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年中论文,概况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状况，就各学科研究所表现的共同特点而言，主要是：理论探讨争鸣热烈，方法创新坚持不懈，领域开拓有所成就，热点讨论多有收获，旧题新论层见叠出。这些特点的集中表现则是：在理论探讨上，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问题；在方法创新上，政治史方面出现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政治问题的力作，抗战史方面进一步研究了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经济史方面有学者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制度变迁问题；在领域开拓上，社会史方面公共卫生研究成果颇有新人耳目之感，抗战史研究出现了日本侵华理论问题的讨论；在讨论热点上，晚清政治史较多地研究了辛亥革命问题，民国政治史较多地分析了国共关系问题，中外关系史较多地讨论了中日关系问题，在这些热点讨论中也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各学科研究进展的具体情况，则有下述表现。
史学理论研究
2002年的史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蒋大椿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展开讨论。
蒋文发表不久，吴英、庞卓恒随即与之商榷。他们认为，蒋文所指的那些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误释或曲解造成的问题；而蒋文对那些理论缺陷的纠正，不但没有更接近于真理，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困惑。（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王锐生认为，蒋文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它忽略了20余年来人们做过的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工作。（注：王锐生：《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
由上述两篇商榷文章开始，对蒋文的讨论逐渐升温。2002年4月18日，教育部高等学校社科中心与中国史学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共同举办“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会议就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理论创新，唯物史观与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等，进行了讨论，金冲及、李文海、陈先达等知名学者做了发言。（注：李珍：《“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随后，《高校理论战线》自第5期开始开辟专栏，陆续发表了一组文章。10月12日至14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倡议，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历史研究》杂志社，联合召开了史学理论座谈会，就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议题进行了座谈。（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中国社科院史学理论座谈会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10月27日至2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师大史学研究所主办的“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也专门讨论了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上述三次会议，虽并非专为蒋文所召开，但讨论的主旨却与蒋文密切相关。
在所发表的论文中（注：陈先达：《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与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沈长云：《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均见《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庞卓恒：《生产能力决定论》，《史学集刊》2002年第3期；马捷莎：《“超越”还是“回复”——与〈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商榷》，《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4期；王也扬：《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兼评〈历史研究〉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瞿林东：《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6期；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大部分学者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意蒋文的观点，强调必须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例如陈先达的文章说：“应该防止在反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口号下，全面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纯粹的思辨规律，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是非常大胆武断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瞿林东强调，坚持唯物史观就是坚持科学的历史观。马捷莎则提出，蒋文虽然强调说自己否定的是传统唯物史观，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但究其实质，蒋文所谓的“传统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在与蒋文进行具体商榷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也对蒋文做了部分肯定。例如张立达即认为，从理论的发展创新来说，蒋文具有启发意义。李振宏认为，“不管蒋大椿先生的文章存在多少问题，其努力、其方向，都是应该肯定的；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主义态度，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应该成为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的是发展，而不是回归；单纯的文本解读的方法，永远达不到我们的目的。”（注：李振宏：《近五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述评》，首发于《史学评论网》。）有的文章则与蒋文有契合点。例如郭小凌即认为，现存唯物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蒋先生所批评的唯物史观辅助原理，应该说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缺陷”，“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较大修改，需要发展”，但不像蒋文所说“严重缺陷”到失灵的地步。只要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有效，类似理论缺陷完全可以加以修补和更新，因为唯物史观仍具有兼容其它解释的张力”。郭文还强调说：“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注：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笔者认为，作为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的唯物史观，是否能与牛顿力学等自然科学类比，哲学人文学科是否存在超越的问题，尚值得商榷。
晚清政治史
1.太平天国研究
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已逐渐成为冷门，但仍然有些具体的实证研究颇有学术价值。关于1856年的天京事变，以往的研究者都认定天历七月二十七日（9月2日）是事变发生和东王杨秀清被杀的日期。张光荣通过考证，认为天京事变发生在9月4日至9月5日。（注：张光荣：《天京事变日期考》，《复旦学报》2002年第1期。）朱从兵通过对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文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的“侯相”称谓的详细考释，认为这些文献使用“侯相”一词，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又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注：姜涛：《重读〈李秀成自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姜涛对《李秀成自述》所涉及的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认为现在所见的自述原稿本已是全璧，而李秀成在刑场所作之“十句绝命词”就是收录于“自述”之中的“天朝十误”。（注：朱从兵：《太平天国侯相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关于晚清军制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变化，刘伟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省防勇的发展演变情况，说明防勇已成为晚清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战争和地方治安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它的发展，还随之出现了各省的军政和后勤机构，这是晚清地方督抚权力扩大的重要表现。（注：刘伟：《晚清各省的防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戊戌变法研究
茅海建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并参照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对先前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核订，并做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作者虽然没有从总体结论上推翻先前研究各说，但却通过非常详细的史实考证，在对先前研究各说进行认知、补证与修正的基础上，从细节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注：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针对近年来有些学者不断质疑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房德邻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深入探讨，坚持认为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因为通过他的影响，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注：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桑兵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以相关人事前后左右的联系为参照，力图揭示保皇派中有革命言论人物的心路历程及其革命言论的反响作用。作者认为，戊戌政变后，在变法与自主、复辟与革命、勤王与民政、讨满与保皇等观念决策的对立下，围绕革命与保皇的宗旨选择取舍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几乎贯穿整个保皇会的历史，并且几度导致保皇会的内讧甚至组织分裂。由此可见，“功能”在被固定化、神圣化之前，“革命”并非革命党人的专利；同是革命取向的政派或个人，也有政略的不同与利害的冲突。革命与否的分界，仅仅依据组织系统并不能够划分清楚。（注：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义和团研究
《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一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论文，视角颇有新意。路遥的《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认为，拳教是义和团的重要构成，贯穿于运动全过程，它同乾嘉年间民间秘密教门有源流关系。义和团发展阶段主要在直隶境内展开，其时乾坎卦教开始浮现；至北京义和团发展高潮时，其组织便趋于多元化。集聚在乾、坎二卦旗帜下的拳教，与圣贤道、九宫道等同时分别活动，它们与清廷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义和团虽以民间秘密教门为依托，但不应把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宗教战争。美国学者何伟亚的《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一文，着重考察了义和团运动过程中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北京的各种劫掠活动，以及当时西方媒体对此的反应。作者认为，有关西方人士在谴责列强劫掠行为的同时，对西方文明的野蛮性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提出了当时有关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关系之间的重要问题。德国学者狄德满的《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认为，华北地区的天主教武装活动是该地区历史悠久的集体性暴力活动的组成部分。外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地位，领导天主教社群最大化地获取并控制各种资源。义和团高潮时期天主教社群的武装防御活动，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4.新政研究
李细珠具体考察了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出台的前因后果，认为“三折”由张之洞主稿，其主要思想来源是以张之洞《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同时对于确立张之洞在新政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有重要意义。（注：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新政时期留日学生群体，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对于他们的革命性一面已有较多研究，而对他们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规划各项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认为留日学生对于新政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的近代化有不小的贡献，应当给予充分肯定。（注：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赵云田的系列论文（注：赵云田：《清末西藏新政述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清末川边改革新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与川边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辛亥革命研究
2002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丰收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团结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所收论文多达百余篇。这里只就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做些介绍。对于辛亥革命的社会背景，杨鹏程研究了长沙抢米风潮，对其中的官、绅、民三者的角色及互动关系着重做了分析。他认为，20世纪初年湖南连年灾歉导致严重的粮荒，由于财政拮据、官吏贪污、绅士抵制及“代邻省受祸”等原因，使官方解决粮荒问题的社会调控方案宣告失败；绅士平日借官势以欺民，在官绅发生利害冲突时则恃民以拒官，致使官方临变易帅，阵脚大乱；饥民指靠官府解决生存问题无望铤而走险，少数不良分子在劣绅的怂恿操纵下趁火打劫，扩大事态，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这是清王朝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重要表征。（注：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虞和平认为，发生在清末10余年间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虽都具有一定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意义，但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这一启动。这是因为辛亥革命有“三民主义”这一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纲领；选择了暴力革命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惟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途径；通过建立民国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给此后的民族独立、民主革命和振兴实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壮大，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动力因素，从而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条件得以基本具备。（注：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2002年4月30日《光明日报》。）沈渭滨认为，辛亥革命为东南地区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政治结构看，该地区开始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政治民主化运动的高亢之区；从社会群体结构看，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从社会经济结构看，民族工业取得了明显的发展，而且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因此，就东南地区而论，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它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注：沈谓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张永认为，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它以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使得国家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被确立为国策，这一国策使国家转危为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注：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对于立宪派，耿云志对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来历，尤其是该联合会第二届会议的内容及其政治影响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最大议题是反对皇族内阁和广练民兵。由于联合会两次上折，毫不妥协地反对皇族内阁，使清廷极为恼怒，而议员们对朝廷也产生绝望心理。广练民兵的主张反映了他们认为政府不可靠，对内、对外都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是大多数议员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在政治上与顽固的清廷开始决裂的一个征兆，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开始塌陷的一个重要标志。（注：耿云志：《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章开沅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对立宪派做出了新的评论。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东南地区和东南精英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总体实力还不足以一举取代北方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而在实际上主导社会潮流的东南精英乃是半新不旧的过渡时代英雄，所以辛亥革命只有以南北妥协宣告结束。革命派的英勇斗争是导致君主专制制度崩溃的最重要的冲击力量，然而以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各项革新事业中的贡献，对于国民政治觉醒也起了一定推波助澜作用。（注：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民国政治史
1.民国史的整体性研究
近年来，民国史研究进一步升温。2002年8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在北京举办的“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可谓是海内外民国史研究学者的大聚会，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俄罗斯、波兰、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100余人出席了讨论会。讨论会共收到论文92篇，所述主题包括了民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民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与研究动向及发展趋势。
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的《中华民国史》，今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三编第二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著），作者广泛利用了国内外各种档案文献资料，以政治史为中心，兼及财政、金融、经济、教育及科学，对这一时期的民国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较好地再现了国民党自内战向抗战转变的复杂历史过程，以及国民政府成立的头十年为稳固政权而在财政、金融、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对于民国历史的变化阶段，张海鹏认为，在整个民国时期，出现过五次历史转折：辛亥革命时期是第一次转折；1921年中共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导致工农运动的高涨，导致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高涨，最终导致北洋军阀的垮台，是第二次转折；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第三次转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促成了第四次转折；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和谈签订的协议和政协会议决议的不能履行，1946年内战的开始，是第五次转折。（注：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国民党与资产阶级关系研究
1922年底，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做了一次“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参与者达到1900余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杨天宏对这次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个结果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对于认识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变化，特别是人心向背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突出的是，孙中山得票最多，12个大人物中，国民党人士占据4位。通常认为国民党的重新崛起是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调查显示，在1922年中国民心已经开始倾向国民党，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政治成败的关键。（注：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以往的研究，主要从革命政府方面去考察，偏重于孙中山解决事变策略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部对处理事件的分歧等问题。邱捷从清末及民国初年广州商人团体产生和发展的某些特点出发，来探讨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指出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迄今缺乏有力的证据；商团事变是广州商界同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冲突，其性质是反革命的；这场事变的发生与清末及民国初年以来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有直接关系；商团事变也许是商入团体同政府冲突的一个特殊事例。（注：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的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张洪武通过对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嬗变的考察，认为二者关系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广东社会内部，即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是导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决定消灭这支异己力量的根本原因。（注：张洪武：《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之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王正华利用台北所藏有关档案，配合已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探讨了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展开第一期北伐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作者认为，蒋介石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网罗上海工商金融界重要人士，掌握沪宁地区财政，得以顺利筹款以济军饷，成为其后来立足东南、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而上海金融界人士之所以支持蒋介石，除了其反共立场，还由于蒋早年曾在上海金融界活动，与金融业领袖有深厚的人际关系，以及上海金融界人士中江浙籍占有绝对优势等因素相关。（注：王正华：《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吴景平、王晶则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个案，从金融史和政治史结合的角度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银行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吴景平还认为，1927-1937年间，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整合的过程。（注：吴景平、王晶：《“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吴景平：《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史林》2002年第2期。）
3.国共关系研究
对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杨奎松重新做了梳理，发表了3篇文章。他指出，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成功，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自此，“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即成为国民党内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在1925年3-11月间，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究其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容共”或“分共”有关，反映了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以及孙中山“容共”政策的不同态度。作者还在以个案考察蒋介石从容共、分共到反共历程的两篇论文中，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论点，指出蒋介石是国民党内师法苏俄的最主要倡导者，曾经赞同过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观念，也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从1924年直至1926年“三·二○”事件之前，都看不到蒋介石有任何反对或怀疑联俄容共政策的言论；蒋之所以会走到“三·二○”事件上来，固然是由于他对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但也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同样，蒋介石从“三·二○”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而不是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之后，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态度的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注：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走向三二○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梁尚贤陈述了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的过程。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清党使国民党实现了收归一切权力的局面；同时也使党内的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分裂加深；其丢弃农民的做法成为其日后失败的一个重要根源。（注：梁尚贤：《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进入新的阶段。杨奎松重新探讨了皖南事变爆发的复杂背景，以此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作者认为，1937年国共两党达成妥协之后，在国民党方面把共产党的妥协退让视为输诚甚或投诚，而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必欲独立自主，力图最终取代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这就决定国共两党在随后的抗战期间势必会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然而，在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互相对待政策都是有变化的。国民党最终走向皖南事变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它以正统自居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不易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注：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闻黎明则研究了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指出事变前后，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在事变的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但中共的不妥协态度使之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注：闻黎明：《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邓野研究了1944年9月中共所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的目的、过程和意义，认为这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最高政治要求。联合政府的口号所要否定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所要争取的是改变旧有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因此，谈判本身并不重要，而背景的作用极为突出，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谈判的走向与进程，其具体表现是：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注：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4.战后政局研究
金冲及著、三联书店出版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是战后政局研究的一本重要著作。作者指出，1947年有其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20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这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该书以大量史料探讨了“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汪朝光研究了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问题，认为这一交涉明为经济问题，暗中则与中苏、中美、国共关系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作者指出，苏联强占所谓的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国民党在战后东北面临着如何既不失国家和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的两难处境，且其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国民党对苏的态度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后方官员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不能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的安全过分敏感，不管国民党做出何等让步，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使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以失败告终。（注：汪朝光：《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5.民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被称为“权威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近代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源头出发，全面考察历史发展的进程，将原上卷以辛亥革命开篇，向前延伸到1840年，从“两个八十年”的高度，通过深远的历史视角，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背景。该书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根据新的史料和认识，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新的表述；根据近几年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指导，做了充分的叙述。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做过许多研究，李丹阳则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直接携手合作这一现象做了论述，提出AB合作的概念。作者以真（理）社这个几近无闻而在中共成立前曾活跃一时的团体为个案，通过对其成员构成、主要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组织的考察，揭示出俄国布尔什维克(B)与中国无政府者及团体(A)的主动接触、联络与合作，以及促使后者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对于中国AB合作的背景，作者认为除了双方共同的终极目标和阶级斗争对象外，主要是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团结国际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策略和行动的具体实施和体现。（注：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王奇生以中央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多卷本党内文献资料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为基本资料，具体考察了1927-1932年间广东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应变和具体运作的情形，探讨了该时期中共组织内部的构造，党员、党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其组织特点表现为：党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中央的意旨难以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经济困窘，交通情报传递迟缓，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不少参加革命的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或是出于个人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的。这些表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广东地区中共自我建设的艰难情景和特殊措施。（注：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抗日战争史
1.日本侵华研究
这是2002年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突出之处。史桂芳具体地分析比较了几种典型的日本侵略理论，认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都具有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以此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又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些理论的实践情况则是：东亚联盟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了东亚联盟运动，汪伪集团也参与其中；东亚协同体论者的昭和研究会参加了大政翼赞会；大东亚共荣圈论则被日本政府直接表述为基本国策。（注：史桂芳：《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冯伟考察了“满蒙领有论”和“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内容和范围的演变，分析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进而指出：从占有“满蒙”变成建立“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整个扩张计划而做的策略调整；“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和范围，并非一成不变，其演变与二战前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它不仅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特征，而且是日本各种侵略扩张的综合体现。（注：冯伟：《“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张生、卢文华在分析日本侵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自明治维新至抗战前夕，日本主流文化对其文化母国中国的观感是蔑视二字；对中国的欲望也可以概括为侵略二字，并引据福泽谕吉和大川周明的言论论证这个观点。文章给人以日本近代侵华理论中包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示。（注：张生、卢文华：《日本侵华模式初探——以“华北事变”为中心》，《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
林晓光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右翼思潮与团体产生发展的历史状况，认为最早提出右翼政治理念的是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最早的右翼团体是“玄洋社”，其后的“黑龙会”、“犹存社”、“民间社”等，虽名目不同，但思想渊源皆出于“玄洋社”。到20世纪初，右翼思潮和团体迅速发展，出版了鼓吹用皇国至上、忠君尚武、种族优秀等理论改造日本的多种著作；在组织上以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各地在乡军人会统一组成“帝国在乡军人会”。到了30年代，右翼团体支持军部法西斯势力，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全面法西斯化。到战时，“大政翼赞会”的成立，又使右翼组织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一个子系统。文章还分析了战后日本右翼得以生存活动以及1970年代后出现的“新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异同。（注：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从以往的主要着眼于日军加害于南京市民以及国际救援，深入到受害者的防害准备。张连红利用档案及其他史料，提出屠杀前南京尚有常住人口54.7万人（之前为百万），其中多为贫穷百姓，因无力迁移，战争来临时他们惟一的选择便是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安排过一些保护滞留市民安全的措施，但最后关头却断掉了难民逃离南京的惟一通道。在灾难的心理准备方面，政府和民众对日军攻击南京的策略意图认识不足，并没有考虑到日军占领南京后会进行屠城施暴。另外，政府将保护市民的重任毫不犹豫地托付给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许多市民也认为只要届时避入安全区，在西方人士的保护下就能避免日军的伤害，也使灾难程度加深。（注：张连红：《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程兆奇则从加害者的角度研究南京大屠杀，对日军屠杀中国俘虏是缘起于基层部队自发行为还是高层命令的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注：程兆奇：《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2.沦陷区研究
除了日本的殖民统治罪行研究外，对沦陷区社会、文化的研究逐渐深入。在沦陷区的社会统治方面，潘敏对维持会产生的社会条件、参加者的不同类型、它的实际作用，特别是它与日本人的矛盾进行了分析。该文对江苏省22个县的维持会进行了考察之后指出：维持会中的上层人物基本上是地方头面人物，或者说是有势力、有影响力之人，但他们进入维持会动机复杂，除了有一些人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做事之外，某些人是出于自保或安境保民而进入维持会，另外一些人是不得已而与日本人“合作”，因而使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矛盾迭起，中国人显然的弱势地位迫使一些人只能采取退避的方式消极抵抗。一些地方的维持会几经易人，其资源汲取能力越来越强，而维持秩序的职能却越来越弱，甚至成为社会的乱源。（注：潘敏：《日伪时期江苏县镇“维持会”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在社会文化方面，张泉提出：“沦陷区似乎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感觉”出于以往研究的两个“差错”，一是说“笔部队”是沦陷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说“皇民文学”是沦陷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把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日本作家组成的“笔部队”的作品划分到中国沦陷区文学，混淆了民族界限；“皇民文学”是台湾“皇民化运动”的伴生物，它认定“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是日本过渡公民”，而大陆沦陷区文学并不包括这些内容。另外，文章还提出沦陷区作家政治评判的依据问题，认为把张爱玲塑造成“文化汉奸”或“附敌附伪的作家”，造成了大量史实差错。（注：张泉：《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论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3.中国抗日研究
在抗日政治研究方面，对于抗日战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往很少研究，即或有所涉及也大多以“中断”论之。由谢忠厚等人合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型——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前后接续的特殊时期，并具体考察了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即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具体论述了共产党人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现代化进步的实践及其结果。作者特别强调，“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其结果则是：中国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过渡到现代化而必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利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是农民自发性向政权结构提出挑战的顶点”等观点，提出：“抗日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联系着”，而通过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改造的努力，极大地削弱和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基础，这是与打败侵略者同样重要的胜利，它标志着抗日战争成为新旧中国历史接续的枢纽，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由此得以完成。温锐、戴利朝也以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抗日战争使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共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及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力量，为中国成立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创造了条件。但由于战后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国民党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使中国在战时形成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断。国民党历史性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抗战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中共则在两党关系破裂后很快战胜了对手，充分显示了抗战对中国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的影响。（注：温锐、戴利朝：《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对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派系问题，陈红民引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存资料，探讨了胡汉民和两广派在宁粤分立时期的政治主张，认为胡与两广派的主张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出现这种两面性的原因在于，“抗日”抑或“联日”均是其反对南京与蒋介石的手段而已。（注：陈红民：《“抗日反蒋”与“联蒋抗日”——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在抗日外交研究方面，除考察战时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与外交活动外，开始有学者从宏观方面进行外交制度的研究。陈雁从分析蒋介石参与外交活动过程入手，探讨了国民政府外交机构的调整、人事冲突及其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作者认为，战时外交显示了“主动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它集中体现在蒋介石的“人身外交”中。但蒋的“人身外交”被滥用到几至“事必躬亲”的地步，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元首外交”理应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注：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刘贵福研究了国民党外交决策研议机构“特种外交委员会”。文章记述了该机构自1931年9月30日成立至撤消3个月中的活动情况，认为该机构存在时间虽短，但确起到了主导中国外交的作用。该机构虽因缺乏实力基础，使种种努力最终落空，但它以国联为舞台，以欧美国家为工作对象，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群策群力，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撤兵，做了大量外交谋划，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与支持，也使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注：刘贵福：《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李嘉谷除继续表明《苏日中立条约》所附“宣言”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而理应受到中国谴责的观点外，还认为国民政府对该条约的评论是十分慎重的，蒋介石甚至认为：“苏日条约，就整个局势而论，对于我国抗战，与其谓有害，无宁谓其有益矣！”这是因为，就日本来说，签订该约主要是针对美英的，并促使美英在远东采取强硬政策，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注：李嘉谷：《“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在战时社会经济研究方面，何友良分析了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主张与实践，认为蒋经国所提出的以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为目标的赣南“新政”思想，其渊源并非完全是苏联模式，其中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古代政治家的经验、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实践来看，这种社会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改革目标与战时环境、社会条件尤其是国民党的体制和统治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最终难以实现。（注：何友良：《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简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此外，高冬梅考察了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救灾工作在敌后根据地的实施及其成效。吕文浩从社会学的角度，运用社会心理研究方法，对西南联大师生由日机空袭而来的特殊生活内容以及人们的心态进行了考察；田霞考察了战时陕西工业发展状况。（注：高冬梅：《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吕文浩：《日本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田霞：《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工业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4期。）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研究的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4.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
由张海鹏、步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比较清晰地描述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脉络，并比较全面地揭穿了右翼教科书的要害。上篇对教科书问题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评介，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下篇是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书中还附录了自1945年至2001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大事年表。郭素美、王希亮针对2002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通过的由“日本会议”编写、明成社出版的高中版《最新日本史》，以及此前由“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初中版《新历史教科书》，指出该教科书的要害在于：全文刊载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对日本近代以来发动的侵略战争，通篇不提“侵略”二字；把战争责任推给对方；美化殖民统治、掩盖战争犯罪；否认东京审判；鼓吹修改宪法，煽动收回“固有领土”等等。文章认为右翼教科书相继出台，表明日本的右倾化正在一步步加剧。王智新对编纂《最新日本史》的“日本会议”进行了剖析，认为“日本会议”从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反对“东京审判史观”和“谢罪外交”，并提出要向日本青少年“强化启蒙运动”。作者指出，该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华战争和殖民统治，严重地妨碍了日本青少年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注：郭素美、王希亮：《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王智新：《“日本会议”与〈最新日本史〉》，《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中外关系史
1.中日关系研究
中日关系是2002年中外关系史中研究最多的一个领域，从清末到战后时期都有涉及。
吕顺长以日本明治后期报刊杂志中有关留日学生的报道为中心，对中国人留学日本及日本方面的态度和认识进行了历史考察。文章认为，自1898年以后，日本不仅把留学生的教育作为获得中国人信赖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期望通过它培植亲日势力，对中国各领域产生影响。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被认为是日本的“天职”和“人道”。（注：吕顺长：《近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认识》，《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王建朗考察了日本在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中的态度。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所发动的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其重心原本不在日本。但日本政府未能意识到数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不愿意调整政策以顺应中国形势的发展，而且仍然以旧的思维和旧方式对待中国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拒绝承认中国有宣布旧约终止的权力，并曾想抵制中国实施国定税率。日本的僵硬态度不仅为国民政府和中国民众所反对，也未获得美英等国的支持。在中国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中，日本陷于孤立境地。（注：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中美关系研究
王立新以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为例对已有的评价范式提出了商榷，认为对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活动，中国学界的“文化侵略”说虽然反映了部分历史真实，但仍是将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直接转化为政治话语，是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审视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无法对传教运动的多方面影响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美国学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从后殖民的视角为传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但同时该理论简单地把分析后现代化和后殖民时期文化关系的范式直接应用于近代中国，忽视了传教运动在现代性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低估了中国文化精英自主选择、抵制文化控制以及维护自身文化认同的能力。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是异常复杂的历史现象，这种复杂性在于传教士活动的广泛性、其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和影响的多面性，必须根据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和不同的方面建立不同的理论框架。（注：王立新：《“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中俄关系研究
刘存宽研究了1895年的中俄四厘贷款问题，认为此次贷款具有对华资本输出的性质，有不同于以往沙俄对华侵略的新特征。文章强调，尽管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向来是以领土为主要特征，但到19世纪90年代，它的侵华活动主要表现在对华贷款、攫取筑路权和开矿权、夺取中国沿海港口、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等，这是沙俄对华政策中的新的因素，即资本帝国主义因素。中俄《四厘借款合同》绝不是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帮助”，而恰恰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中国的首次资本输出性的侵略，是一种“用经济手段兼并中国的图谋”。（注：刘存宽：《维特与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4.中葡关系研究
黄庆华研究了中葡有关澳门主权的交涉过程。文章认为，葡萄牙提出澳门主权问题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这时的中国虽然处于被动挨打的悲惨处境，但毕竟没有软弱到连葡国都可以任意欺凌和宰割的地步，葡国要想以签订条约的形式“合法”占据澳门，除在利害相关的情况下联合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就只有耐心等待“天赐良机”。中葡1862年签订的条约是葡人居澳以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但由于葡萄牙代表采取了欺诈手段，未得到清政府批准。在1864—1887年期间，葡萄牙为以订立条约的形式达到“合法”占居澳门的目的，串通列强及其驻京公使，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活动。最终，葡萄牙也是利用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机会，并因为“机缘凑巧”才得以同中国立约。葡萄牙立约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益均沾”而是为了攫取澳门的主权。（注：黄庆华：《中葡有关澳门主权交涉内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
经济史
1.对金融制度变迁的理论探索
杜恂诚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比较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认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替发生。诱致性变迁指的是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产权制度、宪法秩序、意识形态和政府能力是对制度变迁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变量因素。旧中国的私有产权制度是“不充分、不独立、不完全”的，如清政府倡办的“官督商办”企业，虽然都是私人投资创办，但处分权、转让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只要认为是它所需要的，就可以任意将私产产权变为政府产权，如南京国民政府强行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收归国营。如果政府是很弱的，那么它的控制力就十分有限，诱致性制度变迁仍可能发生，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很难发生，如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由完成政治统一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控制能力，行政控制成本也随之提高，因此，改变原先的自由市场金融制度就成为维持政府控制能力的必要环节，使政府能力的提高与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互为因果。作者认为，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是正向交替，主持这类变迁的政府一般是“有限政府”，它只能从市场出发，尊重市场的原有基础，并以这个基础来决定自己的作为，起到纠正市场缺陷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是在调节机制上下功夫，而不是用行政控制来代替市场的运作机制。另一类是不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是逆向交替，主导此类变迁的是所谓“无限政府”，它不是为了纠正市场的缺陷，而是从执政者的利益出发，为了解决政府自己的问题而设计出一套蓝图，强制地加以推行，南京政府就是一个典型。（注：杜恂诚：《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凭经验进行摸索而缺少理论指导是当前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引进国外成熟的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提高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分析水平。在开始引进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开放的心态，注意与历史事实相结合，就会熔中外于一炉，在比较和鉴别中取得进展。
2.租佃制度研究的新论
租佃制度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老问题，有些旧说似乎已成定论。关于地租率的问题，过去惯常的一个说法是：农民有50%，甚至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当做地租拿走了。为此，不少学者已列举出各地的各种史料。高王凌却另辟蹊径，研究地租的实际征收即“实收率”的情况，他首先考察了原额与实额，以及租额修订前后的对比，认为定额租，多数地方并不能照额征收，在许多地方都存在一种按原额折成交租的情况。其次，他考察了实收数与租额的对比，得出结论，如果说地租实收率只有租额的70%-80%，地租额约为土地总产出的40%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30%左右。（注：高王凌：《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温锐通过在赣闽边地区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对清末民初租佃制度做出了新的评价。首先，通过土地租佃配置农村生产要素，促进了地富阶层转向工商业和加速原始积累，地富阶级通过土地租佃制的制度安排，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还利工商产业，在传统农村的商品流通、组织经营等方面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次，土地租佃制的运作，使赣闽边区农村数量巨大的“公田”经营省却了费时低效的高额管理成本，获取了尽量大的经济效益，有力支撑了乡村社区公共事业的巨额费用，有利于传统农村社会持续与稳定的发展。再次，土地的租佃方式较好地配置了农村生产要素，不仅解决了农村耕地高度集中和广大贫苦农民无地少地的尖锐矛盾，使农户实现了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而且还为农民发展兼业劳动和多元化经营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灵活性，进而也为农村劳动力在经济规律下逐步实现转移提供了条件。（注：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3.手工业研究
据多数学者意见，20世纪30年代手工棉纺织业尤其是手纺业较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急剧衰落，而这可以认为主要是机纱代替土纱的结果，给人的印象，似乎在此期间手工棉纺业已到了“垂死的边缘”。林刚吸收了严中平、巫宝三诸位学者的成果，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资料加以补充修正，并对手工棉纺织业的存在与分布、手纺纱与手织布的数量、手工织布业的产地、原料与市场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得出结论：在抗战前的30年代中期，中国的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30年代至抗战前，中国的棉布中，手织布约占71%，机织布约占29%。以上说明手工棉纺织业不但不处于“垂死的边缘”，而且在30年代仍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注：林刚：《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财政税收研究
清王朝的覆灭与政府财政赋税政策的关系，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晚清时期，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旧税一次次地加重，新兴的捐税多如牛毛，清王朝已处于全国人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怒火之上”。但也有以王业健为代表的海外学者认为，光绪末年(1908)，国家财政收入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4%，认为税负过重导致清王朝垮台的理由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晚清财政最主要的问题恰恰是“传统的轻赋政策成了阻碍国家进步的痛苦根源”。周志初认为，清末财政规模的扩张相当惊人。甲午战争之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8000余万两，1903年已增至1亿余两，1910年前后更高达3亿两左右。他指出，清末财政迅速扩张的原因较为复杂，既与赋税的加征有关，也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清政府对财政的清理整顿有关。他结合前人的研究估计，乾隆中期，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约为17.88亿两，实际财政收入为7380万两，比重为4.1%；1908年全国的工农业总值约为69.13亿两，实际财政收入为3亿两，比重为4.3%。因此，就清末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与乾隆中期的情况并无明显的变化。但是，他同时指出，由于人均产值的下降，吏治的日趋腐败和社会财富占有的严重不均，人民群众的实际税负明显重于乾隆中期。（注：周志初：《清末财政若于问题简论》，《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张九洲研究了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指出其如下几点表现：首先，改革财务行政，成立了度支部、税务处、清理财政处和督办盐政处，使中央财政管理的事权得到了统一。其次，设立银行，力图建立公库制度。其三，清理财政，试办财政预算。这些改革措施虽未能完全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如在财政管理上开始了近代形式的国家预算编制；确定了近代财政科层管理的体制；推进了政府财政管理专业化的发展和财政调控能力的加强。但整个来说，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未解决好，不仅使改革的成效有限，而且还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速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分裂和垮台。（注：张九洲：《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朱俊瑞也认为，单纯强调政治改革对经济改革的制约并不符合近代社会改革的实际。庚子之变后，“国库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既是刺激清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的原因，又是“新政”难以实施的重要因素。清政府在全面经济困境的陷阱里奏响新政乐章，无疑已写下了失败的休止符。清政府虽一度大规模地推行清理财政工作，加强对财政的集中管理，但已无法在根本上改变由经济运作和利益分配所造成的地方自主局面，并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离心离德，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注：朱俊瑞：《晚清政治改革中的经济制约》，《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
社会史
1.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开拓
李长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从物质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生活方式三个层面，考察了近代上海人的生活形态。内容包括：五光十色的西洋器物的传入及其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尊卑失序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奢侈之风与消闲消费观念，妇女走上社会与男女平等观念，婚姻关系与婚姻观念的变化。作者指出：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近代伦理变迁的启动因素；民间生活伦理是近代伦理的内在源流；民富国强是近代伦理的价值核心；西国富强榜样是近代伦理的参照。
茶馆是市民消闲的主要场所，日本学者铃木智夫选择茶馆最为集中的江浙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茶馆是中下层人们休息和社交的场所，是集会和交易的场所。这个公共场所集多种功能于一身，被当地人以俱乐部的方式利用着。江浙地区茶馆的特别功能是“吃讲茶”，人们通过吃茶调解争端，“饮茶之后，言归于好”，把众多普通问题的解决由法庭移位到茶馆之中。而茶馆则开辟说书、唱曲乃至于设立赌局等多种形式招揽顾客，使茶馆成为一个热闹的小社会。（注：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迎神赛社是民间最重要的集祭祀和娱乐双重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区活动，但很少研究。赵英霞认为迎神赛社除了具有娱乐和祈神禳灾的作用外，还有一种更重要而且被人忽视的凝聚社区的功能。乡村的演戏酬神活动往往以社区为组织单位和活动单位，因此，它的社会功能远远超过娱乐本身。（注：赵英霞：《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社会生活的研究中，很少涉及社会陋习改革问题。程郁考察了民国时期妾的法律地位的变化后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法律明文规定了妾的身份，妻的对方人称夫，妾的对方人称家长，妾被视为家属中的一员，家长与妾的关系是合法的契约关系。南京政府的法律正文中除去了妾的字样，但没有明确的禁止纳妾的条文。直到1935年修订刑法后，未得妻的许可的纳妾才被视为通奸。（注：程郁：《民国时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变迁》，《史林》2002年第4期。）严昌洪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的内容及这次活动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民众的相互关系，认为中央政府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动者，所提出的措施促进了恶风陋俗的减杀。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支持者，但缺乏主动性。民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参与，但对于改革陋习缺乏热情。这三者的态度和关系，使得许多陋习禁而不绝。（注：严昌洪：《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城镇与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近代城市流动人口是这几年人口和城市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多集中在人口的进入城市，很少研究人口的流出城市。邵燕婷在对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情况做了考察后指出：1860年前后上海涌入了100万流民，在1865-1870年间，有80-90万流民离开了上海。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流民赴沪的动因是太平天国战争和自然灾害，当这些灾害过去之后，很自然的大部分人会回归本土；二是60年代的上海只有少量的工厂，无法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遂把流民推回乡村；三是清政府通过颁布垦荒令和减免赋税，吸引流民归土。这种城乡之间强劲的推力和拉力，造成了上海现代化初期人口的剧烈变动。（注：邵燕婷：《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原因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关于中国历史上集镇的状况，过去的研究成果有两个缺欠：一是相对集中于对某一地区的研究，缺乏横向比较。二是偏重于明清时期，对近代关注不够。鉴于这种情况，慈鸿飞对近代镇集的数量做了研究。（注：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宾长初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他认为：近代中国镇、集的发展比前代更迅速，特别是中心市镇的蓬勃兴起和现代商业在镇集的发展，标志着镇集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注：宾长初：《近代中国镇、集的发展和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
对于近代农村的研究，已往大多注重于农村人口、经济和村落的区域分布，对于村落自身的构成状况则较少研究。王庆成考察了19世纪后半叶华北地区村落的外部形态，认为北方村落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村落不占多数；为安全需要，若干村落环筑土墙或设立“庄门”；为农事、生活及精神方面的需要，很多村落在村内和村外掘井、立庙。他还描摹了一些显示当时村落形态的村图，描述了村落的街巷、房舍和道路交通状况。作者依据罕见的“青州村图”和“深州村图”等资料，研究了晚清直隶、山东一些村镇的规模、家庭构成、村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比例等问题。他认为：晚清时期的“镇”不一定是商业聚落，不少“镇”人口不多，又无商店市集，只是乡间自然村落的一种名称。村镇的户均人口多在五人左右，入学者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二。穷民、残疾、节孝等弱势人群占相当比重，老年人口偏低。性比例严重失调，男性远远超过女性。就人口年龄分配而言，基本是稳定的人口类型。（注：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晚清华北村镇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王跃生考察了民国时期河北农村的分家行为，认为20世纪30-40年代河北农村仍然是传统色彩浓厚的社会，分家行为通常在兄弟婚后发生。一般而言，贫穷阶层缺少维系大家庭的物质基础，各自谋生成为主流；富裕中农家庭对生产的协作要求较高，容易维持不分家的状态；但若家长去世，分家仍然不可避免。（注：王跃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南农村分家行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陶飞亚考察了以山东泰安马庄为中心的耶稣家庭。这种耶稣家庭发端于1927年，到1940年代末扩展至七八个省，直到1952年以后才消失，一度形成很有规模的中国乌托邦运动。作者认为，这些耶稣家庭，把宗教与世俗生活结合起来，在团体中废除私有财产和血缘家庭，大家共同劳动，过平均主义的集体生活，是一场在基督教教义指导下的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基督教乌托邦运动。（注：陶飞亚：《耶稣家庭与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保甲制是中国传统的乡里制度，在20世纪初开始转型为现代的地方自治体制，但是后者并未能够得到巩固，因此，30-40年代国民党政府又在乡村推行新的保甲制度。李伟中考察了这一社会现象，认为：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虽然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仍然有着重大区别。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分为“剿共”和“新县制”两种形式，它们在推行的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都有比较大的区别，但是同属于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并不是对于传统保甲制的简单仿效，而是一个与地方自治从对立到融通的过程，借助于此，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渗透也步步加强。（注：李伟中：《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
3.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兴起
过去研究鼠疫史的主要是医学界，近年来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传入，社会史学者也开始介入。李玉尚考察了震撼世界的云南鼠疫。一般认为，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国云南，经广西传至广东、福建，1894年经由香港传播到世界各地。云南的鼠疫起于乾隆后期，其中以乾嘉、咸同、光绪年间最为剧烈。以往对于鼠疫的研究侧重于发生时间、流行路线、流行区域、患亡人口和流行特点，本文则主要是研究社会各界的应对措施。作者指出，在光绪以前的医学著作中，没有明确记载鼠疫及其治疗方法，所以传统医学对于鼠疫的流行基本上束手无策“一概指为天灾”。民众的应对措施主要是消毒和隔离。现代防疫制度则是宣统年间清政府在对东北鼠疫的防治中开始建立的。但是由于鼠疫所具有的烈性传染以及中医治疗手段的无效，1887-1949年云南、广东、福建在绝大多数年份里，患者的死亡率都在80%以上，说明在传统条件下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是难以阻止鼠疫扩散的。到20世纪30-40年代现代西医的抗生素和抗鼠疫血清手段输入后，鼠疫的传播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注：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余新忠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瘟疫的时空分布，瘟疫的种类及其影响。这次大瘟疫从咸丰十年开始，到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基本结束，波及32县次，主要集中在江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6个府以及上海，均为太平天国战争惨烈地区或难民大量流动之地。战争是这次瘟疫发生和流行最主要的原因。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注：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瘟疫与战争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除了传染病及其防治问题之外，医学和医疗问题也是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何小莲以教会医院为核心，考察了西医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医疗制度变革的巨大影响。作者指出，晚清以前中国的传统医疗制度，以家庭为单位，医生单独执业，医疗单位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西方医疗制度引进后，使中国医疗制度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中，在华教会医院是中国仿效西方医疗制度的样板，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医疗空间从家庭到医院的转换，而且在于教会医院所接纳的多为无助的穷人，体现了医院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对于中国新的医疗制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深刻影响。（注：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史林》2002年第4期。）
思想文化史
1.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探索
2002年9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共同召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会上，葛兆光、刘志琴、李长莉等人主张思想史不仅要研究精英思想，还要扩大到“一般思想”；不仅要研究形而上的“道”，还要研究形而下的“器”；不仅要做“加法”，还可以做“减法”，要研究历史上曾经一度很重要而后来消失的思想观念；必须重视民众思想以及其与精英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耿云志、胡伟希、徐宗勉、马勇等人则认为，思想史研究仍应以精英思想为主，因为思想史的主旨是探讨人类思想观念对于人类自身历史的作用和影响，从精英思想的研究出发，可能更容易求得问题的解决，而且历史上真正的“精英思想家”的思想其实包含着一般社会思想，而沉淀于社会习俗、礼仪等等方面中的“社会思想一般”，由于其分散性和具有杂质，难以典型地展现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与精神风貌。
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与会学者认为应该做到：第一，广泛借鉴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要从精研成功学者的代表作中领悟其方法，而不是搬用别人的教条和公式。第二，立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主要问题应是中国自身的思想问题，是中国思想在近代的内在结构演变和发展脉络，外部因素只是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条件之一，而且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因应发生作用。第三，应具有开阔的眼界。近代思想是在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展开的，应从总体上研究影响近代思想的各种文化条件，除了内部的文化条件之外，必须把握西方文化观念、文化样式在近代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必须把握同时在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发生的思想、思潮。（注：详见《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革命、共和概念与革命崇拜研究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冯天瑜认为，在古典义里，革命是变革天命，指改朝换代；共和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20世纪初，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革命、共和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承袭传统话语，又吸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思想，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而日本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Rev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并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与共和运动所采纳，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二词的这一传播过程，使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注：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张海林对20世纪初的“革命崇拜”做了冷静分析，“革命”一词是当时中国青年最为流行的话语，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革命尤其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这种“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幻想中国一举成为美国式民主共和国的主观动机尽管是好的，但实际效果上看，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害大利小”。民国初年的强人暴政，使得革命倡导者孙中山也从“崇拜革命”转回清末渐进改良的旧道，这是值得注意的。（注：张海林：《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张永通过对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及其背景的分析，揭示在保守势力强大顽固的近代中国，改良道路实际上寸步难行。作者认为，梁氏在护国运动时期的政论中，不但不承认护国运动是一次革命，反而称袁世凯为“革命者”，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改良派在理论上一贯反对革命，而在实践上由于顽固保守派的逼迫又不得不走向革命的痛苦历程，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迫使梁启超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来自圆其说。（注：张永：《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剖析——“告别革命”谈何容易》，《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
3.社会思潮演变研究
袁伟时通过分析章士钊一生的思想，揭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变迁中两个重要现象。一是革命者的产生及其成熟。近代中国有一世所罕见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一茬又一茬地涌现，他们一上场，便慷慨激昂勇于献身，而又不可避免具有各种革命幼稚病，如何走向成熟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二是中国特点的追寻。作为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大国，最牵动知识阶层心灵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特色，让中华文化重光。由此也引出一连串是是非非。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家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二是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三是民族主义情绪。（注：袁伟时：《从章士钊看20世纪中国思潮》，《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自由主义是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独立评论》是影响很大的自由主义刊物。章清从传统的“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角度，考察了《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认为1930年代该刊所聚集的一群学人，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物所形成的“权势网络”，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但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他们打通了上层的渠道，却失去了“人民性”，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注：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张太原则认为《独立评论》对中共的评论，使原本同属于“新思潮阵营”的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一个既争论又合作的时期后，双方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到30年代由于受社会主义及学习苏俄潮流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对中共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该刊对中共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的一面；同时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共又有着“批判和反对”的一面。在逐渐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对立的中国，随着各自势力的消长，前者可能使该刊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向“左转”，同中共进行某些合作；后者可能使他们向“右走”，投入国民党政府。（注：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若干思想家研究的深化
敖光旭通过对章太炎“学隐”思想的发掘，力图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章氏“学隐”思想包括“逼”、“隐”、“反”三个密切相关而各不相同的层面，历史中心论和“严种族之别”的民族主义是其本质特征，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清代汉学家精神风貌的独到洞察和阐释，则构成了其核心内容。章氏“学隐”思想，体现了其民族主义的特质、风格和深度，真实地揭示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是乾嘉考据学得以形成的枢纽这一内在联系。总之，只有将章氏“学隐”说与文字狱高压说、“盛世”说、“内在理路”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找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近乎完善的答案。（注：敖光旭：《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及其渊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陈焕章是民初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与孔教会其他人士一道，致力发掘传统儒学“神学”及“现代性”内涵，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国教运动。韩华认为，国教运动是以陈焕章为代表的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知识精英发起，力图通过国家立法形式重新确立儒教正统地位，从而复兴传统儒学的思想文化运动。国教运动思想家以“保教”为手段来“保国”，体现了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却与民初民主主义产生了矛盾，将本来属于“人文化”的传统儒学重新塑造为“神文化”，也有违“传统”，从而注定了国教运动失败的命运。（注：韩华：《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王中江研究了梁启超思想，将梁氏视为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作者认为，梁氏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建构起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他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而且用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将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竞争，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他本身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注：王中江：《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5.国家、社会与民众互动关系的探讨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2002年8月，中国社会史第九届年会在上海举行，与会学者从社会互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地方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反向关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中找出更加合乎客观历史的规律性。“国家—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主要致力于建构地方社会系统与国家统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着重分析社会空间对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从而消解了意识形态化的民间与国家的对抗关系，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制度、精英、信仰、仪式、组织、风俗、社区等内容对国家的塑造功能，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走向。吴建华、唐力行、林济、魏光奇等人，对政府、地方士绅与民众三方面的关系做了分析，探讨了国家、民间社团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孙江的《星星之火：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一文，从文化与社会衔接的全新角度揭示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深层矛盾。（注：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左玉河围绕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探讨了政府与民众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遵循阴历的社会下层是一股潜在而持久的势力，它来自几千年形成的日常生活习惯情势和深厚的日常民俗文化。历法上“二元社会”的对峙与调适，说明社会风俗变革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及渐进性，决非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所能解决。政府推行的移风易俗这种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动，必须采取慎重的渐进方式。如果政府推行的变革之举，合乎民众改变旧的社会陋习的愿望和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尊重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采用渐进的方法和稳妥的步骤革除恶风陋俗，很好地处理政府与民众之间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完全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注：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6.话语转换与文化转型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祝兴平认为，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清末民初造就的新知识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强大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白话媒体空前活跃，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导引和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注：祝兴平：《近代媒介与文化转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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