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在世界神话学界，“向后看”视角迄今占据主导地位，阻碍了神话学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充分关注，束缚了神话学的发展。就“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一主题而言，已有敏锐的学者做出了探索，也有先行者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较为薄弱。近年来，神话主义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但亟待修正、补充、完善，以推进学科体系的创新，建立源于学科传统,又“朝向当下”的当代神话学。这一语境下，神话的现代转化路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重构神话叙事的语言文本、表演性重构呈现、景观叙事与景观生产，是神话转化为教育资本、娱乐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基本形式。神话学家必须深究这些转换形式，才能在神话资源转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著名神话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杨利慧教授主持的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是她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的神话资源转化实践探索的结果，也是杨教授与中国神话学界互动生成的学术结晶，因此，这一重大项目的国家立项，是中国神话学界近十年来的标志性学术事件。为此，本栏目与中国神话学会、杨利慧教授项目团队合作，计划用三年时间，集中刊发国内外神话资源创造性转化领域的前沿成果，展现当代社会的神话资源转化实践面貌，探索神话传统的现代应用价值，以期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积极的原创理论贡献。本期专栏邀请了杨利慧、田兆元、王宪昭、吴晓东、孙正国、张多等六位神话学者，以笔谈形式，从多个维度讨论了神话资源现代转化的重要命题，具有前沿性和代表性，值得学界关注，欢迎专家学者参与讨论。
神话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探索之路
杨利慧1张多2
(1.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2.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神话是人类创造的最为重要的表达文化之一，通过解释宇宙、人类和文化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有世界秩序的最初奠定，神话表达并模塑着人们的信仰、宇宙观和人生观。它产生于远古时代，但始终传衍不断，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多样化的作用。两千多年来，神话一直是学人努力探索的对象，神话学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不过，迄今为止，在中国以至世界范围内，神话研究大多是依赖古文献记录或者结合考古学资料来进行的，因此，古代典籍神话一直是神话学的核心，“向后看”(backward-looking perspective)成为主导性研究视角。这种局面极大地限制了学者对古老神话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如何激活其在当下的生命力的探讨热情，严重阻碍了神话学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充分关注：对于神话在当代大众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商业等范畴，例如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网络文学、传统作家文学、雕塑绘画、遗产旅游等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创造性转化现象，神话学界的研究十分薄弱。由此造成的缺憾是：面对古老神话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等严峻现实问题，神话学界缺乏有力的回应，从而削弱了其参与当下社会文化建设和学术对话的能力，也严重束缚了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创新。
市政工程项目一般都是具有特殊的工程特点，项目的预算资金通常都是提前垫付，然后使得工程的运作非常顺利，那么就需要对工程造价全过程进行合理地管理，使得流动资金可以被科学合理地运用，那么这就需要对工程的款项及时结算，这有利于工程项目的资金回笼和流动，加速资金周转，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不过，尽管薄弱，对神话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转化现象的研究绝非一片空白，事实上，相关探讨也已走过了较长的历程，而且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相关研究的长短得失，从而找到进一步深入推进的路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关于神话资源当代转化的整体性研究
中国神话学界对于神话资源当代转化的整体研究做出的积极探索，可以《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设的“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专栏为代表。该栏目从2006年迄今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探索相关问题，陆续刊发了包括刘锡诚、叶舒宪、陈建宪、吕微、田兆元、万建中、户晓辉、杨利慧、王宪昭、孙正国等在内的数十位神话学者的文章，多方面阐述了神话作为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神话在当代社会存续的种种面向，及其转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等。2006年该栏目创设之初，就曾在第3期上围绕“当代语境中的神话资源转化”组织了笔谈。其中中国神话学会原会长刘锡诚《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看神话资源转化的中国实践》一文，站在宏观的中西文化比较的高度，指出中国神话资源进行转化存在三个困难：一是中国神话人物缺乏较为定型的形象；二是在中国神话的定型转化过程中,存在着景观转化与艺术转化的差异；三是中国许多神话人物缺乏公认的故事，在民族文化史上的传播力度与影响力度也极不平衡，严重阻碍了神话作为资源的利用与转化。陈建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眼光保护与开发神话资源，拒绝“伪”民俗现象》一文，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廪君神话景观的生产以及武汉大禹治水神话园的建设为基础，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的角度，讨论当代神话资源的转化，认为转化过程能否保持神话资源的“本真性”是关键。孙正国《全球化语境下看神话资源转化的两难选择》，论述了研究神话资源转化的必要性，尤其注意到神话资源转化在文化旅游、都市景观、产业开发等社会文化关系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正国对冯天瑜的访谈《神话资源转化必须警惕两种倾向——冯天瑜先生访谈录》，谈到神话资源转化过程须在诠释学范畴内讨论，且必须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过度诠释，二是否定诠释的可能性。同期还有万建中《神话文本的阅读与神话的当代呈现》、田兆元《中国神话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也从不同侧面论述了神话资源的研究价值、整体特征及研究路径。
此后，以该栏目为阵地，一些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比如孙正国《当代语境下神话资源的“公共空间化”》(2008年第1期)探讨了当代都市公共文化中的神话资源转化问题，注意到神话资源在公共空间中的大量转化实践。陈建宪《论神话生境》(2015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传统神话在当代被重新运用的理论机制，提出对待原生态的神话和次生延续的神话是神话史研究不得不辨析的大问题。田兆元《节日神话：概念及其结构——以〈荆楚岁时记〉为中心的讨论》(2015年第4期)则运用神话学方法研究节日，从文献角度探讨了神话的资源属性。田兆元的另一篇文章《研究当代神话可以写在神话学的大旗上》(2017年第5期)一文，高度肯定了神话学“朝向当下”转向的积极意义，指出这是中国神话学可能取得更大成就的重要领域。
总的来说，以《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代表的中国神话学界对神话资源转化进行整体研究的实践，对神话学“向后看”的取向是有力的纠偏，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国神话的资源属性、转化的重要意义、转化的原则、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困难，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不过，上述论文大多比较简短，不少是随感式的，对神话资源的转化缺乏深入的田野研究，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显得比较薄弱。
在网络文学的研究中，将网络上流传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转化和创编视为“新民间文学”，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以户晓辉的著作《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最为集中、深入，他将网络文学视为民间文学步入信息时代的新载体。持此类观点的论著还有宁胜克《网络传播与新民间文学》(《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邵宁宁《网络传播与新民间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2011年第9期)等。在网络文学中，与神话最为相关的是奇幻文学，不过，尽管网络奇幻文学在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人当中非常受欢迎，相关研究却十分缺乏。不过其中也有值得注意的成果，比如《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发表了一组“幻想文学与幻想文化”的专栏文章，专栏主持人韩云波教授在主持词中指出：21世纪兴起的“奇幻小说”，其最初的来源是西方的Fantasy，而其进入中国的直接触发，是20世纪末开始风靡的电脑游戏，一些玩家把这种互动的角色扮演演绎成了文本形式；奇幻小说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遇到了本土适应的问题，人们相继提出了本土化奇幻、中国化奇幻、东方奇幻等类型概念，其历史资源则指向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神话传说，“新神话主义”成为对这一本土化运动的理论构想，“重述神话”则是实现奇幻本土化的具体路径。该期专栏中陈俊荣的论文《“新神话主义”奇幻文学视野下的“重述神话”》，就认为奇幻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式样自国外传入以来，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而在“新神话主义”契机下“重述神话”，似乎是一条最好的路子：中国有着大量丰富而奇美的古代神话传说，这为中国神话奇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滋长的温床。在网络奇幻文学的研究者队伍中，不少是青年学人，他们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思想敏锐，其观点也能带给我们不少启发，但是由于学术积累尚浅，他们的研究往往点到即止，泛泛而论，缺乏深度。
2014年，杨利慧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组织了“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专栏。其主持这组专栏的初衷，正是有感于在世界神话学领域里，长期盛行着“向后看”的取向，大多数学人热衷于探讨古代神话的流传演变规律与神祇原初形貌，而忽视或者轻视新兴电子技术对神话传统，特别是青年人的神话观的巨大影响，坚决主张神话学直面身边生动鲜活的社会事实，促使神话学在“向后看”的同时也能“朝当下看”。该专栏中杨利慧的论文《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对中国神话在电子媒介中呈现和转化的主要形式、文本类型、生产特点以及艺术魅力等，进行了总体上的梳理和归纳，分析了神话主义在当代电子媒介中的主要承载形式，并将神话主义的文本类型划分为三类：援引传统的文本、融汇传统的文本与重铸传统的文本。论文指出：神话主义不仅是技术发展、媒介变迁的产物，作为当代大众媒介制造和传播的对象，它的生产与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神话主义富有特殊的艺术光晕，是神话传统整体的一部分，应在神话完整的生命史过程中，对之加以考察和研究。祝鹏程的论文《“神话段子”：互联网中的传统重构》，讨论了神话在因特网中的转化，特别是“神话段子”的生产基础，分析了网民改编神话的策略，总结了互联网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包媛媛《中国神话在电子游戏中的运用与表现——以国产单机PRG游戏〈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为例》，梳理了电子游戏对中国神话故事及元素的呈现和转化特征，探讨了神话在电子游戏这一新兴电子媒介中的功能转化和意义再生。该组专栏促进了神话学界对于“神话主义”的更多讨论，并从一个特定视角推进了民俗学、媒介学和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专栏发表后，也引起了学界的一定关注：2014年第5期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对杨利慧和祝鹏程的论文进行了大篇幅的选摘。
二 、神话主义 、新神话主义及其相关研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逐渐放弃对传统的溯源性追寻，转而探求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存续、利用和重建状况，涌现出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视角，例如“民俗主义”(folklorism)、“民俗化”(folklorization)、“传统化”(traditionalization)等。这些研究成果广泛探讨了仪式、节日、歌舞表演与民间建筑等在旅游产业以及地域与国家政治语境中的种种转化，直接启发杨利慧重新阐释了“神话主义”的概念，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神话学从“向后看”到“朝向当下”的转向，也较集中地代表了目前国内神话学界对于当代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的前沿探索成果。② 关于杨利慧提出神话主义概念的来龙去脉，请参看其《“神话主义”的再阐释：前因与后果》，《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5期。经过杨利慧重新阐释的“神话主义”(mythologism)，是指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神话的转化、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神话主义视角聚焦于现当代社会中对于神话的转化和重述。将神话作为地区、族群或者国家的文化象征来进行商业性、政治性或文化性的整合运用，是神话主义的常见形态。杨利慧重新界定“神话主义”概念，意在使学者的目光从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扩展到当代社会各种新的语境中被转化和重述的神话，并把这种日益普遍的现象自觉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之中，从理论上予以具体、深入的观照，进而为神话学这门具有更多“向后看”取向的学问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它逐渐实现“朝向当下”的转向。
“神话主义”概念提出之后，引起了国内神话学界和民俗学界的较多关注，在《中国民俗学年鉴·2015》[3]中，该话题被列为2014年度民俗学学科5个热点话题之一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杨利慧所撰《“神话主义”的再阐释：前因与后果》《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三篇文章作为热点论文和年度优秀论文被全文收录，其他学者有关神话主义的若干论文也被摘编介绍。其中《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一文，以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对女娲神话的转化与重述为个案，以导游词底本以及导游个体的叙事表演为中心，分析了神话主义在该语境中的四个特点，认为导游的叙事表演依然富有光晕；神话主义属于神话的“第二次生命”，研究者应将神话的整个生命过程(life process)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
4.3 苗木栽植 苗木栽植于第2年早春土壤解冻后进行。选用无病虫害、无机械伤、根系完好的优质大苗壮苗，顺定植行按1 m株距挖坑栽植，南北行向，形成1 m×4.3 m株行距，栽植时苗木根系蘸匀泥浆，每亩栽植155株，苗木栽植后顺定植行浇透水。
2016年，杨利慧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上再次组织“神话主义研究”专栏。杨文《神话VS神话主义：神话主义异质性质疑》以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民族志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业余讲述人与遗产旅游语境中职业导游所讲述女娲神话的比较，揭示出神话与神话主义的区别。文章批评了学界和社会上流行的“神话主义具有异质性”的偏见，认为神话主义可在探索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的纠葛、业余与职业讲述人的多样性等方面，为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理论提供启示。该专栏中吴新锋《心灵与秩序：“神话主义”与当代西王母神话研究》、高健《书面神话与神话主义——1949年以来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书面文本研究》则分别通过西北和西南的案例，生动诠释了神话主义视角在分析当代活态神话存续、口承神话文本化等问题上的有效性与阐释力。
通过政策的支持，河北省特色农产品先后通过淘宝、京东等电商企业平台，将农产品进行销售，带动河北省特色农产品行业发展，提升其品牌知名度。
2017年7月，杨利慧组织“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小型研讨会，邀请在京多位神话学与民俗学学者，对其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进行研讨。会上同行学者充分肯定了神话主义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也生发出许多争鸣。与会部分学者如吕微、施爱东、户晓辉、陈泳超、林继富、吴晓东、王宪昭、王娟、王杰文、谭佳等的发言后来分别刊发于《民间文化论坛》和《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同人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看到了“神话主义”研究力图探讨的一些关键维度和问题，比如语境(包括时间和空间)和媒介技术的变迁，特别是指出了“朝向当下”的理论追求产生的学术史背景及其对于神话学乃至民俗学学科的意义。讨论中也指出了该课题的不足之处(见下文)。这些讨论和批评都直接触及了神话主义的核心，对丰富和推进有关神话资源转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1）“以废治废”，利用底泥提高矿业废弃地生态恢复治理效果，研究与探索底泥掺混矿业废弃地土壤，进行酸碱中和、粘粗互补，实现综合改良土壤酸性、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建立免维护、不退化、多物种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的一种方法。
2017年，杨利慧在《民俗研究》第6期上再次组织专栏，力图进一步深化神话主义的探讨。杨利慧《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着重探讨了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神话的“第一次生命”)与旅游产业生产的神话主义(神话的“第二次生命”)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与密切互动，进而提出了“循环的民俗生命观”。祝鹏程《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创造性地提出新媒体中神话的“祛魅型传承”，倡导在互联网文化语境中关注“祛魅型传承人”对于神话资源的转化实践。张多《遗产化与神话主义——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神话重述》一文，则从身兼多重遗产化身份的云南哈尼梯田出发，阐释了遗产旅游语境中神话主义式文化符号的转化与传播。该专栏也引起了一定关注，杨文与祝文后来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全文转载。
除上述这些成果外，青年民俗学者王志清曾撰文呼应神话主义研究，他以蒲剧《农祖后稷》为研究对象，探讨戏剧表演情境中的“神话主义”，发现表演情境中的神话主义呈现出“移位的神话母题”与“凸显的地域名称”两个特质，二者在蒲剧的表演情境中形成有机整体，建构了神话主义在戏剧领域的艺术光晕。高健运用神话主义概念探讨了1949年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搜集整理文本的神话重述。张多撰文从女娲神话的当代遗产化运动出发，分析了神话主义在文化政治实践中的转化方式。可以看到，神话主义研究视角对青年学者有较强吸引力，他们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有着更为敏锐和切身的体会。
当然，神话主义概念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有待未来的大力深化和拓展，正如“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们指出的，以杨利慧的研究为代表的神话主义探索目前还存在不少局限：第一，主要聚焦于电子媒介和遗产旅游两个领域，未能呈现和涵括更广大范畴内复杂多样的神话转化和利用情况；第二，对现象的描述较多，理论的深度开掘则有待进一步建立；第三，从学科体系创新的角度讲，现有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第四，在应用层面上，缺乏对神话的创造性转化的经验和模式的提炼和总结。另外，许多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究，比如，神话主义的形态中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的相互关系到底怎样？口语、文字、电子媒介以及互联网技术等不同的媒介形式生产神话主义文本的过程怎样？其结果又有何联系与区别？从神话主义不断再生产的复杂图景中可以洞察出神话生命力传承的哪些规律？……有鉴于此，杨利慧设计并提出了“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重大课题，希望进一步汲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反思并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将中国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研究继续向前推进。
总的来说，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神话资源转化问题，虽然迄今为止学界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于神话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及其特征已有不少讨论，不过大多是从文艺学视角出发，缺乏神话学视角的充分观照：对神话在当代文学中的丰富多样的表现形态、其中主要的转化方式和方法、转化的过程和机制等都很少予以关注；对于作者们如何理解神话及其当代转化、其重述神话的内在动机等，几乎没有考察；对于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与以往历史上的神话书写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也基本未有探讨；对于怎样通过文学创作讲好中国神话故事，研究亦比较薄弱。未来的研究有待以神话学视角为根本向前推进。
中国著名神话学者叶舒宪自2005年以后，也对新神话主义现象产生浓厚兴趣，撰写了系列文章，例如《人类学想象与新神话主义》(《文学理论前沿》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再论新神话主义——兼评中国重述神话的学术缺失倾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新神话主义与文化寻根》(《人民政协报》2010年7月12日)等，对新神话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心理动因、表现形式、其中体现的西方价值观以及对中国重述神话文艺的启示等，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和阐发。在叶文的介绍中，“新神话主义”是指20世纪末以来，借助于电子技术和虚拟现实的推波助澜，而在世界文坛和艺坛出现的大规模的神话-魔幻复兴潮流，其标志性作品包括畅销小说《魔戒》《塞莱斯廷预言》《第十种洞察力》以及电影《与狼共舞》《指环王》《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蜘蛛侠》《纳尼亚传奇》《黑客帝国》《怪物史莱克》等一系列文学和艺术创作、影视动漫产品及其他各种视觉文化，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作品中体现出的对前现代社会神话想象(“神话”往往被赋予了非常宽泛的涵义)和民间信仰传统的回归和文化寻根，并在价值观上反思文明社会，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
与杨利慧阐释的“神话主义”概念相比，“新神话主义”体现出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特征：二者在反思神话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转化、重建及其生命力方面有着共同的追求，但是就与神话本体的距离而言，新神话主义显然走得更远。
在仪器最佳工作状态下对标准溶液系列进行测定，以各元素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其对应的发射强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校准曲线的线性范围、线性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见表2。采用与V-4Cr-4Ti合金样品溶液基体组成一致的含有1.84g/L V，80mg/mL Cr、Ti和0.5g/L硼酸的混合标液作为基体空白溶液，以基体空白溶液中待测元素测量10次的强度平均值除以校准曲线斜率作为方法背景等效浓度，同时连续测定基体空白溶液11次，以其标准偏差的10倍计算元素测定下限，结果见表2。
三 、当代中国神话创造性转化的其他专题研究
除了较具规模的神话主义和新神话主义研究之外，也有研究者对神话资源之当代转化的其他领域进行探索，尽管从神话学角度而言，总体上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深化拓展，但是也涌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作家文学对神话的创造性转化，尤以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发起的“重述神话”系列作品最有影响，其中包括中国作家阿来《格萨尔王》、叶兆言《后羿》、苏童《碧奴》以及李锐《人间》等。有关“重述神话”创作项目的研究也非常多，构成了2000～201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段友文、陶博《重述神话：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再造——〈碧奴〉〈后羿〉〈人间〉解读》(《贵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4期)、郭佳音《叶兆言、苏童等作家的“重述神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周涛《在“世俗”与“经典”之间——关于“重述神话”的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等。这些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肯定当代社会重述神话的重要意义，分析神话题材被作家予以专业化书写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不过这些研究中常常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常常就事论事，缺乏对“重述神话”在当代文明进程中的深刻动因的阐发；二是不少研究者对“神话”文体缺乏深刻认识，常把神话、传说、故事混为一谈。总的来看，对于更广大的当代中国作家创作中的神话重述，现有研究相对薄弱，这也是未来可资深拓的空间。
(一)当代文学中的神话转化研究
旅客快走完了，谁也没停下来。咦？难道没来？掌声、锣鼓声稀拉下来。就在大家快要失望的时候，一个姑娘微笑着款款地向我们走来。我顿觉眼前一亮，她身穿紧身连衣裙，明显勾勒出健美的曲线，乌黑的披肩发裹着一张酷似桃花的脸，毛嘟嘟的睫毛包着一双神采飞扬的大眼睛——真乃顾盼生姿，窈窕清秀。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脸，好像在哪见过？呵！我终于想起来了。与此同时，巴克夏也惊喜地俯在我的耳边说：“是她？”
总之，汉魏六朝时期的死亡观受到庄子哲学、自然气化论和命定说的交叉影响，体现在遗令文中时常也是混杂在一起的。而且，遗令文中的死亡观也存在着一个故作达观和真正达观的问题，存在着抗俗与顺俗的问题(详下文)，需要结合作者的具体情况和为文背景来仔细分辨和探索发现。故作达观者有时是为了排解死亡的恐惧，有时是为了矫时抗俗。真正达观者坦然面对死亡的来临，按照自己的本愿交代后事，但也有人兼顾时俗和儿孙，在本愿和俗情间求一调和，这在后事丧葬安排上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国际神话学界，对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研究最有影响的，大约要数美国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及其系列著作如《千面英雄》[1]《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2]等。在这些著作中，坎贝尔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深刻分析了神话原型如何反复在人类文化中出现及其出现的意义。在他看来，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传颂着不同的英雄神话，但其实这些神话都是类似的，无论英雄的面貌多么千差万别，都不过是一个单一英雄的表现而已。坎贝尔对神话内在结构和心理意义的解读，在西方文化产业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电影、电视、音乐等领域，甚至直接影响了美国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对《星球大战》的创作，也是《狮子王》《黑客帝国》《蝙蝠侠》等流行文化产品创作灵感的来源。① 参见约瑟夫·坎贝尔：《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封二和封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坎贝尔的观点和著述为探索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神话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神话在当代社会中的转化显然与其契合了当代人心灵深处的需求和渴望有关。
在国际学界，与“神话主义”概念的提出几乎同时，“新神话主义”(neo-mythologism)一词也被发明出来，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新神话主义”概念的由来，一个说法是与俄国神话学者梅列金斯基有关，也有人认为是电影导演维托利奥·科特法威(Vittorio Cottafavi)创造了“neo-mythologism”一词，用来描述当代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影，如何广泛灵活地运用古希腊罗马文学，特别是史诗和悲剧的这种现象。这一说法似乎在电影研究者中被广泛接受。[4]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宗教科学研究所教授阿尔穆特-芭芭拉·雷格尔(Almut-Barbara Renger)主要研究神话与故事理论、叙事学、宗教社会学等，对探讨古代神话及其在21世纪文化语境中的变化情有独钟。她的著作《纳西索斯神话：从古代到赛博空间》(Narcissus -Ein Mythos von der Antike bis zum Cyberspace ,2002)，对18世纪末以来文学和文化作品中反复讲述的纳西索斯神话进行了细腻的梳理，以代表性的个案和问题为线索，揭示了从古典时代开始，文学和文化作品如何对该神话进行吸收和接纳，涉及范畴包括卢梭、纳西索斯作为诗学形象，1900年左右的小说以及现代媒体中的纳西索斯，等等。作者发现，18世纪初是这一神话进入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性节点：现代主体概念开始凸现出来，纳西索斯开始进入诗歌、艺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在20世纪，经由心理分析和自恋主义的理论，纳西索斯走进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与社会生活之中。在21世纪，纳西索斯进入了新的虚拟空间，以阿凡达、生物机械混合人(Cyborg)以及其他对人自身的复制形式出现在数字媒体空间中。雷格尔和乔恩·所罗门(Jon Solomon)合编的文集《影视中的古代世界：性别和政治》(Ancient World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Gender and Politics ,2013)中，收录了多位学者集中探讨电影、电视剧中神话的论文。此外，美国作家、神话学者纳森·布朗(Nathan Brown)的著作《超自然的神话学：流行电视节目背后的符号与象征》(The Mythology of Supernatural :The Signs and Symbols Behind the Popular TV Show ,2011)，从超自然的新颖视角，探究了电视综艺秀中蕴含的神话学问题，对探索神话资源转化也颇有启发意义。
(二)数字媒介中的神话转化研究
数字媒介是当代神话资源转化的最主要阵地之一。从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到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社交软件、数码科技，无不是神话获得新生命的当代文化场域。以神话IP为核心的影视创作、文化创意开发、数字科技产品研发，几乎形成了当代社会文化最主流的神话传播方式。这些新媒介中的神话，不仅在年轻人中间流行，而且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各个群体和阶层共享的当代公共文化。这些新兴的现象迅速引起了一些敏锐学者的关注。
对于N个载频分别为[f0,f1,f2,…,fN-1]的回波脉冲串，都可以得到与式(8)类似的方位向重构模型，将N组方位向重构模型写成矩阵形式为
在国内，目前这一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前文述及的杨利慧主持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课题，包括杨利慧《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祝鹏程《神话段子：互联网中的传统重构》和《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包媛媛《中国神话在电子游戏中的运用与表现——以国产单机PRG游戏〈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为例》，以及杨利慧指导的硕士生陈汝静的学位论文《影视媒介中的神话主义——以〈传说〉〈天地传奇〉〈哪吒传奇〉等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这些研究触及的范畴包括因特网、电子游戏以及影视剧，较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神话在数字媒介中的挪用、重构及其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除该课题之外，此类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例如张多《宇宙科技、宇宙观与神话重述——从嫦娥奔月神话到探月科技传播》(《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研究了宇航科技中化用古典神话进行科技传播的案例——随着宇宙科技的发展,嫦娥在当代探月科学活动中被作为象征,在大众媒体话语中被重述为登月英雄,体现了古老神话仍在现代科技传播中延续，可见神话重述与科技传播的跨界融合带来了知识创新的新范式。
数字媒介中的神话资源转化，是当代社会文化中极其活跃且影响巨大的一个领域，不过在学术界它还是一个较新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国外都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都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入的案例调查和理论阐释。
武汉大学联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信息管理领域知名院系、 学生组织、社团及俱乐部等，建立全国高校搜索比赛联盟，每个学校选举一名或几名同学作为搜索比赛联盟的联络人，由能力出众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出任主席、副主席，共同为搜索比赛的发展出谋划策。各个学校之间的合作可以不拘泥于搜索比赛，还可以共同进行其他性质的合作，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源互补，如社会实践、科研支持、资源共享等。
(三)神话在遗产旅游以及当代图像艺术中的转化研究
在遗产旅游中，神话常常成为被利用的资源，古老的传统在与现代社会接轨的过程中经历着复杂多样的转化。但是，对于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的遗产旅游中普遍存在的神话转化与利用现象，神话学界几乎很少加以认真研究。其中值得关注的成果，例如陈建宪以湖北长阳土家族在当代旅游产业语境中对廪君神话的复活为个案，撰写的《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关于长阳廪君神话复活的理论思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一文，指出神话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属性，在今天的现代化浪潮中,民间文学传统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但不能改变其传统的内核，否则其转换形式会走向灭亡。台湾东华大学刘惠萍教授的论文《爱神庙·姻缘の媒神？——文化再生产下的女娲神话》(陈益源主编：《府城四大月老与月老信仰研究》，里仁书局，2016年)，以宜兰壮围乡大福村补天宫、花莲丰滨乡女娲娘娘庙作为个案，探讨了在当代文化旅游语境下情人节民俗、月老信仰、女娲神话相互交织的现象。这些研究中有关旅游产业对神话传统的影响以及神话如何在这一时代语境中得到保护和传承，都对探究神话在遗产旅游语境中的转化有启发意义。
目前对这一话题做出集中探索的，是杨利慧带领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课题团队。如前所述，杨利慧曾运用神话主义的概念，对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相关现象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撰写了《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等论文，比较详细地展示了遗产旅游语境中神话主义的具体表现方式及其特点；她指导的学生肖潇以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为个案，对遗产旅游语境下以创世神话“窝果策尼果”为代表的哈尼族神话传统的传承与变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田野考察，从中揭示了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兴盛以及相关文化表达形式“哈尼哈吧”的遗产化，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逐渐发生的变化，神话主义在这个哈尼族村寨旅游业中的生产和呈现特点，以及神话主义对游客的传播功效；杨泽经则以湖南泸溪县辛女村为个案，对遗产旅游为当地以及周边苗族地区流传的盘瓠神话带来的变迁进行了田野研究，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神话实践”的概念，力图从微观层面对“神话主义”的视角有所补充和推进。
神话不仅是语言艺术，也是群体观念和信仰的表达，因此，除了诉诸口头讲述以外，也常以雕塑、绘画、表演等方式展现。与之相应，对于神话相关的图像艺术的研究，一直是神话学的应有内容。例如美国神话学者戴维·利明(Darid Leeming) 和埃德温·贝尔德(Edwin Belda)合著的《神话学》(李培茱、何其敏、金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文字并不长，却配有58张彩图和141张黑白图，书的上编，就是对图中所叙述的各国神话的介绍。对于近期国外神话图像研究的转向，王倩曾在《论国外神话图像阐释的意识形态转向》一文中做出了概括(《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年第3期)：一是探讨神话图像与历史隐喻之间的关系，二是阐释神话图像在建构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的作用，三是论述神话图像如何创造国家意识形态。对图像所承载的中国神话进行研究，在国际汉学和中国神话学界也不乏其人，近年来更取得丰硕成果。例如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B.Riftin)曾详细考察了伏羲女娲的图像，并由此证明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神话人物图像的发展是从兽形到人兽共体，逐渐递至全然人化的过程(《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叶舒宪自2005年以来更提出以“四重证据法”来研究神话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其中所说的第四重证据，即专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他认为，将四重证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帮助神话研究乃至古史研究走出语言文字研究的老路，“使得传世古文献中误解的和无解的难题获得重新审视的新契机”(《鲧禹启化熊神话通解——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兴大中文学报·文学与神话特刊》2008年第11期)。此外，马昌仪所著《古本山海经图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惠萍所著《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之研究》(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等，都聚焦于中国神话的图像叙事，对于本课题在观照历史的基础上探讨神话在当代图像艺术中的呈现和转化，有直接的参考作用。不过，上述研究均局限于对古代神话图像的考据，总体的旨趣和视角依然是“向后看”的。
关注当代图像艺术中的神话转化的成果不多，值得关注的有孙正国对冯天瑜的访谈① 即前文所述《神话资源转化必须警惕两种倾向——冯天瑜先生访谈录》一文。 ，针对武汉大禹神话园的景观设计，冯天瑜提出神话资源的转化既要坚持资源的本真性，又要坚持资源在当代的可转化性。类似研究还包括翟鹏玉《“那”文化神话景观与大地伦理的建构》(《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唐晶《中国传统神话主题景观设计的纪念性与文化表达》(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总体而言，这一部分研究基本集中于具体案例中的具体策略，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提炼，尤其缺乏对从传统的当代适应与转换角度所做的整体归纳和总结，有待今后的大力拓展。
综上所述，在国际国内神话学界，迄今为止，“向后看”视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学者对探讨古老神话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如何激活其在当下的生命力的热情比较有限，对于神话在当代大众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商业等范畴中普遍存在的创造性转化现象，神话学界的研究十分不足，这严重束缚了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创新。就“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一研究话题而言，已有敏锐的学者做出了探索性的思考(例如《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专栏发表的多篇文章)，而且在一些领域，已有先行者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绩(例如德国宗教学教授阿尔穆特-芭芭拉·雷格尔对于古代神话及其在21世纪赛博空间中的流变历程的细腻考察)。但是，就中国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而言，相关研究显然数量不多，质量也较弱：许多论述仅依赖文本的搜集和分析，缺乏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做依据，而且随感性的议论较多，专门研究不足，因此不免流于空泛；从神话学视角切入的论述较少，对于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神话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缺乏系统和有力的探讨。这一现状为当下和未来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方向。
在现有研究中，杨利慧主持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课题成果较有代表性，并已在国际国内神话学和民俗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这一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由于研究者的精力被分散到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两个部分，对此两个领域的探索都比较单薄，更无法呈现和涵括神话在当代社会诸多领域中存在的创造性转化现象，对于新媒介及其对神话传统的影响探讨不足；第二，较多流于对现象的描述，理论上的深度开掘阐释不够；第三，缺乏从公共民俗学立场对神话的创造性转化的经验和模式的提炼和总结；第四，对于这些转化为神话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带来的挑战尚缺乏有力的回应。
上述种种不足，与神话的创造性转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领域频繁发生而且影响广泛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严重束缚了神话学这门古老学问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课题，正是力图对上述不足予以积极补充和修正，并由此推进学科体系的创新，建立既立足学科传统，又“朝向当下”的当代神话学。
参考文献 ：
[1](美)约瑟夫·坎贝尔，比尔·莫耶斯.千面英雄[M].黄珏萍,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美)约瑟夫·坎贝尔.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M].朱侃如,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年鉴·2015[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杨利慧.“神话主义”的再阐释：前因与后果[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95 (2019)01-0001-08
收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18ZDA268)
第一作者简介 ：杨利慧(1968-)，女，四川旺苍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神话学、民俗学和非遗保护与实践研究。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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