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开拓者_人本主义论文

帕斯卡: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开拓者_人本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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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指出:“帕斯卡尔是那些注定要被人们一代代重新研究的作家中的一个,改变的并不是他,而是我们。并不是我们对他的知识增加了,而是我们的世界和对他的态度变化了。”[①]B.帕斯卡尔(1623—1662)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以其早慧与非凡的睿智跻身于17世纪天才的行列,不但具有多方面的兴趣,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几乎涉猎当时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并在每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帕斯卡尔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之外,弘扬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一方面继承与发扬了理性主义,以理性来批判一切;另一方面对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界限进行了反思,从两极观念的对立入手,考察了人的本性以及世界、人生、社会、历史与宗教信仰等问题。在这些考察中既夹杂有若干辩证思维的因素,又有着强烈的悲观主义与不可知论的情调。帕斯卡尔虽然在17世纪显得与世格格不入,但却通过卢梭、尼采、柏格森而深深地影响到20世纪西欧大陆哲学。

一、帕斯卡尔的哲学观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

哲学,作为爱智慧的学问,一方面意欲穷究天理,另一方面则企图诘究人心,因此,它通常被当作是关于“天道”与“人道”的终极探询的学问,其科学基础在于所谓宇宙学与人类学之中。帕斯卡尔时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理性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与人,确切地说,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以探究外在的物理世界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性主义是指区别于一切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点与哲学派别,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是怀疑主义、诡辩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狭义的理性主义是指与经验主义相对的哲学派别,它把理性当作是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并认为理性的演绎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理性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经验主义则认为经验是普遍的必然的科学知识的来源,经验的归纳法是认识的根本方法,经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狭义的理性主义都是属于广义的理性主义的范畴。尽管西方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理性主义,但每到社会转型与观念转变时代,或每到科学新发现出现的时代,哲学上的理性主义都会遭到非理性主义的攻击与批判。在近代,当哥白尼天体运行假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人便成了茫茫宇宙天边尽头的一个孤独的可怜的存在物;人之为世界的目的,人之为宇宙的中心,这种权利已经丧失了它的基础;人,这个所谓上帝的杰作,宇宙的精灵,原来不过是面对无限自然而惊叹、恐惧的渺小存在。对物理世界存在状况的正视,对人自身存在状况的正视,一开始就容易导致怀疑主义。帕斯卡尔,那一双深邃的眼睛,那一颗忧虑的心灵,面对着永恒的宇宙(空间—时间),进行着痛苦的内心体验与思求。“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②]诗一般的语言勾画出他那非凡的睿智与沉思的神情。对永恒的静默促使他对既有的哲学观念以及自己以往的信念进行反思——哲学应该是什么?笛卡尔断言,哲学只研究“有关思辨的真理和只有借助自然的光明(即理性——引者)才能认识的真理”,至于那“属于信仰的东西,或生活中的行为的东西”则不属于哲学的范畴[③]。帕斯卡尔则指出,由于人的精神区分为“几何学精神”(象征逻辑与理智,质言之,象征理性精神)与“敏感性精神”!(象征直觉与非理性,质言之,象征人文精神),因此,哲学除了雄辩、逻辑与修辞外,尚须靠感情或心灵。在他看来,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其说是揭示了生活的真谛,倒不如说是对真实生活的背叛——在理想的人性模式面前,人的真实自我却丧失了;因此,真正的哲学不能容忍理性主义的道德面孔,而要撕下其虚伪的面纱,让真实的人生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正的哲学不是去关心那与人无关的冰冷的科学知识,而是要把一切都化为人的生活,并且不是一般地关心生活,而是要追寻生命的本体,赋予生活以意义。帕斯卡尔曾一度热衷于世俗活动,专心于科学研究;但在经过神秘的内心体验之后,便于世俗问题转向宗教问题,于科学问题转向人心问题,于生存问题转向不朽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哲学与其说是关于世俗事务的,不如说是关于宗教信仰的;与其说是关于科学认识的,不如说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与其说是进行理性的探究,不如说是进行非理性的直觉与体验;并且,不但是关于生的沉思,而且是关于死的默念。——“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④]。

帕斯卡尔关于哲学的基本主张在17世纪是与哲学的世俗化运动相悖的。在当时,这种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在非法语世界,甚至在法国本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不过,它的价值与意义却没有因此而被湮没,相反,它在叔本华、尼采之后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潮即非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叔本华与尼采率先以非理性的意志阐释世界与人,把意志既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又看作是人的本质,只是这意志在叔本华那里被叫做求生存意志,在尼采那里被叫做求强力意志罢了;生命哲学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体,认为只有诉诸非理性的体验才能把握生命的本质,只是这非理性的体验在狄尔泰那里表现为情感上的感受与思想上的反思,在柏格森那里表现为直觉;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则试图通过所谓此在的非理性的生存结构即“烦”以展示存在的本真意义,这种存在哲学被萨特加以发展,在法国形成一股强大的存在主义运动;此外,这种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哲学人类学等流派那里也得到继承和发展。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帕斯卡尔作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先驱,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之间毕竟存在着因时代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性。帕斯卡尔是在所谓“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之间徘徊,最终偏向象征非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的“敏感性精神”;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一开始便以非理性的东西阐释世界与人。具体说来,在他们那里,解释世界的出发点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并且人的存在结构不是被当做理性的,而是被当做非理性的。

二、帕斯卡尔的人学思想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

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具体表现在他关于人的基本思想之中。人的问题在17世纪的西方哲学中依然被划分为理智、情感和意志三部分,并且依然将理智或理性当作人的本质,而情感和意志则被当作人的非理性因素。帕斯卡尔在人的问题上虽然继承了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划分的传统观点,但却并不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质,而是把理性当作人的“几何学精神”,把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当作人的“敏感性精神”;并且不是从认识论意义上对人进行逻辑分析,而是从形而上学甚至神学意义上对人进行非理性的体验——这种非理性的体验是要在揭示人的存在状况之后寻找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或永恒福祉。帕斯卡尔最痛恨那些沉溺于世俗活动,忙忙碌碌终其一生却无法顾及自身存在、不追问生活意义的人。他说:“对于涉及他们的本身、他们的永生、他们的一切的一件事,采取这种粗疏无知的态度,这使我恼怒更甚于使我怜悯;它使我惊异,使我震讶,在我看来它就是恶魔。”[⑤]在他看来,世人之所以安于这种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无知状态,是因为他们拒绝正视“永恒悲惨的必然性”即死亡。帕斯卡尔自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要向世人揭示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的可怕命运,要让他们于消谴的娱乐之中感觉到自身的愚昧,于空间——时间的永恒之中感觉到自身的荒诞与虚无。“人必须认识自己;如其这不能有助于发见真理,至少这将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⑥]。

那么,人是什么呢?

1.人相对于宇宙(空间——时间)的永恒与无限而言是荒诞的与虚无的。

帕斯卡尔指出,相对于空间而言,人是宇观的无限(“宏伟的无穷性”)和渺观的无限(“微小的无穷性”)之间的一个中介——相对于前者而言是虚无,相对于后者而言却是全体,“他距离理解这两个极端都是无穷之远,事物的归宿以及它们的起源对他来说,都是无可逾越地隐蔽在一个无从渗透的神秘里面;他所由之而出的那种虚无以及他所被吞没于其中的那种无限,这二者都同等地是无法窥测的。”[⑦]而相对于时间系列的永恒而言,人的偶然存在便构成荒诞。

2.人相对于自身而言永远是一个悖论。

首先,人是一个灵魂与肉体的不可思议的结合体。

帕斯卡尔指出:“人对于自己,就是自然界中最奇妙的对象;因为他不能思议什么是肉体,更不能思议什么是精神,而最为不能思议的则莫过于一个肉体居然能和一个精神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那困难的极峰,然而这就正是他自身的生存”[⑧]。

其次,人是一个可悲的却以思想自认其伟大的怪物。

帕斯卡尔指出,人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脆弱得象一根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滴水、一口气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但是,人却是一根能思维的芦苇,正是思想构成人的生存,形成人的伟大。

最后,人是一个为逃避自我的虚无本性而在消遣中被恹恹地引向死亡的无聊的存在。

帕斯卡尔写道:“无聊——对于一个人最不堪忍受的事莫过于处于完全的安息,没有激情,无所事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这时候,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从他灵魂的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聊、阴沉、悲哀、忧伤、烦恼、绝望。”[⑨]为了逃避自我的虚无本性,人们便转移自己的思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是思想着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从何而来,自己往何而去,而是操心着自己的荣誉和财富,从事着诸如跳舞、打猎、赌搏等消遣活动。可是,消遣使人逃避自己并消融自己,使人无视永恒悲惨的必然性,却于茫然无知状态默默地走向死亡从而沦入最大的悲惨境地。他不胜惆怅地感叹:“人心是怎样地空洞而又充满了污秽啊!”[⑩]

总之,在帕斯卡尔看来,人既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万物的目的,只不过是永恒自然的偶然产物,无限空间的渺小存在,并且无时无刻不在趋向自己的最终归宿即死亡。

帕斯卡尔人学思想的价值在于阐发出一种与理性精神相对立的人文精神。理性精神是指通过分析的方法或思辨的方法以把握宇宙总体这样一种基本态度或信念,它包括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是就理性为自然立法而言的,指的是人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通过逻辑分析或语言阐释,以揭示自然的真谛。它表现为本质主义、客观主义。民主精神是就理性为社会立法而言的,是指理性为社会确立一套法律和规则(包括伦理道德规范),从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如自由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民主精神的通俗表达。人文精神是西方古典哲学把研究视野从对外在世界的理性探询转向对内在世界的理性探询的结果。在这种转向过程中,西方哲学既阐述了一种跟科学的理性精神相一致的人道主义,又因发现理性不能够囊括人性而阐发出一种跟科学的理性精神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宣扬科学、理性与人,批判宗教、信仰与神。非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诡辩主义、怀疑主义以及神秘主义。换言之,人文精神是就理性为人自身立法而言的,指的是对人的存在状况进行逻辑分析,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理性探询或非理性体验,从而寻找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帕斯卡尔所阐发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与科学的理性精神相一致的人道精神的话,那么,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则主要是继承了帕斯卡尔所阐发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反对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非理性力量,并且对人类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因此它是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至于这种反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反人道主义则值得深入研究。无论是突现关于人的存在的研究,把个体生命纳入宇宙总体的无限性之中从而揭示人的虚无本性,还是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非理性的体验,从而对人类前途持悲观主义态度,都说明帕斯卡尔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先驱。对于法国本土而言,甚至可以说,现代存在主义试图在揭示人的真实存在状况诸如悲哀、无聊、荒诞与虚无等之后,为人指明一条通往永恒福祉的道路的尝试,完全是帕斯卡尔有关思想的翻版或现代化。

三、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的意义与启示

综上所述,帕斯卡尔因其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而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先驱。一方面,其人本主义思想使他区别于古典的理性主义者;另一方面,其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观点又使他区别于古典的人本主义者。因此,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的价值与意义是超越于他的时代的。他在哲学上所阐发的非理性主义虽然在近代并没有形成一种传统,相反却因形而上学的自我转换而消融到黑格尔那以绝对唯心主义形式出现的理性主义之中;但在现代却通过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萨特等而发展成为一股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成鼎足之势的人本主义思潮或运动。我们知道、西方哲学所固有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矛盾表明它本身深深地隐藏着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或危机。要解决这个悖论或危机,必须寻找到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汇合点。为寻找这个汇合点,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后来提出了所谓“本体论的承诺”,人本主义也试图对科学方法加以注意;不过,现代西方各哲学派别由于或者过于偏重于科学主义或者过于偏重于人本主义,因此都不能实现各自的初衷。在今日中国哲学界,有一种观点似乎越来越引起共鸣,即认为“即使是非理性主义哲学,也是通过理性的方式来把握和表达人性中非理性的一面”[(11)]。这实质上是一种泛理性主义的观点。帕斯卡尔在哲学上因对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进行反思而最终偏向非理性主义,这自然有失偏颇,不过,他以理性的观点对待“几何学精神”,以非理性的观点对待“敏感性精神”的态度却是合理的。

我们知道,哲学在一种意义上是凭研究人自身的精神活动即知、情、意以把握世界,因此是“反思”或“反思之思”。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关于“天道”与“人道”的理论,因此是“终极关怀”。质言之。哲学作为终极关怀,是指它立足于人的主体性,通过理性研究(逻辑分析与语言阐释)以“突入”实在而言的,其具体内容包括探究世界的终极存在以及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人的主体性是哲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解释世界具有优先的意义,因为“哲学地把握世界”正是通过它实现的。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中,对它的不同理解便构成不同时期哲学的基本特征与内容。例如,从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基本上是把主体性归结为理性原则;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基本上是把主体性当作个体原则;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把主体性归结为非理性原则;当代文化哲学则把主体性当作符号原则或文化原则。我们认为,主体性的涵义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去理解。就外在的方面而言,它的涵义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它不是空洞的抽象物,而是以对象或客体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就内在的方面而言,它的涵义在于主体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照传统的观点看是一个包括理性、情感、意志在内的动力综合结构;照现在的某些研究看则是一个包括表层结构(风尚层)、中层结构(观念层)、深层结构(集体无意识层)的叠加结构。哲学之立足于人的主体性必须立足于人的完整的精神,既不偏向理性的“几何学精神”,也不偏向非理性的“敏感性精神”,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对实在的把握。这就是帕斯卡尔非理性主义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转引自周国平主编:《诗人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1、6、91、26、30、36、63、73页。

③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页。

(11)郭国勋、马寅卯:《哲学的现状与哲学的使命》,《光明日报》199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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