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发展战略，指重大的、带全局性的教育发展谋划。虽然很少有国家明确提出和制定“教育发展战略”。但是没有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不等于各国在一定历史时期没有确定教育发展重点和战略思想。许多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主要反映在教育发展规划、计划和法规等里面。下面笔者从以上意义来考察新加坡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特征。
（一）教育发展战略受到极大的重视。这种重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政府要人对教育问题亲自抓或直接介入。包括李光耀在内的政府领导人，不仅经常在各种场合强调教育对新加坡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从教育大政方针、发展规划的确立，到一些具体的教育问题的解决，都亲自介入。如70年代末，当新加坡面临新的形势和教育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时，为了及时调整教育发展战略，李光耀亲自委托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组团研究新加坡的教育发展问题。当时还委派文化部代部长王鼎昌组团研究新加坡道德教育问题。李光耀本人也为解决一些教育问题出计献策，如在他亲自撮合下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合并为国立新加坡大学。他还多次对学校道德教育如何搞发表见解，如主张用东方的优秀伦理道德来抵制西方一些腐朽的价值观的冲击，并倡导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新加坡新一代领导人同样对教育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如吴作栋上台后不久，亲自主持起草了涉及新加坡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报告书《新的起点》，其中教育发展问题是主要一部分；二是自治以来，新加坡一直重视统一对教育的领导，从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的变革，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这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同时这也可以保证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得到比较好的实施与贯彻；三是在对教育的投入上，是以政府为主，且教育经费不断增加，投资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如1960—1990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从21.89亿新元增加到351.68亿新元，增加了13.3倍。而同期教育公共费用从5730万新元增加到9.467亿新元，增加了15.6倍。目前在新加坡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占第二位，仅次于国防开支。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在教育发展战略意识方面也是极其浓厚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新加坡人现在似乎不只是要有学位要有文凭，而且最好是学位不止一个，文凭不止一张，要不然，就是被认为没有前途。这的确是90年代新加坡人普遍有的想法。这一想法也激励着新加坡人始终向前发展，鼓励他们永远力争上游”，“教育已经成为新加坡每一个成员最关心的事情，人们一谈到生存与繁荣发展的问题，就必然想到教育，对个人对国家都是如此。”〔1〕
（二）教育发展战略密切配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时就非常明确。这种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教育必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如在1959年的建国施政纲领中确立“发展实用教育以配合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的指导思想。后来新加坡教育的发展基本上践行了这一指导思想。比如，60年代教育体系从过去的普通教育的单轨，变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双轨，并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及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二是根据经济、社会不同的发展时期来制定相应的教育发展战略。如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从单轨变成双轨（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的一轨），再最终实现双轨统一。还有高等教育在80年代以后成为新加坡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且档次获得提升。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经济、社会跳动的时代脉搏；三是教育发展战略往往被置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如在1986年新加坡经济委员会发表的、为对付1985年经济衰退和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外挑战而制定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报告书中有专门的章节涉及教育问题，对教育如何配合国家的经济复兴与发展作了阐明与规划。还有在90年代制定的《新的起点》这一新加坡今后20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也有专门的教育发展规划。这种把教育发展策略作为整个国家发展的绿合指导性计划的一个方面的作法，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在规划教育发展时很自然地会把其放置于国家发展这一大背景里来考虑，从而使教育发展更加适应和切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三）教育发展战略注重教育的全面功能的实现。更确切地说新加坡在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在60、70年代，新加坡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即在教育发展战略取向上注重教育的实用功能、大力发展实用型的教育，而忽视教育的其他功能，特别是忽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以致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明显的滑坡。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政府着手纠正这一偏颇，注重教育的全面功能的实现。如80年代实行并加强了全面的道德教育；80年代中期以后又掀起了以培养“健全的人”为目标的“优化教育”运动。应当说，新加坡今天之所以能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与当时的及时纠偏、注重教育的全面功能的实现是分不开的。在许多新加坡人看来，如果说在经济发展初期要以发展实用型教育来作出配合；那么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层次以后，就必须付更多的重视到教育其他功能特别是人文教育功能，以确保教育的全面功能得以实现。
（四）注重通过法规来保证教育发展战略得到切实的实施。新加坡社会以其严厉和全面的法规系统而著称于世。通过这一法规系统及其运作，使新加坡的社会得以良性发展。同样地，为了保证教育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除了政府要员亲自推动和利用中央集权的行政功效以外，新加坡政府还十分重视运用法规手段。而且在法规的实行过程中也是非常严格，从而使在教育发展问题上的国家意志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体现。有人曾称：“新加坡的精神文明是罚出来的”。尽管此说过于偏颇，但也反映出法规在保持新加坡社会（包括教育）良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五）教育发展战略确定及实施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当新加坡教育发展处在重要关头、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个是明确政府在确立教育发展战略的决定地位。如早在1956年，当在原教育局的基础上改设教育部时，就明确教育部长主管国家教育政策，并对部长会议负责。教育部负责教育发展计划和方针政策的制定，统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管理。而在自治以后，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取得教育的绝对领导权，政府在教育发展战略中的决策地位更得到进一步明确与强化。二是政府在教育发展战略的确定过程中起主导和组织作用，并通过调整和加强教育管理来保证教育发展战略得以切实实施。如在60年代初期出台的《职业与技术教育报告书》和《教育调查报告书》都是在政府组织和委派下提出的。60年代后期，当时新加坡经济处在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关头，政府经过选择，进一步确立“向技术教育进军”的发展方向，并在管理机构上作出相应的改革，专门设立技术教育局来掌管职业与技术学校和学院，这是为全面推进技术教育和保证教育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而设立的专门管理机构，在教育部和一个包括教育、财政、劳工部长在内的高层职业技术教育协调委员会领导下工作。该局在1972年撤销，将技术科目的教学工作委托给教育部，而工业训练则委托给1973年新成立的工业训练局；70年代末，当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又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时期，为了使教育更好地作出配合，政府组成了以王鼎昌为首的道德教育委员会和以吴庆瑞为首的教育研究团来研究新加坡的教育发展问题，并确立了新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策略。而且在机构上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教育发展的统筹和规划功能。如成立隶属教育部的课程发展署（DIS），具体规划和负责改革国内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同时，成人教育局与工训局合并为职业与工业训练局（VITB），隶属教育部。而在80年代初大学由政府领导改属教育部领导。至此，从管理体制上完成了教育一元化领导。这对教育发展战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90年代，为了给新加坡教育发展进行新的定位，在1990年7月由教育部组建了教育考察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改革和发展新加坡教育的建议与规划。而在管理机构上也作出了调整。如1992年4月1日职业与工业训练局改为工艺教育学院，并被赋予新的职能。
同时，教育发展战略中的政府行为除表现在政府加强对教育发展战略制定及实施的主导、组织和管理外，还体现在对教育发展战略重点，实施“重中之重”的管理与领导，以确保其得以顺利实施。如在自治、独立以后，新加坡教育的一个发展重点是职业技术教育。为此，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领导与管理也是在不断加强，从技术教育局和成人教育局的设立，到技术教育局演变成工业训练局，又到成人教育局与工业训练局合并为职业与工业训练局，以及统一划归教育部领导。最后职业与工业训练局改为工艺教育学院。每一次演变都意味着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领导与管理的加强。此外，教育发展战略中的政府行为还表现政府敢于明确自己的责任，如在教育发展战略中详细规定政府本身应该做哪些事以及如何做。
当然，过度的政府行为有时也会压抑教育基层，特别是学校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在80年代以前表现得更为突出。应当说这是中央集权制的教育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的另一面。伴随着世界教育民主化潮流，近年来新加坡政府也注意在教育发展战略的确定及实施过程中扩大民主因素和增强科研论证，避免仅依靠个人经验作出决策的情况。
（六）教育发展战略确定中注重论证和比较慎重，并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相对稳定性和谨慎的灵活性。新加坡教育发展战略从初步酝酿到最后确定与实施往往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就有对战略措施的广泛征求意见和修正，直至比较成熟才付诸实施。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以后，教育研究在教育发展战略的形成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这也是由于在以前有关学校结构、课程、考试和教师培训等方面的政策形成和实施都遇到问题以及国民越来越关注教育问题，而开始比较重视教育研究在教育决策的作用。1969年新加坡教育部成立研究和统计部，对一些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决策进行系统和有组织的研究。并提供有关教育方面的统计数据资料，供政府和教育决策部门进行教育决策参考。1973年成立的新加坡教育学院也开始承担一些有关教育决策方面的研究任务。实际上，70年代末的一些重大教育决策诸如《1979年教育部报告书》和《道德教育报告书》等，都有以上两个机构参与研究，提供建议。在以后，依据研究成果来进行教育决策日益成为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这与50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时的教育决策主要是由管理人员自己决定的，主观随意性较大。还有，为了保证教育决策的正确性，作为教育部最高决策机构的教育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议，由教育部长主持，各部主任都要参加。委员会会议所讨论的新加坡教育问题内容广泛。特别是对即将出台的教育决策或报告书进行充分、认真的讨论。
也正因为有对教育发展战略决策的充分证论和慎重考虑，当教育发展战略一旦确定并投入实施，则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如70年代末期的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到新加坡的分流制的实施方面，教育当局是比较慎重的，反复征询了包括学生本人及其家长、社会各界人士等的意见，最终把这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教育分流制确定下来了。在确定以后实施过程中尽管社会上和学生及家长有这样那样的否定意见，但当局在大体上还是坚持原来的决策，继续实行下去。实践证明，这一教育决策确实给新加坡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减少教育损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该决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社会上的一些积极建议，当局也注意听取，并作出一些调整和修正。如从三年级以后分流改为四年级以后，以及增强各流向的转换机制等，从而体现出谨慎的灵活性。
（七）适当处理教学语言问题是新加坡教育发展战略措施的重点之一。教学语言问题对于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不仅牵涉到教育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政治问题。如处理不好，一方面可能会使国家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付诸东流；另一方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国家的不稳定。此外，对学生的学习也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这已为一些国家与地区的实践所证明。自自治独立以后，新加坡政府对教学语言问题就高度重视，基于国家统一、团结的考虑和教学语言的现实，在1959年的建国施政纲领中宣布的教育三大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平等对待马、中、印、英四种语文教育源流”。同时，新加坡一直坚持实施“双语政策”，既有基于教育问题本身的考虑，也有出于政治等因素的考虑。如通过母语教学来更好地传递本民族 的优秀文化，而通过英文这一共同语言的教学来加强民族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团结，等等。以后对“双语政策”的调整与改革也是在这一基本前提下着重考虑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如何降低学生因语言负担而增多的辍学率。应当说，新加坡在解决教学语言问题上是比较成功的，从而为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八）教育发展战略思想中体现出相当的宽容性和时代感。关于教育的宽容性，是新加坡教育中一个颇值得研究的现象。一方面是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和法制化的教育管理；另一方面，在教育制度上又致力于建立一种相对宽容的发展环境。如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之间建立一种可以相互转换的机制；把最终决定学生流向（学术流或工艺流）的决定权交给家长；新的分流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避免学生流失，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宽容性。这是与《新加坡教育法》（1993年2月修订）言明的宗旨是一致的“教育宗旨是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培养每一个学生的健康的道德价值观，使学生具备雄厚的基本技能基础以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的需求”。这也是符合“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不是为了甄别人的优劣）这一教育本质属性的。
教育发展战略的时代感主要体现在不仅注意根据新加坡的实际来确立教育发展战略，而且重视使教育发展战略符合世界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如加强科技教育及注意与人文教育的整合，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及其发展的双轨合一，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特别是90年代又强调终身教育的实施，以及实行至少10年的高素质的基本教育。所有这些教育发展战略决策都反映出与世界教育发展趋势一致的时代感。
教育发展战略的时代感还表现在确定教育发展战略时通过同先进国家与地区比较，来找出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并正视之，以此来明确努力和发展的方向。这样制订的教育发展战略往往立足点较高，时代感强。如在1986年的“经济委员会报告书”和1990年的《新的起点》在涉及教育发展战略计划时都注意与其他先进国家与地区作比较。
（九）教育发展战略思想上力求兼顾“使人人成功”和培养“社会精英”。这在70年代末的新的教育分流体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如从当时实行这一新的分流体制言明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学生的过多流失，使那些在学术高峰上攀登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学生，去体验和享受从另一侧峰（其他流向）攀登成功的喜悦，这是一种“人人皆可能成功”的思想。另一方面，这一分流制还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人的智力水平、接受能力是客观存在差异的，通过实施新的分流制，可以使精英人才有适合其更好成长的教育环境。这实际上反映了新加坡世袭的精英主义思想。不过，要想家长在其孩子在小学四年级时就接受可能是一种非精英式的成功这一事实，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在新加坡这样有着浓厚的东方传统的社会，人们还是崇尚一种“精英式”的成功。这或许是新的分流制在新加坡一直为人们所疑惑，并不断修订的缘故。
（十）教育发展战略具有实用、具体、操作性强的特点。在新加坡有关教育发展战略计划里，不仅规定了努力方向和目标，而且还规定了具体实施方法、措施与途径，以促使战略规则落到实处，而不会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
注释：
〔1〕〔新加坡〕余长年：“教育是新加坡人的第一件大事”，《联合早报》，199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