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教育体制变革的现实操作：教育适度经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体制论文,大都市论文,现实论文,操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教育体制已到了非大变革不可的时期，大变革须以其社会位置变换为基点，即真真实实地把教育当作产业来投入管理，而不是象以前几十年那样把教育当作“社会福利蛋糕”来点缀。
是产业就可以经营，办教育应有经营的意识与策略。教育经营指的是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与社会连结去交换，以获取的适度利润增加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的良性发展的手段。但教育是以教书育人为本质特征的特殊社会服务产业，由于教育的直接对象并不是教育经营的直接对象，加上受教育者之极大可塑性和教育周期长特点决定了教育目的的长期稳定性，所以以教育的社会位置变换为基点提出的教育产业与经营观念内涵，就与一般的产业经营现象不尽相同，即教育应是实施适度经营的产业。
首先。教育经营必须不干扰教育目的。任何违背或直接干扰了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经营行为，不管获取了多大利润都是不合适的。其二是教育经营须由国家适度政策支持，一方面它不能完全由市场自由调节，另一方面亦应有特殊政策放活扶持。其三是适度利润，当“高价学校”出现时，社会哗然之一就是认为其高出了一般行业利润，事实上由于办学周期长（起码6年）造成“周期风险”可能的多次性多变性，截取稍大利润应是合适的，关键在于控制利润流向。当然，教育经营亦可以是成本经营或补偿经营。其四是适度投入，教育经营的利润流向应不同于其它产业利润：一般来说，其它产业经营是以最大利润为主要目的，且利润是被投资者决定分配了的。但教育经营利润之流向大多作为对教育的再次投入为基本特征，区别企业家真办教育假办教育，这可以是一个最根本的标准。其五是适度垄断，教育经营未完全进入大市场，因此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对经营范围可作适当垄断，譬如对学校专用产品产销垄断，以此截留部分成本作为利润，并以这一扩大之利润增加教育投入。要适度垄断就必须经营集团化，而这也是能最大限度利用教育（其硬性资源和软性资源）条件有效经营的重要方面。其六是“经营”与“教育”适度分离。教育经营是通过利润的再投入去支持教育目的的实现；教育是通过细致的教学与管理去直接兑现目的。两者关系是直接的，因此，在现实中或社会操作上，两者应是相对分离的，这既可以避免社会上的误会，也是提高教育经营者积极性所必须的。
教育经营的内容范围有两大方面，一是一切属于教育系统中的物业，包含房地产、校舍设施、学生学校专用物品之供应生产等，这是教育资源“硬”的方面。长期以来，这硬资源的经营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致使作为社会诸界中占有最多物业的教育系统，却贫困不堪。在当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给政策，让教育界占有的这些硬资源活起来，为教育造血，应是上层决策者该想到的了。“硬”资源主要由“教育产业集团”经营。二是“软”之教育资源，如教育教学技术、人（教师）、学位、科技知识（或理论）等等一切可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方面。这主要经由学校开展经营。教育即服务，教师校长亦是服务。这一认识有时被误解为贬低教育，贬低教师。事实上，从产业性质上区分，这一认识是完全正确。教育为社会现代化服务，教师为社会为学生为家庭服务，是一种高级的、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促进下一代身心健康发展的服务性劳动。当一味强调教师“为人师表”，却无视教师之贫穷困惑时，才真正是贬低教育价值呢！当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却千方百计地让孩子远离“为人师表”的职业时，那才真正是教育的悲剧，社会文明的悲剧！确认教育价值，首先要确认教师的劳动价值，而它又是由其给社会付出的劳动形式和质量来说明的。是服务就可以提供交换价值，就可以有组织地实施经营。一直以来，提及教师劳动的社会交换，提及学位收费，往往被人斥之为只见钱而不见人（学生），是违反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但是有谁会说五星级宾馆之高水平服务高收费是不合理的呢？因此，关于教育资源之“软”的方面的开发经营，首先要有一个“换脑筋”的过程，即教育经营并不等于只见钱不见人。在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前提下，社会有选择教育的大量需求，而教育则通过挖掘潜力，向有选择要求的家庭或个人，提供新的教育机会及良好的教育服务，这“交换”不是天公地道吗！
二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之地理区域不平衡现象是极明显的，改革开放十五年来，由于开放政策实施前后之区别，又出现了“时差区域”现象，如深圳、广州与贵阳、西宁，珠江三角洲与四川平原，就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差别了。尽管扩大改革开放政策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东西、南北、城乡之发展时差，在近期二、三十年内恐怕改变不会太大。这一时代性落差产生的思想观念及其相对应的教育实践之差别，是我们考虑教育变革发展时，必须正视并作为依据的事实。
我国大城市及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可属“时差区域”中最先进的部分。教育产业之经营，可以率先在我国大都市或经济发达区域教育变革中确定为一项内容或体制改革的一条思路。得改革开放风雨洗涤熏育之先的广州人，从社会现实、自身家庭利益与下一代健康成长相统一的关系出发，对教育进入市场适度经营的现实，其表现已大大超出了容忍态度而走上了支持的大变革了。去年四月份，我们对广州各阶层市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回收问卷6500份，回收率为70%。有三个结果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第一、市民对教育现状存在着深切忧虑，普遍关心教师的合理社会报偿。
广大市民对广州市政府重视教育的政绩是较满意的，但也有沉重的忧虑。如教师待遇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敏感令人为难的社会问题，在广州市市民的观念中却是一个令人焦急忧患的问题，是一个可以在其它职业之前，首先去解决的切实问题。因为他们已深深地意识到：教育问题就是教师问题。
当问“教师跳槽现象普遍，您认为正常吗？”答“不正常”和“非常不正常”者共占65.85%；当问“您认为教师职业令您感到羡慕吗？”答“是”者为38.57%、答“否”者为43.36%，选“从不”者占11.82%，选“永不”者占6.25%；在商品大潮中生活了15年后的广州人有近40%的民众尚羡慕教师职业，无疑使人们看到了教育的希望！但包括“否”、“从不”、“永不”三者选答率共合61.43%这一事实，已向我们整个社会提出了严重警告：再不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我们这代人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可令人欣慰的是，广州人对问“您认为本市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依选答率多少排位是：教师待遇(41.62%)，学生无心向学(18.02%)，教师不稳定(13.8%)，教师素质差(9.92%)，管理水平(5.68%)，校园舍窄小(5.68%)，其它为2.7%。其中直接指向教师问题的三项共合65.41%，尤以“教师待遇差”为最，且与其它选答案有着显著比率差距。其中除了学生选答有微小差别外，其他五种职业类型选答趋向完全一致。而面对“假如您是本市市长，对教育发展考虑，第一应做什么？”这一难题七个答案中，有效选答达1054人次，选答排第一位的是“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薪”，占35.1%。（其中教师对这一答案的选答率达56.22%，职员占52.46%，企业管理人员占45.45%，干部占35.31%，学生占22.74%，工人占10.53%。）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对问“您认为目前教师的月收多少为合理？”广州市民在500-2000元以上的七个档位上，选答最多的为“1200元／月”占23.88%。“1500元／月”占23.3%。当把每档的选答率当作档位赋数的“权重”时，可看到全体答卷者设定的教师合理月薪平均为1336元。其中，教师自认为合理月薪为1764元，干部认为教师合理月薪为1428元，经理认为是1324元，职员认为是1218元，工人认为是1120元，学生认为是1117元。而对“当教师月收入达到什么水平时，您可能去当教师？”这一问题，选答率最高的档位是1500元／月，占27.5%，也如上法，把每档的选答率当作权重时，可看到教师自认的期望月薪为1660元，全体答卷者期望教师月薪之平均数则为1490元。
从这次调查结果测算出，作为家庭月人均收入仅为430元（职工人均600元）的广州市民，面对国际大都市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远景，非常愿意让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首先富足以安执教鞭。这是广州人的豁达，也是广州人对教师于社会之作用力充满信心的表现。
第二、市民对教育已有着清醒的投资意识，并普遍愿意为教育事业承担自己的应有责任。
与物价水平比，广州市民的收入并不是很高的。据这次调查统计，每月给一个孩子的零花钱，34.88%为10元以下，37.89%为10～20元，15.87%为20～30元，6.26%为30～40元，而40元以上的仅占5.09%。但改革开放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实惠，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和觉悟。可以说，广州人已从原来的“福利型”教育的观念走了出来，并大大加强了教育投资的意识。
对问“您的存款中有为孩子日后作打算吗？”答“肯定有”的占33.93%，“不明确”的占39.35%，“没有”的占26.72%。当十分具体地问“如果每月交学杂费，您的家庭能承担多少？”对此有83%的人明确愿意承担（17%的人没选答），其中选承担10元以下的占22.34%，10～20元的占32.42%，20～30元的占28.26%，30～40元的占10.3%，40～60元以上的占4.38%，60元以上的占2.3%，也就是说有77.66%的家庭愿意也可以每月承担自己孩子的教育费用10元以上，以此等级分档，依选答率为权重，可以看到广州家庭每月可能承担学杂费中间值为20.75元。而依同一方法计算，广州家庭每月给一个孩子的零用钱中间值才为18.87元。前者比后者多出约2元，虽区区小数，却占小孩用零用钱的10%以上。如果每月每生交一元学杂费，全广州市一年（十个月）就可增加教育经费一千万。不是巧合，也不是臆想，而是广州人为教育大业体现出的奉献精神的实在写照，是他们先形成的先进的教育投资意识的生动说明。这一点在其它答卷结果中也一再得到证实。
当市民在回答“您认为作为学生家长越来越难当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不认为是“学费负担”的占87.49%（肯定者为12.51%）。当问“假如您是市长，对教育发展的考虑，第一件应做什么？”市民把“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资”放在第一位，占35.1%，而“全免中小学学杂费”则在七个可供选择答案中排最后，仅占1.61%，对问“学校用合理之收费用于增加教师收入行吗？”答“很合理”的占11.24%答“可以”者占22.77%，认为“适当可以”的占51.91%，认为“不可以”的或“反对”的合占14.05%。对问“本市教育要大发展就要大投入，家长就应多分担，您同意吗？”市民态度也十分明朗，认为“非常同意”的占6.99%，答“同意”的占9%，答“适量可以”的占57.18%，合共为73.17%。
第三、市民对教育体制的大变革有着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公众心理承受力是任何一项社会变革的关键条件或必要前提，从以上结果及分析已可看到，公众对广州教育改革面临的难题，譬如教育的收费问题、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薪金等，都已具备着成熟而充分的心理准备。其实广州市民除了对这些属于社会利益再分配，即涉及到每家庭的原有已得利益受到削弱的变革都有着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以外，更值得称道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教育体制的大变革，也已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
如，对“学校可以私立经营吗？”这一问题，问卷有效选答者达1110人次，其中认为“完全可以”的占9.01%，选“可以”的占28.2%，认为“少量可以”的占51.8%，即赞同“少量可以”以上的共占89%以上（“认为根本不可以”的占10.99%）。再具体地问“公立学校利用学位适量经营行吗？”结果是：“完全可以”占9.96%，“可以”的占20.21%，“少量可以”占51.32%，“根本不可以”仅占18.52%。又问“假如本市的中小学有三分之一变成私立公助，您能接受吗？”结果是：“完全可以”占5.3%，“可以”占25.65%，认为可以但“太多了”的占14.18%，认为三分之一“不合适”的占37.99%，“反对”者占16.88%，也就是说认同这一假设的竟占31%，持保留意见的则占52.17%。近一、二年，广州市及全省全国范围内，各种非国立学校兴办热潮令人瞩目，面对这一事实，市民们在回答“您认为现有的私立学校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持“非否定”意见的占94%以上，其中认为“收费太高”的占43.46%，认为“营利目的”的占20.93%，认为“质量不高”的占19.91%，答“管理不善”的为12.24%，答“其它原因”的占3.46%，或者可以说，广州公众的答案中，不认为“营利目的”是最突出问题的竟占了近80%。
这一系列的调查结果，已充分说明了广州市民对教育体制改革中出现教育多层面、分立或扩展多种办学主体出现的极大容忍度，也看到了市民对教育的不同层次需求正在突现并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不仅可以看出广大市民支持教育大变革的热情和积极态度，而且还看到公众对教育大业的认识正在出现一次质的大飞跃，即教育只要是为了多出人才，办学校只要是合符社会进步要求，是可以当作第三产业进行适度经营，可以让办教育的投入与产出进入市场调节，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福利”事业式的教育观念了。
三
教育产业及其适度经营的理论提出，并不是象有人以“辩正”之名以“教育产业论相等于教育自救说”推向极端，贬之否之如权宜之计。事实上教育产业论远不是他理解的“钱学交易”那么低格调低层次之纯功利观点。教育产业及其适度经营在实践中的尝试，将在我国原教育“城堡”中挤出一条缝隙，最终引起教育体制大裂变。它的现实意义是：
（一）变纯社会福利事业的教育为可吸引社会投资的产业。教育既然是教人“学会挣钱的本领”的劳动，当然也就可以要将来学会挣钱本领的人（或受受益家庭），提前支付将来获取的部分可能利润。教育既然可以获取利润，自然也就可以吸引社会投资。投资要回报，即需要经营，要经营则要自主。这样，几十年以来，对教育人人都有索取的权利而不须承担支持之义务的现象就要打破。
（二）变教育投入单一化为社会化。教育吸引社会投资使纯国家垄断的教育变成了办学主体多元化。多渠道的教育投入，不仅使教育经费大幅增加，而且由于投资者拥有的权利与利益相对分立，而致教育产权多样化。而这也就会导致了旧体制裂变，催发教育新体系的诞生。
（三）变国民的教育福利意识为教育投入意识。每个人每个家庭既能从教育中受益，当然也就有义务有责任向教育或为受教育之机会作必要投资。现实生活中，各人或家庭的教育支付，实际上不是消闲消费，而是期望将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我国国民如没能转变这一观念，教育就不会有大发展。
（四）为确认教师之崇高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既然教育是产业，可以获取利润，当然教师的劳动因其责任重大、影响深远、操作复杂等，也就应有高的社会报偿。这一点与教师职业道德是毫不矛盾的。我们不能在歌颂教师的无比高尚的同时，偏偏付给低微报酬。否则教育大厦将崩蹋而不可补救。
（五）变教育监督行政化为全民（参与）化。教育投资的社会化肯定会使投资者加强了责任感。一般来说，教育投资者（包括家庭）是期望自己的投资有高质量的回报，否则就是对自己投资的浪费。也因此，教育经营自然就会带来国民教育参与意识的提高，并形成教育外部之质量监督机制；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教育投资者既有权利了解投入之使用方向，亦有权利知道政府这一教育最大买主在总投入中的比例，由此又建立起教育投入的约束机制。教育的全民参与是国家教育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六）变办学千校一面为特色多样化。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肯定带来办学目标特色的多样化，同时也带来学校内部管理与运作模式的多样化，如私立学校、民办学校、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学校、国有民办学校、国际合作学校；一校两制式、集团式、“子母”式：或校董会管理式、校长全责式等；或福利型、经营型、福利经营混合型；或企业附属型、学校附办企业型等等。可以肯定，有效的办学形式远不止仅一种管理运作模式的，新的理论新的历史契机条件，一定会生产缤纷多样的办学模式，并由此产生新的国家教育运行机制。
（七）变教育资源流向主观化为教育资源配置准市场化。教育产权的多样化及学校模式的多样化，自然使教育竞争现象突现，学校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教育人力资源的竞争，是教育资源配置科学化水平的竞争，其中最突出的将表现在教师校长的流动上，校长教师将再也不会终生固守一校了。“人往高处走”，教育竞争将优化教师队伍，同时也将使教师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成为现实。
当然，大城市教育体制改革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现实操作亦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但是，只要我们能认真考察一下我国企业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考察一下企业产权形式的演变及效应结果，认真面对国营经济、乡镇企业经济和个体私有经济三足鼎立的现实，回想前几年我们出于传统观念或朴素的感情，而认为后两者仅为“有益补充”那么简单么？！不难看到，只要树立起“教育产业观”，教育体制的历史性演化进程，就必将在加快开放改革的实践中由这一代人完成。
教育产业及其适度经营的实践，必然使教育科学研究面临严峻的挑战。几十年来在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下形成的传统教育理论，不可能为教育产业经营现实作指导，不可能解释教育产权多元化下的教育变革，为此教育理论本身也面临严峻的挑战，面临着大变革。譬如，怎样确定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如何计算教育之成本，如何根据教育投入数额划定教育产权之份额，教育产权所有者如何参与教育管理与分配，国家教育干预与教育产权所有者的关系；教育税收之合理标准、额度、教育收费之适度；教育投资主体与教育受益主体、教育经营对象与教育对象、教育管理者与教育产权所有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等等之间的关系如何区别又如何一致；教师合理的工薪如何计算，教育服务的商品特征，教育市场形成条件与特征及其运行规律；教育资源的组成及其潜力挖掘开发，教育的本质还能是什么，教育思想观念变革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市场中的道德文明与道德文明教育，教育价值与教育使用价值在市场中如何重新界定，教育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功能的一致性如何；商品经济中的教育权利、教育权益办与教育机会、教育选择的一致性如何，教育的社会学范畴有多大，教师的社会地位与成就动机、社会道德规范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师职业成就与社会报偿效应，社会生存与教育选择、社会家庭收入与教育投资负担，教育演变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教育社会化问题；社会群体中的教师或学生的社会角色变化，教育民主与尊师守纪，在市场经济中的教育体系与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教师工作计量与教学质量管理，校长与教育经营，教育的阶级性，教育督导制，学制课程内容，以及教育银行、教育特区等等问题或概念，都将十分现实地摆在了教育理论工作者的面前，都需要探索研究。
总之，由于穷办大教育几十年的教训，及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教育资本及其增殖现象，教育投资主体多样化及教育产权多样化现象，使我们已清醒地注意到：办教育不能没有钱，办现代化教育更不能少了钱，反之现代化不能脱离教育现代化。也因此教育需要增大投资，办教育亦毋须忌讳钱，教育经济学亦毋须在教育与钱的关系之外羞羞答答地兜圈子。要不是，将永远不可能理解“教育资本”的出现或增益，不可能正确看待民办学校、私立学校或经营性质的非国有产权的学校，不可能彻底解决受教育越多越受穷、当教师越长越受穷、商品经济越发达越没人想当教师等等这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然，倡立教育产业论并不是要使办教育过程处处都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抹煞教育规律，抹煞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一句话，办教育办学活动可以经营，教学过程不能经营；办教育也应按经济规律办事。我国大都市或其它经济发达区域完全可以在确认教育产业观前提下，在对教育产权作分化的现实操作中引发一次体制大变革的。共识也好，立异也好，现实最具权威。只要教育产业之经营能给我国教育良性大发展带来新的希望，何须惊之恐之？如果说，教育产业论是一种时差理论观念，那么将可以肯定，我国教育发展的“时差”，将会改变人们对“教育产业与经营”说的时代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