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术集团与热点演进_citespace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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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5.02.011

       过去30年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成长，并成为各国主要城市经济复兴、城市更新与全球营销的实践热点。这既源于文化创意产业在实质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与就业增加，又因文化创意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成为创业乐土。John Howkins在《The Creative Economy：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中指出全世界每天创意产业所创造的产值达220亿美元[1]，并且以较快速度持续增长成为城市发展与创新的动力[2]；在中国沿海及内地大、中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崛起[3]。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外的经济学、区域与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已开始关注与探索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实践与理论问题[4-6]。基于此，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来龙去脉、研究机构与主要学者的贡献与创新、研究热点及其演进等，重点阐释由被引用频率处于同研究领域前列的研究者组成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学术群体的变化，以及高被引文献在文献群的时空位置及其与相关文献种群之间的关系，并系统总结学界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环境、空间分布与规划、与城市/区域发展关联、创意城市/创意阶层等核心领域研究动态及存在的问题，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前沿、其服务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和社会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1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源选择与数据处理

       西方含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期刊数据库是Wiley InterScience、EBSCO、Sciencedirect、Springer LINK、Blackwell等，然而它们无法涵盖国外全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因此，选择www.isiknowledge.com(ISI)作为本次研究的数据库，选择理由：①ISI是一个综合性数据库，基本囊括了前述5个数据库的70％以上的期刊，且该数据库访问便捷；②ISI的子数据库享有学术界的较高权威性，涵盖了SSCI全部期刊。

       数据处理是在ISI数据库中提取相关文献，且具有时效性与完整性。(1)数据完整性处理：将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作为检索主题，是因为英国于1998年《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1998》明确提出创意产业[7]，但其在各国称谓不一，且各种称谓已被学界普遍接受[8]；同时利用Histcite的数据收集功能，将初次在ISI数据库中没有收集到的有效数据重新收集整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此外，鉴于ISI数据库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英文文献占96.732％，而且少数非英语国家的学术首选语言为英语，如韩国、日本、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等，因此仅选取英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2)数据时效性处理：囿于文化创意产业是2001年《Creative Industry Mapping 2001》[9]引起各国政府开展较为正式官方统计与界定，因此文献起止时间确定为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据前述方法得有效文献2431条。

       1.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传统文献阅读与Citespace、Histcite软件的文献计量分析相结合(图1)。(1)传统文献阅读与分析主要是筛选完文献后展开论文摘要阅读，初步了解与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相关领域、方法、实证区域、某些理论问题的主流观点等观念；(2)利用海量化文献批处理软件Citespace与Histcite[10]进行文献计量，其中Citespace具有可视化功能，Histcite能够将遗漏的有效文献及时补充。传统文献阅读与现代文献计量软件相结合研究方法，旨在一是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力量(重要研究者及其来源)和其分布规律，二是检视重要研究者的研究领域、方法及其主要贡献，三是围绕相关研究领域梳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动态及其对中国启示。

      

       图1 Citespace分析流程

       2 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力量

       2.1 国家—大学视角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分异

       2.1.1 国家尺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区域差异

       利用Citespace可视化2431条研究文献，发现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的被引用频率排名如下：美国以636次被引频率位居第一，英国以281次被引用频率名列第二，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中国台湾、西班牙、荷兰、瑞典的被引频率依次降低，分别为246、211、102、101、86、74、71、68次，可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仍由发源国与实力国占绝对主导地位，当然亚洲新兴崛起国因政府与产业界高度重视亦形成学术研究的后起之秀。

       由Citespce呈现的2001年～2013年的时间节点图(图2)可以发现：①研究力量的来源国高度集中，主要是美国；②研究力量的来源国随时间呈现扩散迹象，最为显著地是中国，说明研究力量的来源国并不一定完全集中于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国；③研究力量虽有扩散迹象，仅是2005、2006年度出现小范围迁移，依然呈集聚状态。

      

       图2 基于共引国家热点的引文年轮环

       2.1.2 大学尺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区域差异

       现代科学研究是以大学为载体、研究方向相近的作者群为研究单元展开的，因此大学某一学科研究力量强弱的指示器便是该学科团队期刊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利用Citespace处理文献数据发现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高校期刊论文产出近年被引频次为昆士兰科技大学(2008)/55、多伦多大学(2010)/29、伍伦贡大学(2009)/21、昆士兰大学(2011)/19、利兹大学(2010)/17、北京交通大学(2008)/16、南加利福尼亚大学(2011)/16、格拉斯哥大学(2009)/15、麦考瑞大学(2001)/15、悉尼科技大学(2010)/14，这表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排名靠前的高校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其中澳大利亚有6所进入前10名。这与国家总被引频次存在一定差异，而且这些高校又各有特长，如昆士兰科技大学以艺术学、设计学、传播及其商业管理为核心，伍伦贡大学以艺术、文化地理研究为优势，多伦多大学以创意阶层研究为优势，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以电影研究为优势，利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分别以艺术—传播—文化地理、戏剧—电影—电视研究为优势。

       利用Citespace处理后数据呈现的可视化结果来如图3：①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昆士兰科技大学，占据主导地位；②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机构总体呈分散格局，其中多伦多大学、伍伦贡大学等大学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贡献度较高；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趋向扩散。

      

       图3 基于共引研究机构热点的引文年轮环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在国家尺度和大学尺度差异相比较：两者未呈现高度一致性，体现在研究力量最大来源国家并不是排名靠前大学最多所处的国家，显然美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较澳大利亚要分散且各研究大学实力亟待提升；此外，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而论，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地是昆士兰，而当地研究机构实力显著；美国洛杉矶是电影业高地，该城市仅有南加州大学入选前10；在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好的应是伦敦，而研究机构却是格拉斯哥大学、利兹大学排名靠前，因此，美国、英国两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与地方创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错位。

       2.2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作者群演化

       2.2.1 单篇期刊论文被引率与高频热点研究群

       通过Citespace的作者群的可视化(图4)，结果发现2001年～2013年文化创意产业高频热点研究作者群：Chris Gibson被引15次居首，随后分别是Jason Potts被引13次、Stuart Cunningham被引10次、Y Shibata与A Miyakawa各被引7次、Zhang Meiqing(张梅青)与Chris BrennanHorley各被引6次，Luciana Lazzeretti、Christy Collis、Terry Flew均被引5次。这表明：①高频热点作者在被引频率存在较大差距；②高频热点作者相对集中在2001年、2009年、2010年、2011年等年份；③高频热点作者均属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实力靠前的大学，这表明相关研究领域相对集中在实力机构。

      

       图4 基于共引作者热点的引文年轮环

       2.2.2 高频热点研究群及其被引文献生态位

       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高频热点研究作者群及其相关文献排名(以Citespace中Narrative为准)：Florida R L以“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被引用84次位居第一，随后是Caves R E的“Creative industries：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被引41次、Nelson R的“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被引29次、Schumpeter J A的“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被引28次、Scott A J的“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被引27次；排在第六名的是Hesmondhalgh D的“The Cultural Industries”引用次23次、Pratt AC的“The cultural industries production system”被引23次、Cohen WM的“Absorptive Capacity”被引23次、“Peck J的Struggling with the Creative Class”被引用23次等。此外如图5所示：①被引量上Florida R L的V、P处于绝对优势，即为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研究领域中核心节点的核心，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核心作者。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中同一作者不同研究成果的被引文能够达到高频热点的占有率比较低，仅有Schumpeter J A的“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的Y、P和1934的“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V、P都处于核心节点地位，这既表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领域研究未局限在某一个或某几个学术领域的权威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又说明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理论主线是经济学的资本、演化、制度等思想为缘起逐渐发展。③热点文献密集出现在2000年和2002年，这契合了英国DCMS发表的《文化创意产业路径1998》和《文化创意产业路径2001》，但是2005年后缺乏相应高频热点研究群。究其成因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界着眼政策实践与成果应用紧跟时代议题促成了2000年前后的高频热点作者群密集，而2005年后缺少高频作者群及论著主要是因为新生论述未被后续研究者关注与引用。

      

       图5 基于共引文献热点的引文年轮环

       3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及其演进

       3.1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文献逐渐增多且目前处于成熟期

       Citespace可视化结果统计如下：1996年～2000年高频热点文献数为82篇，2001年～2005年为129篇，2006年～2013年为60篇，这表明：①伴随研究深入与全球学者加入，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热点成果呈增加趋势；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历程呈现阶段性，即1996年之前为萌芽期，显著特征是研究成果少、纵使有高频热点文献也是间接研究文献，如Schumpeter J A：1996年～2005年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成长期，显著反映在发源国家——英国、澳大利亚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产出快速增长，而后起国——日本、韩国、中国也在政策推动下产生了国际研究样本(上海及其田子坊、北京及其798艺术区)与国际文献；2006年至今是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成熟期，显著特征是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研究已在理论阐释上形成“创意集群、创意阶层、创意城市”主流假说，并被广泛的实证研究检验证实，此外相关热点作者群虽有扩散迹象，但仍未有效吸引新生研究者加入。当然，2006年之后热点文献有所减少，亦有可能源自近期成果较少被引用与关注。

       3.2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领域：创意力、创意集群、创意阶层

       如图4与图5显示：Florida R L的创意阶层、Caves R E的创意经济：商业与艺术、Nelson R的演化理论及Schumpeter J A的资本、制度与经济转变、Scott A J的城市文化经济、Hesmondhalgh D的文化产业、Pratt AC的文化产业生产系统、Peck J的反思创意阶层等热点文献，主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创意集群等的概念、构成、形成与发展机理及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影响[11-13]。相关研究主要阐释理论，部分经济学者尝试实证证实自己论争。创意力(creativity)早在1980年～2000年学界普遍关注如何理解企业或组织的创意力及其管理，对其本质、产生环境、构成等进行了广泛研究[14]；直到二十一世纪早期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才转向所谓“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是能够发展或销售基于个人技能与创意力的产品的企业集合。在此情景下，研究尤其关注创意力与艺术关系以及管理、商业等创意生产[15]。这引起经济学Florida对创意阶层关注，并认为创意阶层是城市与区域发展创新之源，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城市学者Scott等开始研讨大规模创意阶层集聚与创意经济发展是否能形成新型城市——创意城市。当然，创意流动、结网与创意集群、区域产业政策便被人文—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广泛关注[16,17]。

       3.3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领域间的逻辑关系演进

       海外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领域，既囊括了全部术语的理论界定与典型区域实证，又隐含了逻辑关系。据热点领域文献的相互引用关系(图6与表1)可知：①本地引用(LCS)居前10位的分别是“Struggling with the Creative Class”(Peck J)、“Clubs to companies”(McRobbie A)、“The place gives me space”(Drake G)、“Cultural economy：a critical review”(Chris Gibson)、“Creative cities：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Pratt A C)、“The Artistic Dividend”(Markusen A)、“Risk and trust i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Banks M)、“When Does Start-Up Innovation Spur the Gal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Gans J)、“Cultures at work”(Gibson C)、“Academic publishing as ‘creative’industry”(Gibson C)；②前10文献间逻辑关系是文化经济作为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研究缘起，被Florida的创意阶层假说引向研究新高潮，进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三流派：一是创意阶层理论派，认为作为后工业化都市经济的原动力，创意阶层是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因子，以Richard Florida为核心构建creative class group；二是创意城市假说派，认为城市的未来是能构建开放性与多元文化、高品质人居环境集聚富有创造力的群体发展创意经济，以Charles Landry为核心构建creative city index，当然该流派下衍生了创意场域、创意氛围、创意地方、创意空间等术语；三是艺术、设计、媒介及其商业价值衍生派，认为基于个人技能与创意力的艺术、设计、媒介等必须整合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商业模式中才能创造价值与就业，该派别以John Anthony Howkins、Stuart Cunningham等任职于媒介公司或艺术、传播、设计学院为首的一批学者。当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逐渐开拓了新领域，如基于集群视角的创意集群演化及其创意扩散、社会经济学视域创意产业发展管理，更多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者则尝试面向城市更新与规划实施工具讨论文化创意产业规划政策等[18]。

      

      

       图6 LCS前50篇文献及其引用关系的引文图

       创意阶层理论作为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创意网络的源头与核心，被西方学界广泛批判性引用与探索性证实。然而创意阶层理论无法诠释作为系统的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创意网络等的萌芽、发展等过程的支撑条件、核心动力、阶段特征，因而在2008年前后被引频率非常高，随后逐渐降低；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既是创意阶层拥有创意力的商业化产出，又是推动城市或区域发展成为创意城市的核心经济动力，然而西方学界高度关注创意力的商品化过程和创意产品的商业模式及其产业链条衍生，因而Howkins、Gibson的被引频率不逊于Florida，并且被各学科广泛接受与关注；创意城市是创意阶层、创意产业/创意经济集聚的场所，又是创意氛围/创意场域等地方创新基质的孕育空间，因此有关创意城市指数、创意城市形成条件与发展阶段假说等被广泛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性见解，被引频率分散于多位学者。

       4 结论与启示

       采用Citespace等文献计量软件提取www.isiknowledge.com数据库的2431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献，并利用Citespace定量与可视化分析发现：(1)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术群体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具体而言澳大利亚以昆士兰科技大学、昆士兰大学、麦考瑞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的艺术、设计与传媒为阵营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和伍伦贡大学的文化地理学与城市文化经济等领域研究阵营，而英国则以利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为首的艺术、设计、传媒和文化地理学二元并进的研究阵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研究阵营；当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已扩散众多院校，但目前仍处于高度集聚状态。(2)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量与地方创意经济技发展水平存在两种匹配类型：澳大利亚呈协调发展，而美国、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机构与地方创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错位。(3)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高频作者是Chris Gibson、Jason Potts、Stuart Cunningham、Terry Flew，但单篇文献被引率最高的则是Florida R L、Caves R E、Scott A J、Hesmondhalgh D、Pratt AC。(4)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热点是创意力、创意集群、创意阶层、创意城市、创意网络、国家创意产业政策等，且形成以Richard Florida为核心创意阶层理论派；以Charles Landry为核心创意城市假说派；以John Anthony Howkins、Stuart Cunningham等为核心的艺术、设计、媒介及其商业价值衍生派。

       对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而言，当务之急是通过科研资助与高等教育培养一批学者群与研究中心，学术研究应坚持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并举，针对中国实际梳理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前沿深入调查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制度、文化、人才复杂情景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范式，形成学者、企业、政府三者协同参与的研究氛围，推动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地理学和信息技术科学多学科参与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马仁锋，梁贤军，等.西方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学术群体与热点演进[J].世界地理研究，2015，24(2)：96-104

       MA R F,LIANG X J,et.al.West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research:academic community and hot-spot evolution[J].World Regional Studies,2015,24(2):96-104

       收稿日期：2014-05-29；修订日期：2014-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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