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的促进作用*论文

论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的促进作用*论文

高校教学

论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的促进作用*

赵 頔

摘 要: 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将有利于从整体上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化发展。大数据不仅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产生转化作用,更能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良性发展的基础上提升要素间关系的和谐平衡,激发系统内部持续发力。当然,在与大数据融合的过程中要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发展“变”与“不变”之原则,注意识别风险和避免人为失误,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化发展一以贯之,稳步推进。

关键词: 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一门具有强烈社会属性的学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未来的发展走向,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以追求“平衡”和“充分”为主线的发展方式,重新将其生态化发展的必要性拉回人们的关注视野。生态化发展是将事物发展之内在平衡作为价值旨归,认为事物充分发展是建立在各内部要素协调运转基础上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和价值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发展既是顺应人类先进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应对新时代背景下学科发展现实挑战的必然诉求。然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化发展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培植、功能重构、资源整合的联动性工程,仅凭传统的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只有借助新时代技术力量,才可能冲破传统固势,实现从思想到实践的整体性革新。大数据作为一种创新性技术手段,自其出现便迅速渗透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根本上推动了人类生存范式和思考方式的颠覆式革新,矫正了以往人类发展进程中技术衍变与观念更新不同步的困窘,从更广的意义上实现了思维与行为的一致性。应该意识到,利用大数据技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化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机遇。以开放的心态尊重时代机遇,在把握底线的基础上创新学科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可能会迎来生态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应对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化发展是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形态,必然是其系统内部各种因素及错综关系所引发之矛盾运动的合力结果。其中,教育者所掌握的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无论在任何时代,只要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这一基本矛盾就将持续贯穿。只有找到主要矛盾,才是解决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途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化发展中要解决的关键。从根本属性来看,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主要矛盾产生的根源有两种:一种来自系统内各要素自我完善的主观需求,由各要素自有属性的纵深发展特性决定;另一种来自于系统内要素间关系协调融合的客观需求,由各要素发展的阶段特点及彼此之关联程度决定。在新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主体与客体间、理论与实践间、诉求与境况间、手段与效果间四个方面[1]。利用大数据处理好现阶段主要矛盾,就是要避免矛盾激化,实现矛盾向有利于生态化发展的高级形态转变,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走向生态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大数据对主体与客体对立矛盾的修正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主要冲突点在于主体面向客体的强势“灌输”及由此引发的客体对自我压抑表现出的不满。传统观点认为造成这一矛盾的冲突在于:在固势教育目标的框定下,客体对自我确认的需求度增强及主体进行教学环节中的无意忽略。然而事实上,由于主客体所掌握的教育资源的绝对不平等而造成两者对自我角色在人的本质和教学活动中认同的混淆,才是造成主客体对立关系升级的导火索。从教学活动的本质来看出发,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实施、主导地位和功能仍需被突出,不应被笼统弱化为与教育客体的绝对平等。而从人的本质来看,教育主体和客体应享受绝对的平等,两者关系应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在大数据时代之前,教育主体理所当然掌握更多的教育资源,教学活动中的能量自然地从主体向客体流动,客体被动框于“地势低位”,教学活动中的自主能动性被习惯性地忽略和遮蔽。再由于信息技术和沟通的阻隔,客体在教学活动中能动性的贬损自然过渡到思想政治教育外的领域,甚至影响到从人本质出发的平等性,形成主客体间的天然壁垒,造成对立紧张气氛。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充分赋予主客体在教学资源上享受平等的可能性,使得由知识鸿沟造成两者在教学活动中的不对等关系得到修正。随着大数据推动社会信息沟通效率的提升与途径的增多,主客体能越来越客观地从教学功能上,而非人的本质上看待彼此的差异。

(二)大数据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矛盾的连接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作用对象是现实中的人及其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充满不可预见性,往往理论的针对性跟不上实践的具体需求,由此产生了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焦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更新不协调的矛盾,实质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速度和质量上的创新提出的新要求,明确了理论创新对未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内部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价值。大数据时代是一个追求日新月异、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创新已作为一种和生存方式紧密相关的价值理念渗透到当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创新氛围首先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念上打破理论滞后的传统性思维,树立求新求变的理论敏感度,坚持推进理论创新的不断升级。其次,对大数据资源和处理技术的深度发掘与充分利用,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新突破点。人们的心理变化、行为特征等潜在特质在大数据与移动终端的帮助下均可转化为可度量的数据指标,这不仅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揭示出更多人类思想道德变化规律的秘密,还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跨学科尝试创造前提条件。与大数据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将更具有灵活性和生命力,更易于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的需求,及时回应和解答由时代嬗变而引发的新课题、新问题,长久有效地实现学科的社会价值,从根本上缩短理论指导与实践需求的距离。

(三)大数据对诉求与境况失调矛盾的缓冲作用

生存环境变化引发的个体价值观变更与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本质属性的冲突形成了两者诉求与境况的矛盾。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将要致力解决三个问题,即在物质条件普遍丰盈的社会背景下的个体精神如何超越?在多样价值观盛行的时代挑战下如何坚守意识形态的一元归统?在全球化进程席卷浪潮中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发展、学科主线和世情价值三个层面对新形势的思考。面向个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深层问题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将目光锁定在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上,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回归工作主线,才有把握和控制工作节奏和方向的信心,在保持自我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学科发展和社会价值。要落脚到对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关注,首先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找到与现实之中人的接合点。大数据一改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体貌合神离的常态,通过个人在移动终端“无意”留存的数据印记,抽丝剥茧地看到行为背后的原因,了解表象背后的真相,采取更有效率和效果的方式接近个体,找到了解个体、走近个体更精确、有效的着力点。不仅如此,通过对个体思想道德发展规律大数据的跟踪和收集,思想政治教育可对教育效果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做出对未来自身工作策略的预判和方向的调整,真正实现连续性与个性化统一的全程育人模式。只有解决好个体问题,学科发展和世情困境才能迎刃而解,避免诉求和境况从根本上的分裂差异。

思想政治教育是讲究工作艺术的学科,无论工作方法还是工作内容都需唤起教育客体的主观认同和内在欣赏,才能促成教育客体成长的内在动力,体现出教育手段与教育效果协调发展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构造、表达、传播一定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精神文化活动”[2],为避免被单纯沦为意识形态工具,偏离社会价值取向,急需构建与大数据时代相适应的自有文化体系,传递文化影响力。构成这种文化影响力之核心要素应从反映时代文化内涵和当前政治意识形态两方面结合的角度来思考,要在体现先进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凸显政治功能。大数据时代开放、融合、共享的氛围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锻造注入了包容、创新的活力基因,确认了当今社会以合作、互通、共享为主要理念的文化传承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文化影响力的过程中应主动吸纳大数据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并将其同民族、国家发展的阶段性需求相协调,在形成对个体引导的精神动力的同时体现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正向作用,实现社会价值和育人效果的双统一。面对大数据时代多样化的价值诉求,思想政治教育包容的学科氛围将会催生更多新颖的工作方法和教育手段,而其文化内涵将作为一种重要的隐性规约力量,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中各基本要素达到浸染引领的效果,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改善传统教育手段和教育效果不对称困境。

(四)大数据对手段与效果失衡矛盾的均衡作用

比赛中,来自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的16位选手围绕主题、自选题目,联系自身实际,通过8分钟左右的演讲,谈身边生活的变化,讲改革开放的故事,热情讴歌改革开放40年浙江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展现了新时代浙江自然资源人的使命与担当。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角逐,来自嘉兴市自然资源系统的富羽丝荣获一等奖,来自省厅人事处的任春等3人荣获二等奖,来自省第一测绘院的吴怡雯等6人荣获三等奖,来自省地质调查院的江迎飞等6人荣获优秀奖。

二、大数据对新生态要素自体完善及其相互关系的推动

2007—2017年世界胶合板进口额排名前5位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韩国,2007年和2017年进口额排名前5位的国家均依次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韩国。除2013—2015年外,美国均占据进口额第1位;日本除2013—2015年占据进口额第1位外,均位居第2;美日两国多数年份世界占比差距不大,但2017年差距明显加大,美国为21%,日本为13%;德国始终位居第3,但与美日两国差距明显;期间绝多数年份排名第4的英国和排名第5的韩国之间及两者与德国之间差距均很小。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包括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基本要素的系统,其置身于由众多社会因素构成的、发生着广泛联系并具有整体综合效应的生态系统中,并自成一种生态系统[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首先来源于系统内各要素的自体完善,只有健康完善的自体要素才有可能寻求彼此间关系的优化协调,才能保证在与外界其他系统发生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过程中维持系统本身的整体平衡和动态稳定。

(一)终身成长: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完整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首先是独立而完整的个体人,应真正按照人的本质,实现主体和客体在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文、政治与道德、生理与人理、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需依靠个体成长中内外作用合力达成。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灌输”和“教化”使个体感受到的外力作用远大于内需成长动力,不仅造成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呆板的认识固化,也成为其缺乏亲和力和认同感的根本原因。如何将过多的外力作用转化为个体成长的内需动力,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发力和长远发展的突破点。内动力的形成源于社会目标下个体对自我发展模式的认同,而内动力的增长则基于个体在追寻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同向性过程中的主动程度与两者间的紧密度。不难看出,无论是内动力的形成还是增长,都基于个体自我发展需求的优先满足,这要求在个体复杂的成长过程中,所有的发展需求都应被及时地关注和给予适时的回应。大数据出现之前,客体成长的特殊性极易被教育目标的同步性所限制和忽略,极可能错失在成长关键点发问和寻求关注的重要契机,而碍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主体不仅很难与客体产生亲密无间的互动,就连自己的成长也会产生诸多困惑,造成主客体本身成长的短缺性。大数据技术及其与移动设备联结所形成的泛在式学习,使得教育主客体的自主学习和经验内化需求将得到持续、充分的资源支持,只要将大数据云端的教育资源通过搜索、选择、加工、处理和重构,这些看似杂乱无序的教育资源就可达到个性化的有序有义,凸显个性化教育价值。个体成长中的各种需求不再受囿于学习资源及手段的有限性,反而由于接受反馈的即时性和丰富性,促使人脑中由灵感和顿悟代表的思维直觉活跃起来,激发学习兴趣,将学习与个体成长真正捆绑,形成互促互进的关系。由此,主客体成长过程中的学习模式完成了由他主到自主的转变,个体的进步源于自我成长中解惑的深入和积累,而非外力强压作用所致,这为将思想政治教育中理想信念塑造、爱国情操培养、道德教育等内容与个体从更深、更广的意义上结合起来创造机会,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指导力。

(二)活力激发: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创新的源泉

思想政治教育环体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的一切因素及其关系的总和,兼具条件性和教育性功能。条件性是指环体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氛围,教育性是指环体本身对浸染其中的事物具有教育作用。大数据技术促使生产力要素从现实转向虚拟,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被高度逼真地模拟,一个挣脱时空限制、与现实如出一辙的虚拟世界横空出世,引发了“人类生存范式从单一的物质实体开始向物质实体生存和镜像化生存融合的综合生存方式转变”[5]。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束缚和压力,人在虚拟环境中精神和意志更加自由自主,追求平等开放发展环境的愿望更加强烈,对现实中的自我期待度更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权威性极易被消解,如不能及时根据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差异调整工作方式,凸显软实力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将会受到极大制约,教育目标和要求也将难以实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教导”“灌输”“纠正”为主要工作方式的氛围无意间为客体增加了精神负担,而大数据技术则更多以“触动”“触发”“感染”等的柔和方式实现教育目标,不仅让教育主体体验到知识反哺,还为主客体在彼此人格尊重、意志平等的基础上营造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和谐氛围。不仅如此,大数据技术下的教育资源持久丰富、可循环利用等特点,取代了传统物质教学资源在时空使用上的排他性和消耗性,更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长久有效的资源储备。

(三)虚中有实:思想政治教育环体转型的契机

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联系主客体及其相互作用的中介因素,包括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内容、方法及载体。介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中最为开放和活跃的因素,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其形成可随外在条件和教育主客体之变而变。作为一种客观实在,介体可成为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和亲和力的“标配”,需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规律并体现出其相应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按照其自身属性、作用程度和历史发展可分为物质——精神介体、直接——间接介体和传统——现代介体[4]等范畴。介体的创新不仅限于以上相对范畴的叠加,更重要的是利用介体的开放性特征,将不同范畴介体的优势进行融合和互补,真正激活其在教育主客体之间的联结作用,增强教育主客体对教育内容及方式的认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大数据技术以跟踪个体在互联网及终端设备的数据痕迹为基础,可以对个体的喜好、行为特征有较为精准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对于个体而言,更具有针对性和感染力,减小了改造教育客体精神世界的深层阻力,易直达人心。与此同时,载体在形式上的多元化特征将充分展现,教育主体的创新能动性被充分打开,主客体互动关系由表层激发转为深层触动,促使介体整体联动作用与吸引功能加强,活力度上升。大数据资源将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活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尽显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的智慧。

大数据作为一种时代变革的前沿技术,未来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环节的融合程度必然加深,基于大数据的思想政治教育决策、创新研究将成为新常态,大数据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养成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充分发展的同时,大数据作为科技双刃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人们仍然要警惕其背离人文精神世界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异化风险。厘清大数据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发展“变”与“不变”的宗旨,在回归学科基本属性的主线基础上思考新生态的发展模式和方向,更加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工具,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智慧和新意境。

(四)求同存异: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间关系的促进

大数据突破了传统“小样本”数据时代对数据样本和统计方式的制约,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特征相关的所有数据的收集,进而最大可能还原事物本象,为工作决策提供依据,体现对客体特点“大而广”相关性的认知。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研究个体“人”及其内在思想品德构建和发展规律为主题的学科,离不开对个体素质“小而精”的监测与观察。这样一来,两者在“精确度”方面产生了不匹配,很容易在倚重“大数据”相关性的过程中将个体人隐藏为数据中的“理性”因子,忽略了对个体“人”之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关注。本应充满人情和灵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压缩为“数据——认知——反馈”的机械模型结构,成为偏离个人特质的抽象数据演化行为,引发个体发展失落,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情感联结上的丧失,在教育感染力和影响力上大打折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塑造个体精神世界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社会功能不是直接呈现的,而是经过了“现实的个人”这个中介,把其作为研究的起点。无论在何种时代场域下借用技术手段拓宽研究视野和发展方式,只有将大数据使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落在对学科本质的关注上,重新回归到“现实的人及其现实活动中”,才能避免教育主体“见数不见人”的官僚气、客体被程式化的数据“粗暴”代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脱离“求客观而不得客观”、刻意追求理性而迷失的怪圈。

三、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发展的主旨

以哲学、教育学或心理学中的论点支撑数学史与融入数学教学的实践及理论研究,例如和列维纳斯一起思考数学史和数学教育,以巴什拉的现象技术为指导在几何教学中使用古老工具,借鉴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定义来定义数学文化并编制教科书中的数学文化的分析框架.

(一)研究方法可变,“以人为本”的本质不变

大数据使人们意识到:世界万物及其特性都是可以被量化的,对世界的认知可以通过数据的排列组合完成。只要数据的规模够大,事物的特征显现就越充分。如此,小数据时代追求精确性的思维已被大数据的“可能性”视角所取代,人们开始接受小数据时代无法容忍的数据噪音及其所呈现出的事物相关性特征。此转变为人类社会之教育思维带来了三方面变革:一是“去中心化”,即尊重和承认事物发展的多样性规律和多维性特征;二是“去权威化”,即在收集到所有与特定事物相关的数据之前,无人敢自称权威;三是“去封闭化”,即只有开放获取更多信息,决策和判断才更可靠。三种认识上的变革使得人类在对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和多样性认识上有了回旋空间,个体事物的发展更能凸显自我张力。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这样的平衡与和谐创造了包容性的教育氛围,创设了思想政治教育优良的生态环体,有利于整体推动其从低级机械状态向高级系统状态发展。同时,这样的氛围消解了以往教育主客体因为知识储备不对等而引发的紧张感和对立性,用更广的视角,将刻意、压迫性的交往方式转变为互动式交往,更易激发主客体本身的价值认可和智力潜能发掘,形成教学过程中的交叉性新知。同时,这样的交往特点凸显了主客体互动时灵活、机动的非线性特质,使得介体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选择更加开放自主,推动介体在主客体沟通作用上的质量和效率,加速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目标。不仅如此,大数据技术为社会营造了全新的创新氛围,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要素因此获得自我及彼此间协调发展的机会,在开放、共享理念的带动下,自觉向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既定目标靠拢。大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出一种看似松散却环环紧扣的系统性构架,身在其中的诸要素获得了自我完善的契机,增强了要素间的必然联系,用由内而发的深层驱力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前景和机遇。

边缘缺陷的预处理过程如图3所示。对采集的原图像进行灰度化处理,转化为256级的灰度图,分别采用图像增强来提高勺子和背景的对比度,图像二值化方法来分割出金属餐具,图像滤波法滤除图像中的噪声点,边缘检测法检测金属餐具的边缘。

(二)工作观念可变,“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由始及末,都应充满丰富而多维的人性互动。这样良性互动的保持,必须以对现实活动的生动参与及在其基础上的充分沟通为基础,不仅有助于主体对客体心理隐性发展规律的充分把握,合理制定恰当的教育内容,同时也对客体充分理解主体意图、领悟教育目的有所帮助。对于这样深刻的交融性互动,大数据可作为一种技术理性工具,为双方的深入了解和教育活动的顺利完成提供一个视角,但绝不可能全然代替现实中通过实践而来的认识活动。一旦主体将数据作为确信自我认知和确认工作经验的唯一途径,便会造成“数据至上”“唯数据不决策”的被动局面,不仅让教育主体把大量精力消耗在数据搜集和指标处理中,更会削弱主体靠以往经验积累的能动性,夸大理性工具在人文学科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压缩人文精神空间,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三)创新路径可变,恪守现实伦理的底线不变

大数据技术带来了创新无限可能,但同时也要意识到现行制度规约是针对现实世界的,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大数据技术使用的具体环节。人类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并非如臻至善,现阶段看来仍存在不少盲点,易引发技术性失控、伦理性失控或两者兼有的综合失控上。“本来信息越多越好,这是人类倡导大数据的本意。然而信息广度与其价值背反却是人类难以完全解决的一个悖境”[6]。大数据本应被“战略性”地服务于既定目标,而当数据分析方式和思维产生变化时,对大数据结果的解读便会截然不同。大数据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令人困扰的实际问题,如,思想政治教育当如何在大数据中甄别和取舍那些“有意义”的数据?多大的数据范围可以完整勾勒出目标物体的特征?如何合理利用数据噪音来辅助相关性特征解读?在大数据采集与使用过程中,如何规范虚拟身份、网络安全、个人隐私等伦理性问题?较为理想的情况是在大数据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或被当作一种技术工具使用之前,已对当事人的知情权、数据运用的规范、数据分析的准则以及数据使用权利和界定边界等相关问题有较为妥善的法律依据或规范准则,因为伦理问题之解决远难于技术性问题的困扰,而其带来的后果和创伤之范围和影响,也是难以估量和计算的。加强大数据治理能力,增强学科技术上的共建共治,从根本上遏制大数据乱象、规范大数据使用,是人们将大数据为我所用时需要正视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原本是江南赌坊的老板。被裴颜看中接位。在他担任盟主期间,江湖盟真正成为一支可以与江湖其他势力相抗衡的力量。

(四)传播方式可变,基本指导思想不变

大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创新基因,同时也给全世界各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带来新的困惑和挑战。首先,大数据从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信息鸿沟”,在信息世界里,各个国家成为无国界组织,信息可以跨越国界无向无意地传播、渗透,这样的开放性从现实意义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权威和教学实践权威,为维持意识形态归一性增添了难度。不仅为非主流甚至负面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更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舆情把握的难度,在制定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上容易出现偏离,导致教育无效。其次,大数据本身的种类复杂性和规模庞大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管理及分析带来挑战,一些敏感的信息可能因为分析不透彻或不到位而失去其本身的价值,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制定决策和工作落实时失瞄重点或要点,导致教育不利。以上两种表现都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效能感的降低,并顺势激发客体的信任危机。在应用大数据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仍然要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指导思想为本,保持更高的警惕性和敏感度,提升意识形态宣传。只有将大数据技术控制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中才非脱缰之马,才是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发展的前提和根本。

参考文献:

[1]王习胜.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势[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9).

[2]杨威.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根源[J].江汉论坛,2016(9).

[3][4]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239.

[5]贾利军,许鑫.谈“大数据”的本质及其营销意蕴[J].南京社会科学,2013(7).

[6]邱东.大数据时代对统计学的挑战[J].统计研究,2014(1).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531(2019)05-0047-06

*2018-2019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一般资助课题(2018WT022);2018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立项课题(2018LX185);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共建课题(2018GZMZGJ06);2015年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福勒信仰发展理论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15SK11)

赵頔/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团委书记,辅导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广东广州510631)。

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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