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野的中心点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心点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视野论文,当代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跨世纪的历史交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当代中国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是一篇学术性与现实性兼具的好文章。它以其醒目的标题，直接触及了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武汉大学是我国一所相当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李达曾经长期在这里担任校长，开创了这所大学注重哲学发展的优秀传统，使之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重镇之一。因而，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等著名学者、北京哲学界乃至于全国许多哲学工作者的普遍重视。
这篇文章的优点和长处，主要有五个：第一，极其鲜明地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努力把这些时代课题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第二，采取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相统一的科学态度，既不回避各种尖锐问题，又毫不含混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立场；第三，具有相当广阔的理论视野，展开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广阔的理论空间，开拓了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域；第四，集历史感与时代感于一身，把理论思维与时代脉搏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第五，在当代社会主义发生大曲折的历史背景下，在当前思想走向纷纭复杂的形势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里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遗留的问题，都富有启迪性，值得我们深入求索，认真探讨。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中，特别是对我们中国来说，最中心、最迫切、最深层、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努力创造现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开掘深层的哲学基础，让中华民族的经济起飞、持续发展、全面进步展开哲学智慧的翅膀。
这就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视野的思想聚焦点，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生长点，这就是我们新中国一代哲学工作者上下求索的最终归宿点。没有这样一个中心点作为一以贯之的思想红线，自始至终地贯穿于当代大实践、大科学、大哲学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立足点。
一、面向当代大实践——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把面向当代大实践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基础、当代视野的首要对象，这无疑是正确的。《当代视野》一文列举了当代大实践面临的四大焦点问题：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全球问题的形式；二是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三是人性及其合理实现；四是揭示当代大实践的发展动力和主体性前提。首先应当肯定，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提出当代哲学视野中的这些实践问题，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同时，我想进而提出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在当代大实践中，一个最重要、最根本、最切近的实践，首先是12亿中国人民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走向经济起飞、文化复兴的伟大实践。
从客观性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是20世纪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成功的历史实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代社会主义发生大曲折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更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心所在、希望所在。这不仅是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关键期，而且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篇章。“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北方的苏联僵化模式、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先后在当代遭到历史性曲折之后，东方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却很有可能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打开一片别开生面的崭新天地。从1750年前后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50年这近200年间， 世界现代化的重心集中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西方模式、西方道路；20世纪50—80年代，在世界历史中伴随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开始出现“儒家集体资本主义”的东亚周边模式；从本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起飞同步发展，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既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有重大区别，也同儒家资本主义的东亚周边模式不同。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是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更应当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注视焦点。
当代中国的显著特色，是以世界历史的新型期为广阔背景，体制改革的关键期、经济发展的起飞期、社会现代化的临界期这三大转型恰巧赶到一起来了，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奇观，堪称东方崛起的一大奇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起飞的同步进行，必将为东方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展开一片天地广阔的理论空间。从本世纪70年代起，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人类困境、全球问题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历史地暴露了现代化西方模式的根本弊端。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到中国改革开放，都在探索一条超越西方模式的东方现代化的新道路。无论从全球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当代重心来看，这都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时代课题，其实际意义早已超越国界，应当在当代大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更是当代大实践的价值重心所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应当首先面向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开掘深层哲学基础，让中华腾飞展开哲学智慧的翅膀，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150 年的历程具有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双重指向：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解决时代课题、全球问题，从而走向世界化，变为世界哲学的历史进程；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民族生存问题、民族发展问题，走向民族化、融入民族哲学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思想精髓。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基本命题，还要进一步赋予它以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刻命意：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与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历史道路相结合，与深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现代经济起飞的发展道路相结合，与富于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相结合。
反之，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子不能扎在中华民族的深层沃土之中，不能为中国现代化指明道路，不能为12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落后、走向共同富裕奉献力量，不能为中国经济起飞、文化复兴增添智慧，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富有民族主体性的精神支柱，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奠定坚实可靠的哲学基础——那么，这样的哲学，徒有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躯壳，却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灵魂，很难在中华民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更难以找到走向世界的生命依托。
因而，我们对文章结尾所做的最后结论是不能完全同意的。该文说：“在目前条件下，从方法论上看，最为重要的是促进和加速我国哲学研究的世界化与个性化的进程。世界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面向当代大实践、大科学和大哲学，是世界化的必要条件。世界化必须通过个性化来实现。”我认为，这里的提法需要再斟酌：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世界化、个性化；但在当今中国，首先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许可以说：世界化、民族化、个性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当代形态的三种有机联系的发展趋势，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中国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座桥，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与个性化。
二、面向当代大科学——首先是让中华腾飞展开哲学智慧的翅膀
要关注当代大科学的形成，大科学的发展，大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当代视野》一文提出了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关注“什么是科学”这样的前提性、根本性问题；二是关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大科学体系的形成；三是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怎样促进了当代大科学的深层分化和整体综合；四是关注怎样正确把握当代大科学体系的社会价值和合理尺度；五是注重探讨科学方法的深层问题，特别是为当代大科学的发展建立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对这些重大课题进行哲学探讨，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对现代科技革命的内在机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及其给当代社会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做出哲学概括、哲学预见、哲学假说，都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当代科学，最主要的切入点应当选在哪里？我认为，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各门科学与哲学智慧的综合创新，让中国的现代化腾飞展开智慧之翼，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大科学的聚焦点。
何谓当代大科学？指的是当代科学的大综合。当代全球性的科技革命给现代科学认识带来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特点，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出现了四大综合的新趋势、新潮流。现代科学认识这四大层次的新综合，需要哲学作为综合的龙头，在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中起到穿针引线的带头作用、粘合作用、桥梁作用。
现代科学认识的第一大综合，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更高综合。这就要求把以客观性为主旨的科学主义精神贯穿到人文科学的基础之中，同时把主体性的人道主义价值目标作为统摄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尺度。这种综合趋势，从18世纪近代工业化时期已经开始出现；而在奔向2000年的时候，已经形成科学认识的时代主流；西方近代工业化过程带来了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全球问题、人类困境，已使只讲自然科学、工具理性的科技万能论成为时代弃儿。
现代科学认识的第二大综合，是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的更高综合。分与合、分析与综合的对立统一，乃是科学认识发展的基本矛盾与基本规律。现代科学认识的发展趋势是在近代科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其中整体化、一体化的综合又是主导趋势。可以说，近代的单学科发展“以分为主”，现代的跨学科发展“以合为主”。问题不在于近代科学没有综合，而在于现代科学中分析与综合的关系性质起了新的变化；分析方法固然是综合的基础，但只有现代综合才是分析方法的更高目标，才能解决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科学难关、时代课题、全球问题。这样的分析方法，就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这样的综合方法，就是分析与整合相结合的总体综合方法。这样的方法合到一起，就是定量与定性、系统分析与总体综合相统一的现代系统辩证法。
现代科学认识的第三大综合，乃是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的更高综合。西方科学，尤其是近代科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典型特征，是注重分析的要素分析法、还原分析法，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一个个环节、一个个组成部分，如庖丁解牛，越分越细，只见局部，不见全牛；解剖了，分割了，掰开了，揉碎了，真可谓分到了极点。实证分析，定量分析，语言分析，逻辑分析，概念分析，各种分析手段，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核心观念是主客二分法的思维模式、个人本位论的人学观念，最深层的哲学底蕴是主客对立型、外在征服型的主体性观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方科学，尤其是中国古代科学和古典智慧在思维方式上的典型特征，则是注重综合的整体直观法、系统综合法，把整个世界看成是“天——地——人”、大中小宇宙的有机整体。讲究的是在个人小宇宙和世界大宇宙之间把握内外合一、理欲合一、情境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以大综合的手段，求大和谐的目标，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真精神。其核心观念是主客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家国本位论的人学观念；最深层的哲学底蕴是天人合一型、内在超越型的主体性观念。东西科学、东西文化在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的转型期必然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东方科学、东方文化不吸收西方近代科学、近代文化，就难以超越古代传统，走向现代化；西方科学、西方文化若不吸取东方科学、东方智慧，就难以超越近代模式，真正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化。
现代科学认识的第四大综合，就是各门科学与哲学智慧的更高综合。所谓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还有近年来分化出来的系统科学、纵断科学、综合科学。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还需要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的联盟。其意义就在于：现代科学将为哲学科学更新科学基础和理论形式；而现代哲学将为现代科学提供新的方法基础与价值目标。
这种立足当代的综合创新，就是当代大科学发展的主导趋势。四个层次的大综合，都需要哲学的龙头作用、中介作用、桥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龙头，对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最新趋势作出哲学概括和哲学升华，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第三次伟大尝试，创造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大成智慧学，让中华腾飞展开智慧之翼——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1993年4月， 钱学森院士曾约请黄楠森教授、王东教授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语重心长地嘱托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历史重担。
三、面向当代大哲学——首先是要创造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当代大哲学，这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水流千转归大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形态同样需要汇入世界哲学、世界文明的汪洋大海中。在这方面，《当代视野》一文提出了要正确对待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这两大课题：一个课题是面向西方哲学，努力把握其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特别是要注意到他们基于西方近代化和现代化、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提出的种种问题，从中努力求索西方近现代化进程中体现的时代精神；另一个课题就是面向中国传统哲学，注意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问题，批判性继承、建设性地超越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超国度、超时代的普遍性的东西，同时力求克服某些不应讳言的历史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这两大理论课题，都提得很好，必需回答；同时我想指出的是，还有一个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甚至更加值得重视，那就是在面向东西方传统哲学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立足点、着眼点、归宿点究竟应当放在哪里？
我认为，在面向当代大哲学的时候，我们最为根本的立足点，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南，把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熔为一炉，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的新形态，创造出引导21世纪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
从当代世界大哲学的思想走向来看，是“中西马”三大哲学流、三大智慧流之间，存在着“三国演义”式的复杂格局，而不仅仅是中西哲学的两极格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西方近现代哲学在20世纪已成鼎足之势，从而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来说是这样，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当然，也有人断言，在世界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足以自成一家：作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西方哲学史发展长河中的一家之言、一个支脉、一个学派，至今尚未在西方世界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占居主导地位；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也不足以在世界哲学中独占一席之地。这种看法倒是符合形式逻辑的归类原则，初看起来也有某些合理之处。但实质上都是大谬不然，极其有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渊源于西方哲学，主要是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这三大西方哲学思潮，但其思想主旨却是根本超越西方传统哲学，并打破“西方中心论”观点，带有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哲学色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命运也颇为奇独，可谓“西方播种，东方收获”，在西方虽然至今未占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中，却占居了主导地位；因而，从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型哲学，已在世界哲学中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从中国来看，从五四运动以来这近一个世纪之中，尤其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占居主导地位，成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和社会价值体系的思想指南。
从当代世界的思潮走向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形成举世瞩目的鲜明对照。无庸讳言，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历史交点上，当代社会主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怎样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为思想领域中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有人断言，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大失败，社会主义已经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也有人企图割裂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在国外，有人讲，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仍然活着。在国内，也有人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完全对立的。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树深深地扎根于两大基础之上：一是富于中国特色的实践基础，中国国情的现实基础，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根本扬弃苏联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而又“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真谛。因而，从理论上、历史上，真正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真正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世界意义的理论课题。
从当代中国的思潮走向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倡导的综合创新论， 面临着“传统复归论”和“全盘西化论”的严峻挑战。 80年代开放引进西学，90年代加强国学（中学）研究，都大有必要。但问题是不应当削弱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主流地位，相反，倒是应当在强化更新“马学”基础上，来引进“西学”和消化“中学”。由于对这个理论基础的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有所疏露，因而80年代后半期，全盘西化论曾一度甚嚣尘上；90年代前期，传统复归论又流行一时。甚至在当前形势下，出现了一种奇特怪异的二元格局：经济政治上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思想文化上打“回归儒家传统旗帜”。这样一种“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二元割裂格局，由于缺少统一的构架，只能是海市蜃楼式的天真幻想。长此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势必因为缺少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发生倾斜乃至坍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形势下，只有毫不含糊地提出问题，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才有利于澄清思想，端正方向。
《当代视野》一文在谈到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多元化格局时，乐观地断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更加内在有机和谐与协调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哲学形态提供了多种桥梁和通道”；“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结合点上提出和回答问题，才是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可行之路。”这种提法，在当前形势下有正确的方面，合理的因素，也有某些片面性，有过于理想化的缺陷。
实际上，在当代中国与世界格局的广阔背景下，中、西、马这三大哲学流、智慧流、文化流相互间的关系，包含着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碰撞冲突关系，另一方面是交流融合关系。这两个方面犹如一枚金币的两面，“合则双存，分则两亡”。这样有机联系的两个方面，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陷入严重的主观片面性。过去几十年间，我们曾经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近现代西方思想的矛盾对立关系，这是一种“左”的片面性；如果今天只讲三者之间的融合交流，根本忽视“全盘西化论”、“传统复归论”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挑战，那就势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反思——首先要分清根本不同的两种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对当代实践、科技革命、现代思潮的三大挑战，从理论思维高度回答我们的时代课题，都离不开一个立足点、出发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当代视野》一文说得好：“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是我们全部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其理论归宿。”在当代社会主义发生大曲折，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动摇的形势下，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势，显得尤为可贵。在这一方面，文章提出了以下四个基本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有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实践性五个基本特征；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00多年历史进程，乃是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双重发展过程， 在20世纪主要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三种基本形式：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欧美国家中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把正视回答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和挑战作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重要途径；四是从方法论上看，当前最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化与个性化进程，因为世界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世界化又必须通过个性化的途径来实现。
上述学术观点是有启发性的，启迪我们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立足中国，环顾世界，掩卷长思，我认为，对于跨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命运攸关的历史抉择，就是彻底抛弃苏联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救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新生婴儿。正是这种抛弃性的历史选择，将历史性地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将历史性地决定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历史命运。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的一个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就是认真区分开马克思主义在150 年中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传统：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把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熔为一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传统。20世纪以来对这一主流传统做了三次大发掘，30年代起开始发掘出“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70年代起又开始发掘出“晚年马克思哲学思想”，80年代起又发掘出《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中年马克思哲学思想”。这一发掘已经大大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可惜远未得到应有重视，乃至世人知之甚少。另一种则是30—50年代形成的苏联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哲学传统，其典型代表就是当时定型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这个哲学体系包含某些合理因素，起过一定历史作用；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新的历史时代，再固守这个教科书体系，势必蜕化为僵化观念。在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长河中，这仅是一段支流与岔道。然而，多年以来，这段支流与岔道却被夸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流，乃至唯一模式、唯一形式。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这样两种根本不同传统，我们必须采取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对于苏联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也不宜采取简单否定方法，但本质上是根本扬弃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主流，虽然也有扬弃过时因素的问题，但主要是继承与发展关系。二者泾渭分明，不可混淆。《当代视野》一文，在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这种严格的科学区分，而仅仅停留于一种混沌的历史表象。这里讲的“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个这样的混沌表象。实际上，从本质上看，这里包含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传统：以列宁为代表的、活生生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而在斯大林时期，则形成了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哲学传统。
《面向当代大哲学》一节的开头提到，“长期以来，出于种种原因，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拒斥当代西方哲学，也脱离西方哲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脱离人类哲学思维的总体发展。”（第12页）从整个上下文来看，这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哲学传统与后来的曲折道路做了区分的，但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主流与岔道，则缺少这种科学区分。这里应当更为明确地指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主流，并没有离开世界哲学、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苏联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一度脱离了世界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但这只是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段岔道而已。这里的“我们”，不应当和“左”的教条主义连在一起，而应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联系到一起。这里强调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文字技巧问题，而是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大问题。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已经走过了尽头，走过了低谷的最低点，开始出现了某些历史性的转机之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更开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给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走向21世纪的复兴带来了新生机。在这样的广阔历史背景下，放开马克思主义的宏大视野，认真探讨“跨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无疑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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