，企业联盟体的整体系统的决策更是不可能由某一企业（即便是核心企业）中的单个或某些管理者作出，而必须开发出一种有效的组织机制，让各方面的力量都参与到组织整体系统的决策中来。举个简单的例子，目前纵向型企业集团中的重大事项决策都倾向于由核心企业的董事会作出，集团成员企业对集团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作为一个由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奥迪股份公司、赛特股份公司、斯科达股份公司及财务服务公司组成的纵向型企业集团，为体现集团决策的集中与民主的有机统一，其集团理事会就是由集团核心企业的全部董事加上集团其他主要成员企业的董事长共同组成，由此形成了类似横向型的日本三菱集团那样的集团内民主决策体制。西方有些学者和实业家甚至提出要在组织上层组建以“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性的“少数服从多数”作为群体决策准则的高层管理团队。
在“组织”（不仅指企业组织，也应指企业间组织）的经营运作活动以及管理决策活动越来越趋向以超越个体的方式来进行的时候，组织理论的研究就变成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研究领域。因此，当前国际上形成了一股多学科学者都争相研究管理客体作为大型或超大型的复杂性组织的新潮，尤其在跨国经营、企业流程再造和复杂性系统科学等的研究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同时也有些学者致力于探讨管理主体以团队和组织的形式出现时的行为与一般的群体和个体管理行为的区别。这些研究虽然是零星的、局部化且未成体系的，但它们显示出了美国管理研究正在从侧重个体管理者及其行为的、无明确管理客体研究的“一般管理学”，转向着重考察管理客体的性质及其对管理活动和方式的影响的“组织管理学”研究的这样一种新趋向。达夫特教授的《组织理论与设计》所以成为北美最畅销的经典管理教科书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该著作对国际上组织理论和组织设计的最新成果做了很有条理性、趣味性和综合性的精彩概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实社会中对组织现象考察和分析的客观的需要。
《组织理论与设计》一书是在站在比企业范畴更宽广的“组织”（Organizations）的角度，将经济学领域中的“制度经济学”、 社会学领域中的“组织学”和管理学领域中的组织设计理论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围绕新时期企业组织设计及再设计这一命题来归纳、提炼和综合有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成果。达夫特教授力求构建的是一种站在“组织”这一总括性的管理客体的立场来思考组织设计及相关管理问题的组织管理理论。这一理论无疑是对美国原有的那种撇开对管理客体（无论是一般的“组织”，还是特定的“企业”这类组织）的具体研究，仅从管理主体（管理者）的视角来研究各类组织中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和管理过程的管理理论的一个极其必要而有益的补充。达夫特教授在该著作中变换了一个立场（由以往的管理主体的视角转变为管理客体的视角）来考察组织中的管理问题，并以组织设计与再设计的研究作为核心内容，围绕组织模式演变的主要趋势主线来构建其独有体系的组织管理理论，这必然使许多习惯于从管理者及其管理工作的过程来学习、思考、研究和实践那些适用各类组织的一般管理理论的人们，能够真正地去考察和了解他们所欲施加管理的“组织”。按照达夫特教授的定义，所谓组织是指“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精心设计的结构与有意识协调的活动系统，同时又同外部环境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一种开放系统和社会实体。依此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不仅企业等机构是组织，企业联盟体和企业生态系统也是组织，而且这些组织之中的管理活动也可以组织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如图1所示， 以组织理论的观点来探究组织管理原理及其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1
五、结论：新时期亟需在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相糅合的跨学科研究中发展企业管理学科
以达夫特为代表的组织研究者所力图建立的组织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原美国派管理研究中管理客体不明晰的“一般管理学”研究的缺陷。而如前所述的德国派主流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学”，纵然有明确的“企业”这一类特定组织作为管理的客体和管理研究的对象，但由于过于关注企业具体经营过程中的专项职能活动，其管理理论的总括性不足，而且欠缺对各类组织的普遍指导意义。将企业管理学拓展为组织管理学，可以在横向上拓宽管理研究的范围，即从“企业”这一类特殊组织拓广到包括其他各种机构在内的“组织”，而且纵向上还能从“单体组织”的视角提升到“企业间组织”这更高的研究层面上。甚至在管理客体（组织的经营运作活动及其承担者）与管理主体（组织经营运作活动过程的管理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时，还可以将两者构筑成一个整体的组织，来研究这种由经营运作者自主协调和控制的规模宏大而又高度复杂的大型经济系统的组织管理原理。简言之，明确地将“组织”确立为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可以使管理研究者和实施者对管理客体的考虑超越以往的企事业单位的边界范围，同时针对管理客体和管理主体的变更，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探讨上形成重大的突破，建立起单体企业管理学的新的组织管理学学科体系。
将管理客体与管理主体糅合起来研究的趋向，实际上已在西尔特（R.M.Cyert）和马奇（J.G.March）1963年代提出的“企业行为理论”中初见端倪（杨瑞龙等，1999）。遗憾的是，那些仅习惯于对管理主体展开研究的传统美国派管理学者，包括著有《管理思想演变》的雷恩在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批长于组织理论研究的卡内基学者们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在对企业现实所进行的决策进行客观描述中发现了“企业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其成员间的交易和协商形成的复杂的东西”，以及企业实际上是通过短期反馈不断进行决策方案探索和“反复进行决策”而不是一次性地作出满意的或最优决策的企业决策行为研究者，一直没能在美国管理思想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日本经营学者的心目中，他们的贡献至少应该与巴纳德、西蒙并列（田杉竞等，1970），这种地位的反差就说明了美国学者没有意识到管理客体与管理主体结合研究所可能产生的科学价值。作为西蒙所开创的决策论的继承发扬者，马奇在将西蒙源于管理主体（“管理人”）的（行政）管理行为研究而首创的决策行为理论用于企业这一特定组织的决策过程描述中时，进而与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约翰·奥尔森（Johan Olsen）一道发现了“有组织的混乱”这种他们称为“垃圾桶模型”的决策过程。关于这一决策模型，达夫特教授在《组织理论与设计》一书中评价说，对于面临经营环境迅速变化、职权层级不明显、行政式机构特征很弱的当今社会愈益常见的学习型组织来说，垃圾桶模型揭示的表面上看似混乱的决策过程有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电影《卡萨布兰卡》出人意料的成功制作，已使我们看到了垃圾桶决策模型在现实中的适用性及潜在价值。这一观点有助于人们站在整个组织的立场上考察各类组织的决策参与者是如何在“有组织的混乱”中频繁地做出后来可能汇聚为成功的整体最终决策的各项选择。
如果说研究精神心理学出身的西蒙使我们看到了持完全理性决策观的经济学家一直未注意到的人的“有限理性”面，基于整个企业组织层面考察的组织理论研究则有可能使我们能在着眼组织整体的系统思考中，将有关各方面力量整合并集成为一个有机的力量协作系统——即巴纳德早已作出相当清晰定义的所谓“组织”。组织理论是一种使人“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学识。在企业虚拟化经营和供应链联盟的新时代中，单个的企业犹如一片大森林中的一棵树木，只关注树木管理的园艺师是难以确保整片森林的繁荣昌盛的。供应链联盟、网络型组织和复杂性系统等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已向人们预示了将管理考察面提升到组织层面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现在摆在管理研究者面前的使命就是：建立起内容充实而又结构完整的组织管理学体系，这一理论不仅要能说明单体企业层面的管理问题，还必须能解释和规范正在形成中的各式各样的企业间组织的共通的管理问题。
归纳起来，创建组织管理学的意义可体现在：
1.提高管理理论的解释性和普适度。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现实之中。马歇尔早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就将组织视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并列的第四种生产要素。 组织所具有的“1＋1＞2”的力量汇聚和放大特性，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组织资本”（张钢，2000），使各有关方面能在任务或能力的分工协作中取得整体更佳的理性。因而，对范围相对广泛的“组织”进行管理客体与管理主体相揉合的研究，可促使管理理论所具有的效度得到提高，使各类及各层次组织取得更好的运行效果。
2.提升管理研究的层面。在目前已形成的管理学科体系中（黄映辉，2001），基于企业经营过程研究的“过程框架”过于偏重局部的专业管理，基于管理者行为活动研究的“职能框架”又过于强调管理的工具方法和可操作性（注：孔茨（H.Koontz）最初将基于管理职能研究的理论称作“管理过程学派”，20世纪70年代后改称为“Operation Approach”。国内通常将之译为“经营管理学派”。但实际上该学派并不研究企业经营过程，而是“力图把管理学的有关知识同主管人员所做的管理工作结合在一起”。孔茨以“operation”一词冠之， 明显是强调该学派所研究理论的可应用、可操作性，并不含经营或运营过程之管理和研究的意思。国内学者的概念混淆也许正是因为英文“operation ”的一词多义（经营、操作、行动、生效）所致。笔者认为，孔茨的更名实际是为了突出该学派理论对现实管理活动的可操作性指导价值，同时欲显示进入70年代后的“第三代”管理过程学派在吸收其他管理学派及边缘学科研究成果方面与前一阶段有显著的区别。），从绩效逆推中形成的“绩效框架”虽然是一种综合的研究，但又过多关注组织运行的效果尤其是财务效果，而对组织运行过程本身的特质和组织状态的考察明显不足。组织整体效能优化和可持续成长要求处理好组织运营中的各种关系（李占祥，2000）。把“组织”明确地纳入管理研究的范围，可以超越局部的专业管理或职能管理的范畴，考察整个企业以及企业与外部机构所结成的各式联盟体的组织设计、运行及相关的管理问题，从而促进管理研究走向更高的、更综合的层面。
3.开创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将“组织”明确地作为管理研究的对象，会促使研究者引入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系统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比如，决策是遍布组织经营运作过程之中并贯穿于管理过程始终的组织管理者和行动者的主要活动。经济学家与组织理论家对决策的认识就有着非常不同的视野。如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虽然吸收了组织理论家赫伯特·西蒙关于人的有限理性的认知假设和自利性的行为假设，认为由于合同的不完备和当事人的机会主义风险，需要设计出合适的治理机制来规制各种交易行为。他提出了从交易费用比较中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这种观点就是威廉姆森认为管理者所作出的治理机制决策是在最大节约原则下进行组织设计模式理性的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他认为，自己正是拒斥了西蒙的满意化决策准则而代之以最大节约的理性观，从而保持了与组织理论有着很大分野的经济学的研究思路（Williamson，1996）。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被持社会学观点的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评价为过于强调经济理性， 而对社会性因素考虑不足。罗伯茨等人（Roberts，1997 ）有关制度约束和经济理性共同作用于组织设计模式的选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威廉姆森理论的欠缺。该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要归功于研究者站在了组织层面上思考问题，更是引入了经济学角度外的包括认知、社会、政治、法律等角度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站在组织层面对管理问题的考察为从更广阔领域引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提供了学科发展基础，使管理者和管理研究者得以发现和解决单纯经济学角度研究所未曾探究的诸多重要课题。
4.促进管理研究内容的充实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在西方，有关组织和组织演进、组织管理的研究虽然吸引了多学科领域理论家的关注，但现有主流的组织理论基本上是以结构设计为中心展开的，重点考察的是各维情境变量（如环境、技术、规模、战略、文化等）对企业层面的组织的业务和管理活动分工和流程整合的影响以及组织的架构和管理问题。尽管与这种组织权变设计观相伴发展的还有组织生态学、资源依赖理论、合作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等不同的流派，但由于它们赖以形成和发展其理论范式的所属或所关联的学科门类并不相同，而且各学科门类在学科发展的程度和对有关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使组织理论研究面临着极其复杂、多样甚至混乱和难以统一的状况。然而，对于这门新兴的远未成熟的组织理论学科来说，必要的多样性和分歧有助于吸引更广阔领域的研究者的加入，由此促进组织理论的创新和发展（McKinley，1999）。而且，在企业间合作竞争和构建企业联盟体这一更高层次的“组织”的任务愈显突出的新时代中，超越单体企业组织的边界范围，跳出单纯经济学的思考逻辑，从更加广阔和多样的视角来思考企业间组织及相关的管理问题，将促使组织理论从以往的以企业组织结构理性设计为主导的研究转向整个联盟体组织的有效运行及整体竞争力和共同发展问题的研究。组织不仅是个理性系统，更是个自然系统和开放系统（Scott，1987）。 虽然现有的组织理论也在试图阐析企业内拥有自主权的经营单位或自我管理团队的行为及对整个企业组织的影响，但企业边界之内的运营主体的自主性毕竟是不充分的，难以反映出新的以知识管理和企业联盟为特征的时代，对拥有独特资源和能力的自主行为的主体（企业等独立单位）在联盟体整体利益和外部性等非自利考虑中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如在尊重和维护各联盟体成员法律上和经济上独立性基础上的联合决策，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双赢或多赢性的合作竞争以及明示和默会知识的共享和沟通等。我们相信，超越单体企业和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对联盟体组织中各成员企业的角色、作用和协作配合机制等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将对组织理论走向充实化、体系化和完善化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助甚或制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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