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道路的历史性选择及国际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道路论文,价值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根本的历史性贡献，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最根本的历史性成果，也是社会主义发展最根本的历史性选择。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出的民族贡献。
从国际共运发展史上考察，存在着“三异性”的历史选择：
——时间差异性。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处的时代虽然曾发生过巴黎公社革命，但总体上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前夜，肩负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准备任务。他们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指明世界无产阶级“两个解放”的历史使命，促进其由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履行其自身的阶级天职。而那个时代，虽然已经出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总体上还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其科学预见主要是通过对自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深刻剖析，推导出未来社会构建蓝图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之间，无产阶级革命前夜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之间，存在着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差。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不可能为近百年后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现代社会主义具体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创造，当是后继者的历史使命。
——空间差异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曾转而研究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但此前在他们数十年的理论创建生涯中，主要是研究德、英、法等欧美各工业国家，得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的基本结论。他们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业已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现成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与东方农业国家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之间，在人类经济社会革命性转型中，存在着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整整一个轮次的空间差。其对西方工业国家的理论构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东方农业国家的建设实践，现实社会主义具体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创造，是老祖宗遗留给后人的历史课题。
——模式差异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提出基本原则，揭示普遍规律，而不是规定不同国家的具体建设道路。各国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有别，普遍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原理的实现途径必然各异，不可能有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通用模式。就是列宁开创的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东方所有的落后国家。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又实际形成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原苏联“中心主义”，作为走遍天下的唯一道路强加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道路单一化与国情多样化之间的模式差，导致二十世纪中叶国际共运在出现第一次高潮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八十年代末即走向低潮以至落入底谷。摒弃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对外国经验的模式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历史赋予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最根本的自主选择权。
这种历史选择，集中体现在“三共性”的历史必然之中：
——历史起点共同性。
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五大社会形态只是一种总体趋向，并非任何一个民族都按部就班地依次更替，不能把祖宗“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历史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奇怪的路，总是原先比较落后的民族跳跃式地兴起，后来居上，扮演历史发展的新主角。欧美诸国的资本主义最发达，但社会主义摇篮却是在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这就是发达国家革命困难建设容易，而落后国家革命容易建设困难的历史辩证法则。难就难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一般都缺乏现成的物质基础，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重建自身的生产力前提。社会主义这种共同的历史起点，决定了人民需要增长与社会生产落后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搞成生产关系标准而只能是生产力标准。
——政权途径共同性。
公有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对立物，不可能在旧社会的母体中自发地孕育产生。特殊经济关系决定无产阶级只有先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而后才有可能进行改变所有制的社会革命。全世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都不是通过议会竞争、总统竞选取得现成的国家政权，而无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特殊政权途径决定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缔造与被缔造关系，共产党与人民利益是代表与被代表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执政与参政关系。特殊权力关系产生共产党权力扩大化观念，视党为国家社会的全面管理者，政府职能退化。在特殊权力观念指导下创建的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必然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基本模式，不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要求同传统僵化体制的矛盾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最集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要求继改变社会制度以解放生产力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之后，须进而实行改变传统集权型体制以再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体制革命。
——时代潮流共同性。
几乎与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同时，世界从“一球一制”进入“一球两制”的时代；而与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同时，世界又由“战争与革命”逐步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姓“社”与姓“资”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以决最后胜负的较量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长期处于竞争主导地位。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腐化、丑化、淡化、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战略。在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充分提高，制度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以前，内部的反对势力、“全盘西化”思潮始终存在。当代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对内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警防“和平演变”悲剧重演。
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经验在于把握历史性选择与必然的三大关节：
——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
和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主要错误是“左”倾教条主义倾向一样，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亦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大二公三纯、平均主义大锅饭为特征的二十年一贯制的“左”倾僵化。开创新道路的过程必然是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二十年来，经历了三次“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产生三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赢得了三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在是奉行“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导全党对执政三十年的历史反思和建设二十年的社会再认识，在拨乱反正之中正式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到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姓“社”姓“资”的认识问题，在全面改革之际基本确立邓小平理论。再到则是“人亡政息”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关头，江泽民发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指导全党顺利跨越世纪和迎接新世纪，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通过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标准，破除超越阶段论坚持初级阶段，破除离开生产力的抽象空谈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破除僵化模式观坚持中国式道路，破除“左”倾教条坚持根据实践继承发展马列。
——以历史方位为立论点。
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曾经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热流一样，中国亦出现过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失误。开创有民族特色的建设道路，须以现实历史方位为逻辑起点。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初级阶段的科学命题，既肯定我国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初步显示优越性，又指明社会主义制度须经历从不完善到完善的长过程。十二大再次确认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并第一次原则指出其主要特征是物质文明不发达。十二届六中全会又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第一次初步概括其基本经济特征。十三大从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初级阶段理论，在广义与狭义有机统一、定性与定量双重关系上作出高度概括，正式确认了历史方位。十五大不仅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纵、模向比较两个战略高度上作出总体性的新概括，提到新的理论境界，而且从七个领域作出层次性的新表述，使之更加系统化、具体化和科学化，在历史与现实、整体与结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进一步明确了现实状况、历史使命和转变过程。从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天上回到地上，从书本回到现实，从主观回到客观，破除了从主观愿望出发，或从外国模式出发，或从对马克思主义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出发，甚至从附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出发的社会主义观。
——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尺。
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一样，中国亦曾长期以“左”倾教条主义“原则”为标准来剪裁社会主义现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劈开以“决策”、“指示”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思想禁锢，恢复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继而党的十三大将之从思想认识领域具体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冲破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抽象空谈，重新确立了判断制度优劣、体制得失、改革成败的生产力标准。进而邓小平南方谈话又拓展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系统工程，澄清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和无谓困扰，提出判断路线方针政策正误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坚持了认识论与历史观、真理与价值、外在尺度与内在标准、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探索、选择、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将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和具体体两个层次，明确根本制度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从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上三位一体地主体型地规定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不可移易和动摇的；而具体体制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组织形式、职能划分、权力配置、相互关系、运行机制、活动方式、管理方法等等的总和，属于方法性、手段型的中性范畴，可以选择和改变的。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具体体制都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所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为国际共运作出三大民族建树：
——思想解放的启动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标志，改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工业发达国家共同发动的定论，作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个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的新判断，启动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第二次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以共产国际七大为标志，改变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权领导的僵化体制，承认各国党的相对独立自主权，启动了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新时代，迎来国际共运的第一个高潮。第三次就是在国际共运从走下坡路到落入低潮时期，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搞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通用模式的僵化局面，走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启动了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民族化的新时代。这必将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问题，避免蜕化解体历史悲剧重演，迎接二十一世纪国际共运新高潮。
——党际关系的启迪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独立自主的典范。有鉴于二次大战以来国际共运史上长期存在老党与新党、大党与小党、执政党与非执政党、独立执政的党与联合执政的党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中共旗帜鲜明地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作为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基准并率先垂范。十一届六中全会不仅把独立自主作为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点，而且同坚持国际主义、反对霸权主义联系起来。十二大不仅完整形成四项原则正式纳入党纲之中，而且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前提。十三大不仅进一步提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高度，而且纳入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之中。这就基本规划了党际关系的科学轨道：各国党都拥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道路的权利；各国党无论历史长短、组织大小、执政与否在相互关系中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各国党都会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共运实践作出特殊的民族贡献应当相互尊重；各国党认识不一致甚至出现原则分歧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求同存异而不可对别国党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这是顺应国际共动潮流，符合各国党共同意志的，已经并将继续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理论发展的借鉴价值。
邓小平理论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又是其指导思想。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对社会主义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特征和国际总体形势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败、发展中国家得失、发达国家发展态势和矛盾进行科学分析，作出新的科学判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新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一理论创立表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永远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但不能从本本出发，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一定要以本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一经验是属于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应当也必将成为国际共运的基本共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国际共运出现低潮的大背景下确立的，包含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就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在具体国情下的实现途径和表现形式的实质而言，其价值决不仅仅局限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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