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蔡元培与鲁迅“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和而不同论文,试论论文,性格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293X（2000）02—0001—07
蔡元培和鲁迅，作为并耀于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几乎同时从越乡升起。论事业，一为“学界泰斗”，一为文坛“主将”；论人格，一为“人世楷模”，一为“民族之魂”；论友谊，不仅莫逆终生，而且堪称佳话。
然而，这两位终生至交不渝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者和奠基者的文化性格，则是“和而不同”的。如能将其异同细加比较，当于同样面对“传统与现代”困惑的当代人大有裨益。
一
鲁迅曾这样给他自己在20世纪的中国作历史的文化定位——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最后一个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个，他属于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的中间物”。这样的定位，移用于蔡元培亦并无不当。
鲁迅和蔡元培都是弃旧图新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先驱。
1、从“旧垒”中率先走向面对世界的前沿。
1892年，当蔡元培高中进士点为翰林时，12岁的鲁迅还刚进三味书屋。当鲁迅失望于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离家赴南京求学，开始寄望于新学时，正是蔡元培失望于清廷，携眷返回绍兴投身于“教育救国”的1898年；1902年，当蔡元培在沪担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爱国学社总理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鲁迅刚启程赴日本留学；当蔡元培于1904年发起成立光复会并任会长时，鲁迅刚入仙台医专学习，他的正式加入光复会则晚在1908年。而当鲁迅7 年留日生活仅剩2年的1907年，年届不惑的蔡元培才首次赴德游学。 他们是一同经历了对于清廷、洋务和维新的失望，而率先直接或间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
2、从辛亥流产的阴影中走向“五四”的中心。
1911年11月，当鲁迅在故乡热烈庆祝绍兴光复，被军政分府委为山会初师监督时，蔡元培刚从欧洲回来，参加了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次年1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值鲁迅因失望于辛亥革命后的军政分府而辞去山会初师监督一职去向未定之时，经挚友许寿裳推荐，蔡元培即委托许寿裳“驰函延请”，鲁迅即于2 月抵南京到部供职。就这样，这两位现代启蒙先驱走到了一起。1912年，蔡元培受孙中山委派，赴北京迎袁世凯来南京就总统职未果，3 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内阁又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4 月到部视事，鲁迅与许寿裳5月随部迁京。7月蔡元培为表示不与袁世凯合作，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秋季又二次赴欧留学，至次年6 月才返沪参加讨袁二次革命，9月又三次赴欧游学，至次年11月回国， 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自此，蔡元培与鲁迅交往趋密，鲁迅曾应邀为北大设计校徽，并从1920年起，应蔡元培之聘在北大兼课，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基地——北大革新群体中的一员。
在划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以其“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培育和保护了这一新文化先驱者群体，被誉为“新文化的守护神”。而鲁迅则与以北大为发祥地的新文化的先驱者群体取同一步调，以其“呐喊”和“遵命文学”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1923年蔡元培以“不合作宣言”与北洋政府决裂，离京先抵津、沪，后又四度赴欧考察。鲁迅则因支持学生运动遭军阀政府迫害而于1926年南下。次年，经历大革命失败和广州“四·一五”血的教训的鲁迅来沪定居，被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聘为特约撰述员，到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裁撤为止。
3、从力主抗日走向反蒋同盟。
三十年代，面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制造的白色恐怖，蔡元培与鲁迅又成了抗日和反蒋的亲密战友。先有1932年鲁迅应邀参加蔡元培、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继有1933年同迎萧伯纳，共赴杨铨追悼会的壮举，后有蔡元培毅然为鲁迅治丧，不仅主持丧葬事宜，而且亲为执绋送殡，事后又鼎助出版《鲁迅全集》并为之作序。
当许广平编校完毕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时，曾满怀感慨，为蔡元培与鲁迅相“和”终生、携援与共的友谊作过如下小结：
蔡先生对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费去不少精神。……至蔡元培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所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维私人的感辛。〔1〕
郭沫若对此亦作过客观的评述：
……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部，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2〕
二
19世纪末，蔡元培与鲁迅先后从古城绍兴的旧台门走出，经历了反差极大的人生道路，终于殊途而同归，双双成为中国百年现代进程中至交终生的现代文化巨人，这在中外文化史上亦堪称罕见的佳话。
然而，更值得研究的是，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奠基者的文化性格，却是同者少而异者多。要是我们至今尚在“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的拘囿之中，对于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就只能作出褒一贬一或取一舍一的抉择。所幸思想解放已为我们提供了多视角、全方位的系统思维方式，“非单一化”的现代实践又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客观依据，论世衡人的标准业已变得宽容。
如果说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确是道出了人际关系的哲理，那么，蔡元培与鲁迅就是两拉“和而不同”的文化巨人。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既在列强侵华的血腥中经受着西方物质文化的野蛮冲击，又因图强心切而在急迫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经受着西方制度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强烈冲击。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赖以倚持的已延续二千余年的汉语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已面临被主动引进和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化解构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以儒家为正宗的传统文化符号系统正越来越失却与现代社会的同步化功能，几乎所有救国心切的新文化先驱者都强烈地感觉到“失语”的痛苦与惶惑。于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过激主义，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甚至汉语言文字的全盘西化派。与此同时，面对“西方文化”中的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希伯莱文明中的基督神学精神、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和反理性的现代主义精神，还有稍后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也难免出现各取所需的选择之争。局面空前热烈而又空前复杂。新文化派除了面临与复古派所固守的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外，还必须处理紧张的内部冲突。
蔡元培与鲁迅正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期应运而生的两位“泰斗”式的人物，也正是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学说和业绩对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作出了“和而不同”的贡献。
1、在“中西之争”中， 蔡元培与鲁迅都反对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主张通过中西文化的整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创建现代中国文化。但在选择与整合的方向、途径与价值取向上却各取一途。
蔡元培主张“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3〕， 并认为近代中国之吸收外来文化不同于汉末佛学的输入，“这一次以吸收欧洲科学为主，但亦不可避免地要汲取其伦理道德、哲学文艺等诸多方面……这次吸收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新思潮的产生”。〔4〕
但与“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旧纲常”、“旧道德”不同，他对儒家学说与由此而生的传统伦理道德，甚至“吃人”的家族制度，却大都作肯定评价，认为“儒家言，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5 〕，并用“智、仁、勇”概括孔子的“精神生活”：
第一，在智的方面，赞美孔子的“爱智”精神，“知力范围的广大”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高尚”精神；
第二，在仁的方面，指出孔子“从亲爱起点，‘泛爱众，而亲仁’便是仁的出发点”，赞美其“杀身以成仁”的“伟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赞扬孔子以“义”作为勇的前提，“时加以节制”的“谨慎”态度。
据此，蔡元培认为，虽古今有别，所以“不敢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但是抽象地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师法的”。〔6〕
为了沟通中西文化差异极大的符号系统，蔡元培还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典精神作出自己的现代阐述，用儒家的义、恕、仁去比附解释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
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谓之仁。〔7〕
他还用中庸之道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出自己的解释：
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讲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
孙氏的民权主义，给人民以四权，专关于用人、制法的大计，谓之政权；给政府以五权，关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庶政，谓之治权，人民有权而政府有能，是谓人民与政府权能的折中。
孙氏的民生主义，一方面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防资本家的专横；又一方面行种种社会政策，以解除劳动者的困难，要使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不相冲突，这是劳资间的中庸之道。〔8〕
惟其如此，他既反对托尔斯泰的“极端的不抵抗主义”，又反对尼采的“极端的强权主义”，既反对卢梭的“极端的放任论”，又反对霍布士的“极端的干涉论”，〔9〕坚信“道德”可以超越、 调解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间的激烈冲突，主张以道德为政治的根本，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教化”一脉相通。
鲁迅也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但他同时主张否定以儒家为根本的封建旧文化，尤其是对其核心——旧伦理、旧道德和家族制度，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不仅以“吃人”二字从整体上宣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罪恶本质，对封建的贞节观、伦理观和封建迷信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中西文化上的“因时制宜，折衷至当”态度，疾呼“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拔掉‘二重思想’”〔10〕。鲁迅反对中西两全的调和，认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11〕因而虽与蔡元培一样，认为中国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站得住脚”，但他认为中国的“国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于是发生了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12〕
2、在文化重建的基点上， 蔡元培与鲁迅都主张以“人”的重建为根本。蔡元培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13〕鲁迅亦早在1907年就大声疾呼“首立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蔡元培在教育总长及北大校长任上，以不朽之业绩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鲁迅则终生以“立人”为己任。但在育“人”的方针上并不完全一致。
蔡元培认为世界有“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别，“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4〕，主张民国教育“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15〕倡导养成学生“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能力”和“艺术的兴趣”，〔16〕使他们具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和“骆驼样的精神”，能担负起“学术上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对于社会的责任”，〔17〕因此“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所谓健全的人格，即指体、智、德、美四育。〔18〕而于“世界观及美育”“尤所注重”〔19〕。由他首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治校方针，适应了发展教育和发展学术的客观规律，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的新局面，而且有效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影响深远。蔡元培虽主张思想自由，但从自己“立于群之地位”〔20〕的伦理观出发，在人格标准上，却一再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强调道德救国，强调“欲治其国，先齐其家”〔21〕。凡此均表明其育“人”的思想并未超越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鲁迅虽无系统教育理论，亦无终生从教的兴趣，因此其育“人”观大都从启蒙主义视角持论，二者相较，在“人”的文化重建标准上相距甚远。与蔡元培一样，鲁迅早在上世纪初就不但看到了因“思想自由”和“科技进步”而造就的西欧“物质文明之盛”，而且呼吁国人在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应防止陷入“物质崇拜”的误区。所谓英雄所见略同，鲁迅也与蔡元培一样，看到了西方之强“根柢在人”，主张中国图强“首立在人”。但他更专注于“改变国民精神”，注重于新“人”的“率真行诚”“争天拒俗”的独立人格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改革姿态，在批判西方“众数崇拜”的同时，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呼唤“气宇品性，卓而不群”的“精神界之战士”出现，认为只有“张大个人之人格”，“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才能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3、在文化转型或重建的途径上，鲁迅虽作为同志者， 在教育部忠诚地配合支持过蔡元培的“美育”主张和社会文化工作，但二人的哲学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有极大的不同。
在儒、法、道各家中，蔡元培认为法家“偏重刑罚……不近人情，尤不合我族历史所孳生之心理，故其说不能久行，而惟野心之政治家阴利用之”；〔23〕而“道家之言以个人为本体……其本意实以无政府为目的”；只有“儒家之言……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体”〔24〕，他不仅独重儒家，而且尤重中庸之道，认为“惟儒家之言……无在而不用折衷主义”〔25〕，因而将尧、舜、禹、汤、文、武和孙中山先生分别树为古代和现代中庸之道的典范，号召“凡是孙先生的信徒，都应当体验此种精神，才可以尽力于孙先生的主义”〔26〕。可见，中庸之道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又是他论世衡人的标准和行为准则。其所以主张和平讨袁，提倡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支持“好人政府”，力主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美育救国、道德救国、实业救国，虽支持保护学生的爱国运动，但又认为“学生方面最紧要的是专心研究学问”〔27〕，虽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营救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但依然认为“马克思所持的阶级斗争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28〕，其源盖出于此。
鲁迅则终生反对中庸之道，一则由于它易为坏人用作伪装，他所深恶痛疾，主张“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的“叭儿狗”们就常是“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二则由于“即使是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29〕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中国历史上只有过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因此，“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30〕在他看来，实现此种变革的途径，应当是“用骨肉碰钝了刀锋，血液浇灭了烟焰”，因为只有“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才能“看出新世纪的曙光。”〔31〕在1925年3月31 日给徐炳旭的回信中，鲁迅对中庸之道作了如下全盘否定：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由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32〕
鲁迅支持过蔡元培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对于美育的倡导，但与蔡元培的教育观与美育观却是同中有异。蔡元培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33〕，鲁迅则认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34〕，“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35〕，所以没有社会的根本改革，“教育救国”便无从谈起。蔡元培主张“用美育的教育，提起一种超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偏见，保持一种永久和平的心理”〔36〕，鲁迅则认为“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37〕，可见，鲁迅与蔡元培对于美育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差异之大。
意味深长的是，蔡元培、鲁迅虽有如此“不同”的文化持论，却依然能相“和”终生，关键在于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文化主张改造传统社会，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重建中国的现代文化。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两位文化巨人可谓是心有灵犀，彼此理解，殊途而同归。
三
鲁迅出身于“由小康而坠入困顿”早年丧父的仕族家庭，蔡元培出身商家，也经历了由盛而衰幼年丧父的家道变故，两人均有慈母之爱，接受过传统教育。所不同的是蔡元培13岁始即学制艺，学做八股，17—20岁即参加两次小考，18岁就开始当塾师，19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点翰林，受到过规范的旧式教育，经过科举的历练，又做过几年翰林，可以说是19世纪末的末代士大夫。鲁迅少年所受的亦系旧教育， 他从7岁进本宅私塾，10岁才开始读孔、孟，直到12岁进三味书屋读五经，但所受传统教育不如蔡元培那么严格，自幼阅读的范围亦较蔡元培广泛而自由。13岁，当蔡元培受到严格的制艺训练时，鲁迅却因祖父科场案而到处避难，次年又为父亲治病奔忙，并从家道变故中，过早地“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38〕到17岁才学做八股文，但其兴趣却在杂书上，18岁即赴南京进水师学堂，是年只被叔辈拉去应过一回县试，以后就再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应该说，二人均从传统文化的“旧垒”走出，但由于年龄的差距，蔡元培于传统文化的渊源远较鲁迅深厚，而鲁迅的反正统文化性格则源于其正受传统教育之少年时期。这是两人文化起点的不同。
如果说，家道的不同和童少年所受的教育有异尚不足以说明蔡元培与鲁迅文化思想和文化性格不同的根本原因，那么，有待探索的则应是他们在终生的社会实践中对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地域文化承传的不同。
1、传统文化的不同熏染。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除了其具体表现以外，都应有其基本精神，此乃一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一种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心思想，一种处于核心地位的基本观点。
蔡元培与鲁迅作为一代承上启下的“历史的中间物”，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影响。然由于人生经历、心理结构和个性的不同，在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解与吐纳上，二者又确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包含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包括着以下基本精神：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协调”原则；
处理人与人间关系的“和与中”原则；
解决人自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崇德利用”原则；
协调各种关系的“刚健有为”总原则。
作为传统文化总体精神的刚健有为原则，源于孔子而成熟于战国的《周易大传》，在先秦、两汉、隋、唐占统治地位，虽经多次干扰，到明、清仍得以复兴。到了近代的改良与革命运动中又得到强化。《彖传》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观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一切有为的知识分子。
蔡元培与鲁迅奋斗不辍的一生，典型地体现了传统文化“刚健有为”的总体精神。蔡元培认为“自昔社会人文进步，得力于勇敢者为多……其人率皆发强刚毅，不
不悚，其所见为善为真者，虽遇何等艰难，决不为之气沮”，殷切希望学生“当艰难之境而不屈不沮，必达而后已”，凡事都应“不存成见，而以其良知为衡，理义所在，虽刍荛之言，犹虚己而纳之，否则虽王公之命令，贤哲之绪论，亦拒之而不惮，是之谓真独立”。〔39〕鲁迅则立誓“血荐轩辕”，力赞“刚健不挠”的摩罗诗人，被留日同学公认为“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40〕
但刚健自强在鲁迅身上更多地表现为思想家的“独立不惧”、“立不易方”〔41〕的“绝望的抗战”和“硬骨头”精神，而在蔡元培身上则更多地表现为“能止健，大正也”〔42〕即刚健而能节制的“中正”态度〔43〕，或“刚中而应，行险而顺”〔44〕的“刚中”精神，也就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45〕，即使心专一而不放逸，控制自己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加以选择，使行为都符合道德原则的精神。这种区别，在前文已有论及，不再赘述。
2、西方文化的不同择取。
蔡元培与鲁迅都主张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鲁迅的“拿来主义”均可概括他们对于文化的开放姿态。然而，如果我们把共时和历时的西方各国或各派文化统视之为他们汲取的源泉，那就不难发现二者所选择而引取的流派并不相同。
数次游学德国的蔡元培，钟爱德国哲学。与深受盎格鲁—萨克逊哲学传统影响的胡适、丁文江等人推崇孔德实证主义和詹姆斯实用主义不同，亦与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派中坚力量倡导“科学的人生观”不同，蔡元培认为“夫各种哲理与综合各种科学，尚介乎科学与哲学之间，惟玄学始超乎科学之上”〔46〕，力主除研究科学、哲学之外，还须“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47〕，蔡元培的这种对“形上”和“绝对精神”存在的追求，均源于德国哲学传统。
正是根据康德关于“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划分，蔡元培认为教育可分为立足于“现象世界”的教育和立足于“实体世界”的教育，前者是“形下”的，以现世幸福为目的，是一种“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后者是“形上”的，没有现实功利目的，是一种“超轶政治之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境界〔48〕，而他所力倡的可以代替宗教的美育也是可以超功利、超政治的。
鲁迅前期所接受的是西方新理想主义，曾用尼采、叔本华和施蒂纳等人的“超人”论、唯意志论、唯我论批判过19世纪西方文明的“偏至”——物质崇拜和众数崇拜，提醒正在引进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切勿重陷误区。但鲁迅并未陷入新理想主义而不能自拔，因为他对这一思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一思潮的起因，“曰言其本质，即以矫十九世纪的文明而起者耳”，而“矫往事而生偏至”乃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现象，并认为这一思潮“将来之结果如何，盖未可率测”，且断言“二十世纪之文明，必当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声明自己对这一思潮的介绍“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49〕，可见，鲁迅并未认为这一思潮就是真理。到了1927年以后，鲁迅主动放弃了进化论与新理想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
如果说蔡元培的教育与美育思想是立足于融和建设的，那么鲁迅的教育与美育思想则是立足于破旧立新改变国民精神的。唯其如此，鲁迅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50〕，“文学是战斗的”〔51〕
3、地域文化的不同模塑。
在作为中华文化主体之一的长江文化的副文化区中，越文化区不仅文化渊源最早，而且由于游牧民族对北方汉民族的历次大举进犯和汉民族的内部战争，尤其是经东汉、中唐、南宋、明末中原仕宦文商的四度大规模北乱南迁后，这一地区不仅经济之发达领先于全国，而且“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成了“人文渊薮”，稍加统计，“名士”即过半千。粗加甄辨，约可分为刚性、柔性和智性三类，不少名士常是刚柔兼具的智者，蔡元培和鲁迅即是典范。
山水钟灵，人文熏染，固然是蔡元培、鲁迅的共享。但家世的差别，个性的殊异及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还是造成了二者相异的文化性格：蔡元培属柔中见刚，而鲁迅则属刚中见柔。
鲁迅在家道中落的过程中，饱经家族丑恶、官狱黑暗、庸医欺诈、质铺势利、亲友炎凉的负面刺激，本应是天真烂漫的童少年生活基调“迅速从明快转向晦暗”〔52〕，刻骨铭心的童少年逆境造就了他人生起点的叛逆性，日后坎坷曲折的斗争经历更强化了他性格中的刚性。在鲁迅的文化性格中，我们不难发现越中先贤刚性文化的模塑——为民治水过门不入的大禹、发奋图强的勾践、刚肠疾恶的稽康、佯狂抗世的徐渭、矢志改革的王叔文、疾恶如仇的沈炼、绝食不降的王思任、勺水不进不屈而亡的刘宗周、投水拒聘的祁彪佳……举凡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抗世违俗、艰难死节之先贤名士，均被鲁迅视为民族之脊梁，引为师法之楷范。但在另一面，在对人民的“俯首”、对青年的关爱、对母亲的依顺、对妻儿的爱怜中，又可见其柔和的秉性。
当然，上述刚性名士亦同样为蔡元培所敬重，但两相比较，以才辅国功成身退的范蠡、善于斡旋以智守国的文种、不慕功名苦学成才的王充、厌恶权争博而能专的王羲之、生性旷达宽而能容的贺知章、知越恤民高风亮节的范仲淹、忧国忧民诗兼刚柔的陆游，更为接近蔡元培的柔中见刚的文化性格。
从蔡元培和鲁迅起步的上一个世纪之交至这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百年现代进程，始终贯穿着“古今”、“中西”之争，其中有扬弃，有吸收，有融和，有取代，有成就，也有教训。当我们在新千年和新世纪回首仰视这两位上个世纪最辉煌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巨星时，是否意识到在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中，百家争鸣、汇通达成的真正含义呢？
收稿日期：200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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