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全年23%贷款增量不过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量论文,贷款论文,过分论文,夏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上半年货币供应量和银行贷款增速是否过快、应采取怎样的对应政策的问题，目前包括央行在内的决策者们也显得十分犹豫。这至少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外部有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内部既有对通缩回归的担忧，又有对通胀预防的警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所长等三人6月间完成了一份《中国银行体系信贷供给的决定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报告，全文约20000字。
日前，就此报告特别是对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迅猛增长等问题，《财经时报》专访了夏斌。
信贷增长应属正常
《财经时报》：您的报告认为，1996年之后，中国实际贷款增长率要低于理想状况。据官方数据，今年1～6月的贷款同比增长近23%。这是否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过热？您是否赞同“央行应适当收紧信贷”的观点？
夏斌：根据我们的计量分析，1996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银行信贷的增长率不是在增加，而是在逐步下降，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平均下降约6个百分点。今年1～6月贷款同比增长近23%，创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从2000年8月开始的贷款迅猛增长势头到今年上半年仍一点不减，信贷形势出现了突变。
现在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长在8%至8.5%之间。由此判断，基于对1996年以来“惜贷”6个百分点的反弹，自去年8月开始贷款迅猛增长；尽管这里有房地产投资等部分的不合理因素，但总体看，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是合理的。
所以，对一年来贷款迅猛增长的态势要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就引起1986、1992年那种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当前信贷供给中的结构问题比总量问题突出，所以不能轻易对总量采取“急刹车”措施。应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力争通过结构政策控制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另外，我不同意你用“央行收紧信贷”这个词。因为近一年来，央行并没有刻意收紧信贷，信贷的增长速度仍然很快。至于央行最近不断发行票据从市场中回笼货币，那是针对因外汇占款而投放货币过多的“对冲操作”，是正常的调控。
《财经时报》：一年以来贷款迅猛增长，您认为主要原因何在？
夏斌：我想有四条原因：一是国民经济正常地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带来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释放了投资增长，有力地刺激了贷款需求的提高。
二是各地方政府在完成换届后，为发展地方经济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现在机场、地铁、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扩张态势尤其明显。
三是世界经济增长相对放慢，利率不断趋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流入。1994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误差项长期是巨额负值，1999年还是负150亿美元，而2002年却出现了80亿美元的正值；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结汇率大大提高，金融机构境外资产明显回流，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在推动中国的经济扩张；
四是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中出现的新特点也在推动贷款增长。过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惜贷”，但票据市场发展后，中小企业的贷款先由中小银行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转贴现；这就是说，贷款风险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忧虑。例如，今年前4个月，四大银行票据贴现余额7595亿元，创历史最高。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基层银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的压力，悄悄改变策略，通过加快放贷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些贷款通常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相关机构的担保，期限长，不担心还款风险。
无需担心恶性通胀重来
《财经时报》：您根据什么认为不至于马上引起恶性通胀？
夏斌：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过去大不一样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较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又很高，绝大多数贸易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制于国际市场。同时，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贸易品价格普遍下降的条件下，中国贸易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中国存在强劲的外资流入和近3500多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我们有足够的财力通过进口平抑物价。
至于经济扩张的压力，可能主要来自于非贸易品部门，如电力、房地产等这些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价格可能出现一定上升。但只要庞大的贸易部门商品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会得到有效约束。当然，对于非贸易部门商品价格上升过快，仍须充分警惕。
《财经时报》：本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中国继续保持稳定汇率政策时会遇到货币供给过多、引起通货膨胀的问题。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夏斌：我已经注意到格林斯潘的观点。我觉得其中有些疑点。
作为对世界影响力极大的美联储主席，过去不太评论中国的货币政策；这次，他一边评价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一边又马上表态，说不代表美国政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要忘记，格林斯潘的讲话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界都是有绝对影响力的。
他是在提醒中国金融政策的决策者吗？如果是，想必他应该是知道中国相关的决策者对汇率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基本经济学道理是了解的；如果不是提醒，那就是想通过他的声望影响世界舆论，拐弯抹角发出“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信号？到底是什么？确实有些看不懂。
准备金率不宜轻动
《财经时报》：为什么银行在不良贷款率巨大的情况下仍可获得这样的贷款增长？如果不良贷款比率真的降低了，对贷款增长将产生何种影响？
夏斌：应该注意到，过去几年中国信贷增长不快，但贷币供应速度并不慢，我把这现象概括为“松货币、紧信贷”，即市场上累积的货币供应很多，但由于货币传导机制不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仍然偏紧。
现在，当经济有了贷款需求，商业银行有了贷款动力，市场上这部分货币很容易转成贷款，推动经济增长。在这过程中，如果不良贷款比率不断降低，则可进一步促进贷款供给。我们的计量分析的结论是：不良贷款下降1个百分点，贷款增长可提高1.4个百分点。
《财经时报》：央行在上次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到，可能在适当时机调整银行准备金比率，并要收紧房地产信贷。您认为中央此举的意图何在？是否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夏斌：我也注意到“央行提出在适当时机调整银行准备金率”的报道。如果用这样的政策，无非是为了收回一部分流动性。但我认为，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信贷形势，央行应慎用准备金政策，而继续用票据“对冲”操作政策。
必须意识到，存款准备金政策调控力度不好把握：力度小，银行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放贷款；力度大，容易引起信贷规模的大起大落，不仅对刚刚走出轻微通缩的经济构成打击，而且会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
另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必然减少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推动利率提高，这会鼓励投机性外资的套利行为；这种套利行为又会反过来逼迫基础货币投放加大，从而抵消部分政策效果。弄得不好，部分商业银行还能以流动性危机为由倒逼中央银行再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因此，非到关键时刻，不宜动用这一工具。
《财经时报》：那么您的具体建议如何？
夏斌：在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不断增多情况下，可以选择发行有一定财务成本的央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这是一种不得已又有全局意义的选择。但央行票据的发行要有前瞻性考虑，因为有些因素会阻碍这种工具的大量、长期使用。
首先，在贷款盈利机会较好的条件下，要诱使商业银行减少流动性，就需要央行票据利率比较高，而央行票据利率的提高又会提高国债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直接融资规模，同时也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其次，大量发行央行票据会使商业银行将所持大量国债和海外资产转换为市场流动性，甚至出现套利性外资通过商业银行流入，部分地抵消该工具效应。
较大规模地使用央行票据的历史仅一年多，经验缺乏，加之转轨经济情况复杂，海内外资金流动的不可测因素较多，因此，央行票据什么时候卖出，卖出多少，市场实际利率如何变动，要密切关注。一句话，要勤于微调和预调，善于运用试错机制。
全年23%的贷款增长正常
《财经时报》：可否具体谈谈，1996年以来发生的实际贷款增长率和理想贷款增长率分别是多少？今年上半年近23%的增长率是否合理？怎样的水平才能真正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夏斌：从1997年到2001年，实际贷款增长率分别是22.5%、15.5%、8.33%、6.01%和13.03%。根据我们的计量分析，这五年间，理想贷款增长率平均大体上应是19%左右。
我们没有按月度指标进行预测，但预测了全年贷款增长指标，2003的全年理想贷款增长率应为18%左右。
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经济形势，我们又认为，全年贷款增长如能控制在23%左右，应该对经济发展没有多大的负面影响。但中国历年的信贷投放规律是第四季度增长率较高，因此从现在起整个下半年应密切关注贷款增长势头，力争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将信贷总量增长控制在23%左右。我们要抓住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