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兼谈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实践论论文,人道主义论文,工作者论文,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都是非常大的研究课题，非一两篇短文所能说清，本文试从方法与价值观的角度切入，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看法，同时对当代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作一简单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一、引入新的研究方法
让我们先从学理层面马克思主义话语特别是实践论的角度谈起。
我赞成把实践范畴或者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这种理解主要有这样三方面的理由：第一，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看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对前人思想的超越处；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实践是个总体的贯通性概念，许多概念和理念均以此为基础或与此密切相关。第三，实践概念具有巨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可以吸收当代自然科学进步的一切最新成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永保青春的活力。
不过关于这些这里不想展开讨论，只想谈谈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许多论述作出新的理解的问题。当然，这种新的理解不是离经叛道，而是立足马恩的原意和基本观点，同时努力作出富有新意和体现时代精神的阐释。
我注意到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强调客观，强调必然，强调规律，强调社会；另一种强调价值，强调理想，强调自由与个性以及一些主观的方面。在马哲史研究方面前一种强调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质的区别甚至“断裂”，后一种重视《手稿》，强调前期与后期的一致性，甚至认为前期比后期还要重要。两种观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各讲各的。其实这两种观点在马克思那里都能找到一些根据。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角度看，马克思从1843年转向唯物主义以后，思想确实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经《手稿》、《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确实特别重视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以人意志为转移，所以有人认为这时马克思的思想出现了深层结构的转变或断裂，这个说法不是没有理由的。马克思这时的思想也表现出受到当时西方流行的普遍主义和决定论思想的影响。在西方，普遍主义的思想，决定论思想主要自16、17世纪科学革命、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深入人心，人们普遍相信客观规律是普遍存在的，只要发现了就能利用它、遵循它，甚至戡天役物，为人类造福。至于有些现象还没有把握，那是因为科学尚未发展到那一步。将来水平提高了，一定能够发现，并利用它为人类服务。马克思在理论初创阶段，阐述历史规律也特别重视强调其客观必然性、普遍性，以证明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并批判种种从理想、价值、规范出发的唯心史观。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注意到马克思在进行理论阐述之时，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都忽隐忽现地表现出特有的价值取向、价值关怀以及对理想与信念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尤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因此我尝试提出运用一些新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一是把科学的东西与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二是把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三是把前期马克思的思想与后期结合起来，完整动态地考察马克思思想，运用这些方法可以对马克思的许多理论范畴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作出新的阐释。
例如，实践是个总体性概念，也是个贯通性概念，类似的贯通性概念还有：主体、人与人的发展、自由、异化等，每个概念都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并在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我认为，运用上述方法，可以对马克思的许多理论范畴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作出新的阐释。
如劳动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曾出现两次分解，两次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至关重要。一次是分解为劳动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正是唯物史观的极重要内容，因而推动唯物史观的创立。另一次是把劳动分解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第一次分解在《手稿》《神圣家族》中便见端倪，但主要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系统完成。第二次分解则主要在马克思的《1857—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根据《资本论》观点，劳动又可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劳动时间则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社会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表现为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减少，而资本家剥削工人则是把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占为己有。此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著名的剩余价值学说。有此学说，再加上以前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为科学。
我以为，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自由概念、人的全面发展概念、异化概念以及三大社会形态学说都必须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把科学的观点与价值的观点、哲学与经济学、科社理论、前期与后期结合起来理解。按此观点，社会主义理论至剩余价值学说创立才成为科学，与此相联系，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自由观、异化观、人的全面发展观都可以从此角度作一理解。也就是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哲学观点的自由观、异化观、人的全面发展观等已经成熟，但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异化观、人的全面发展观等仍未完全成熟，仍带有一些哲学思辨和抽象的弱点，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没有具体说明，规律的阐述也主要是理论概括和逻辑推论。到1857—1858年写《资本论》第一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有这些学说都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得到科学的阐述。
例如，人的全面发展观，在《形态》中主要是哲学推论，也是一种信念，在《大纲》中则揭示，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也是人可自由支配时间因而是人的能力发展的时间，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具有异化的形式，即被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形式。一旦把此形式扬弃掉，剩余劳动时间就可直接成为人自由支配时间，自由支配时间又成为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充分发展的时间，这也即是马克思的价值理想。在这里，规律与自觉意识、必然与自由、事实与价值获得了统一。因此，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不仅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不仅是吃得好、穿得好，当然这些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人的能力与个性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从此角度，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概念、自由观、规律观、异化观、人的全面发展观、社会形态理论全部得到全新的理解。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理论，若从这些方法和角度进行理解，在《手稿》中已经产生，但还比较抽象，若孤立地看，近似于前马克思主义抽象的人的弱点，但若同后期论述联系起来，则是天才思想的萌芽，后期思想是从此递嬗发展而来，因此同抽象的人有本质区别。至《形态》，创立唯物史观，《手稿》中抽象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扬弃，但由于没有进一步具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内在机制和奥秘，因此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此而言，仍带有抽象的弱点。到《大纲》，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扬弃了以前的抽象，包括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再是空想，而是科学，异化观、自由观、劳动观、人的全面发展观、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才完全成熟。
上面阐述是从科学与价值观，哲学与经济学、科社，前期与后期相结合角度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新的思路。
二、高举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
我认为，我们不仅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而且还应高举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因为实践论是“实有”，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应有”，是“理想”。我们知道“实有”推不出“应有”，“是什么”推不出“应当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能只从“实有”，从“是什么”，从“规律”与“必然”的角度去理解，尽管这些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仅停留在这里，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会失去生气和活力。我们知道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没有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想象的，西方学者也正是从此出发攻击马克思主义忽视人。而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线索来看，这样理解也不符合马克思原意。当然我们也不能只看到价值，而否定必然，否定规律，或用“应有”去取代“实有”，那样就纯粹是乌托邦，是空想了，关键是把握它们的结合和张力。
我理解，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原则，这个原则贯彻马克思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一生。即使在《形态》，这个原则仍然在忽隐忽现地起着作用。在《大纲》中，则在更高基础上光辉再现。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就事实，论事实，无所谓“鄙俗”，无所谓“非人”，无所谓“异化”。这些都是后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的否定性价值评价，若从实有出发，就事实谈事实，存在与本质总是相符的，无所谓异化、非人。
人道主义有一般人道主义，也有具有特定社会历史形式的人道主义。虽说作为一种思潮人道主义主要是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表现了市民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禁欲的要求，但在此之前其实也是有的。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主要指这样一种价值原则，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地位、人的尊严，追求人的个性与能力的发展。但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个体，二是群体、或社会、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要从第一个角度，强调个性解放和追求个人的幸福，马克思主义则超越了这种狭隘的个人利己主义，着重点在于类，人类的解放、社会的解放，让每个成员的个性与能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有人担心肯定人道主义会造成个人利己主义泛滥，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恰恰强调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对个体说来，为此事业奋斗乃至牺牲、献身都是非常高尚的行为，应该提倡。当然这是主体的自觉选择，而不是出于外力强制。因此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恰恰是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的。
现在已肯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主要把它局限在伦理领域。确实，价值观、人道主义是应有，但在能动的实践中，它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主观领域，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活动之中去指导实践，加入到“实有”之中，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于是，“实有”与“应有”不再处于僵硬的对立之中，而在能动的实践活动获得了统一，并影响到现实。举个例子，人们造房子，不仅要考虑符合力学定律和建筑学规律，而且要考虑式样、风格，这就表现出价值观的影响了。这种价值观不能仅用伦理原则来说明，而是直接影响人的实践活动从而影响到现实性的广义的价值观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价值观不仅具有伦理的地位，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则是改造世界。社会历史规律，在能动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绝不是注定如此不可变更的宿命，不是同人的主观努力毫无关系的自在之物式的存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规律的实现必须有无产阶级自我意识这个环节，否则连接不起来。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和分岔点常有很多种选择，这时能动性、价值观显得特别重要。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从天而降或自然而然到来的，它的实现与发展都有赖于人们自觉的实践。
那么用实践观能否替代这些功能，我认为是不够的，实践观虽然要阐述价值和理想的作用，但不是价值观本身，它主要还是回答“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所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观根本原则的功能无法取代。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即使现在这样说也许多少还有些不合时宜，但我相信迟早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的。这不仅因为它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而且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现代化的进展，本质上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因此人道主义应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肯定。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人类思想宝库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无比光辉和博大的境界，永远指导着我们为之努力。换言之，我们不是为了必然，为了客观规律而努力的，而是为了自由、为了善、为了价值理想而努力的，虽然为了实现自由必须遵循规律。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运用他的价值观原则对之弊端进行尖锐批判的结果，迫使它自我调整和改善，而不全然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高举马克思人道主义价值理想的旗帜作出更大的进步呢？
有人担心这样恐难同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划清界限，其蕰这是不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奠定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两个学说缺一不可，并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渗透在一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没有这两个学说，因而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在价值理想上是空想。
从当前现代化建设的角度看，现代化主要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它能够提供财富，提供充裕，但不见得能提供善，而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不仅是一个按照规律必然要到来的社会，一个真的社会，而且也是善和美的社会，在那里有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充分发展。也就是说，现代化需要有价值观念导引。那么我们今天能拿出什么来充当这一任务呢？拿必然性理论吗，肯定不行，因为实有推不出应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当然要举起，但对普通群众说来，共产主义的名词还是有些抽象和虚玄，在空头政治破产、大众政治热情衰退的今天，很难引起多少内在的冲动，只有价值观原则才是照耀人的心灵的内在之光，从此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永远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应很大程度上同此联系在一起。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与命运，当代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的《提纲》和《形态》写作150周年，当然意在现在，重视挖掘现代意义，特别重视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和命运，我们这一代哲学工作者有何责任和使命。
我认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所着力解决的是把握三个结合点，一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点，或者说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即如何既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实现现代化，此为第一大要务。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三是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的结合点。这三个结合点是当前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和民族兴亡的大事。从当前情况看可以说取得相当成绩，但问题也不少。小平同志说只有到了下个世纪赶上发达国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够格，正是出于这种危机感。目前只能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任务还相当艰巨。作为哲学工作者，应当关注这些重大问题，研究这些重大问题，不能只停留在烦琐的书斋考证，从本本到本本，那是经院哲学，没有生命力。同改革开放有关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值得研究，如管理哲学、经济哲学等。如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以人为本已是管理学常识，可是我们的马哲领域还常常在批以人为本是唯心史观，这就是理论同实践脱了节。这样的研究没有生命力。
以上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角度进行的探讨，下面我们不妨从更一般的视角讨论哲学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让我们从衣俊卿先生的话题谈起，我很同意衣先生的文化分析。的确，当前的话语系统产生了分化，过去靠权力，靠狂热的渗透一切的极左思潮整合在一起的话语一分为三，一方面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一方面是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一方面是大众话语。特别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崛起和精英文化衰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大众是市场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甚至成为文化的消费者，当然是大众文化、市场文化，也是通俗文化，市井文化。过去大众被权力和意识形态强制整合在一起，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意识，现在不同了，极左政治通过文革把一切荒谬的东西发展到极致，恶梦醒来人们普遍政治热情衰退，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产生疏离感，而思想解放也给人们的精神与思想较大的空间、弹性和自由度，于是，人们不再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而只关心自己的当下存在，衣食住行，物质利益，充满着感性的东西，特别是钱和性。这就是大众关注的中心。官方一下发现如何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从意识形态角度整合大众是个非常难的问题，思想氛围的宽松并未唤醒人们的政治热情，而重走回头路肯定不通。
知识分子呢，更加成了尴尬的一群，过去自以为是道统的继承者，或者启蒙思想的宣传者，现在突然发现大众哈哈一笑走开了，他们对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于是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成了受冷落的一群。你诚然可以继续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讲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和科学理性，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实践是基石，讲人类解放的理想等，但谁来听呢，精英和大众各自有不同的话语系统。
于是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文艺界尤甚。过去作家以文以载道为己任，必然要宣传道德教化的道理，教育人民，诗言志，这既是几千年的传统，也是近几十年以来一直视之为当然的道理，但这一切在市场大潮下溃退了。于是许多知识分子从启蒙的立场后退，不再以启蒙为己任，不再关心思想深度、道德教化。后现代文化关于无深度、平面感的论述也为之推波助澜。最典型的就是王朔，从“渴望”到“痞子文化”，他的名言是“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怕谁”。“快餐文化”、“色情文化”、“凶杀文学”等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那些善于炮制文化快餐和描写色与性的通俗作家也的确腰包鼓起，活得潇洒，只剩下张承志、梁晓声等少数人在苦苦支撑。
在此情况下，哲学出路何在？知识分子出路何在？北大陈平原君提出不要有什么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这是自作多情，露导师心态，为天下师。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游戏规则不一样，知识分子应力戒浮躁，争取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可是我对他的说法不禁有些怀疑，一个个人私德高尚的人诚然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这样行吗？过去跟得太紧诚然不对，但若连社会责任感一起否认，那么最高尚的东西与最庸俗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讲，现代化需要有合理的价值观念作导引。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同价值观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例如，希特勒式的现代化也是现代化。二战以后审判战犯，法官们发现仍得运用古老的自由平等自然法原则，否则战犯们声称自己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行动具有合法性，因此必需用更高的价值原则，请出天理良心来审判之。可见，合理的价值导引是绝对必需的。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一个物质财富充裕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善和美的社会。
从人民大众的角度看，应该有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人和一群人诚然可以只关心赚钱享福，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这样肯定不行，总是应该有比形而下追求更高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传统文化被批得七零八落，西方文化也理解得枝枝节节，马克思主义在大众的层面相对说来影响也不深，于是没有比物质利益更高的追求，只剩下感官需求、性和欲，于是世风就败坏了。当然，法律和政纪党纪还在，违背要受到惩罚。但那属于外在的强制，一个人没有内在之光的照耀，只凭本能行事，最多害怕法律制裁，而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令、价值理想，那比动物又能高明多少？许多人甚至置法律于不顾，那就同动物境界差不多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都这样肯定不行。
当然，我们民族缺少宗教背景和超越的传统，对形而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这方面追求不是没有，否则，基督教、佛教在大众层面发展怎么那么快呢？
目前我们面临着文化转型和文化重建问题，除经济建设外，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价值观重建，在大众的层面树立合理的价值导向，建立那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的东西，以确保我们的民族文化和现代化建设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知识分子角度看，不能都去炮制快餐文化，而失去自我，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人格，不做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声筒，也不做小市民金钱的俘虏。诚然，他可以关心大众文化，但更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有责任抨击不公，提倡正义，这不是追求过去那种中心的地位，而是尽其所能维护“善”的理想，为社会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导引。
对作为“社会良心承担者”的知识分子说来，有三种传统可以继承，一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传统，马克思的价值理想，为人类幸福献身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此境界最博大，又同主流意识形态贴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都可以作为指针，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西方启蒙的传统，主要是西方文明史所积淀下来的一些价值理念，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理性等，通过启蒙运动被启蒙思想家所光大。当代西方许多人已视之为古典，尼采价值重估，而后现代主义主张无深度、平面人，对这些传统理念自然不屑一顾，但这些理念仍然在社会深层结构中发挥极重要的作用。中国由于历史发展的道路不同，长期缺少这些传统，更需要提倡，而不能学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现在有些人嘲讽启蒙，其实先知后知的区别总是存在的，面对愚昧与落后奋起抗争，并宣扬进步的思想还是有其价值的。一定的启蒙也是必要的。
三是中国文化的道统，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存亡继绝，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民，为万世开太平的“民胞物与”观念都是非常优秀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随便否定，而应有存亡续绝的意识，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文化关怀特别是哲学的价值，有人认为当代知识分子已从启蒙的立场倒退，人文精神失落，其实这种现象主要在文学创作领域更突出一些，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哲学界文化界并非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关心民族的命运、大众的利益、社会的进步，并努力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导引。事实上，也只有哲学与文化才能担当起终极关怀与安身立命之重任。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来，则应以弘扬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同时也承继后两个优秀传统，从而完成一个大综合、一个大创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文化再造贡献力量。哲学的重任在这里，哲学的希望也在这里。
（本文系作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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