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旗帜的女性主义书写——大陆迁台女作家的家庭性别小说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不打论文,旗帜论文,性别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3)09-0000-08
讨论大陆迁台女作家的创作，学界多瞩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主要检视其乡愁文学、婚姻爱情小说、世态人性小说、闺秀文学等创作现象，由此确认它疏离当时社会“战斗文艺”主流、开拓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独特意义。事实上，不仅如此，大陆迁台女作家对台湾文坛的最大挑战，是以不打旗帜的女性主义姿态，尖锐地碰撞着诸多性别议题。她们在台湾文坛的文学姿态，正如学者范铭如的形象化描绘：“她们是一群披著阴丹士林旗袍，状似甜美的辣将。”[1]21
一、性别议题书写的缘起背景
从1949年前后迁台的大陆女作家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来看，在国族意识“大我”精神的论述之外，性别意识的较量早已悄然开战，家庭性别小说仿佛不经意之间登上文坛，传达出相当前卫的“不打旗帜”的女性主义观点。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统摄的“战斗文艺”时代和男性话语主导的文学语境中，这种创作何以悄然而生?面对漂洋过海的离散经验和“家/台湾”的岛屿出发，女作家有太多的题材选择和人生诉求，为什么会在作品中凸显性别议题?在浩如烟海的女作家作品中，性别议题的女性书写又是以怎样的面貌顽强呈现?
从文化境遇来看，50年代的台湾是“战斗文艺”大行其道的年代，大陆迁台女作家笔下亦有少量追随主流话语的峻急之作。但踏上岛屿所面临的现实是，大陆迁台女作家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的政治强势，并不能改变女性在台湾现实环境中的性别劣势；她们有着知识女性教育背景、谙熟国语表达的文化强势，却与男性文人掌管文坛、女性书写居于边缘位置的文坛弱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落差，这让她们在台湾创作的出发伊始，便或明或暗地遭遇了性别政治与国族政治的冲突抗衡。五六十年代原本是掌握语言文字优势的外省人写作时代，大陆迁台女作家也同样不乏某种政治文化上的强势和本应服膺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背景。而一旦接触陌生而全新的台湾岛屿，社会把更切近更触痛女性人生的现实本相呈现在她们面前：一方面，从台湾依然存在的“媳妇仔”现象和养女制度，到女性接受教育权利的社会性缺失；从男尊女卑传统古训的现实作祟，到女性人生价值在婚姻家庭中的自我迷失；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经过了这么多年，“人与女人”的命题在台湾岛上还是如此的沉重和纠结。另一方面，从大陆到台湾的命运迁徙与改写，让大陆迁台女作家无论是做支撑家庭的主妇，还是任职于学术部门、公职单位、杂志媒体、学校、工厂等岗位的职业女性，都首先以一个女人所身经的时代风雨担当，所经历的岛屿生存艰辛，特别体验到现实境遇中女性理想的失落和男女两造情境的复杂况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大陆迁台女作家以往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精神启蒙背景，遭遇了长达50年之久的日据时代给台湾带来的奴化遗毒；大陆迁台女作家在台湾现实政治中的社会身份确证，遭遇了她们在父权文化系统中的女性身份质疑；她们在50年代台湾文坛的作家角色，遭遇了边缘生存位置的尴尬；大陆迁台女作家“那一代才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2]162形象，遭遇了被古老传统和世俗现实弱化的“第二性”地位。凡此种种，不能不触动女作家们的思想与心结。
所有这一切，使得大陆迁台女作家在为文发声的时候，往往以一种尖锐痛楚的女性生命经验，富有挑战性的激烈言辞，来表达对男权文化秩序的质疑乃至抗议。在“战斗文艺”紧锣密鼓开张的1950年前后，女作家笔下反而针对性别议题首先发声，显示出一种越轨的力量所在。武月卿主编的《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文艺性浓于实用性，刊的多是生活散文小说、妇女问题论著”[3]17，它逐渐开辟出女性的论述场域，形成了隐然若现的女性阵线。在1949年3月13日的创刊号上，谢冰莹的《职业妇女的痛苦和矛盾》和徐钟佩的《熊掌和鱼》，首先道出了女性在家庭与职业之间疲于奔命的两难选择。1950年3月20日，林海音紧接着发表《台湾的媳妇仔——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敏锐地触及了养女现象与买卖婚姻制度的实质；1950年5月7日，孟瑶勇敢地投出了来到台湾的第一篇文章《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吗?》，以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为女性生存的悖论性境遇大胆鸣不平。在《中华妇女》杂志上，莫希平1950年9月15日发表于1卷3期的《家庭是妇女的终身职业吗?》；王国秀1950年10月15日发表于1卷4期的《妇女应走向何处去?——走向社会?抑走向家庭》，其矛头直指向父权核心的家庭体制，力陈“万千妇女孜孜以求的便是摆脱家庭的束缚，而以一个‘人’的资格立足于社会”。
不仅如此，大陆迁台女作家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也有相对密集的表现。根据唐玉纯的资料爬梳和研究，仅以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1956年至1963年编选的五辑《妇女创作集》(小说集)为例，260篇小说中，凸显性别议题的作品就有32篇①。在更广大的女性创作领域，从活跃于50年代台湾文坛的林海音、谢冰莹、孟瑶、张秀亚、琦君、艾雯、钟梅音、徐钟佩、繁露、刘枋、童真、邱七七、徐薏蓝、毕璞、张漱菡、聂华苓、郭良蕙、郭晋秀、刘咸思、姚葳等，到成名于60年代的罗兰、康芸薇、王令娴、姚宜瑛、陈克环、叶曼、陆白烈等，都有各自不同角度的性别议题言说。特别是繁露的《夫妇之间》(1955)、钟梅音的《路》(1957)、童真的《穿过荒野的女人》(1960)、徐钟佩的《余音》(1961)、康芸薇的《这样好的星期天》(1965)、王令娴的《他不在家，真好》(1968)等一批小说，就是今天看起来，也是成色十足、弥足珍贵的女性主义文本；而同时期的大陆文坛，有关性别议题的女性书写，在当时的特定文化语境中却明显地处于缺席状态。
也就是说，相异于五六十年代男性文人“战斗文艺”的“正规部队”所关注的家国政治，大陆迁台女作家更倾心于来自女性的、自身的、周遭的经验世界，因而，家庭内部的性别之战，社会疆场上女性的双重困境，男权中心传统下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台湾现实社会中女性的情感悲剧与弱势境遇，成为她们首先瞩目的表现内容。一句话，她们要通过对女性自身的关注与言说，建立女性的叙述主体，从而寻求社会政治身份之外的女性自我身份确证。
二、挑战性别议题的创作路向
大陆迁台女作家对性别议题的挑战，是以家庭为言说场域，重在表现夫妻相处的模式、两性之战的焦灼、在家主妇的人生困境、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等内容；而“女人与家”题材的频频出现，揭穿了夫妻相处模式背后父系文化秩序的话语强势与男女不平等地位，也让原本依从的“在家女人”，在女性的自我觉醒中开始对男权传统的抗议、疏离、反叛，乃至离家、突围、走向社会。质疑男权中心话语和重建女性主体身份，是贯穿此类创作的精神红线。事实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开始由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中，家庭生活形态的变化，必然成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缩影。对这种家庭场域开打的性别之战的书写，遂构成大陆迁台女作家五六十年代的家庭性别小说。
其一，从男性的强势主宰地位与女性的弱势生存境遇中，来看“女人在家”的苦恼与抗争。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风气相对保守，女人、夫妻、家庭多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主外”的丈夫是家庭至高无上的主宰，“主内”的女人只能是一个居家的角色；而“女人在家”的主妇生涯并不能为自己赢得爱情保证和人生幸福；由“在家”主妇的苦恼所引发的质疑，她们通过自我化解或变相反抗摆脱困境的方式，虽有性别身份求证过程中的女性企图与努力，但并未越出男性所认可的传统视野，最后多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大团圆结局而告终。此情此景，真实地道出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的一种生存境遇，也反映了“传统淑女”碰撞性别议题时的矛盾情形。
邱七七的《以牙还牙》、谢冰莹的《疑云》、艾雯的《安排》等篇什，都触及到“女人在家”的苦恼与不平。《以牙还牙》中的慧敏本是安分守家的贤妻良母，由于丈夫达生忙于应酬，早出晚归冷落家庭，遂决意“还我自由，走出家庭”，制造夜不归家的“假象”，以表示对丈夫的“以牙还牙”。《安排》中的秋芸，身患癌症，丈夫章纬又因忙碌而漠视了亲情家事，这使她面临着生命与情感的双重困境。外柔内刚的秋芸以脂粉掩饰病容，拖着病体奔波于家事和医院之间；半夜里悄悄爬起来给孩子们写信，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对家事做妥帖的安排。但章纬却猜忌妻子白天离家外出赴约，深夜又偷偷地写情书，于是冷嘲热讽，恶语伤人。《疑云》中的汪英，因为丈夫口袋中的一张女人照片顿生疑云，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
上述小说，女主角原本都是相夫教子、克勤克俭的贤妻良母，遵从传统观念要求的“在家女人”。她们后来企图“越出家庭”的行为，缘起于夫妻相处中女性自身面临的困境。丈夫们忙于应酬，早出晚归，冷落了妻子，生疏了孩子，甚至连妻子身患绝症也无所觉察。夫妻相处的不平等，让妻子们开始对悄然出现的情感困境有了一种警醒和质疑。且看《以牙还牙》中慧敏等待夜不归家的丈夫而产生的心理愤懑：
你们男人真自由，说不回来吃饭就不回来吃饭，一天到晚应酬，不是上酒家，就是夜总会，就算你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碰到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勾勾搭搭的，日子久了，也难免不会花心。……我知道男人有男人的世界，男人有女人的禁地，调查得太清楚，不是等于和自己过不去。只是守着寂寞黑夜，眼巴巴地替你等着门，候你回来，虽然并不稀罕你的虚情假意，但你却连一点愧色都没有，反而倒转过来怨责我不该等门。难道我们就连一句好说的话都没有?难道我就是专门给你生孩子、带孩子的?家在你是供宿的旅舍，在我就是一把枷锁，锁得我紧紧的?锁得我没有一点自由?[4]207-208
作为女性，我是谁?家是什么?夫妻意味着什么?——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命题再度提到了小说中的女主角们面前。同样是“早出晚归”的生活模式，男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实行；而身为妻子的慧敏、汪英、秋芸们稍有尝试，马上被丈夫们所不容，不是被疑为“红杏出墙”，就是被认定“离职”、“越位”，猜忌、嘲讽甚至中伤接踵而来。心有不甘的妻子们决意用自己的方式化解矛盾，进行变相的反抗。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以牙还牙”的反抗方式是仿照男性进行的，而师法男性行为和欲望的女人，最容易被男人所掌控，或成为男性建构主体的镜像。如果说，在汪英那里，这还是一种反抗的意念：“我一切模仿他们，男女既然平等，他敢交女朋友，为什么我就不能交男朋友呢?”[5]74到了慧敏那里，它已经变为叛逆的行动：“你晚上回来得晚，我比你还要晚，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给你来个以牙还牙，看到头来究竟谁输谁赢。”[4]208小说结尾，尽管夫妻们最终在误会消除、前嫌冰释的结局中言归于好，妻子们也在显示自我存在的抗争之后重新归位，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女性身份在传统与现实的压力中所遭逢的尴尬、无奈与困惑。
其二，通过期盼“独自在家”的女性形象塑造，彰显了以女性为叙述中心的文本。无论是对男女差异和权力差距的深刻批判，还是发掘日见成长的女性意识，康芸薇、王令娴、徐薏蓝等作家所体现的，是家庭性别小说的颠覆力量。
康芸薇的女性故事透过平凡、琐碎的生活素材，把性别战斗移入家庭，对两性关系做了深刻的剖析，一语道破婚姻生活的冷峻真相，有关性别政治的批判也更加尖锐。《这么好的星期天》写家庭主妇与丈夫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妻子只能生活在被丈夫统治的“家”中。某个星期日里，妻子想与丈夫聊聊天，谈谈心，但她所期望的情感沟通却遭到丈夫斥责，不是嫌她说话罗嗦，就是视她无理取闹。伤心的妻子回想起婚姻生活的历程，婚姻的幻灭感一再涌上心头。记得当年在医院痛苦待产，她原本希望丈夫紧紧握住她的手，在爱情体贴中给她鼓励和力量；没想到丈夫神情冷漠地嘲讽妻子：“每天有那么多女人要生孩，如果像你说的有那么危险，大家就用不着再担心人口膨胀。”[6]123
更可悲的是，男人用自己的标准规范了女人，女人又用这种标准规范了自己。小说中的妻子尽管有悲伤，有愤怒，但她不敢越出家的牢笼。而嫌她碍眼聒噪的丈夫，假借鼓励她调剂生活为名，以两百元打发她去西门町看电影。依赖成性的妻子希望一同出行，却被丈夫一语道破她的处境：“你知道林肯解放黑奴以后，那些黑奴怎么样了吗?黑奴不肯离开主人家里，因为他们不知道离开了主人应该怎么样去谋生。”[6]126受到刺激的妻子独自来到西门町，但她悲哀地发现，自己连独立逛街的能力都已经丧失。对流行文化的陌生，对车辆行驶方式的无知，对穿越马路的恐惧，使她混入人流，漫无目的游走。但即使如此，她也要尝试着用独自离家的方式反抗一下丈夫，维护自己的自尊，至少，她不必半路返家接受再一次的羞辱——“我不愿意像黑奴，林肯也不会来解放我。”[6]127
《这样好的星期天》把反父权文化传统的古老命题再度提到了人们面前。在家庭内部的性别战斗中，丈夫背靠强大的男权传统有恃无恐，女性却只能依赖丈夫体现生存的意义。更令人悲哀的是，长期生活在幽闭的场景中，被奴役的女性尽管有了走出的可能，偶然得到了“被解放”的机遇，也因为被豢养太久而丧失了生存的能力，这种被弱化的生命力量与女性身份，使得出走的“娜拉”仍旧茫然无措，举步维艰。这篇小说充分暴露了家庭主妇的现实症结，触及到诸多层面的女性问题，写尽了丧失性别身份的女性的心酸、愤懑与悲哀。颇具颠覆意义的是，一向怯懦压抑的家庭主妇居然声明：“林肯也不会来解放我”，这使她在对丈夫深深失望、不相信男权能够拯救女性的基础上，再度否定了领袖人物与救世主的谎言。此种情形正像学者范铭如所指出的那样，它“不啻揭穿了反共领袖自居妇女解放领袖的骗局，暗示著反共与性别战斗的不同质性，女性解放只有靠女性自觉自救——即使只能消极地在公领域中游荡，也胜过被家庭制度收编。”[7]85
王令娴的小说文本，大都以女性为观照对象，集中探讨都市男女的两性关系。一如前述的女作家作品，王令娴虽然没有在妇女解放的旗帜下，公开宣扬女性主义议题，但她从太多沉重的现实出发，对爱情婚姻带给女性的“幸福承诺”进行了大胆质疑。《他不在家，真好》写丈夫外出赴不明“约会”，妻子独自在家的心情与活动。但它与邱七七的《以牙还牙》、艾雯的《安排》有所不同，丈夫虽然不在家，妻子却不再是独守空房的幽怨，被人冷落的寂寞。妻子发自内心地欢呼：“他不在家，真好!”她可以不必在丈夫的“家”中受制于人，暂时拥有了“自己的房间”，重获女性的自由。她可以不必全力伺候丈夫吃饭，终日奔波于拥挤龌龊的市场买菜——“真遗憾，那属于女人常去的地方，有点像朵朵鲜花插在堆堆牛屎上。”[8]25她甚至点上了烟喝了高粱酒，想通过对丈夫行为的学习和模仿，看看能否学到他的心思，却不料触动了内心的辛酸而醉倒。丈夫归来后看到醉得“不像话”的妻子，并没有联想到自己“衣冠不整，左抱一个，右搂一个，贪婪的亲着野花香”[8]58；而昏睡中的妻子，却在喃喃自语：“他不在家，真好。”
这样一个文本传达了女性主义的多重命题，它所提供的镜像，不仅映射了男性的面目，也反观了女性自身的形象。女主角对自我空间和独自在家如此强烈的渴望背后，是女性长期丧失生命空间的可悲事实，它把拥有一间像伍尔芙所说的妇女“自己的房间”，提到了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妻子以对丈夫行为的学习模仿来报复男性，这是女性最初的反叛形式；而妻子在吸烟喝酒中并未喜欢这些行为，更谈不上认同这些行为背后的男性价值标准，这使得女性的反抗越出了男性能够容忍的范围，而不至于成为男性建构主体的镜像。女性既没有像男性希望的那样，通过对男性价值标准的认可而驻足于男权统治的世界，也未能通过女性价值标准的确立，来建构女性的生存空间，她们寻找女性身份的努力，不是在偶然遭逢的生活场景中昙花一现，就是在女性的梦境中潜藏隐现。王令娴对女性生存的困境与尴尬，女性反抗的曲折与艰难，写下了富有深意的一笔。
其三，透过敢于“独立出征”的女性的突围与困境，来看女性人生价值实现的艰难，进一步拆穿男权面孔的自私与卑劣，大胆解构家的神话。
童真的《穿过荒野的女人》，在海峡两岸的时空跨度上，写出了女主人公在不同的“家”中所经历的人生转换，旨在重新思考女人与家的关系。小说开篇，女主角坐在台湾南部小院美丽的凤凰木下沉思，回想起她在大陆所经历的“家”。小时候，她生活在父亲的家，父权的威严和专制笼罩了家庭。面对家道中落的经济危机，为了图谋钱财，娘家把她嫁到了新兴的大财主家中。结婚后，生活在丈夫的家，因为娘家是门穷亲家，她一再遭受丈夫冷酷的欺压。在夫家的一次寻衅冲突中，丈夫竟以离婚为要挟，并要她顺便带走女儿。面对夫家财大气粗的鄙视，娘家“伤风败俗”的谴责，女主角抱着女儿奋力走出两种势力的合围。这一刻，她清醒地知道，一个没有家的女人，既失去了传统生活秩序中的在家身份，又被剥夺了经济来源，等待她的只能是一片荒原般的人生场景：
她站着，觉得自己站在一片荒野上，那里，没有一座屋，没有一株树，没有一块光滑的巨石，也没有一处平坦的土地。满地都是荆棘夹著乱石。她要歇一下，或者靠一下，都不可能。假如她要离开这片荒野，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她自己挺身前进。[9]170-171
在经历了苦学考取师范、谋取教职维持生活、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人生拼搏之后，在美丽的南台湾，她终于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家：一间小屋，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尽管这间小屋比不上娘家和夫家的大屋子，无法提供更优裕的生活条件，但这是女主角通过自我主体建构而创造的生存空间，它可以任女性的生命和意志自由挥洒，而不再受制于父权制的家庭威严。与其压缩在父家与夫家两个大房子的夹缝中挣扎，不如建造“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作品中女主角的心情，也蕴含着作家对父权制权威遮蔽下的“家”的质疑和抨击。
女性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潜力原本有着多种实现的可能，但它常常被男权社会所压抑，女性也被塑造为“第二性”的人。张漱菡的小说《仇视异性的人》，旨在通过社会场景中女性能力的自证，来扭转男权传统对女性的社会偏见。在艾雯的短篇小说《捐》中，有着“东方之莺”美誉的音专高材生罗明因结婚放弃了艺术，多年后重燃唱歌理想，却因再度怀孕不得已捐弃人生目标。在音专陆教授的眼里，只要罗明站对了政治立场，“为尽一个贤妻良母的责任，间疏了艺术，还情有可原”[10]151；在丈夫的逻辑看来，拥有家庭的“幸福的价值胜过艺术”；所以罗明只能返回家中做一个贤妻良母，去服膺来自官方话语和男性话语的双重捐献要求。然而，这个表层的故事框架之下，女性对被迫“自我捐献”的内心愤懑与不平之气却暗潮汹涌，字里行间不时激荡出性别的声音：
想想看，几千年来，做女人的多少雄心，多少壮志，多少天才和理想，就这样默默地牺牲了，埋葬了，谁知道这牺牲，这捐献，还将延续多少世纪；男士们拥有事业的光辉，仍旧也享有爱情的温馨，可是女人，女人若献身于爱，便只能无尽期的服役，无限制的捐献，我这一辈子大概就算捐了，在整个青春进行曲中，我只成了一个休止符号。但那是我没有出息，我不想上进吗?[10]152
及至繁露的《夫妇之间》，女作家进一步揭穿了压制女性人生价值的男权面孔。小说中，屡遭退稿的文人丈夫向妻子抱怨，认为当下的台湾文坛充斥着性别歧视，只要是女人写的小说就能顺利发稿。妻子不同意这种论调，两个人便分别创作一篇小说，妻子的稿件署了丈夫男性化的名字，丈夫的稿署了妻子女性化的名字，但结果是丈夫败北，妻子的稿件刊出。充满嫉妒心的丈夫先是不服气，转而怂恿妻子挂丈夫之名继续投稿。遭到妻子反对后，丈夫立刻板起面孔训斥：“你们女人所以只能回到厨房去，一点不懂得随时把握环境，利用时机!……难怪人家要叫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连投稿换个名字都不敢，这不是弱者是什么?”[11]37-38这篇小说里，女作家通过夫妻身份置换戏仿文坛，女性价值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尝试和成功，竟然引发丈夫对妻子妒忌、嘲讽、挖苦的性别之战，由此所暴露的男性沙文主义面目，更有力地解构了依仗男权维持的“家”的神话。
事实上，从家庭突围、追求自身价值的女性们，同样不可避免地遭遇诸多社会现实问题，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两性竞争的较量，带来了性别议题的激烈碰撞。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文学才华横溢的大陆迁台女作家，穿行于公职、母职、妻职的多重角色之中，不甘于做家庭妇女，也不忍放弃内心的文学召唤，“她们无不是‘放下锅铲，拿起笔杆’的千手观音”[2]161；守在摇篮边一面读书一面写作，是那个年代许多女作家的共同经验。在台湾现实生活中，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是在家庭，而现代社会又要求女性同时面对职场。家庭职责与事业追求、志趣实现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以至于那些对女性困境感同身受的大陆去台女作家屡屡发声。初到台湾的孟瑶对职业女性的进退维艰愤然不平：“是的，家给了我一切，但，使我不愿意的是：她同时也摘走了我的希望和梦。……我想逃出去，我想逃出这个窒息的屋子，伸出头去，呼吸一些自由新鲜的空气。”[12]
有感于职业女性为琐屑家事所累，曾在国外当新闻记者的徐钟佩这样写信给台湾的朋友：“我贴额在窗，看外面的万千世界，恨不得脱下围裙，破窗飞去。”[13]11
对于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而言，无论你竭尽全力为家庭做奉献，还是靠自己拼搏获取社会认可，一旦回到家庭场域，职业女性的价值往往首先让位于家庭主妇的价值，无休止的琐事繁务劳作，加之男权面孔的低评价、苛责甚至挑衅，两性之战的焦灼让职业女性屡屡陷入人生困境。
徐薏蓝的《真与幻》中的瑞兰，王令娴的《球》中的周珏，都是那种辛苦劳作、为家庭呕心沥血做奉献的职业妇女。当初选择职业女性的人生，在瑞兰，终日忙于家务的“她像一只缩在茧里的蛾，该伸出头到外面的广大天地去看一看了，她向往一个职业妇女已太久了。”[14]138而在周珏，“上班不为别的，只为换一点时间容我思索一下，宁静一下。……在家里，大的哭，小的叫，老的吼，耳根就没法清静，我在生活中已可怜得一无所需，一无所求了，我不愿意再放弃我拥有的这一点。”[15]8如今身为职业女性，角色紧张，两肩沉重，女主人公们从早晨睁眼忙到深夜，为家庭奉献无怨无悔。但问题是，瑞兰的丈夫信诚倨傲冷漠，雷打不动地享受着被妻子伺候的绝对权利，宁可夜夜将精力消耗在娱乐场上，也不肯助妻子一臂之力，直到瑞兰过度劳累晕倒。周珏为抚养子女照料家事忙出忙进没有怨言，可丈夫的话却着实让她寒心：“妈是什么?‘妈’就是‘女马’，你见过女马怨声连天吗?”[15]21梦中的周珏多想让自己变成绿草坪上那只飞扬的高尔夫球，醒来的刹那间才明白自己不过是家庭生活中的煤球。上述作品对职业女性家庭困境的揭示，也无疑成为映射男权面孔的一种镜像。
钟梅音的小说《路》(1957年)，则典型地反映了职业女性实现社会价值的家庭羁绊。梦淇与丈夫绍全，原是一对恩爱夫妻，过着传统生活秩序中夫唱妇随的生活。后来，发现了自己生命潜能的梦淇，从事公职的同时还业余钻研学问，因为聪明能干职位得以升迁。可没想到的是，“事业从大门口进来，爱情从窗户里飞去”，丈夫心态失衡，积怨甚多，竟然有了外遇，并把过失归咎于妻子；周围舆论的蜚短流长，也陷梦淇于“不仁不义”的境地。最终梦淇病倒，回家疗养，离婚就此搁浅；她的职位不便久悬，终于递上辞呈。小说结尾，养病中的梦淇经过这次痛苦的经验，得到了一种人生的成长，她意识到：人必须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她还年青，但她已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体味得更多。现在她要好好地珍重健康，有一天她将更坚强地站了起来，不为自己，却为给小吴太太那般后来的姊妹开路。”[16]22
三、不打旗帜的女性书写价值
1949年前后赴台的大陆女作家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动荡和人生漂泊，心中充满离散的情感与经验；而一旦拥有岛屿人生，即刻发出女性的声音，大胆挑战性别议题，这不能说不是当时台湾文坛的一种奇迹。
这种曾经被当时官方“战斗文艺”思潮所遮蔽的女性书写现象，不仅给当时文坛带来“另类”和“异质”的前卫精神，而且提示了我们对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路线的重新确认与价值评估。以往两岸撰写的台湾文学史，每每涉及大陆迁台女作家的创作，不是在乡愁文学与婚恋小说格局中评述作家个案，便是以“战斗文艺”时代的苍白花朵和远离时代的软性文学来定论；如此丰富而复杂的女性书写特别是家庭性别小说，常常处于一种被淹没的状态，得不到文学史研究的还原与评价。近年来台湾学界开始对此关注，范铭如②、梅家玲③以及唐玉纯④等人的研究，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启发。大陆迁台女作家从事的虽是不打旗帜的女性主义书写，但它所碰撞的却是尖锐的性别议题，由此可知当时的女性书写并非风花雪月的一味抒情，杯水风波的身边琐事，闺怨文学的自我忧伤，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周遭经验的摹写中，内含深层题旨，暗藏批判锋芒，始终关注女性问题与女性身份的重建。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时代转换的过程和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大陆迁台女作家的家庭性别小说还未能完全脱离传统的轨道，在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之间，在贤妻良母与女强人之间，在家庭场景与社会疆域之间，在传统习俗与现代观念之间，包括从大陆环境到岛屿人生的转变，她们自身及其笔下女性的形象，都程度不同地烙印旧的生活痕迹；女性的质疑和抗争多带有穿着阴丹士林旗袍的“淑女风范”，女性解放的幅度不免受到特定时代与女性自身的局限。但无论如何，作为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有着知识女性背景的大陆迁台女作家，她们对女性人格独立、婚姻恋爱自主、男女平等现代社会观念的认同和实践，使她们在保持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女性意识的敏感和自觉，并以此为参照，来观察现实社会中的女性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些家庭性别小说内在质地坚硬，批判锋芒犀利，它以前所未有的真实表现了台湾女性的生存境遇，难能可贵地揭示了女作家对女性身份、自我意识的勘探与定位，并且标举了台湾女性文学最具思想冲刺力的拓荒。
家庭性别小说的创作，不仅在50年代台湾严密的官方政治文化格局之外，开辟出女性文化视野中的新路向；也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岛屿，张扬启蒙精神与反封建倾向，继续发掘人/女人这个古老而现实的社会命题，由此接续了五四文化传统孕育的女性文学薪火。与此同时，这类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性别议题文本，还以当时台湾文坛乃至大陆文坛鲜见的女性书写面貌，为两岸的女性书写提供了一种互为参照的文学借镜。
注释：
①此统计见唐玉纯：《反共时期的女性写作策略——以“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为中心》，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6月，指导教授陈芳明，第120-127页。
②范铭如的研究，见于：《台湾新故乡——50年代女性小说》、《我行我素——6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小”女声》，收入《众里寻她——台湾女性小说纵论》，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
③梅家玲的观点主要见于：《关键时域，越界对话——五○年代、九○年代台湾小说中性别与家国》，收入《性别，还是家国?——五○与八、九○年代的台湾小说》，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
④唐玉纯的研究，见于《反共时期的女性写作策略——以“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为中心》，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6月，指导教授陈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