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的天使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火爆论文,天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策划/执行 张成龙 中国天使投资发展面面观 投中研究院根据公开披露信息统计，2014年上半年中国共披露天使投资案例199起，总投资金额11.22亿元，投资规模已超去年全年水平。由于一些天使投资项目并不对外披露，因此，中国天使投资的案例数量和规模总体上要高于以上统计。 “人们常说2012年是中国天使投资元年，而2014年，天使投资似乎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勇表示。 兴起的逻辑 “国内天使投资兴起就是近两三年的事。”在复星风险投资基金执行总经理许谦看来，促使天使投资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链的完善。 天使投资的主体是高净值个人，其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家。第一代私营企业家在事业发展中往往更乐于亲历亲为，而不愿把自己的钱投到外人身上；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尚未成型，即使有一些能称得上中产阶级的人士，他们手中的闲钱也不多，无力以天使的身份投资。因此，在整个投资链条中，天使投资这一环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个人天使的资金量有限，而天使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如果没有人接盘，钱就退不出来，所以此前一段时间天使很难活跃起来。”许谦表示，“如今VC/PE投资机构有了较大发展，天使投资投的项目因此就会有人接盘，有更多的退出机会。另一方面，一些创业企业家和家族企业在观念上也有所改善，开始愿意投一些早期项目。” 今年上半年，中概股赴美上市热潮再起，聚美优品、途牛旅游网等赴美上市企业的背后均有知名天使投资人的身影。他们取得可观回报的事实，也在市场中发挥了显著的财富示范效应。 关于如今天使投资日趋火爆的原因，原子创投创始合伙人冯一名从另一角度给出了三点解释：第一，创新在加速。当今时代，大公司拥有的技术、市场等壁垒经常会被市场中的新生事物所颠覆，而且颠覆周期越来越短；第二，随着互联网企业陆续取得成功，这些企业中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独立创业，使得天使投资标的有所增加；第三，创业成本大幅度下降。创业企业估值上升，使得投资人的投入产出比比以往更高，投资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过去，A轮融资规模一般在500万到1000万美元，B轮规模一般在1000万到2500万美元。而现在AB轮投资的规模下降了很多，用很少的钱就能验证创业企业是否有市场价值，其失败和成功都比过去来得更快。这让天使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冯一名说。 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童玮亮也认为：“天使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了，另一方面是偏专业的天使投资人越来越多。”目前，很多天使投资人是一些大公司的前高管，或是自己创业成功以后愿意去投资一些以前的同事或朋友的企业家。 “这个行业三四年前是全民PE，现在都往天使的堆儿里扎。”在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洪雷看来，近三年以来，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被动转型的味道，也有主动转型的机会。 从被动转型的角度分析，2013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募资及退出渠道严重萎缩，一些创业投资机构以拉长战线作为应对措施，由此对早期项目的挖掘强度有所提升。 根据基金合伙协议中分散投资的约定，单笔投资有一定比例限制，比如不超过20%。换句话说，一只管理规模为1亿元的基金最少需要投5个项目，每个项目投2000万元左右。理想的投资状态就是其中一个项目能成功上市，按照2011年平均收益7倍计算，除了返还LP1亿元本金之外还有4000万元盈余，扣除管理费和利息，盈利也不成问题。“如果剩下的4个项目能再退出一两个，收益将更为可观。这是当时纯IPO的商业模型。”洪雷介绍说，随着IPO暂停以及机构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私募股权投资的平均收益出现骤降，简单的IPO商业模型也由此走到了尽头。按照1个项目上市能获得两倍回报来计算，“还有6000万元没回来，其他4个项目也没怎么回本，怎么谈年息？钱立马变得非常难赚。” 另一方面，一些机构创造出的管理费只收3%且只收一次的模式也给行业带来了颠覆性影响。正常情况下，基金的GP会收2个点的管理费，还要分得20%的退出收益分成。“后来很多LP都不想通过GP来管理基金，他们会想，为什么要把这2个点的管理费给你？”洪雷表示，随着众多投资机构加入市场，一级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它们必须转型，必须迎接挑战。 从主动转型的角度分析，近三年的整体环境变化非常快，一个背景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导致许多热钱涌入；另一个背景是新技术风起云涌，随着带宽及智能手机成本的急速下降，很多业态和产业都已显现出发生巨大变化的苗头，而且这种局面将是全球性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大公司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天使投资的机会也因而越来越多。”洪雷说。 在冯一名看来，在A轮或B轮投资方面，基金可以选择向前端走，但后期管理方面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基金原有的架构面向的是做精品项目，而做天使的话需要有一个数量基础。比如一只规模为5亿美元的基金，是难以大规模投那些单笔投资在五六十万美元的项目的，因为以其现有的人员配备和组织架构很难去同时管理几百个项目。“我倒是觉得，这些基金可以以母基金的形式去布局外面的一些机构天使，这样可能更好。”冯一名表示。 与VC竞合共生 天使投资人（Angel Investor）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指的是为种子期或初创期公司提供资金的投资人。天使投资属于个人行为，是用个人资金进行投资，这是与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VC）投资之间的本质区别。 但如今很多天使投资做得越来越系统，规模越来越大，天使投资与VC之间的区别因而越来越模糊。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天使投资的基金化，比如徐小平的真格天使基金、蔡文胜的“创业园”、周鸿祎设立的“免费软件起飞计划”等。同时，机构天使的表现也日渐活跃：一种是依托发起人浓厚产业背景的项目孵化机构，比如创新工场和联想旗下的联想之星；另一种是专业从事天使投资的创投机构，如泰山天使、险峰华兴等。 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13年中国共募集完成天使投资基金30只，募集基金数量同比增长36.4%；募资总额3.83亿美元，平均每只基金的规模为1278.27万美元。2013年，由天使投资机构参与发起的投资案例有120起，涉及投资金额1.49亿美元，平均每笔投资规模为124.08万美元。 天使与VC顺利对接，对创始人、企业、各方投资人都意义重大。但有观点认为，除了资金规模相对较大之外，创投机构的优势并不明显。随着一些天使基金的投资链延伸至VC阶段，创投机构接盘已非必然选择。随着创投机构向早期投资转移，专业化、规模化的超级天使更是与其形成了直接竞争，之前相对平衡的投资生态也由此面临挑战。 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天使投资的强力介入引发了一些问题：一是创业者过分依赖天使投资，会使VC望而却步，因为创业者本应对企业的产品和未来发展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二是天使控股的项目会让VC敬而远之，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还是应当将控制权保留在自己手中；三是天使投资在VC接盘的时候退出，会对后续投资人的信心造成影响，这成为VC接盘时面对的一大挑战。此外，问题还包括公司架构、同股同权、股份稀释，等等。 乐搏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宁坦承，这两年天使投资跟VC的关系不太好，一些VC会强制性地让天使们退出一些老股，甚至打折退出。“VC一般会嫌天使投资占股占得太多，因为如果其他人有很多股份，VC的话语权就弱了。其他的，还涉及到一些条款，如董事会的席位等。基本上VC机构会认为，完成使命的天使投资人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甚至有些VC机构会利用创始人来对其施压。” “现在市场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天使投资获得的回报让很多投资A轮的VC基金感到羡慕嫉妒恨，它们就会让天使投资退出。”在冯一名看来，“这种情况有好有坏，因为有的时候，天使投资希望有一定的资金流动性，它们希望在A轮或B轮融资的时候退出一定的老股以换取资金，从而投其他更多的天使项目。这是好的一面，而不好的一面是，有时投资A轮的VC基金会觉得天使投资占的比例过高，或是估值过低，收益过大，就会逼着天使投资打折卖老股。” VC投资时，往往会附有明显减低或稀释原股东价值的条款。有些VC机构甚至可能坚持针对天使投资的原有投资条款进行重新谈判。如果天使投资人拒绝VC，又会严重影响被投企业的发展。 虽然通过对融资轮次进行预期，设定合适的投资者预期能让公司的发展更具弹性，但现实的困难是，并没有完全科学的早期阶段公司估值方法，结果便是风险投资人和天使投资人常常在估值和控制权问题上产生争执。 “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是不是董事会成员不重要，那只是一顶帽子而已。创业者是否会听取你的意见和看法，要看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不在于你投后拥有的那个席位。如果VC不让我当董事，我就会问创业者一句话：你想不想让我当董事会成员？如果想让我当，我愿意跟创业者一起去争那个席位；如果你不想让我当，我也怎么样都行。”杨宁说。 而在许谦看来，天使和VC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双方主要是合作关系。这两年硅谷出现了一些超级天使，它们的募资能力、投资规模、团队能力等各方面实力比较强，所以把控了很多好的项目，对一些做早期项目的VC造成了冲击。“但我觉得中国还没到那个程度，因为国内天使资金的体量与VC比起来还有不小的差距。” 天使汇CEO兰宁羽认为，VC和天使投资人有巨大的差别：第一，VC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为P负责。VC的组织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基金存续的协议安排决定了它必须要按照这种思路行事，这也是VC被称作“秃鹰”的原因；天使投资用的是自己的钱，在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不需要向别的投资人负责。第二，VC团队里面真正有创业背景的人很少，大多数都是金融、法律背景出身；很多天使投资人都曾经是创业者，他们可能会带给创业者一些更好的建议。 “天使投资是成事，VC则是加速。天使投资的项目往往还在探索一个模式，或是探索获取用户的途径；VC基本是投已经成型的产品，或是有一定用户规模的产品。这两者间有比较明确的区别。”童玮亮说。 “我们与人为善，跟天使、PE、VC都合作，他们要么是后端的投资人，要么是与我们共同投资的伙伴。有的项目我接触不到，其他天使投资接触到之后，会怀着帮企业做大的愿望把一部分资源送给我们来投资，所以许多项目是我们共投的。”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陶宁说。 综上所述，VC与天使投资的合作可分为几类：VC从天使投资手中接盘，这是最常见的合作方式；VC发现好的项目与天使投资一起投资；VC看到好的项目，但由于不适合投A轮，先推荐给天使投资。一方面，获得天使投资的项目往往是VC追逐的对象，知名天使投资的项目中不乏明星项目；另一方面，天使投资也愿意与VC保持良性互动，所投项目能够有VC接盘，更有甚者，有的天使投资人会在找到接盘VC后再投资。 天使机构化 在美国，天使投资的主体结构呈以天使投资人为主的正金字塔形，最底层的是众多天使投资人，上方主体是VC/PE机构专门募集的天使投资基金、政府主导或参股的引导基金、天使基金等；而中国的天使投资主体结构则呈倒金字塔形，天使投资主体以创业投资机构为主。此外，包括硅谷在内的欧美地区，天使投资人99%都是兼职，他们中很多人是用专职工作挣来的钱做天使投资，而中国的天使投资人大都是专业投资人或创业成功者出身。 天使投资机构化这一中国特色是好是坏？其存在的原因有哪些，特点又是什么？对此，投资人们的见解不尽相同。“天使投资一般定义为个人，如果变成机构就不一样了。”杨宁说，“美国对VC的集资行为管得很严，基金的投资人一般都是机构。个人如果想成为基金的LP，要填一叠很厚的表格，要面对的风险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钱输光了是你自己的事。” 在一些资深投资人看来，天使投资不能机构化的原因有二： 其一，从起源于硅谷的天使投资这一概念看，其第一个条件就是非机构化。天使投资人是一群有经验、有钱的人，他们管的是自己的钱，投资项目也不需要进行尽职调查。如果机构化了，GP就要对LP的收益回报负责，但早期项目往往非常难讲清楚投资理由，“管别人的钱很容易带来法律纠纷，容易变成项目干成功了我就跟你分账，干亏了我就起诉你。”杨宁表示。 如果LP绝对信任GP，就需要在条款上做出明确，说明出于某种原因而放弃对某些条款的起诉权。除非出现诸如GP携款潜逃或者进行关联交易等特殊情况，LP不能对GP的投资亏损追究法律责任。 其二，基金机构化最重要的意义是形成合伙人体制。这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单独一个人判断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别人来帮助，这样才有了合伙的需要。但在投资过程中，一个合伙人想说服另外一个合伙人往往非常困难，通常机构都会按照一套固定的投资流程进行决策。 天使投资的大多是早期项目，对于机构化的天使投资来说，很容易发生一个合伙人看不懂另一个合伙人筛选的项目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若在投决会上表示支持就会成为一种没有原则的支持，若表示反对又会成为一种没有理由的反对。导致最后容易形成一个潜规则：你的项目我不太反对，我的项目你也不要太反对。结果是每个合伙人各自获得一个潜规则形成的投资额度，分别进行投资。这样一来，合伙人之间的制约和掣肘已经无效，实际上这种机构化投资的属性也已经变了味儿。 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个人天使的投资行为往往容易导致项目疏于管理，过于朋友化的投资容易把生意当作帮忙来对待，这使得天使在投资过程中对创业企业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不理想。因此，想做好投资必须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做投资应该有严谨的流程和协议，团队管理起来也应各有分工，靠一个人是做不过来的。 杨宁对以上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天使投资应该机构化，“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团队来系统化地做事。至于在投资期间和未来交成绩单的时候是否会受到LP的限制，我从来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做该自己做的事，做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了，我不会为了取悦我的投资人而做一些不该做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基金有差异，投委会不同，大家的投资思路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个天使基金的投委会做成像VC、PE的投委会那样，这个天使基金我是不看好的。”杨宁说，“PE投资的项目很少会彻底死掉，可能最多就是投完之后退出不了，或是企业市值下降；而天使投资颗粒无收的可能性非常大，投资的公司最后彻底失败是很正常的事。” 在童玮亮看来，与个人天使相比，机构天使有利也有弊。机构至少由两三个人组成，大家对项目的判断各有各的看法，决策的失败几率可能因而会降低一些，但也可能因为必须全票通过而错过一些好的项目。而且机构需要对LP的资金负责，决定投资需要经历一个决策的流程，速度没有个人天使那么快。 国内出现机构天使其实是一种矛盾作用的结果，冯一名认为：“现在很多做机构天使的人，都是因为不甘于在投资机构打工。他们有一颗不羁的心，但自己的江湖地位又不够深，残酷的现实使得这些人没有办法募集到很大规模的基金，所以他们就会找机会用很少的资金去投一些很早期的案子。”他介绍说，现在一般机构天使的基金规模在5000万到1.5亿元人民币之间。 “机构天使可以存在，但要满足两个条件。”兰宁羽认为，第一，GP自己要出资30%以上，真正是用自己的钱来投资，而不只是管理别人的钱。GP应该先用自己的100万元去投10个小项目，在一个一两百万元的合投项目中，GP应该投资三五十万，如果GP自己没有实力投资这样的项目，那其承载力就还不足以管理一只规模为1亿元、投资100个天使项目的机构化天使基金。第二，GP要获得30%以上的收益分成，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最后钱都分给了投资人，会导致GP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机构化的天使投资是个“体力活儿”，资金规模不大，能从基金中收到的管理费也就有限。如果是1亿元的基金，一年可能只有200万元的管理赞用，招人、租房子的成本就要压得非常低，管理者自己也得拿很少的薪水。而且早期的项目，起码要看50个项目才能有1个项目觉得可以投，运气不好时就是100个项目中才能出一个可投项目。“这种辛苦程度是蛮高的，我很佩服做机构投资的天使投资人。”童玮亮说。 天使合投或成主流 在美国，天使投资人主要由大公司主管、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以及成功的创业者组成。通常的情形是，几个投资人联合在一起，大家拿出10万～100万美元，换取被投资企业20%～30%的股份。 在英诺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看来，天使投资项目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天使投资的三大本质：第一是运气，天使投资也符合大数定律，当样本足够多的时候总能投中一个；第二是能力，包括识别优秀团队的能力和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第三是冒险精神，天使投资是在创新的最前沿探险，创业项目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合投似乎是减少投资损失的好办法。 “以前合投在国内并不是主流，从去年到现在，这个风潮正在逐渐形成。”李竹分析道，原因在于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天使投资人看到了合投的好处，也有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创业者开始做天使众筹平台。 李竹认为，合投和众筹在天使阶段是最可行的，“因为很多流程是在网上进行，有些参与合投的投资人并不全面了解这些项目，所以我特别主张在早期，尤其是在A轮之前的融资，采用合投和众筹的方式。” “天使投资本来就应该促进合投，因为它是高风险的。用200万做天使投资，独投可能只能投两三个项目，风险很高。但现在通过天使汇等渠道，可以投10个项目，每个项目投20万元，只要有一两个投中了就可能回本。早期项目的发展不确定因素非常多，需要分散风险，投资人多了，众人拾柴就能更多地帮助这些创业者。”兰宁羽说。 种子期项目获得天使合投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对于天使投资人来说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不同的天使投资人可以为项目企业提供差异化增值服务，推动企业的后续发展。 “有的项目一定要联合投资，大家来集合智慧和资源，而不仅仅是集合资本。如果天使投资人有点儿知名度，有行业背景，可能对项目的A轮、B轮融资都有好处。”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孙琦说。 股权众筹风险高 “不同平台的做法不太一样。我认为现在的平台多少都存在一些弊病，因为这些平台可能对于天使投资的规矩了解得还不够。”李竹说。 以众筹方式进行天使投资的挑战在于：第一，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方面专门的法律法规。在50个以内合伙人的框架下还可以运作，但难以运作的是50个股东一起在一张纸上签名，这个周期没有三个月到半年下不来。而早期的投资需要快速决策，因此，在工商登记等方面还需要政策的支持。 第二，众筹一般会设计领投人的机制，这必然会剥夺部分小股东参与决策的机会。“委托管理很容易‘放羊’，他会想，反正我就这么点儿股份。所以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众筹，像连锁类的、消费类的项目适合众筹，这些项目的投资人既是股东也是会员，能刺激市场发展。”孙琦说。 在许谦看来，众筹与天使是一个相互补充的概念，而不是互相取代或替代的关系。“有些项目，比如说2C（to Customer）的，像智能硬件，可能众筹本身就是一个广而告之的过程。但如果是2B（to Business）的业务，做软件或系统的，众筹可能就起不到广告的作用。” “这种方式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处是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可以想参与就参与；而不利之处在于，从领投人的角度看，他无法向平台上跟投的人收取管理费。”杨宁说，“大家一般的想法就是两头走路，在做创新型尝试的同时，也走传统的道路。可见传统的管理模式也是有其好处的。” “全民都可以做天使，但我个人不是特别鼓励以众筹的方式做天使投资。”徐勇表示，“因为我觉得，做天使还是要享受做天使的乐趣，就是你要参与判断项目、培养项目，去和创业者互动。如果说只是像买股票、买基金一样，放了一些钱在那儿，然后让别人去投、去管，结果不一定会圆满。一是我本人不太爱参与这种事，二是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诚信体系、市场环境尤其是泛熟人的环境之下，未必能做好。” 正达联合合伙人姜涟认为，规范市场是需要的，但规范市场是为了更有序地发展。合格投资人的资格要有，但也要给那些非专业人士留一个通道。现在的投资人更多地是想短平快，早期很少跟投，如果不鼓励后续的人参与进来，天使投资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不要一味地把他们对立起来，而是要考虑能不能让双方形成合力往前走。“其实这些都是形式，关键是你把钱投给了创业者，这才是最根本的。”他表示。 做投资都有一个圈子。“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至少在现阶段，有更多的圈子和更多的人愿意关注天使投资是件好事。”徐勇说。 在杨宁看来，中国的天使投资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经历了由之前的单打独斗到现在提倡合投的转变。他把合投看作是未来天使投资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对一些尚没有形成品牌的天使投资人来说，他认为加入组织是吸引项目源的不错方式。 “在每个人自己的圈子里，能结识的创业者毕竟是有限的。”杨宁认为，“圈子文化对改善创业环境是有好处的，起码在我们签约的时候是合作模式，你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平常接触不到的项目，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圈子和投资的面以及投资的模式，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而且每一个平台都有一个扛大旗的投资人，等于有一个人给项目或创业者背书，这样的项目或创业者更容易找到投资。” 徐勇认为，天使投资充满风险，而且早期投资人很多时候是很孤独的，尤其是经常失败的投资人。这时候，通过分享项目资源来分享一些投资理念和经验来抱团取暖就显得非常重要。另外，通过这些组织和活动也能让一些平时不大有机会在媒体上充分曝光的投资人获得展示自己的机会，这对促进行业交流非常有帮助。 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中关村天使投资百人会、中国青年天使会相继成立，中关村天使投资组织日趋活跃。2014年，中国青年天使会上海分会、广东分会相继成立，“我们就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进行合作和分享，降低风险。因为一个人看项目再全面也是片面的，有更多的脑袋想问题，有更多的眼睛看问题的话，通常会想得更好一些，看得更透彻一些。”徐勇表示。 2014年6月，中国首个公益性天使培训项目——“天使成长营”开营，它旨在以公益的形式对潜在的天使投资人进行系统培训。培训方式包括项目交流研讨、天使理论知识学习、天使投资经验分享、项目合投实践等，目的是帮助愿意接受“诚信、互助、分享、奉献”原则的成功人士成长为合格的天使投资人，增加中国天使投资人的数量，为优化天使投资环境，促进中国天使投资行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天使成长营的联合发起机构包括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中国青年天使会、天使投资百人会、联想之星、亚杰商会、创新工场、硅谷银行启迪孵化器、清科集团、投中集团等多家知名机构和组织。其导师队伍更是庞大，50多位成员中不乏罗茁、杨宁、乔迁、童玮亮、陶宁、李竹、李汉生、李嵩波、符星华、冯一名、姜涟、洪雷、兰宁羽、许谦等著名天使投资人。 成长的烦恼 “现在北京和上海有很多天使投资，深圳也有一些，但在其他城市，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可能大家都没接触过这个概念。所以，从国家创业创新的整体氛围和文化导向看，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徐勇说。对于我国天使投资发展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天使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从数量来看，现在国内天使投资人过少，天使投资的资金总量过少。中国每年成立的新创企业数量是美国的10倍，但有天使投资支持的企业却不足新创企业总数的1%。而美国现有超过30万名天使投资人，有大约300家天使俱乐部，每年他们为6万多个项目提供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投资。 第二，从国家层面来讲，天使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优惠鼓励政策还处于缺位状态。以2010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为例，其对投资者范围的界定中并不包括个体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机构，但这些主体恰恰是天使投资人的主要来源。至于有关天使投资的立法，也仍然是空白。 在优惠鼓励政策方面，问题同样如此。我国天使投资的发展尚处“婴儿期”，与VC、PE相比，它享受的优惠鼓励政策较为有限。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对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从事天使投资业务的创投机构可享受这一优惠政策，但天使投资人暂时还不能享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使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从行业角度来说，行业的自律和互助还不够。从行业研究来讲，一些数据的积累，包括行业新型体系的建设也都非常不够。此外，行业培训也存在一些问题。 “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不和谐或者是异样的声音，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很正常。关键是方向要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做到规范化，这样的话，若出现错误也能够及时地修正。”姜涟说。 他认为，国外有一些天使投资的模式可以借鉴，但中国特色也不能忽略，毕竟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天使投资有两点非常大的不同：一是市场的成熟度和规范度，二是人的基本心态和诚信度。 “我们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这源于中国整体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缺乏一种契约精神。”洪雷说。多数天使投资人为了实现快速投资，会选择一个宽松的方式和简单架构，此时如果创业者不诚信就会存在很大风险。业内也曾出现过创业者打着天使投资的幌子行圈钱之事，或盈利后不与天使投资人分享投资利润，以及被投资公司管理能力差、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潜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在童玮亮看来，现阶段的天使投资确实有一定泡沫，“但泡沫挤出之后，依然会有真正的拾金者留下，相信真正能够把天使投资做得更好的人会越来越多。” 中国天使投资的若干准则 天使投资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而中国天使投资的兴起不过短短数年，产业链还远未形成。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天使投资也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准则，为此特邀请一些投资人就此做了介绍。相信通过这些问答，读者能对中国天使投资的游戏规则有更多的了解。 记者：现在有不少公司的高管在业余时间做天使投资，在此过程中，有些人会把自己供职公司的一些好想法带出去，自己寻找团队创业。这样做是否存在道德风险？ 杨宁（乐搏资本创始合伙人）：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方式。有些上市公司会拿公司的资源去做一个天使投资项目，因为这个上市公司的高管是这个项目的秘密天使投资人。这种事情频繁发生，但这种项目其实是做不好的。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种项目师出无名，拿公司的资源支持私产，氛围也特别不对，肯定成不了。 张朝晖（Formation 8创始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要看公司的具体规定，如果该高管做的事和公司有冲突就有风险，如果一点儿冲突都没有并且是在业余时间做，那就没有风险。即便与公司业务无关，老板一般也不鼓励员工做这些事情，他们还是希望你能一心一意为公司做事，但对社会来讲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所以一定要落实到具体案例来看，看与他的本职工作是否有冲突，看具体市场前景怎样、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一切都好的话，为什么不投呢？ 兰宁羽（天使汇CEO）：你要和公司签署一个文件：第一，你要保证不会跟公司现有业务形成竞争；第二，如果这个事情和公司利益相冲突，你就应该放弃投票权；第三，如果公司与这个项目未来会发生收购或是资本方面的往来，你也要放弃投票权，如此等等。在硅谷，很多高管都会签这样的文件，以保证你可以投资一些重要项目，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陶宁（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公司员工出来创业，然后创业项目被自己所在的公司收购，这个状况在美国早就存在。微软、谷歌收购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创始人的朋友或员工出去创业所成就的公司，三四年是一个创业周期，这也是为什么硅谷大部分的创业都会以收购作为结束。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许多公司发展壮大之后，很多项目很难在公司内部立项，在管理严格的传统公司尤其如此，因为立项要经过层层审批，然后拨人拨钱才能把这个项目做起来，没有那么大的灵活度。 所以，当员工自己有一个想法之后，他觉得应该做就会出来自己创业。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虽然创业者本身无力开创一个大公司，不能独立发展，但可以成为原来公司一个很好的补充。对于这个创业项目，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可能是顾不上，可能是官僚管理体制把这个事情耽误了，也可能经过了内部讨论但是没有立项，但如果员工出去创业成功了，还是可能选择将创业公司收购回来。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一直是硅谷创业的一个大方向。 道德风险则是另外一方面的事，这种现象肯定存在，但也一定属于个别现象。美国社会对道德风险的控制还是蛮严格的，一旦风险暴露，当事人在行业里面就再也融不到资。 记者：一些天使投资人既在基金里面做项目投资，又在做个人天使投资，基金对这个问题敏感吗？ 冯一名（原子创投创始合伙人）：人民币基金投的都是成熟期项目，需要的资金规模比较大，是投资经理或者VP个人投不起的。而早期创业企业，一般投30万或50万元即可，投资人个人投得起，这对他来讲是有机会的。从好的方向看，这些人能够帮助投资基金去锁定一些案子；从不好的地方看，他其实是浪费了自己所在的基金的投资机会，在精力分配上也会有问题。 许谦（复星风险投资基金执行总经理）：如果大机构来做天使投资的话，会是一个大天使的概念，每个项目可能要投六七百万人民币或者一两百万美金起步，投资规模太小的话，尽职调查和法律成本的比例偏高。这种情况下，项目来源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市场化的行为，很多事情团队要按照整个机构的战略决策去运行。如果是个人做天使投资，很多项目是熟人介绍的才会投，一个项目会投几十万元。两种投资从资金规模、投资运作方式上会有区隔，基金内部对此也会有相关规定。 兰宁羽（天使汇CEO）：这种情况要看基金同意不同意。如果基金内部有规定，比如规模低于多少的项目不投，投资人当然可以自己做，这个没有关系。如果是跟自己的基金有利益冲突，肯定是有问题的。 童玮亮（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每个基金都有自己的规则，比如有些基金规定你推荐的案子，你自己必须掏钱跟投。有些基金则是只允许基金投，个人不准投。还有些则是要投的案子必须先让基金来看，在基金不愿意投的情况下，你自己投没问题。这个我觉得不是最大的问题，你只要遵守规则就行了。 记者：随着天使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投资向后期转移是一种必然吗？ 冯一名（原子创投创始合伙人）：我们的每年花销成本差不多在200万元，像我们第二只基金的规模只有2400万人民币，每年的管理费48万元。所以，我们的成本自己要贴一半。 投资机构到最后要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规模越做越大，会更像那些传统的老牌VC基金，但因为是最早期，也会形成自己的打法和策略；另一个方向是规模不会上去，但其中个人GP的占比会越来越大。比如原来是自有资金占10%～20%，如果投资成功的话，可能80%是自有资金，会更偏向个人天使的角度。相当于为了获取一些有资源的LP，以基金的运作形式来做个人天使的事。 陶宁（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我们原来只做早期，现在往后扩展，针对新公司的种子期和A轮都做，再往后就不做了。我们做B轮投资时，只是跟投自己已经投的公司。我们要扩张的原因也很简单：现在中国的天使越来越多，创新工场不可能把所有项目都看在眼里，很多项目等到我们看的时候已经在做A轮融资了。但许多创业者看重创新工场的资源，看重我们对互联网领域的了解，希望可以和创新工场旗下的其他被投公司有更多共同合作的机会，希望我们成为他们的项目投资人。 现在我们有2只美元基金和1只人民币基金，总规模大概4亿元，比前期充裕了很多。管理人员方面，一开始是4个人，现在是40多人；原来合伙人只有2个，现在有7个合伙人；原来没有投后服务，现在光HR就有七八个人。人多，看的项目多，拿到资源也多。 记者：做一只早期的投资基金，如何考虑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罗茁（启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一只早期基金的存续期，比较长的有9年时间，理想的情况是中盘获胜，六七年已经胜券在握。如果其间能有两个项目IPO，LP就能连本带利拿回去，这时他们就会容忍你后面有一些项目的持有时间长一些。清算期能往后推，意味着你可能有更大的收获。当然，即使投早期我们也有不同风险偏好的项目。 这几年IPO经常有1.2倍、1.3倍的回报，但也一定有不赚钱的项目。算算年化收益率，如果一只基金的期限是7+2，平均以8年时间算，两个4年，20%的年化收益率应该是要有4倍的回报才行。在成长期这一段，基本的逻辑叫三年三倍、五年五倍，这些都是内部很简单的数字。按这个时间过程算，一两倍的回报不足以赚钱，起码要三五倍才是比较好的状况。通过基金向一个小项目投入1500万元，然后赚二三十倍，拿回三个亿，把一个基金的本钱赚回来，那是比较理想的。 投十几个项目，有两个项目可以IPO，或者是一个实现IPO，另一个可以卖个好价钱，就意味着基金大体是安全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如果60%以上的投资都能轻松脱手的话，基金掌门人的心里就会比较踏实。如果确实无法盈利，至少要把本钱拿回来，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也有些基金最后血本无归，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洪雷（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做机构投资的其实很难做早期投资。基金作为投资机构，首先得有一定的资金量，来源于几个或者十几个投资人。同时要有明确的时间期限，5+2、6+1、3+4，等等。个人和机构之间区别最大的就是时间性问题。 如果有一个项目能赚10倍以上的利润，基金一下子就能进入轻松的状态。LP能允许我们尝试投几个项目？这很有讲究。比如全球知名的红杉资本，代表着私募的世界最高水准，即使它赔了钱，LP也没什么可说的。而对于没什么名气的小GP来说，LP是政府和某些老板，他们很难容忍被投项目失败，如果前三个项目投得都不怎么样，后续的钱还没到事就全来了。 能让LP满意的关键有三点：第一，一定要很清楚LP的诉求；第二，要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否能完成LP的投资要求；第三，看是否能通过多种方式来完成这个指标。得到LP的信任之后，我觉得基金的日子就相对比较好过了。 记者：一个机构内部会有不同轮次的基金，在项目接盘时，如何避免基金的内部关联和利益输送问题？ 冯一名（原子创投创始合伙人）：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避免这种利益输送，其实这里是有制约的。因为一个基金作为天使投了你之后，A轮再投你，如果估值低的话，公司团队不同意，估值高了基金也不同意，所以一定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估值。同时，很多时候，投资机构作为天使进行投资之后，A轮可能不一定自己投，它会让其它投资机构领投，由领投人去定价，而自己不定价，只做跟投，其实这样就避免了利益输送。因为价格是以市场化方式定的。 陶宁（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自己的基金项目卖给自己，投资人是很在意的。一般来说，如果我卖给自己的项目，领投的人不是我，价格也不是我定的，就会好很多。我的这个基金不能投了或者没有钱了，让下一个基金进来，这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好项目干嘛要丢了，一只基金本来就会投好几轮。 杨宁（乐搏资本创始合伙人）：我认为这有利有弊。投了A轮以后，基金在B轮其实面临着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是你自己的天使基金投的优秀项目，由自己的A轮基金去接是应该的，内部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B轮基金只能投这个项目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须找外部的人来合投，以避免人家说你是自己在接盘。如果能找到其他基金跟你一块投，至少表示市场是认可这个项目的，类似这样的机制就能避免一些风险。 记者：有一些基金的LP是大公司，当这些大公司想收购基金的被投项目时，GP应如何选择？ 冯一名（原子创投创始合伙人）：大公司愿意做一些基金的LP，是为了能够在很早期的时候，在很前沿的地方发现一些可收购的标的物，对于是否能由此降低收购价格倒并不看重。如果单独为了某一个LP，GP过多地把利益让给它的话，相当于牺牲了其他LP的利益。 赵光斗（德丰杰合伙人）：我们基金的特点就是中性，不考虑这类大企业的投资人。比如如果雅虎、谷歌想在我们基金里面投钱，一般我们会选择避免，宁可让它把钱放到摩根士丹利，然后通过后者给我投钱。一个基金的募资对象，包括大学基金、政府基金、家族理财室等，如果企业直接进来，就会发生性质的改变。比如思科进来，会只希望你投资电信领域的东西，如果其间遇到属于竞争对手的项目，明明可以给基金带来丰厚回报，也不能投。如果这类大公司在基金里占比20%，其他80%投资人的利益就没有办法照顾到。所以，我们避免大公司直接做我们的LP，但它可以通过某一个中介来投资。 陶宁（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百度、阿里在布局移动互联网领域时购买的公司，主要来自于创新工场。百度买了两家，阿里去年买了友盟，360和腾讯本身就是我们的投资人。 做并购一定是两方面都考虑。我们代表LP，一定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东西值不值；反过来讲，我们是小股东，创业者是大股东，我们的合同里本身就有关于上市和出售的价格的约定，价格太低的话就既不能出售也不能上市。但在每一个案子里，都是投资人和创业者一起商量，如果有一方感到不愉快就会对这起并购产生影响。 比如豌豆荚的融资前景非常好，几乎收到过所有大公司的收购要约，有些是我们觉得挺满意的收购条件。如果项目继续超前发展还是有风险的，但是团队衡量过后还是愿意自己做，不愿意出售。这时，创新工场会坚决站在创业者一方，愿意再拿出钱来投资。总之，于我们而言，每个案子都不同，结果都是商量出来的。 天使也创业 美团的王兴、今日头条的张一鸣、去哪儿的庄辰超、UC的俞永福……这些有着漂亮履历的创业者，现在都是一家叫做源码资本的天使投资机构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er，简称LP）。“我也在迅速试错，看哪些想法有价值，哪些想法行不通。”源码资本的创始人曹毅说。而这样的表述听起来有着十足的创业者调调。 曹毅2014年5月以副总裁一职从红杉离职，组建了源码资本，并迅速募得了第一期1亿美元资本。在此后几个月，这家年轻的投资公司已投资了十几家创业企业。 这家试图建立起创业文化的投资机构，的确有一些和传统风险投资机构不一样的做法。“这样的LP本身作为创业者，在一线，有实战经验，能像高年级同学一样给新创业者实际的帮助。”曹毅说。 他不是唯一一个从传统投资机构出来，建立自己的投资机构以实践自己想法的投资人。在此之前，IDG中国的张震、高翔和岳斌离职建立了高榕资本；戈壁资本的童玮亮离职创建了梧桐树资本；华兴资本的黄胜利离职后建立了游戏众筹平台摩点网，而华兴的另一位投资人周子敬则建立了以太资本。 但在看起来已经沸腾的早期投资领域，这不过是增加了一些更为引人瞩目的新闻而已。 事实上，这个领域在短短几年已经迅速涌入了大量个人天使和机构天使。这些投资者包括经纬、IDG这种传统机构，也包括徐小平、雷军等已拥有个人品牌的超级天使；大公司，例如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也在积极参与到早期投资中来；一大批的个人天使也在涌现。 而曹毅、张震等开始自己新基金的投资人，不过是最新加入到这一阵营中的一波。 按照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在2013年，共有30只天使投资基金募集完成，而在2012年和2011年，这个数字分别是22和13。可以料想，2014年的数量将更多。 情形多少有点像硅谷正发生的一切：个人天使、机构天使和传统VC之间对于优秀创业者的争夺正在变得激烈，它们也需要进行创新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硅谷的天使投资已有几十年历史，而中国的天使投资，按照清科的说法，开始于2011年——那不过是3年前。因此，这个行业中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快速探索和学习。 “在2010年之前，互联网行业不过是个小行业……只有有产品有用户的公司才可能拿到融资，那相当于现在的B轮。”曹毅说。他于2004年进入这一行业，一直从事早期投资。 即使到2010年，对天使投资有概念的人也极少。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招生，大多数企业家都认为我们是来捞项目骗钱的，不是躲着我们，就是直接问我们要多少培训费。没有人相信我们提供免费培训，后续还可能进行投资。”联想之星执行董事王明耀说。联想之星作为联想控股旗下的一个项目成立于2008年年末，最开始只是作为“特训班”来对中科院的博士们进行“高技术产业化”培训。2010年开始，它给创业者提供启动资金，成为了天使投资机构。 在这一年，成立于硅谷山景城的孵化器500 Startups迅速召集到了第一期的12个学员；另一家孵化器YC训练营（Y Cominator）成立5年，已孵化出了Dropbox、Airbnb、Heroku等一批明星公司。 “这和发展阶段有关，”王明耀说，“2005年之前，技术还没准备好，互联网用户还没培养起来，电脑性能和带宽都还不够，所以是门户、搜索这样的点式发展；2005年到2010年，基础设施起来了，有了支付手段和手机上网功能，所以连成线的机会开始变多。” 到2010年之后，不仅仅是互联网用户在快速普及，移动互联网用户普及的速度更快。按照中国互联网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中国已拥有超过5亿网民；而到了2013年，中国就拥有了3.09亿微博用户，超过2.42亿人有过网购经历。对于创业者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为数众多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的用户。 技术方面，无论带宽、云技术，还是越来越多的针对开发者的开发工具和服务，都让创业者的创业门槛在降低。 例如如果要开发一款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创业者可以将它存储托管在云服务上，使用简单易用的数据分析工具；而免费使用加升级收费的商业模式，也令创业者在产品规模变大之前，可以免费使用很多工具。 美国资本市场对技术企业的追捧显然也让中国创业公司颇为乐观。在2010年，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有当当网、优酷、学大教育和搜房网等等。优酷网融资额高达2.33亿美元，上市当日涨幅达到167.97%。 所有这些都让投资机构开始追逐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企业。而互联网企业比传统企业更快的成长速度，让投资机构不得不进行更早期的投资，以此获得更有利的价格。 “传统行业发展的周期长，而技术行业发展得要快速很多。这决定了投资人需要往前面阶段走，速度要快，不然很容易就错过了。”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杨瑞荣说。 2010年开始，IDG开始大规模对初创公司进行天使轮投资，紧随其后的是经纬创投等机构投资者，这些机构都颇为激进地大规模招聘投资经理。而红杉资本即使自己没有涉足这个领域，但却作为真格基金LP，对天使轮的公司进行投资。 按照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在2008年，全年只发生了25起天使投资；而在2013年，全年发生了共169起天使投资。 除此之外，一大批个人进入到天使投资中来，因为富人越来越多。按照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的数据，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逐年扩大，2010年，这个人群数量达到50万人，比2009年增加9万人，年增长率为22%。到2012年，这一数字达到70万人。 在2011年之后，超级天使募集到更多资本并组成专注于早期投资的基金，例如徐小平和王强牵头的真格基金。 进入到这个行业里的每个人几乎都不得不快速学习和成长。 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网络上充斥着一些文章，用硅谷的做法来证明为什么天使投资人不应该占据那么多股份，或为什么对创业公司干预过多这种做法并不好。大量关于Y Combinator或是网景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创立的安德森·霍洛韦茨（Andressen Horowitz）的做法被翻译过来。而有些机构会给每个人发一本《精益创业》（Lean Startup），让那些大多数没有创业经验的投资经理来了解创业这回事儿。 而仅仅两年之后的2013年，这个领域的面貌已大不一样。你甚至可以说这个领域所发生的一切，更像硅谷正在发生的。 2010年马克·安德森（Mare Andreessen）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软件正在吞噬整个世界”的预言在美国发生，也在中国发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已经开始渗入到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例如医疗、教育和金融。 “现在的创业公司就像物种大爆发一样。”曹毅这样形容。而《经济学人》在描述硅谷创业的多样性以及对各个行业的面貌即将带来的改变时，正是将之比喻成“创业的寒武纪”。 在这背后，是创业门槛的继续降低。越来越廉价的云服务，更多好用的开发工具，都让创业者能用更少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开发出产品来。 与此同时，一些创业者已开始获得回报。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因为公司上市而获得财富；而一些新出现的现象缔造了更多实现财务自由的创业者——腾讯等大公司改变抄袭策略，转而开始对小公司进行收购。这些得到回报的创业者和公司高管实现财务自由后，依然愿意以天使的角色继续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在硅谷，创业者和公司高管正是天使投资人的最主要来源。 这时组建投资及基金的门槛也在降低。“即使在5到10年前，攒一个美元基金还是很难的事，你需要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资源和相关经验；但现在VC成立的门槛也降低了，只要在国内有过七八年从业经验，建立起一个基金不是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经理对记者说。 而这无疑为曹毅们离开原有大平台，开启自己小而快速的基金提供了天时地利。 “大一些的平台也在尝试新东西，但新的平台会更好，能更快去摸索和尝试。”曹毅说。 这一逻辑，听起来和许多大公司技术人员放弃安定工作出来创业的逻辑类似。 传统VC的内部结构和管理是否能跟上创业领域的变化，先在硅谷被质疑，之后也于2013年在中国被质疑。华兴的黄胜利曾公开指出传统VC有拿着高额管理费不思进取，更有闯劲的年轻人无法出头等问题。 和大多数创业公司一样，脱离了大平台的投资人能迅速进行一些尝试。 “我们的商业模式还没有想得太清楚。”以太资本周子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他的尝试已经开始。他开设了“以太学堂”，在每个周末请来业界的创业者和投资人，给初次创业的人进行融资、企业方向等方面的辅导。 这看起来正是创业者需要的。不少创业者在初次创业阶段最头疼的莫过于如何接触到投资人，以及应该怎么和投资人打交道。 “小企业是势单力微的那一方，应该有更多人在这方面给它们一些提前指导或忠告，我们当时是没有的。”柔石科技CEO张学礼说。 现在这样的免费服务开始变多。除了以太学堂，联想之星、创新工场、小饭桌创业课堂等都在给创业者提供这样的学习机会。对于抱有开放态度，愿意投入精力到这些活动中来的投资者而言，这正是他们能在最早期就接触到优秀创业者的方式。 和大机构相比，新基金和天使投资人还试图做出更快的判断和决策。源码创投平均做出决定的时间是两周之内。它甚至还试图将决策的时间缩得更短，例如在半周左右，但事实证明这并不现实。作为一家灵活的小基金，这一做法迅速被尝试，也迅速被放弃。 一些机构试图将风险投资协议（Term Sheet）标准化，以减少创业者的纠结。机构天使真格基金宣布自己的投资协议简化到一页纸，源码也声称自己的投资协议将能在网站上下载到，每个创业者都一样。 “即使我们决定不投资，我们也会给出明确的答复，并解释理由。我想这些理由有些也能帮到创业者。” 而这种带解释的拒绝，也的确是创业者需要的。“有些投资机构在和我们接触之后就杳无音讯，但我们挺希望他们有个反馈，好了解他们不投资我们的缘由，这有助于我们进行改进。”锋时互动创始人刘哲说。这家公司进行体感技术开发。事实上，聪明的创业者也善于从失败中学习。一些天使投资人开始意识到无论投与不投，都要与这些创业者保持更良好的关系，因为这些创业者很可能会迅速调整方向，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做出一款成功的产品来。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也更青睐那些具有创业者精神的投资者。 应潇忆，懒人家政的创始人，在诸多投资机构中挑选了许民成立的泽厚资本。 应潇忆被打动的一点在于，许民在见应潇忆的团队前，先去了团结湖水碓子。那里因为北京妇产医院而成为月嫂和家政阿姨的聚集之地。许民和这些月嫂聊天，了解她们的工作以及遇到的问题。 “当我们见面时，我觉得许民非常懂我们。”应潇忆说。许民建议应潇忆应该将接待月嫂们的门店从原来一栋小区的楼上搬到临街底层门店中，并装修得敞亮透明。理由是，作为女性，那些月嫂和家政阿姨们也许会对于需要进入一个地点隐蔽的民宅心生不安。应潇忆立刻接受了许民的建议。 应潇忆还觉得，许民及其团队成员身上那种创业者的气质让她觉得亲近。有一天，许民和他的合伙人背着双肩包，拿着冰棍和地铁卡就出现在了懒人家政的办公室门口，一副年轻创业者的样子。 对于创业者而言，天使投资人多少也承担了创业合伙人的角色。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与天使投资人商量，并从天使那里得到策略、财务、人脉等资源的帮助。创业者还希望天使投资人能和他们一样，从对企业更长远有利的方面去思考问题。 在硅谷，一个明显的现象是，那些有着连续创业背景的天使有着更好的投资成绩。他们更懂创业者需要什么，也更能从创业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给予他们最需要的。例如之前提到的Andreessen Horowitz，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创立的Founders Fund，还有大名鼎鼎的Paul Graham创立的YC孵化器。 源码资本和高榕资本在自己的LP队伍中引入了大量的成功创业者，事实上也是想让他们身上关于行业与创业的经验，帮助到新创业者。而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中的各个领域变得细分，这些成功创业者在某个领域的见解和实践经验显得更为宝贵。 “如果一个投资者之前只投过移动互联网项目，他要开始投电商，那他的理解和预期是不一样的。”连续创业者章彦说，他曾创立过暖岛，现在是野糖网的创立者。 即使是传统投资机构，也正试图让自己发生一些改变。 “从最开始和经纬接触，到经纬给我们Term，也就是两周时间。我觉得他们做事情很有效率。”刘哲说。他在2013年9月开始和经纬创投接触，随即迅速拿到其投资。 而IDG则表现得非常激进。在今年8月，它进行了噱头为“90后创业见面会”的发布会，宣称自己会加大对90后创业者的投资。这群90后创业者中有郭列，这个1989年出生的男生开发出了迅速流行的应用程序“脸萌”。 “投资人越来越多，投资形式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越来越接近创业者。”IDG合伙人李丰说，“现在我们努力做的事情，是做创业者文化，使投资人看起来更像是创业者。” 传统投资机构几年前不会理会的想法，现在得到了这些机构的追捧，它们意识到了这类应用在年轻人中可能爆发的巨大力量。 郭列举例说，他开发的表情中的一个，是一条腿从楼上伸下来，上面长满腿毛，设计的人物抱上去就拔。“这是一个很龌龊的表情，但年轻人很喜欢。”郭列说。 “只有年轻人才懂得年轻人需要什么。”郭列说。 “我们在选择团队的时候，都是80后和90后。”曹毅在提及源码团队时说。这个刚成立不到几个月的团队已经有10个成员。 而另一个几乎所有机构也都在强调自己正在提供的，是投后服务。这一由安德森·霍洛维茨最先开始的做法，已经在硅谷甚为流行。 “如果要说，在这几年联想之星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的速度会更快，也会加大投后服务。”王明耀说。他还试图展现出联想之星对创业者更懂更友好的一面。 可以料想到的是，更多的创新会在天使投资领域出现。众筹的方式在硅谷已改变了大多数硬件创业公司的融资流程。而在中国，众筹平台大多刚刚起步。反思传统投资机构弊病的黄胜利，认为他所创立的游戏的众筹平台，能让游戏创业者在融资的同时，也能迅速测试用户的反应。 而类似AngelList这样的投融资平台正将创业企业和投资人的信息都变得透明，沟通也变得更快速容易。 AngelList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创新是Syndicate功能。这一功能能让任何一个投资人在其平台上成为项目的领投人，承担普通合伙人（GP）的角色，对投资进行管理和服务；而其他对其能力认可的人可以跟投，承担有限合伙人角色（LP）。 创投圈正将这种做法引入中国，并称之为“动态基金”。有了这样的模式，按照许民的说法：“有能力，被认可的投资人会从公司或机构中脱颖而出，在此之前，他们的才华是被锁定在公司或机构中的。”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释放才华的人是不是会如同Marc Andreessen、Paul Graham或Naval Ravikant那样为天使投资加入新的元素。但无论如何，这对创业者总是好事。 为什么最赚钱的天使是他们 与过去相比，《创业家》第8届“创业天使榜”上榜者的共性十分明显——无论是徐小平、何伯权、蔡文胜这样的老面孔，还是吴世春、黄明明、戴志康这样的新鲜人，他们的创业经历都谈不上辉煌，至少都没有守到自己公司上市的那一刻。 他们的故事大同小异：蔡文胜的265.com模仿自李兴平的hao123，后卖予谷歌中国；吴世春四度创业，最广为人知的一段是与唱吧创始人陈华联合创立酷讯；戴志康2001年创建康盛创想，直到2009年该公司的年营收都未超过1亿元。后来，他们基本都离开了自己的公司，并在此后数年，默默从事不为普通人关注的天使投资。 直到2013年，他们以不容忽视的投资回报，闪亮闯入公众视野。 黄明明2007年投资的汽车之家、戴志康2011年投资的天津壳木、吴世春2009年投资的玩蟹科技分别带给他们35倍、177.5倍和1000倍的回报。而拿到投资的时候，汽车之家年营收仅在100万元左右，天津壳木和玩蟹科技几乎没有收入。 表面看，这一批上榜者能够获此佳绩，与绝大多数天使投资人的成功并无二致：他们都曾由创业获得巨额回报；他们都有高质量的人脉圈，比如周鸿祎是戴志康的导师，吴世春主投出自酷讯和百度的创业者，黄明明与蔡文胜、雷军等颇熟；他们都赶上了中概股和创业板上市浪潮，也亲见创业者将目标从“非上市不可”调整为“能卖给BAT也不错”。 事实上，在这些共性之外，吴世春、戴志康们与其他成功者相比，另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或许才是他们胜出的关键： 第一，对失败教训曾有深刻总结，对自己定位已更清晰。黄明明觉得，自己喜欢捕捉新事物和新方向，而每天去执行具体事务，可能未必行。吴世春则称，他自己知道如何将事业从0做到1，就像挖矿一样，但矿挖出来以后，要想把它雕琢成艺术品，就必须持续面对琐碎的细节，而这时他却没那么兴奋了。 第二，因为深知创业中的沟坎，他们能够给予创业者更充分的支持。2007年，博雅互动创始人张伟拉到周鸿祎的投资后，很快就向后者抱怨，“你和戴志康投完了也不管我”。随后，戴志康辅导了张伟从业务转型到IPO的全过程。 第三，对自我的反省，已转化为判别投资对象的标准。吴世春说，他已经没有了创业时的那种强烈的饥渴感，现在很难坚持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由己推人，吴世春称，他自己绝对不会投资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创业者。戴志康说，他之所以投资天津壳木创始人李毅，是因为他在李毅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创业的影子，此外他对迎合投资人喜好和流行趋势的创业者不感兴趣。 第四，失败经历帮助他们找到了导向成功的一些法则。戴志康说，“公司发展得太顺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成功是怎么来的。康盛创想的很多业务都是反复成功和失败，这逼着我老在想这个业务为什么成功、那个业务又为什么失败。最后你会看到决定成败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如今，创业时算不上志得意满的徐小平、何伯权，都已在天使投资人的角色上找到了感觉。今年5月，徐小平收获一家市值可能比新东方还要大的上市企业——聚美优品。而已将7天连锁酒店送上市的何伯权，近日旗下上市企业再添爱康国宾。 戴志康、吴世春、黄明明等新一代投资人，在斩获丰厚投资回报的同时，已将天使投资视为事业。黄明明创立了明势资本，吴世春创立了梅花天使创投，李治国创立了阿米巴资本，戴志康已从腾讯出走，并专职天使投资。 徐小平：除了钱，天使给创业者还带来什么？ 《少年中国》是梁启超100多年前写下的文章，呼唤中国的崛起。它翻译成英文一定是“Chinese Dream”。现在，每一个有理想的人放弃高薪、辞职，为了追求梦想而创业，他们的背后有着天使们强大的支撑，形成一个完美的生态链，这些人最后都能够在天使的呵护下，信心百倍地启动他们奋斗的旅程。 下面要讲的是我本人做天使投资的案例，讲讲天使除了资金以外到底能给中国的创业者们带来什么。 启蒙和指导。中国的创业环境、创业文化还是比较新的东西，中国的创业者以及他们的父母对创业常常充满了困惑。在千载难逢的人生选择面前，许多人会做出错误抉择，从而错失一生伟大的机会。天使投资给的不仅是钱，而是整个中国在走向未来、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种先知先觉的启蒙和指导。 去年春节后有一个女生来找我，她做了一个企业，有人想花1000多万元把它买过去。她问我：“徐老师，我把它卖掉呢？还是卖掉呢？还是卖掉呢？”她不想做了。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无比激动，我说：“不要卖，我们来投资你，做一个伟大的公司。”经过一年筹备，今年3月份这个母婴产品的网站上线，第一个月销售额就过1000万元，今年可能是3个亿。我认为这是一家小米级的公司。我的演讲大概会用好多次“小米”，以此证明我们梦想的伟大。 这个过程，如果不是遇到我，她可能就放弃了，然后去做她的全职母亲。 聚美优品的戴雨森在斯坦福读书时，要退学去和陈欧一起创业，他父母打死也不同意。我给他们投资以后，他对他父母说：“徐小平老师给我投资了。”后来他父母因为这一点，同意他退学创业，后来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 与此同时，去年我在Facebook遇到一个人，他说：“徐老师，那个职务本来应该是我的，但是我家里不同意。”在这些千载难逢的人生机会面前，由于他们缺少一种信用的担保和信心的保障，就错过了机会。 还有一个故事，清华大学一个学核物理的人找我们做一个项目。在他亲人病故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巨大的痛点，就是临终关怀。他想要用他的高科技思维做一个东西。他向他父母讲了这件事以后，他老父亲给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他差点接受临终关怀。但是我们见了面以后，我和王强激动万分，这是投资过程中最欢乐的时刻，因为人可以不结婚，可以不生孩子，但是不可以不用那个。后来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彼岸”。这也是一个小米级的公司。 如果没有我和王强这样的成功创业者给他强大支持，他有可能觉得这个行业不能做。有智慧的人不去做，那么谁去做呢？ 价值引导。创业者不仅要有成功的欲望，同时还得有人生的理想；不仅要有赚钱的动力，还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服务背后都有用户群深层的精神追求，而创业者要看到这个需求。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会拼命倡导每一个创业者背后的价值观和产品背后的使命。 两年前，我们在硅谷碰到两个老外要做创业方舟，在旧金山十几公里的公海上做一条船，全球各地的创业者们在船上创业，船上有麦当劳、电影院、舞厅，创业者成功了就坐直升机到硅谷，如果不成功一翻就下去了。 我们听了以后知道这个东西不靠谱，很难赚钱。但是我和王强投了，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以此点燃创业者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这条船已经沉没了，但是情怀永存。 还有，比如搞美术素质教育，讲色彩、图像、临摹什么的，我说不要，我们是在教孩子们创造力、想象力、审美力。至于画得怎么样，画得好那当然好，如果不好，起码我们创造了绘画过程中的想象力，我们把这叫“为灵魂着色”，这是在资金之外给公司的贡献。 大姨吗是健康管理工具，健康顶上是幸福感，所以你要想象用户追求的东西。比如，建一个庙叫“姨妈庙”，倡导一个节日叫“姨妈节”，希望每个老板给女性员工一个月放一天“姨妈假”，等等。这样就把女性健康管理提到了女性的平等、权利和幸福的高度了。 危机救助。雷军有一句话叫“帮忙不添乱”，我们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叫“救急不救穷”，如果你真有急事，我们真的帮你。兰亭集势曾经出现过供应商堵在门口的现象，我们给钱救他们的燃眉之急。去年3月1号聚美优品发生历史上最大的危机，雪崩般的压力，我们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帮他们渡过危机。 还有一家公司因为战略错误失败了，我们给了一笔钱又失败了，后来又给了一笔钱。我对创业者说：“我真相信你，我一定给你钱。”但我心里想最好别再要了。当他拿第三次天使的时候，我们没算账就给他了，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人是个优秀的创业者。他最后渡过危机，已经拿到2500万元的游戏代理，这个产品即将上线。 人才回归。发展中国家有一个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的阶段，而现在硅谷人才大规模向中国流动，这是真正的中国世纪的到来。我本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我必须要为中国每一点进步而自豪。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放弃了上百万年薪的好工作，直接回到中国来的创业者。当然，如果没有天使投资人资金、经验的支持以及信心的保障，他们是不敢回来的。 天使投资与个人自由。有一个朋友毕业以后在外企，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几百万元的年薪，我说“你太平庸了，这么优秀的人才给人家打工”。后来他就辞职了，辞职之后找我来说要创业。我告诉他，“像你这样有经验的人才，我们一定会支持你”。几个月以后，他和他的同事一拍即合，两个人创建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估值今年已经是9位数的级别。 还有一个创业者是美国名校学生会主席，回国到大型企业去工作。在还有3个月就能拿到北京户口的时候，他看到我们投资的一个6个人的小企业，他说“我得加盟这个企业”。我说“你等3个月吧”，他说“不能等，因为这是稍纵即逝的机会”。现在他这个企业做得非常有成就。 一旦年轻人放弃学历、户口、高薪，在追求心灵的召唤和灵魂指引的时候，所谓“中国时代”就真的到来了。 最后，我把梁启超那段话改一改，把“少年”改成“创业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创业者。我读一下：创业者智则中国智，创业者富则中国富、创业者强则中国强，创业者独立则中国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美、雄于地球。 在创业中离不开一种人——天使投资人。那么天使强则中国强，天使梦就是中国梦，让创业的阳光来得更加辉煌吧！ 天使投资跃动中关村 今年6月，全国首个创业服务集聚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揭牌开街。这条街汇聚了创业所需的人力、资金、市场等各类服务，创业者足不出街即可获取各种“养分”，说明了中关村的创业服务已经又上了一个台阶。 创业服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融资服务。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金融处处长何存介绍说，作为全国创新创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很多专注于投资科技创新领域的创业投资机构50%的项目都在中关村。“中关村是我国天使投资最集中的区域。‘十一五’以来，中关村地区发生的创业投资案例和金额约占全国的1/3左右，这与硅谷在美国所占的比重相当。” 对于中国整个天使投资的发展现状来看，如果说2011年是中关村乃至中国天使投资的元年——当年开了中国第一个天使投资的大会，则2013年可以称之为整个天使投资的转折之年，整个股权投资市场在初创期、早期这个阶段的投资比重已经从过去几年平均只有24%、25%涨到2013年的51%的比重。 中关村“天使”活跃度最高 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关村积极探索针对种子期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服务，天使投资进一步组织化，出现了一批活跃的天使投资人和连续的创业者；新的创业服务业快速发展，涌现出“车库咖啡”、“创新工场”、“联想之星”等多种创业服务模式。中关村已成为我国创业天使投资最活跃的区域，持续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 中关村管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13年全国天使投资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其中北京共发生投资71起，涉及投资金额达1.44亿美元，分别占比42.0%和71.4%。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表明：国内比较活跃的天使机构一共74家，总部设立北京的机构达到27家。从2013年投资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地区天使投资机构活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013年天使机构投资总案例数和投资总金额中北京地区机构投资占比分别为60.0%和91.7%。而北京地区天使投资最活跃的区域为中关村。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中关村活跃天使投资人近500名，活跃天使投资基金30支，管理天使投资基金规模近24亿元人民币。 从投资总量上来看，2013年活跃于中关村的天使投资机构共投资59起，投资总额4.86亿元人民币，平均投资规模为823.73万元。 在投资行业方面，中关村天使投资机构多投资于TMT等高新技术领域，尤其集中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行业，注重轻资产行业的投资。90.9%的天使投资机构投资领域覆盖广义IT类行业，其中以互联网、无线互联网、IT行业投资企业居多。54.5%机构投资覆盖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类行业，其中医疗服务行业、医药/保健品行业受关注较多。63.6%机构投资覆盖清洁技术类行业，其中细分领域环保和新材料是关注重点。服务类领域投资比重在72.7%，其中娱乐与休闲、教育与培训行业是关注重点。相比之下，传统行业类的项目中关村天使投资机构关注较少，仅27.3%的机构表示投资领域涵盖传统行业。 根据对中关村活跃天使投资机构调研结果显示，投资方在天使投资中持股大多为10%～20%之间，这类机构占比达到54.5%；36.4%的投资机构天使投资平均持股比例在20%～30%，另外有9.1%的机构持股比例在10%以下。 在投后管理方面，调研显示，中关村11%的天使投资个人和43%的天使投资基金偶尔参与管理，67%的投资人和38%的投资基金经常帮助企业解决管理问题，极少数投资者完全不参与企业事务，增值服务已成为天使投资制胜法宝之一。天使投资者能够提供有效的增值服务，使企业少走弯路。根据美国天使投资发展的经验，这是提高投资成功率的核心要素。 据清科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3年活跃于中关村的天使投资机构，新募集完成8支天使基金，新募集完成资金总额4.94亿元。其中新募集完成基金规模多位于1亿元以下，超过1亿元的基金仅两支。相比2013年VC基金2.2亿元人民币的平均募资规模，天使投资基金凸显其小型化特征。从募资来源上看，调研显示，中关村天使投资基金的资金28%来自自然人、28%来自于公司，22%来自于母基金，只有少数来自于管理人自有资金。天使投资基金募资渠道多元化，但基本来自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一般市场资金尚无参与天使基金的意愿。在天使投资后续融资方面，中关村2013年共有29个项目获得了后续融资，后续融资总规模达到10.31亿元人民币。优秀早期投资项目成功走向资本市场或得到大额后续融资成为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一大特点。 在退出情况方面，2013年作为股权投资行业的调整之年，总体而言VC/PE募资、投资、退出均大幅下滑。在此背景下，尽管中关村天使投资在2013年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退出渠道仍为难题。天使投资投资回收期较长，具有较高的失败率。但从2013年中关村天使退出情况也有亮点，共有5家天使支持的企业境外上市。 天使投资的“中关村特征” 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呈现出几个特征。首先是天使投资行业逐步规范，行业规则逐步推出。2013年，天使汇推出了国内首个“中国天使投资合格投资人规则”，青年天使会也推出了详细的联合投资规则。天使投资行业规则的逐步推出，行业规范性得以提升。 其次，天使投资引导资金作用凸显。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引导资金合作基金超过10支，以各种形式合作的基金近20支，成为市场上重要的早期LP。在目前我国天使投资还不成熟的时期，国有资本的介入是有效促进天使投资行业发展的催化剂。 再次，中关村天使投资组织化开始萌芽。主要体现在：形成各种联盟、协会等组织。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中关村天使投资百人会、中国青年天使会陆续成立，中关村天使投资组织日趋活跃。天使协会、联盟等组织的不断涌现是中关村天使投资越来越活跃的重要表现。天使投资联盟的存在不仅为天使投资人提供一个社交平台，让天使投资人之间互相分享投资经验和心得，同时也为天使投资人之间进行项目合作资源共享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桥梁。此外，个人天使联合成立基金。与硅谷的天使投资教父Ron-Conway成立SV Angel类似，中关村有能力的天使投资个人愿意以独立或联合的方式成立基金。首先，基金化可以通过募集使其投资具有可持续性。其次，在进行投资时会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有严格的尽职调查和立项过程，投资决策过程中也可更专业化。再次，在对被投企业的投后服务方面，基金天使可以有更多精力帮助公司制定发展战略和完善盈利模式。 此外，VC转型天使投资增多。2010年，华兴资本成立了天使投资基金险峰华兴，此后包括红杉中国、启迪、戈壁等都在纷纷涉足天使投资基金。目前天使投资与VC投资业态混合特征明显。这类投资机构设立天使基金的目的主要是在投资产业链前端实现提前布局，完善天使、VC、PE的整条投资链条，实现“早期化”、把握竞争主动权、降低由资本市场波动性而带来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的重要探索。 最后，天使基金投资领域范围正逐步扩大。在投资行业方面，中关村天使投资机构多投资于TMT等高新技术领域，尤其集中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行业，注重轻资产行业的投资。此外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等领域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天使投资关注。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有近一半的机构投资行业涉及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另有近三成机构投资涉及传统领域。 火爆前景中的几个趋势 中关村天使投资活动将更加活跃。中关村天使投资从天使投资人群数量、职业天使数量、基金数量及规模上来讲都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政策引导支持不断完善，天使投资协会、天使投资百人会等行业组织及创业主题类咖啡馆等大量天使投资服务机构的推动力度日趋加大。尤其是以雷军、周鸿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成功创业者退出后多转做天使，不仅进一步壮大了中关村天使投资界的实力，而且其之前专业的创业及行业背景也为后期天使投资行业带来更加规范和专业的投资理念。 行业组织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单独的天使投资人项目来源有限，且与创业方信息不对称，很难遇到高质量并有投资潜力的项目。为避免此种现象带来的投资弊端，中关村成立了天使投资协会、天使投资联盟、天使投资百人会、天使投资俱乐部等行业组织，并逐渐呈现出在行业组织推动下实现联合投资、天使退出的趋势。 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等日渐成为天使投资人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伴随3G时代的到来，可穿戴设备等移动终端和互联网的融合成为必然趋势，移动电子商务就成为各大网商提前竞逐的领域，移动互联网应用、移动电子商务、可穿戴设备市场的潜力令互联网企业蜂拥而至，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天使投资人的关注，电子商务竞争的战火正烧向移动互联网领域。 中关村天使投资与孵化服务结合将更加紧密。中关村近年来出现市场化运作的“天使+孵化”，如联想之星，其每年投入巨资免费为创业者提供实用的、企业经营方面的培训，同时配有一支4亿元人民币的天使投资基金，此外还为创业者提供交流的联盟。又如创新工场，其对早期项目进行筛选并投资，通常为企业提供种子资金50万～500万元不等，并占有少量股份5%～25%，然后为企业提供免费带宽、工位、招聘、创业辅导、交流、后续融资等增值服务。这种模式与美国新兴的“天使+孵化”类似。其通常聚焦于某几个行业的投资，所提供的增值服务相比于常规天使投资更加标准化和完善，是值得推广的天使投资模式。
标签：创业论文; 投资论文; vc投资论文; 创业资金论文; 天使投资人论文; 个人投资论文; 个人管理论文; 风投论文; 杨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