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把时间引入形而上学的意义_形而上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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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统治欧洲哲学思想两千多年,却在近代受到猛烈的攻击。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探讨“诸存在”后面、上面、外面的最根本、最原始、最本质的“存在”,似乎这个“存在”是事物的一种特别的属性,加到任何事物中去,就会使该事物“存在”,像现在的味精加到任何菜肴中去都能提味一样。康德对此大加批评,指出“存在”是一综合判断,并非事物之任何属性。将“存在”加到事物中去,不能对事物增加任何东西。于是,如此理解下的“存在”只是毫无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言之凿凿。于是康德以后,西方哲学侧重于知识论,而存在论式微。

然而,存在论之问题并未因康德的批判就完全平息下去,因本质、本体、本原(源)等问题依然存在,而康德的知识论只着重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经验知识问题,那超出经验之外的问题,康德归于宗教信仰范围,于是有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出来将经验与超越、直观与本质统一起来,也使知识论和存在论统一起来。

应该说,黑格尔的绝对哲学,已有时间的因素在内。因他的哲学,强调辩证发展的过程,“存在”作为本质的“存在”,是一个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抽象概念。黑格尔说,真理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全”。黑格尔的哲学,把逻辑和历史统一起来了,对于哲学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黑格尔不仅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且改造了传统形而上学,使之有了一个新的、辩证的形态。不过黑格尔的哲学最终仍是一个概念的体系,他的学说从《精神现象学》到《逻辑学》的发展,说明了这种概念化的趋向,“时间”、“历史”也成了一个逻辑概念的推演体系。

将时间因素着意引入哲学,使传统形而上学彻底改变面貌的,是本世纪的海德格尔。海氏哲学来自他的老师胡塞尔。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可能不受黑格尔的影响,但他舍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本质直观、直观本质的直接性,固然也考虑到时间问题,但其说法,显得塞而不畅。海德格尔主要著作以《存在与时间》为书名,可谓旗帜鲜明地把时间和“存在”牢牢地拴在一起,不可分割。

《存在与时间》固为海氏早年之作,但却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后期虽有许多的发展,并有转向之说,但其思想之基础以及转向之根据,皆可在《存在与时间》中寻得。

在《存在与时间》中,为阐明“存在”的时间性,海氏先从人的分析入手,因为他老师胡塞尔说,事物本身的意义只是向人才显现出来,所以胡塞尔现象学着重人的研究,是为“人文科学”——人就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是有理性的动物,因为人不是动物。

胡塞尔哲学对人的分析,对海德格尔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不过海德格尔还进一步指出,人固不是动物,但人仍是万物之一,问题是万物中之“何物”是人?人不是天使,人也不是野兽,那么,人又处于何种状态?

海德格尔说,就哲学意义来讲,人是Dasein。海氏的这个词和“存在(Sein)”一样难懂、难译;弄清楚这两个基本概念,海氏的思想大体也就可以弄清楚了。

在《存在与时间》里, 海德格尔借助基尔克特的“存在(Existenz)”来解释他的Dasein,谓Dasein是从“万物”中“脱颖而出”(ex—sistence)的意思;但Dasein的“Da”,在德文是指“具体的”意思。什么叫“具体的”?具体的就是有具体时间、地点的,不是超时空的思想概念。这样,人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定义,而是具体地“在”“那里(Da)”。

按海德格尔的意思, 一旦人进入到Dasein 的状态——即有了Dasein的“觉悟(befinden)”,则Sein的意义就显露出来了。这时候,Dasein是具体的,有时空的,Sein同样是具体的,有时空的,因而就不像传统形而上学说的那样是抽象的、概念式的超时空的,似乎可以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

这样, 海德格尔将时间(空间)观念引入形而上学, 使“存在(Sein,Being)”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于是, 海氏似乎蛮有理由地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它已经走完了自己的历程,陷于无事可做、寿终正寝的地步。

巨大的任务仍在于如何阐述Sein的时间性,如何将时间观念合理、清楚地引入“存在”,又如何与空间观念结合起来,使得人们能够了解“存在(Sein )”的确“在”时间(空间)中, 而又不是“诸存在(Seiende.beings)”, 因为即使海氏所着重研究过的康德的“时空”和“存在”,也都在经验对象范围内,而不具备他的超越的意义。

世上万事万物“在”“时间—空间”中,这好理解。从这个意思引伸出来形而上学意义的“存在”——那个超越万事万物之上、之后、之外的东西,就也会“在”时空之上……,因而是超时空的,而超时空则是永恒;于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是不变的、永恒的。我们看到,这个道理倒也自圆其说,所以它统治西方哲学很多年。

然而这个理论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弄不好会自相矛盾。既然形而上学的“存在”是超时空永恒的,它就只能是一个思想中的东西,而没有现实性,没有现实性的东西如何说它“存在”?思想的东西只是一个观念,一个理念,于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就说了自相矛盾的话:“存在”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问题,也是康德抓住的几个二律背反的核心基础。

如今为形而上学本身计,挽救这个“存在”,使之不至于流于空洞的思想概念,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为使形而上学的“存在”真正“存在”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把“存在”与时间在一个新的理路中结合起来,这个理路则必定会使传统的形而上学彻底改变面貌。这就是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于是时间就被引入了“存在”。

时间被引入“存在”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坚持“存在”的时间性, 同时还要让这个 “存在” 与作为万事万物的 “诸存在者” (Seiende,beings)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体会海德格尔的理路:形而上学不是要探本求源吗?我们现在就来考虑这个“本”,这个“源”。

“本”、“源”原是古代希腊早期哲学家就提出了的问题,是被亚里斯多德称作“自然哲学”时期的核心概念——’αρχη’,我们就译做“本源”,也译做“始基”。我们知道,早期希腊哲学的“自然”,原本是“生长”的意思,所以,所谓“本源”、“始基”,原本有时间的意思在内,是问事物的“始祖”;我们甚至可以说,凡问“起源”者,皆有时间的意味在内。

那么,传统的形而上学又为什么超越到时间之外去了呢?原来,凡经验的时间都被看作是无限的,如问事物之经验之起源,则可无穷地问下去,绝无止境;但形而上学又非要问出个头来不可,于是,这个“头”就只能“在”时间之外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寻根问底精神,逼出了一个纯思想的天地,一个理念的天地,这个天地倒也美丽,却是一个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它“不存在”。

从某种意义来说,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毛病不是出在“超越”过分,而在于它“超越”得不够,因为它拘泥于经验地理解“时间”——把时间“想象”成无限的;殊不知,就“本源”的意义说,时间是有限的。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里所强调的思想。我们看到,海氏这个思想,好像给传统的哲学投了一枚重磅炸弹,因为历来哲学都强调无限,如今要颠倒过来,强调有限,并且反咬无限是经验哲学、自然科学“想象”出来的。这一思路的提出,需要相当的勇气。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提出此论,并非为了标新立异,他是有自己的理由的。他颠倒有限、无限的位置,根据在于他对Dasein、对人的分析,在于他的“现象学”的师承。胡塞尔关于“意义”只对人“显现—开显”,从而赋予“生活世界”以不同于“物理—自然世界”的性质的观点, 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 人在海氏看来是有限的, 会死的(mortal,sterblich),人“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也都是有限的、时间性的,而不是永恒的。无限为无,有限为有;限为限定、时空,故有限为“存在”,无限为“不存在”。“时间(时限)”引入“存在”,则“存在”真的是为“存在”。

然则,时间性之“存在”为何又不同于经验中之万事万物,或者甚至说,只有在时间性意义下的“存在”才不同于经验自然之万事万物?

如前所说,经验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头无尾的,只有“时间性”的事物——Sein,才是有头有尾的;在经验自然的范围内,我们只有永远(永恒)地探索下去,而无权问一个“头”和“尾”;只有对“时间性”的事物,我们才能合理地去问它们的“头”和“尾”,也就是说,我们才能合理地提出形而上学的问题:事物的本源、本质、始基(始祖)……,也才能合理地问事物的“终结”——事物的“始”、“终”,事物的“全”——“大全”(whole)。 哲学——形而上学不是要问事物之“全”(thing as a whole)吗?事物如果没有“时间性”,则此问题只是想象的产物,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

这就是说,只有向人这一会死的、有时限性的存在者——Dasein开显出来的“事物”,才是有始有终的“大全”,并且这个“大全”竟然不是一个理念,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物。

理路如此,我们如何进一步清楚地体会此中的意思?我今设想一个特例,可能有所帮助。

试想我们如果在一个博物馆中,面对许多文物,这时“文物”和“我”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对此种状态之分析,其实也是海氏自己说到过的,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到“古物”(antiqutt),谓其作为经验自然之物言,并无分今、古,古物之所以成为古物,乃在于它那个“世界”已然过去,使用它的人已成为“古人”。此时,海德格尔的意思已很明显,顺此而下,则可窥测其Sein、Dasein的主要思路。

就人们的基本经验来说,去博物馆并非去作科研,更非有什么实用的打算,博物馆陈列的器皿,决不允许被使用;博物馆的东西自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们的意义,不完全在眼下当前,而更侧重在它们的过去。它们展示着自身的历史。

博物馆的器皿,如果只作经验自然的器皿观,它们也有自然的功能、实用的属性,光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只是现时的。它们现时是“在”那里,而它们的“过去”,对“现时”来说,已“不(存)在”,它们的“未来”则尚未“(存)在”。

然而,在博物馆里的这些器皿(文物),则显示着它们确实“有”一个“过去”,甚至它们的意义完全在于它们“有”一个“过去”,否则它们和一般经验自然器皿无异。

一方面,博物馆里的这些器皿,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它们在器皿(形)之上还显示着超越的“道”的意味;另一方面,这个“道”又不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理”,而是时间性、历史性的,因而是具体的。

博物馆里这些文物器皿,以历史、时间的形态“存在”着,它们保存、展示着它们的历史——保存、展示着它们自身的全过程,即从头至尾的“大全”。它们就是“大全”。

文物器皿的这种“大全”,同样不是抽象概念式的,不是推论至无限,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有限的“大全”,是有时限的“大全”——它们的时限已然终结。

作为“大全”的文物器皿,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这个“世界—时代—世代”已经终结。在这个意义下,博物馆里的文物器皿,只有作为“历史”、“时间”才有其意义。

就经验自然来说,这些“存放”在博物馆里的东西,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用的,它们还是物品,事实上我们常常在用前人用的东西;只是这些进了博物馆的东西,受到特殊的保护,阻止现在的人去用它们,其目的就是要突出它们的历史性,把它们的完整的历史面貌(大全)“呈现”出来。

从这个意义来看,文物器皿的意义就“在”于它们的“历史性”、“时间性”;也就是说,如果取消了它们的“历史”、“时间”性,它们作为文物的价值就没有了,就会成为经验自然的一般器皿。由这个意思又进一步可以说,“时间”、“历史”使文物成为文物,文物“(存)在(于)”“历史”、“时间”中。

由这个意思,人们又可以说,存放文物的博物馆,实际上“存放”了“时间”,存放了“历史”。

文物的“历史性”、“时间性”不是参观者“想象”出来的,而是文物自己“告诉”我们的。博物馆里的那里坛坛罐罐,都在向我们诉说些什么——诉说它们的“历史”,诉说它们的“终始”;于是,我们想到了海德格尔说的那句不好懂的话——“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看到,作为文物的“存在”,的确是以语言为家,文物之所以为文物的意义,的确是“住在”语言中。博物馆通过语言“存放”(保存)了文物,使文物真正成为文物。

博物馆只是一个特例,难道那里的器皿真的展现了这些器皿的本质,而跟我们这里讨论的形而上学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们说过,以文物为特例,有助于理解海氏的Sein,因为正是文物的历史性、时间性,而不是文物的经验自然“属性”展示了这些东西的本质、本源。文物器皿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是这些事物的本来面貌,是“物本身”——物自体(Dinge an sich)。

自从康德提出“物自体”的问题后,欧洲传统形而上学已经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康德指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因而旧形而上学一切企图把握本质、本源的努力,都被宣布为徒劳无益的,是理性在知识领域里的“僭越”。在康德看来,“理性”在“知识”领域里,只能应用于可经验、可感的部分,亦即“理性”在“知识”中,只有权为感觉世界立法,使其成为科学体系,但“物自体”是“超越”的,亦即不可感的,它不“在”“感觉世界”。“本体”是一个“思想体”(noumenon),是不可感的,因而也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认知事物向我们(感官)显现的部分,那不显现的部分,是科学知识不能及的。

我们看到,康德这个思想有一个前提:物自体不“在”时空中,是“超越”的,因而不可知;如果物自体并非单纯感觉之物,而又在“时空”中,则该当如何?

把时间、空间引入“物自体”正是海德格尔要做的工作。

海德格尔在他那篇重要的演讲《艺术的起源》中有一段很形象的话:“我们在事物的表象中,事实上并不是先感受到感觉材料的蜂拥而至,如音调和声音——如此种事物概念(当指康德的事物表象概念——引者)所宣称的那样;而我们听到的毋宁是汽笛之长鸣,听到的是飞机之隆隆,并能立即分辨‘奔驰’和‘大众’的不同响声。”紧接着他深有所感地说:“物自身比所有的感觉更靠近我们。”他甚至指出,“为了听到单纯的声音,我们必须离开事物,将我们的耳朵从(具体的——引者)事物那里挪开,来抽象地听”。

“感觉”,尤其是罗素那个“感觉材料”(sense—data), 是“分析”出来的,因而反倒是抽象的,而事物本身本来是具体的;从这个思路顺下来,“感觉(材料)”反倒不“在”时空中,而具体的事物——物本身、物自体则“在”时空中。“感觉(材料)”反倒是“思想”的抽象,而“事物自身”则是实在的“存在”。

“在”时空中的事物自身,器皿就是器皿,自身“在”那里,展现“在”那里,不会被使用、被消耗殆尽而成为“不存在”;也不是感觉材料的组合,像一个科学命题那样抽象地“在”那里,而是实实在在地“在”那里——譬如,杯子就是杯子,而不是色彩、线条……的组合。杯子就是杯子自身。

博物馆里的那些器皿正是以“器皿本身”存放起来的,而不是存放了一些“感觉材料”的组合。博物馆里存放的事物,都是“事物本身”,都是“物自体”。它们自由、自在, 不为任何人所有, 它们不被tohave,只是to be。它们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它们是抽象的, 超时空的,恰恰相反,它们作为事物自身正是“在”时空中,不过这个“时空”不是广漠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它们之所以成为它们“自身”,乃在于它们已完成、终结它们的“历史”,以自身的“大全”展现“在”人们面前。

它们之所以“终结”、“大全”,是因为它们的时代、它们的世界(世的界限)已经终结(过去),因为它们作为器皿被使用的那个时代已然过去,使用它们的“人”已经“不在”,它们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就博物馆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终结”、“完成”、“过去”才存放它们。博物馆“存放”的是它们的历史,它们的时间;空间——博物馆是为了“时间”而腾(让)出来的。“在”这个空间里存放的正是“物自体”(Dinge an sich)。

于是,在海德格尔这里,康德的“物自体”被时间化了,因而也被“存在”化了,“物自体”就是“存在”,就是时间。

博物馆里“存放”的是时间,是Sein,那么我们到博物馆去,我们进入博物馆,又是进入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说,按海德格尔的思想,我们进入博物馆,也就进入了Dasein的“状态”。博物馆把“我们”(人)带进了Dasein的“状态”。

Dasein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坚持不用“人”,而用Dasein,因为“人”具有多种的含义,譬如认知性的人,道德意义的人,还有情感型的人,等等。Dasein是“人”的一种状态,尽管是最为基础性的状态;坚持用Dasein,就是坚持从Dasein这种基本状态来理解“人”,而不是从其他的角度理解“人”。

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借助由基尔克特提出的Existen 来阐述他的Dasein。“Ex”有出来、出现的意思,“Ex—sisten”与一般经验自然的“存在者”不同,它是从“诸存在者”的环节中脱离出来,自成一个系列;“诸存在者”在必然的系列中,“Existenz”则是自由的系列,不在那种必然、因果系列中。

海德格尔的Dasein也是“自由”的,也是从因果必然系列中出来的,不过,海德格尔更加强调他的Dasein和Sein一样,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因而人的Dasein状态,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状态,而不仅是一种“空的”“自由”,Dasein的“Da”,就是具体的、有限的。

具体到作为“人”的基本状态的Dasein之有限性,海德格尔后来特别强调它的“会死性”——sterblich , mortal 。 尽管人被理解为mortal 是古代希腊以来的传统, 但海德格尔将它与Sein 对应起来讲Dasein,就需要多解释几句。

Dasein作为“人”,当然是有思想意识的,有理解力的;这种思想意识、 理解力, 都在这个“Da ”的“度”中。 从这个意义来讲, Dasein不同于Sein,是因为Dasein有能力意识(理解)到自身的“有(时)限性”,有“能力”意识到、理解到自己是有死的。“死”对于作为Dasein的“人”来说,不是突然的一刹那的事,而是一个过程;对于Dasein的“人”言,“死”作为刹那的“点”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在于Dasein的“人”“有”一个死前和死后的问题。而这个前后的问题,就涉及到Sein。Sein令人意识到、理解到“有”(存在着)“前”、“有”(存在着)“后”。所以我们说,人作为Dasein是“会死者”——是“有能力死”的,这个“能力”,就在于他能够意识、理解,“死”的“前”“后”都不是“空无”,而是“存在”(Sein)。

我们还是到我们的博物馆来。 人进入博物馆, 同时也进入了Dasein的状态,它面对的是展现着自身“历史”、“时间”的Sein , Sein则令Dasein“思”“前”,“想”“后”,而从当下现时的世界脱离出来——“Ex—”,尽管只是暂时的。

Sein令Dasein有所思,而不是引起它的其他愿望;同时由于Sein的历史性、时间性,其所令之“思”,也是历史性、时间性的。何谓“历史性”、“时间性”的“思”?海德格尔说,此种“思”,不是抽象性逻辑性的概念思维,而是“思念”, 海氏并从德文字形上考虑, 指出denken(思想)与andenken(思念)的密切关系。

从通常的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出,“思念”面对着过去,面对着历史,面对着时间;在这里,就是面对着“存在”——面对着“存留”下来的时间。于是,这里所谓“思”就是面对着“存在”的思。

就这种“存在性”的“思”——“思念”说,它不全是静观的,客观的,而是眷恋的、崇敬的、缅怀的。“存在性”的“思”是一个大综合,不仅是分析性的。

所谓“大综合”,也就是“大全”,Dasein的“思”面对了一个有限时间的“大全”——“死”。Sein展现了一个有限的“大全”,也就展现了“死”。“保存”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都已人亡物存。亡为“去世”,“离开”了这个“世界”,是为不“在世”,“不在”这个“世界”中,而作为Dasein的“观者”,却“在”这个(现实、现时)的“世界”;但Dasein的有限性、有时限性——会死性意味着“在世”必然会转化为“不在世”——在这个意义上,Sein既“在”我们“前面”,又“在”我们“后面”,亦即,Sein既是过去,又是未来。

我们——Dasein不过是Sein的“Da”——“在世”状态。

“Da”是很短暂的,Sein“寿”于Dasein,但仍是有限的。其实,如果把Sein理解为“Da”的“存留”,Sein是“不在世”的Dasein , Dasein是“在世”的Sein,则Sein与Dasein同寿,都是短暂的;如果光是Dasein,即从“在世”的眼光看事物,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但是,世间尚有Sein“在”,博物馆还特地妥善保存起来,给人以教育,即我们还“有”一个过去和未来“在”,因而我们的“在世”、“现世”,就不是过眼云烟,不是刹那瞬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死”——“有死”的教育,有时具有很消极的意义,海氏所言Dasein之飘泊、悬置、无所依归等等,虽有其理路,总不免消极之感;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不全是消极的,甚至可以是积极的,或许竟比起一般的生命永恒、精神不死的教育来,还更深刻些。这种教育,使人作为“有死者”提高到“会死者”——有能力面对死:人不但“有”一个“现时”,而且确实“有”一个过去和未来“在”。

由此可见,Dasein是“在世”的,但它又是Sein的形态,于是,作为Dasein的人“在世”时,就有能力让Sein显现出来,而不仅仅把万事万物都当做自己(实用及由此推动的研究)对象。

我们不一定要到博物馆去,而只要进入Dasein的状态,则世上万事万物无不“显现”为Sein。所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世上一出现了Dasein,Sein就会“显现”出来。从这个意义来说,Sein问题的提出,对人类言是一件“大事”(Ereignis)。于是在人类历史上形而上学问题的提出,也是一件“大事”,是人对“事物”关系升华的表现,是人的“觉悟(Befindlichkeit)”的表现。就历史的情形看,中国、希腊这些思想更为成熟的智慧民族,对于形而上的问题更有感受、更有觉悟。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形而上问题的历史性、时间性觉悟得如此早、如此的深入,应是我们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如果说,“人”是Sein的“守护者”的话,那么,我们炎黄子孙是最为称职的守卫者。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历史感的民族。在远古的时候,当希腊人注视着天空(望天者),把大自然作为对象来观察、研究时,华夏的哲人则思考着如何承续历史的传统,克己复礼,恢复周礼,使天下从纷乱复向太平;当苏格拉底以对话、辩论的方式向人们揭示科学的怀疑精神时,我们的孔子则以答疑的方式坚定人们的信心,以求“不惑”;当亚里斯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时,孔子则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希腊人强调现实性、现时性时,我们的先哲则教导人们不要斤斤计较当下眼前的功利。这种在历史早期就已萌发出来的分殊,待到历史发展到现在,就进一步显示它的巨大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古代已具备20世纪的哲学思想;而是说,我们华夏民族很早就有较强烈的历史意识,这对于理解本世纪的某些哲学思想,譬如海德格尔的思想,是有帮助的,海氏本人就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十一

历史性、时间性的Sein并非无限的实体或理念,而是有(时)限的,但它到也不是经验自然科学的把握对象;为什么“有限”而又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历史性”同样具有“绵延”(duree)性,“绵延”是时间的特性,而与一般的因果性区分开来。 海氏这一思想,深受法国柏格森的影响,应是有案可查的。

柏格森曾因直觉主义、反理性主义被批评得很厉害;然而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自从他提出“时间”、“绵延”、“自由”这些概念与“空间”、“机械”、“必然”相对立后,哲学家们就不易绕开这些问题而要求思想上有所进展。

所谓“绵延”乃是一个“流程”,其间没有可分之处。“时间”如同希腊的原子,没有缝隙,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就是生命,生命也是切割不断的。生命是一个“流(程)”。对于“生命”,我们不能先把它解剖开来,然后再拼凑起来;拼凑起来的“生命”,是死的,不是活的,因而不是“生命”,至今法国的哲学大家如富科等,仍然很强调这一点。

切割不开的“生命”如何被认知?柏格森说,不能用经验自然的方法来把握“生命”、“时间”,而只能以“直觉”(intuition )去体验它;就现在论题来说,海德格尔的“时间”固是“有限”的,但它仍是“绵延”,仍是不可分的整体,也不能以分割开来的方法去把握,而必须有一种整体性的“思”。从这个意义说,海氏所谓“时间”、“历史”,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科学。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仍是经验性的,是找出“历史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找出“历史”的必然规律;Dasein所面对的Sein的历史性、时间性,是“自由”的,用康德的话来说,“自由”不受“必然”的范畴支配,经验科学在这里“建立”(建构,constitute)不起自己的王国。就普通经验来说,我们也无法尽知“历史”的每一瞬间,因为无论多短促的生命,其瞬间也是无限的,这是古代希腊芝诺悖论所昭示了的。

于是,只有“在”时间、历史、生命流程的连续性中,我们才能体验它们的真正意义。

十二

一个人怎样才能真正了解、理解“另一个人”(他人)?看他的档案自然是有帮助的;不过,死材料并不足以说明一个活人。要真正了解他人,最好是去和他交往。交往多了,关于他,我们就可以说,已是知根知底了;对方如果也是如此,则双方就可以说是知己的朋友了。

当然,我们已无法和古人直接交往,但仍然可以作间接的交往。在这个间接的过程中,死材料——经验性的知识,或许是很重要的,但同样不能完全代替活的交流,即今人与古人的对话、讨论、辩论。并不是古人真的“活”了过来,和你说话,而是通过其他的途径进行“对话”。

Dasein面对Sein,正是在进行“今”“古”的对话;人(今人和古人,我、你、他)通过Sein互相交流、沟通,融会着古今世界,延续着生命。

“语言是存在的家”,Sein“在”向我们“说话”,“诉说”它的“历史”。作为Dasein的“我们”是先倾听、聆听了Sein的“话”,才有话要说,才说自己的“话”的。我们作为Dasein,是Sein的“聆听者”。

Sein与Dasein的“对话”,当然不同于日常实际的“交道”,为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讨论,像商业、经济、外交、政治会谈、谈判那样,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因而“语言”在这里并非经验的交往工具,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是时间、历史——“存在”得以“存留”的方式,亦即时间、历史的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此种“存在性”语言也是“真理(真实)”(Wahrheit)的存在方式、显现方式。

从这个意义来说,Sein向Dasein所透露的是真实的“话”,可信的“话”,Dasein常为Sein之诚(实)所感动;Dasein和Sein的关系是信(任)——Dasein “诚实”地“接收”Sein 的“委托”(托付), Sein“真诚”地把自己“托付”给Dasein。

历史为自己寻求、培养信得过的——能理解它的意义的人,Sein(历史)“寻呼”(我所黄裕生想出这个词,颇为确切)Dasein。当然“历史”并不是总是成功的,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理解历史的意义;但Dasein也总是会出现的,历史总能够寻找到、培养出自己的知己、自己的保护者。

“历时”要为自己寻求能与自己对话的人, 寻求回应者。 人作为Dasein接收Sein的邀请,进入时间的“流程(洪流)”中,不执著于“现时”,而发现(觉悟)Dasein只是Sein的“现时”状态, Dasein 和Sein的“对话”实际也是Sein与Sein的对话,是Sein自身的“言说”,也是Sein自身的延续(绵延)。

此时,人作为Dasein对Sein的回应,就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Sein“让(令)”它说什么,它就应该说什么。这样,Dasein的话,才不是主观情感的表现,也不是把“历史”、“存在”作为客观对象来描述,而是“替”“历史”、“存在”、“真理”说它没有说出的话,做它没有做的事。Dasein的言行都“在”“历史”、“时间”之中,是“在”推动“真理”自身的进程,如同真理、历史时间——“存在”自身“在”运作一样。

一个人要“替”另一个人说话,很不容易。更不要以为这些人已经作古,就可以随意解释他们的意思(意义),反正他们已不会起来和你直接辩论,但“历史”的意义,也有自己的理路,不容任意篡改的。即使如某些人所说,历史像一个柔和的姑娘,任人打扮,也绝不可能把姑娘打扮成飞机、大炮,总还要给她以一个人形。

“替”古人说话,或许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把前人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说了出来,等他们把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们没有词儿了,则你自己的新的意思——古人所没有的意思,也就“出来”了。这就是你的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说,Dasein并不是Sein的应声虫,过去、现在、未来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有变化、发展的。“今人”仍有很大的创造性,只是不是随心所欲地、“主体性”地为所欲为,而是有根有据地、认真负责地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

不过,无论Dasein有多么伟大的历史作用,它终究是Sein的一个(现时)的环节,随着“历史”的运转,Dasein总会融入Sein之中去,即Dasein会退出现时,进入过去和未来,而当Dasein从“现时”消失、隐去(absent)时,一切又如同Sein自己在运作,于是,Dasein真的成了历史、真理的助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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