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研讨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跨东西方比较文学的视角来讨论文化问题近年来已逐步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界的热点课题，中国的学术界在这方面也走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经过历时一年的准备和国家教委的批准，由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香港港—美学术交流中心、美国匹兹堡大学和译林出版社等单位发起主办的“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研讨会于1996年7月7日至10日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60余人。会议由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王宁、香港港—美学术交流中心主任李达三和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程爱民等主持。会议期间，中外代表就下列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欧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的教学和研究现状；后现代和后殖民及其在中国的批评性回应；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我们的对策；文学作品的翻译和误读；文化全球化和文化身份研究；西方理论及其对中国当代电影的影响；中国和西方作家作品的翻译和接受等。
据悉，在中国举行专门讨论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在去年已举行过两次：由中美学者合作在大连主办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和由北京大学主办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研讨会，而本次会议则是大连会议的继续，大会使用的语言依然以英语为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者正在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并喊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表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行，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并非只有其神秘的一面，它还表现出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所谓“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人基于对东方的偏见所建构出来的一个“神话”，其虚幻性和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中西方学者在同一理论层次上进行平等的对话是大势所趋，但是这种对话应当是双向的，既有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创造性误读，同时又存在着中国文化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可能的影响这一事实，对此，我们中国学者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李达三在大会发言中，根据自己多年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教学的经验，运用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来分析中国学生对西方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动性接受和反应，通过这种基于跨东西方文化的分析和研究，既可以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同时也可以将科学的方法（甚至信息网络等高科技手段）引进文学研究，最终实现对来自西方的接受理论的更新和重铸。郝振益（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则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理论视角分析了读者对中西方古典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他的出发点是儒学和圣经，因为这两者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精神，它们使中西方古典文学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并制约了中西方文学各自的发展历程。儒学的政治与道德哲学思想培育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世的忧患意识和济世理想，因而产生了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古代理论散文和以介入现世社会为主要特色的辉煌诗章。相比之下，圣经则以其瑰丽的神话传说，使西方文学在其框架中运行，产生了伟大的古代史诗。王仁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发言也是基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把分析的笔触指向“文革”时红极一时、后来又被批评界冷落多年、直到近年来才又引起人们注意的一部作品：浩然的《金光大道》。他在分析了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之后指出，如果这部作品今天仍被人看作有价值的话，那就在于它应被当作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语境之下的一部难得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一条金光大道最后终点是令人不得而知的。毫无疑问，文化和文学的接受历来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课题，崛起于60年代的接受理论对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挑战不仅在于打破了单一的被动影响模式，同时促成了一种新的基于读者的能动接受同时兼带理论阐释的研究方法的形成。
60年代广为学人们讨论的文化相对主义也对消除欧洲中心论的模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时文化相对主义的风行仅仅意味着旧的欧洲中心主义为一种新的西方中心模式所取代，而东方文化的崛起则为近几年来的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铺平了道路。历时三十多年的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消除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中心意识，而近几年来在西方学术理论界颇为风行的关于后殖民问题的讨论则加速了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对沿袭多年的西方文学的“经典”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与会的许多中外学者都持这样的看法，即讨论文化的接受与变形决不应认为存在着某种假想的中心，任何地域的文化的存在价值都只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言的，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远保持其主导地位，一种文化在另一个民族和国度的接受只能在经过某种交互作用后以变体的形式出现，因此讨论文化的接受在当今时代就显示为一种双向的运作，其目的在于加强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不少代表的论文都涉及了当代东西方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
王宁在发言中从东方学者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的内在二重性，即之于第一世界的反殖民性和之于第三世界的新殖民性，他们在处于边缘地位时发扬的是前者，而一旦完成了从边缘步入中心的任务之后便成了有着第三世界血统和背景的知识分子精英，与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评不可同日而语。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中国从来就未被彻底“殖民”过，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就低下，而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意识，若片面地将西方的后殖民理论用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或不分青红皂白地发起所谓“非殖民化”运动，甚至把批判的触角直指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只能促使中国又回到过去那种封闭和自我孤立的状态，而这与当今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也是不足取的。弗丽格（美国拉特格斯大学）针对西方的诸种后现代主义建构提出了自己基于社会层面、美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思考和重构。金衡山（北京大学）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出发，集中剖析了近年来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品——莫言的《丰乳肥臀》的寓言意义和文化涵义，他的理论出发点是解构，在经过仔细的阅读后，实际上取得了一种从理论到文本再返回理论的双向阐发。鲁晓鹏（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宋宪琳（澳大利亚墨多克大学）也分别基于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和（海外）理论语境，从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视角描述了当今中国的文化语境下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新时期的诗歌中的传统／创新的关系，提出了一些颇有讨论价值的问题。鲁斯洛夫（墨多克大学）和殷企平（杭州大学）的发言分别就本世纪西方文论界出现的“语言学转折”这一现象展开了讨论，并对德里达等人的解构理论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予以批判性的分析。
一般说来，文化的接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而一种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在另一文化语境中产生某种形式的误读乃至变形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文化翻译（cul-translation），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一些学者在大会发言或分组讨论中也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翻译问题。候维瑞（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发言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翻译中文学形象的文化涵义：（1）形象的种类和组合；（2）形象的文化涵义及民族特色；（3）形象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由于上述诸种因素，有的形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翻译时通常可以直接照译而不致造成寓意的失落；有的形象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为了忠实生动地传达原文中形象的寓意和审美效果，翻译时常需要更换转译成译文语言中具有对应意义和相似效果的另一个形象。在形象既有差异而又难以更换时不妨可尝试添加修饰的方法，即译文保留原文的形象但对其失落的寓意使用添加修饰语的方式加以补充或修正。雅克布森（丹麦哥本哈根经贸大学）则从使用一种欧洲文化传统中的小语种（丹麦语）的文化人的立场出发，分析批判了翻译中的政治策略和霸权因素，同时也指出了翻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不可缺少性，因为它实际上扮演了文化中介者的角色，而跨越东西方文化的翻译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则更加困难，但也是颇有诱惑力的。还有一些学者的发言分别涉及了现当代西方经典文学（如T.S.艾略特）和通俗文化和文学作品（如《廊桥遗梦》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以及误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方文化的过滤和接受者自身的取舍和心理承受力，而非单一的影响所致，因此讨论文化的接受势必涉及到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变形。可以说，本此会议抓住了当今跨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跨文化意义上的对话，其初步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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