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走廊地区语言接触研究回顾与展望
朱 红，刘 爽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 辽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我国内地和东北地区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人口、文化沟通交流的最重要通道。人口迁移导致语言接触。回顾辽西走廊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研究盲点。提出未来的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应积极采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拓展思路，除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官话方言接触研究外，还可以从移民视角、历史文献视角、双语视角和汉语习得视角等对该地区语言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 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回顾与展望
我国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1982）首先提出并界定了“民族走廊”的概念，当时主要指南岭走廊、藏彝走廊和河西走廊。辽西走廊的说法仅见于民间，所指范围模糊。崔向东（2017）认为辽西走廊包含辽宁朝阳市、锦州市、葫芦岛市、阜新市、河北承德市、秦皇岛市、内蒙古赤峰市，区域内老哈河、大凌河、滦河、青龙河等河流，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努鲁尔虎山和松岭两大山系，水系和山脉交错，是山海之间形成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多条交通廊道[1]。辽西走廊几乎是关内移民东北唯一通道，其历史可追溯到红山文化时期，辽西走廊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先后在辽西走廊地区生活过的民族很多，如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乌桓、鲜卑、高句丽、库莫奚、契丹、渤海、女真、蒙古、满洲等。现今辽西走廊依旧是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壮族、锡伯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区域。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文化融合导致语言接触。从古至今，辽西走廊一直处于语言接触演变的前沿，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回顾
“语言接触是指由于远古以来族群人口的复杂接触和交融造成的汉语与周边语言极其深远的语言接触现象。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历程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一般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地缘接壤性接触、治化教育性接触。”[2]以往学术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多以我国南部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方言接触和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为研究对象，对东北以及辽西走廊地区语言接触现象关注较少。
我国早期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是辽西走廊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辅助资料，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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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民族接触的文献记载
辽西走廊是典型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地带，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历史悠久，且还处于接触演变的过程中，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目前辽西走廊地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成果有限，多采用静态描写的方法，个案研究不够深入，辽西走廊地区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演变规律未得到全面总结和归纳。
我国早期文献记载显示，辽西走廊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混居地带，汉语与各民族语言长期接触，具有语言接触演变的充分条件。
（二）语言接触研究
1.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辽西走廊地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大多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使用问卷调查等法对单点语言接触情况、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使用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何占涛（2008）在《朝阳方言词汇的特点》中阐述朝阳方言词语丰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汉语方言间的接触[8]。李玉植（2016）在《山东方言在赤峰话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论述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移民迁入，移民的汉语方言和当地方言接触，产生了赤峰方言，赤峰方言形成主要因素是山东方言[9]。周美慧（2018）的《阜新方言词汇研究》认为：由于长期受到民族融合和人口流动迁徙影响，阜新地区方言词汇呈现多音节化趋势，和普通话语义的主要差异是词义差异和造词差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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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走廊处于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交汇处，官话方言间的接触研究应当受到重视，辽西地区语言接触研究还有着十分广泛的发展空间。
首先，从研究成果来看，辽西走廊地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个案研究少、不够全面，对辽西走廊整体语言接触情况和深层规律探究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辽西走廊汉语方言接触研究成果也很有限。由于和普通话相似，鲜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其次，辽西走廊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多集中在汉语和蒙语的接触上，历史上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研究还未见研究成果。方言接触研究多注重移民因素，对导致演变的其他因素探究较少。最后，已有研究方法多是静态、共时的描写与分析，描写单点或者是一个区域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将共时描写和历时的语言演变结合起来研究的很少。
中国东北历来是多民族地区。“辽西”这一说法虽始于战国时期，但早在夏朝之前便出现华夏民族（汉族）和肃慎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和接触。春秋时期的《竹书纪年》中记载：“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有：（元初四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共郡兵奔击……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熹平六年）冬，鲜卑寇辽西。汉朝以前辽西地区的乌桓、鲜卑与汉族之间有密切接触。左岫仙（2017）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走廊是汉族、乌桓、鲜卑、高句丽、契丹等众多民族的迁徙与混居之地；宋辽金元时期一系列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女真、渤海、契丹、库莫奚等少数民族开始进入中原，大量蒙古族迁徙到辽西地区，与汉族、女真人混居[3]。至今辽西走廊某些地区的蒙古族人数仍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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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方言之间的语言接触研究。因当地方言总体上与普通话相似程度较高，辽西走廊地区方言接触研究成果少，而且缺乏系统性。
(3)河口英语(Estuary English -Southeast British Accents英国东南部口音)
顾会田（2006）在《赤峰汉语方言的形成、归属及特点》认为：赤峰汉语方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经过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及周边方言的长期融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征[4]。宝玉柱（2009）在《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简称喀左县）语言使用情况探究。认为喀左县人口中汉族占多数；提出蒙语已接近成为濒危语言；学校教育是当地汉语普通话水平高的主要原因[5]。汪雨（2016）的《民族语言接触与内蒙古地名——以赤峰地区为例》以赤峰为例介绍汉语和蒙语、满语的语言接触现象，探讨语言接触对内蒙古地名影响。赤峰长期的杂居过程中产生语言接触现象，导致赤峰地名出现蒙汉合璧、汉语音转、完全汉译、摒弃旧名等不同程度的变化[6]。郑婷（2016）的《辽宁省阜蒙县佛寺镇蒙汉语言接触情况调查研究》用调查问卷、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阜蒙县佛寺镇蒙古族和汉族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进行调查分析。描写阜蒙县汉、蒙语言接触情况，阐述汉语对蒙语以及蒙语对汉语的影响。词汇上，蒙语引入很多汉语词，汉语也借用蒙语词；语法上，当地蒙语受汉语影响，减少很多词缀。语言使用上，出现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两种情况[7]。
二、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的薄弱环节及研究盲点
辽西走廊地区语言接触研究还未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语言研究中依然存在着薄弱环节和研究盲点。
（一）薄弱环节
此外，顾会田（2010）的《从赤峰汉语方言词汇的成因和来源看汉、蒙、满语言的融合》、何占涛（2011）的《东北满族文化认同研究——朝阳满语地名的社会语言学探究》、尉春艳，于向辉（2017）的《承德方言中的满语词汇及其开发利用研究》、张颖，关志英（2017）的《承德方言词汇的文化特征》等。这些研究成果多是从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探讨当地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特色。
（二）研究盲点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语言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其他语言不同程度的影响。辽西走廊地处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带，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汉语方言之间语言接触现象显著。这种接触导致的语言演变既可以作用于语言结构要素也可以作用于语言使用功能。对语言结构要素的影响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层面上。语音上，可能会出现新音位借用、增加新的音位组合方式等；词汇上，可能会出现词汇借用、词义变化等；语法上，会出现虚词的借用和语序的变化等；对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可以表现为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等。
三、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展望
辽西走廊地区语言接触研究还存在一些盲点。一是除蒙语外，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现象无人研究。历史上辽西走廊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尚处空白状态。二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动态考察、对因语言接触导致语言演变的深层规律的探讨、语言接触的应用研究等均未涉及。三是线性或区域性的汉语方言研究尚未得到重视。辽西走廊是汉语方言沿着地理廊道自西向东呈线性演变发展的路线，将同一人口迁移路线上的方言点放到一起做系统研究，探索汉语方言在这一独特地理环境中和语言环境中的发展演变特征和规律非常重要。
移民是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移民是导致语言产生接触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沿着历史上几条重要的辽西走廊移民通道将汉语方言从“点”的研究扩展到“线”的研究，进而扩展到区域方言研究，系统探索移民方言的演变途径和规律。
古代文献资料的挖掘对辽西走廊现有语言研究至关重要，已有研究普遍缺乏相关史料的支持，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但史书上关于政治事件、民族交流方面的记载只能作为辅助资料，不能直接得出语言接触演变的结论。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需要田野调查和语言描写等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也需要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献法等，对语言面貌进行共时描写和历时演变分析。除此之外，社会语言学、实验语言学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也可用于辽西走廊地区的语言研究，以提升语言研究的科学性。
大鼠适应性饲养1周后，按计算机随机数字表分为正常组、模型组、祛湿化瘀方组，每组10只。模型组和祛湿化瘀方组大鼠饲喂高脂饲料（普通饲料+2%胆固醇+10%猪油）8周，建立NAFLD模型；正常组大鼠饲喂普通饲料8周。参照文献[9]方法，自第5周起，祛湿化瘀方组大鼠按0.1 mL/kg灌胃祛湿化瘀方药液（相当于体质量60 kg成人的10倍剂量），正常组和模型组大鼠灌胃等量生理盐水，连续给药4周。
除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研究外，辽西走廊地区的双语现象值得重视。双语现象是指语言接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11]。在两种语言接触后，语言使用层面会出现双语现象。我们可以探讨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后产生的当地人操双语的范围、程度、获得语言的顺序和途径等以及双语如何进一步发展为单语现象。双语现象的研究有利于该地区的语言和谐。
辽西走廊地区语言接触研究还应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时的语言习得问题。蒙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族学生学习汉语时会受到母语影响产生特殊的语言偏误现象，如何提高其学习效率、减少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僵化现象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四、结语
总体而言，辽西走廊地区语言接触研究成果较少，当地语言现象具有的语言学价值还未受到重视。辽西走廊是华北地区沟通东北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交通要塞，地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地带以及三种不同官话方言的接触地带，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现象典型，具有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可行性。未来的辽西走廊语言接触研究应积极采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拓展思路，除传统的语言接触研究外，还可以从移民视角、历史文献视角、双语视角和汉语习得视角等对该地区语言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崔向东.辽西走廊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1-03(04).
[2]洪波,意西微萨·阿错.汉语与周边语言的接触类型研究[J].南开语言学刊,2007(1):23.
[3]左岫仙.辽西走廊：北方和中原各民族交融的重要通道[N].中国民族报,2017-05-12(08).
[4]顾会田.赤峰汉语方言的形成、归属及特点[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1):304-306.
[5]宝玉柱.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6):122-130.
[6]汪雨.民族语言接触与内蒙古地名——以赤峰地区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8):10-13.
[7]郑婷.辽宁省阜蒙县佛寺镇蒙汉语言接触情况调查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文学院,2016.
[8]何占涛.朝阳方言词汇的特点[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8(2):122-123.
[9]李玉植.山东方言在赤峰话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4):169-173.
[10]周美慧.阜新方言词汇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文学院,2018.
[11]袁焱.阿昌族双语转型的成因及其特点[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36-41.
中图分类号： H0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7X (2019)06-0064-03
DOI： 10.15916/j.issn1674-327x.2019.06.018
收稿日期： 2019-07-11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L15DYY005)
作者简介： 朱红(1973-)，女，辽宁凤城人，教授，博士。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566.C.20191104.1052.006.html
(责任编校：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