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研究的跨学科探索——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认知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对外汉语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汉语教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已在业内基本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作为一门学科，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学理论、心理学理论、教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注：引自赵金铭（2001）《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第5页。）学科的性质不仅要求对外汉语教学要坚定不移地走跨学科发展的道路，而且还要求有一支跨学科的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要求我们每个人应具有跨学科的意识和知识。这是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给我们提出的最严肃的课题。（注：参见张旺熹（1998）《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述要》，《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第12页。）因此，对外汉语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后首次举行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选取汉语学习与认知这一前瞻性的中心课题所进行的跨学科研讨。这次会议于2001年10月12至1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收到论文35篇。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运用认知语言学和其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二是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认知的过程和特点；三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研究汉语学习的特点。下面依次介绍这三个方面论文的主要论点，展现其跨学科探索的努力，小结部分简要讨论当前对外汉语研究中进行跨学科探索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 汉语认知研究
本次会议论文涉及到汉语认知研究的有13篇，可大致分为两类：（一）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问题；（二）研究汉语的具体问题并试图从认知和语用的角度予以解释。
1.1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崔希亮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是一篇比较宏观的论文。作者首先指出，语言的认知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基于心理学的研究（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 ），另一个方面是基于语言学的研究（the linguistic approach）。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注重语言的感知、语言理解、记忆、注意力、推理等方面的问题，而基于语言学的研究则比较注重语言的形式类、语言符号的意义——形式和意义之间的操作、意义——概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等方面的问题。文章讨论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取向，简要介绍了原型理论等8个理论模型、内省的研究方法及其限制。这篇文章视野开阔，有助于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日本松山大学方经民的《论汉语空间区域范畴》把汉语的区域范畴分为处所域和方位域，认为前者的维度认知方式是零维认知，后者具有多种维度的认知方式。文章根据空间位移参照和凸显重点的不同，区分了汉语部分介词、趋向动词、存现句内部的认知差别，并讨论了汉语空间区域范畴的句法地位。此文吸收Langacker的参照点理论，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汉语空间区域范畴的特点和方位词的空间化作用，是汉语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比较规范的一篇代表作。
上海外国语大学金立鑫的《现代汉语中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关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趋向补语的位移性质作了尝试性的解释，通过位移的“由远及近／由近及远”解释了“来／去”位移的方向性和马庆株（1997）的“可见／不可见”论。文章还对趋向动词和宾语的语序关系所反映的时体意义作了认知上的解释。这篇论文解释重于描写，引起大家对参照点和时体问题的深入讨论。
日本文京女子大学鲁晓琨的《助动词“会”和“能”的隐喻对比》指出：“会”和“能”代表了助动词从“根源意义”（root meaning）到“判断意义”（epistemic meaning）的两种隐喻类型。 “会”属于多义隐喻，是由一个根源意义隐喻出另一个根源意义，然后由后一个根源意义投射到判断意义上。“能”是同义隐喻，是把根源意义的语义结构直接投射到判断意义上。日本大学铃木基子的《与汉日表示存在的句子相关的认知问题》通过分析汉语“A有B”和“B在A”的互换条件，比较对应的日语句子的异同，归纳出汉日两种语言的存在句在信息结构、指称性质和焦点强化等方面的规律。这两篇文章都是微观的研究，但结论都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理论性。
北京大学施春宏的《比喻义的生成基础及理解策略》和上海大学吴卸耀的《“进”与“出”的不对称考察》研究的都是认知语言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在会议讨论当中，有学者认为，这两个问题还可以根据认知语言学有关隐喻和容器图式的理论作更深入的研究。
1.2下面一组文章虽不与认知语言学直接相关， 但也涉及到一些更宽泛的认知乃至语用的问题。
北京大学陆俭明的《英汉回答是非问句的认知差异》认为，汉语和英语对否定是非问句的回答所存在的明显对立是由于二者认知上有差异造成的。说汉语的答话人首先对问话人所自认为的主观想法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接着答话人才说明客观事实是怎么样的或将是怎么样；而说英语的答话人直接对客观事实是怎么样的或将是怎么样的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而根本不关心问话人所自认为的主观想法是怎么样的。这种认知解释虽然比较朴素，但对学习者来说浅显易懂，好学好用。
日本筑波大学刘勋宁的《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认为，汉语句尾“了”其实是过去时的标志。只是汉语句子的认知角度和构造形式与印欧语不同。汉语的“了”也是以发话时间为参照的——只是汉语采取了偷懒的办法：默认（缺省）的时候，以发话时间为参照；有时间标记的时候，以指明的时间为参照。“了”字句的使用必须有一个背景，这就是原来知道一个情况，而现在有一个与之不同的新情况。这种“变化”的理解，就来自于这种前后不同状态的对比。这样，各种不同的句尾“了”就可以通过认知和语用的阐释获得统一的解释。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陈前瑞的《现时相关性与复合趋向补语中“来”的位置》从语料库检索出大量的具有最小差异的例句，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不同例句在后续小句的小句数量、主语类型、语义类型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而得出结论：汉语复合趋向补语中的“来”与宾语的不同位置关系还表现出现时相关性的变化。文章不仅吸收了假设检验的思路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而且还把体貌系统共时的变异研究和历时的发展研究结合起来，在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中作出了的努力。
北京大学沈阳的《“VP”转指的认知解释和句法制约》与上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有些不同。许多研究认为，从句法角度来研究“VP”转指的构造形式肯定不行，所以要么总得加上些语用或语境的因素进来，要么甚至完全要依靠认知上的理解深化。沈阳认为，语用和认知条件有时也确实有用，但如果反过来说，“VP”转指只能依赖语用或认知因素，而不需要甚至没有句法制约，就似乎走得太远。他尝试的是另外一条策略，即在承认语用和认知解释的同时寻找“VP”转指的某种句法制约条件，体现了语法的形式研究与认知功能研究的结合。
还有两篇论文从历时的角度，涉及到认知因素对汉语句式发展的影响。它们是北京大学张美兰的《从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看近代汉语比拟句式功能的扩展》和杨德峰的《用于将来的“动＋了＋趋”初探》。历史语言学研究不仅为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试验场，而且还可以反过来推动认知语言学进一步的理论化。这种学科交融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注：参见Blank,A.& Koch,P.(eds.) (1999:1)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ve.Berlin:Mouton de Gruyter.）
二 汉语认知心理学研究
本次会议收到认知心理学方面的论文有5篇。
北京师范大学彭聃龄的《语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概述了心理学研究中从认知科学到认知神经科学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认知心理学研究人脑对语言的信息处理，认知神经科学则探讨认知行为与大脑结构的关系，是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的结合。彭文重点介绍了这一领域中与第二语言学习相关的研究发现，并对现有的研究方法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和评价，认为脑成像技术与其他方法在安全性、空间和时间的分辨率方面各有短长。此文介绍了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开阔了与会者的思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江新的《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实验研究》发现，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正确拒绝假字和非字的反应时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只存在于上下结构字，对于左右结构字，假字和非字的反应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他们对汉字正字法规则性已经有了明显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只限于上下结构的汉字。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在汉字识别中存在结构类型效应，表明汉字的结构方式对整字的认知加工有影响，汉字的视觉特征在汉语初学者的汉字识别中起重要作用。至少对于初学汉语的美国人来说，自下而上的视觉特征分析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江文的研究体现了认知心理学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结合，这样的研究领域应该是对外汉语跨学科研究的主战场之一，尤其值得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徐彩华、陈绂、张必隐的《中文心理词典中单音节词的加工》提出了汉语单音节词的加工模型。单音节词的加工并不“简单”，它既受单音节词独立成词能力的影响，也受其构词能力的影响。正是这两种合力影响着单音节词的通达。在不同的认知任务中，影响单音节词的两种因素的合力的表现是不同的，有时对认知产生促进作用，有时产生干扰作用。“1＋1不等于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这正是汉语单音节词不同于拼音文字中单语素词加工的独特之处。文章提出的这一论题对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有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也是对外汉语研究十分关心的问题。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高立群的《“把”字句位移图式心理现实性的实验研究》用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验证了汉语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 张旺熹在《“把”字句的位移图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3 期）中指出：典型的“把”字句表现的是一个物体在外力作用下从甲点转移到乙点的位移过程。高文采用词汇再认测验，考察被试在阅读“把”字句和非“把”字句后，对句子中词汇再认的正确率和反应时的差异。结果发现，与非“把”字句相比，读者在“把”字句的阅读过程中，对受事客体起点状态的认知表征要更为强烈，这表明“把”字句空间位移图式在被试对“把”字句的阅读理解过程中具有心理现实性，证明空间位移图式作为“把”字句句法语义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篇文章是基于心理学的认知研究和基于语言学的认知研究的有机结合，这种研究路向十分值得肯定。
江文、徐文和高文有一个共同特点，第一作者都是认知心理学博士，他们的研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原汁原味的；而且他们都在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或教学部门供职，不同程度上得到语言学专业同行的启发或帮助。因此，这样的研究在对外汉语跨学科探索中应当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王韫佳、微软中国研究院初敏、中科院声学所贺琳、冯勇强的《语句中双音节韵律词的重音感知研究》从300 个朗读语句中人工切分出1898个双音节韵律词，请21位听音人对所有韵律词的重音位置进行判断。得到以下结论：（1 ）语句中韵律词的重音分布与孤立词有所不同，它与词所在的韵律边界有很大关系。在非停顿前，前字重的比率高于后字重的比率，在停顿前的情况则相反。（2 ）词的重音感知与音节之间的高音点差和时长差都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高音点差的相关明显强于与时长差的相关。（3 ）韵律词内音节之间的高音点差和时长差在停顿前为较弱的正相关。（4 ）双音节词的调类组合对重音感知有显著影响，字调本身的固有高音点较高时，该字被听为重音的比率就较大。这篇论文是跨学科合作的又一典型，既是实验语音学、认知心理学的深度结合，又是跨部门的合作。这种合作在当前学科发展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势下显得尤为必要。
上述5篇认知心理学论文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各有千秋， 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 汉语学习研究
本次会议论文涉及汉语学习研究的有17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分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有关的心理问题；二是分析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词汇、汉字所遇到的语言问题。
2.1北京大学李晓琪的《母语为英语者“再、 又”习得过程的认知心理分析》根据作者对以英语为母语者习得“再、又”的情况所作的调查，以词汇习得研究为切入点，对“再、又”习得过程从心理词汇的提取、长期记忆的获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虚词教学中应加强语义对比分析，为学习者提供大量的“语块”材料，充分利用词频效应，多次反复出现所需掌握的词语。李文在语言分析、习得过程分析和心理分析三者的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华东师范大学徐子亮的《学习主体感知和记忆汉语的特点》、吴勇毅的《听力理解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CSL ）的习得》都是以心理分析为主。徐文分析了个别教育条件下学习主体感知和记忆汉语的特点，诸如，感知的语言信息大于群体教育的一般水平；外界环境的拘束和干扰比较少，注意的选择性、专注性和分配的合理性发挥比较好；信息在短时记忆中的容量和记忆广度加大，并可适当延长短时记忆时间，提高编码和加工的效率和速度，使语言信息较快而有效地进入长时记忆。吴文从认知的角度讨论听力理解过程与CSL习得的有关问题， 涉及到听力理解的被动与主动、还原与重组、底朝上与顶向下、认知图式以及听力训练等，对传统的、基于听力理解的被动的、还原的、底朝上的听力训练方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作者主张，对外汉语的听力教学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底朝上”和“顶向下”相结合的训练模式。
台湾大学李明懿的《从认知的观点讨论初级华语课程的教学设计》和清华大学沈燕的《成人汉语第二语言学习的认知能力》都是从认知分析出发，最后都落实到教学设计和教学法的问题。前者在介绍认知心理学与语言学习的关联、学习者特性的掌握的基础上，讨论初级华语课程的口语训练、语法教学、汉字认写、阅读及写作练习等方面的教学设计，并提出以实例为基础的初级华语教学设计建议。后者分析了成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认知能力特征、情感问题、动机因素和知觉因素，探讨了认知法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强调学习者语言形式的能力应通过参与交际的主动性得以发展，确立以交际目的为学习任务的目标。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郑艳群的《汉语CAI 设计与认知学习》着重讨论了具有代表性的发现法、建构主义、信息处理等学习理论在汉语CAI 设计中的运用，同时提出了在设计中应当遵循的一些心理学原则。这篇论文把科技手段的运用、认知理论的指导、教学设计的优化有意识地贯穿起来，对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都有启发。中国人民大学李泉的《从学习者的角度看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问题》重点分析了课堂教学和教师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很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陈桂月的《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成年人学习华语的困难》根据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分析了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成年人学习华语的困难以及困难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心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到中国去学习华语是最有效的途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帮助他们建立华语作为另一种内在的思考语言。
从上面的论文可以看到，许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为了提高对外汉语的研究水平和教学效果，都非常自觉地向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寻找理论支持，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有的还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平，他们这种跨学科的意识和敬业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3.2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赵金铭的《目的语与中介语句子之间语法“最小差异对”的识别与应用》运用“最小差异对”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中出现的中介语句子进行分析识别，比较了中介语中汉语可能出现的句子与汉语不可能出现的句子、符合语法的句子与不符合语法的句子、符合语法的正确句子与符合语法的不正确句子、造得好的句子与造得不好的句子、无标记的句子与有标记的句子，并排出了语法错误的句子的等级序列。这篇论文吸收了当代语言学和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方法，用它来分析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中介语的语法错误，不仅可以深入认识中介语错误的规律和序列，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语言本质的思考。这充分证明了语言本体研究对语言学习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促使我们以更开阔的眼界来关注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习得研究之间的互动。
讨论具体语法学习问题的论文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周国光的《“否定”范畴习得研究——儿童使用否定词“不”状况的考察》、香港教育学院梁莉莉《“准”第二语言学习：从三个典型的粤语句式探讨香港大专生学习普通话的特点》、日本爱知淑德大学冯富荣的《关于汉语被动句学习中母语的影响——以日本人为对象》、香港浸会大学黄月圆、杨素英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习得研究》。这四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具有连续性的序列：第一语言习得、准第二语言习得（方言习得）、第二语言习得。周文重在发展过程的考察，然后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梁文在分析香港学生学习比较句、双宾语句、将（把）字句后认为，香港粤语对学生的中介语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教学中应强调粤语和普通话的语法对比。冯文也是强调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影响，并着重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寻求解释。黄、杨的文章则强调情状类型对把字句及其习得的解释作用。不同类型的习得研究可以相互启发，可以促使研究者关注到更多的相关因素，从中提炼更本质的规律。这次会议也确实促进了这种沟通。
讨论词汇学习的论文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宋刚的《汉语名词习得研究中的中介语词缀研究》、朱旗的《汉语双（多）音节词语的音、形、义对词汇学习与认知的影响》。宋文通过调查和统计认为，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词典中存在典型词缀和缀化构词成分的独立表征，具体表现为中介语中存在由此引起的偏误名词。朱文主要是分析学生作业中词汇错误发生的原因。
讨论汉字学习的论文有南京师范大学肖奚强的《外国学生汉字偏误法分析》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陈曦的《基于语音特征的汉字教学模式探索》。肖文把偏误分析的理论应用到汉字学习中，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果，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不同研究领域触类旁通的作用。陈文根据学习心理学的试验结果提出，在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应该以汉字语音为线索，对汉字进行整体认读，在学生对汉语字词有了一定的量的积累后，有了一定的汉字结构能力，再进行形的分析，以达到对汉字“质”的认识。
自S.P.Corder发现学习者语言错误的系统性之后，偏误分析、中介语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学术地位才得以相继确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学和心理学对这一研究领域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同时具备这两个学科的知识，研究起第二语言习得来自然会得心应手。即使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自然也不可轻言放弃。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可以分别从语言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切入，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大多具备一定的语言学训练，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
四 问题与对策
这次会议的论文体现出浓厚的跨学科意识，一方面是对外汉语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的结合，另一方面是语言学、心理学等的结合。论文的涉及面比较宽，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涉及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表面化，对经典文献不熟悉，没吃透；汉语认知心理学研究的论题有的深度和新意不够；对教学和学习问题的认知分析略显粗糙，借用术语多，实验验证少。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在对外汉语研究中进行跨学科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认为，应突出强调以下几点：（1）重视文献工作， 既要吃透经典文献，又要跟踪最新文献。一方面要增加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利用数据库检索、馆际互借等方式获取文献。文献的问题应该最容易解决。（2）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语料检索、教学实验、 统计分析等。尽管方法取决于思想，但就目前而言，研究方法的滞后仍是对外汉语跨学科研究的瓶颈。只要有所为，这一瓶颈应该不难突破。（3）加强协作，重点攻关，充分利用现有人才，推进跨专业、跨部门的合作。（4）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吸收、 引进其他专业的人才，鼓励他们学习和从事对外汉语研究，另一方面鼓励和要求部分汉语专业的人才继续接受其他专业的教育，从根本上优化对外汉语研究的人才结构。（5）正确认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问题， 既要从宏观上根据教学发展的根本需要确定重要的研究课题，又要从微观上努力捕捉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穷追不舍，直到从理论上解释，并尽可能应用于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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