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阶级结构、世界体系和世界-国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世界论文,阶级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2-0016-13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能包含严重的缺陷这种观点。虽然在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分析以及政治事业中，他们继续追随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悄悄地从列宁主义撤退了。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们提出了从《资本论》中辨识出某些概念资源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具体任务。这正是当下他们以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环境的)批判的名义正在进行的工作。这项哲学工作当然在整个寻求解放的斗争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但它有其错误的一面：将《资本论》等同于一种“批判”(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否认它是一种理论。实际上，如果说《资本论》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话，那仅仅是就它表达了一种相关理论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采取了一种半神学的立场。至少在方法论上，他们将马克思的理论认作真理，而其他的真理则是它的补充；他们认为解释这个真理是我们时代的任务。
在我看来，严肃地对待马克思，就意味着一种相当不同的工作：将《资本论》作为一种它自己所宣称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接受。在探讨这一理论时，哲学思考虽然起着某种基础作用，但是它的总体目标在社会意义上是“科学的”。一项科学工作或者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标志是可错性，在其中我们只能遇到各种缺陷——这与哲学与艺术工作不同。因此，谈论马克思的理论，就意味着考察其中真理的东西和谬误的东西，并对可能的错误尽力予以纠正。关键之处不仅在于对《资本论》进行“解释”，更在于对它进行“改造”。
这就是30年来我一直坚持的工作方式，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的遗产才能够对理解和改造当代世界有所助益，对消灭那些压迫人类和威胁我们星球的社会关系有所助益。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从西方”发言的。如果你研究具体的世界，你必须处于它的某个地方。我希望我的阐释能够激发出其他观点，也希望它能经受这些观点的批评。
我的论文将包括两个部分，主题与我最近的两本书(它们出版于《现代性一般理论》之后，该书的中文版已经面世)相对应：第一部分与《对〈资本论〉的解释和重构》(已译为中文，但尚未出版)有关，该书专门讨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民族国家内的阶级理论；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继续，将根据最近出版的《世界-国家》(L'état-Monde)一书介绍世界-国家的概念，并提出一种当代世界社会理论，其目标是论述这一社会的历史正走向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和世界-国家的混融。
一 结构
(一)《资本论》开端处的一个发现和一个错误
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市场经济”。马克思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交换关系掩盖了产生资本主义积累的剥削。然而，这一证明并没有消除那种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张：我们所有人的一切最终都将归结为交换关系。
1.为什么这种主张会成功地凸显出来呢？在《资本论》之前的著作中，马克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在《资本论》①最后的德文和法文版中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讨论。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明确地指出，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结构，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必须首先思考商品生产关系并使之理论化。而要研究结构，即资本，必须首先定义元结构——在他看来就是市场。这是马克思的主要发现之一。他在《资本论》第五章末尾得出的结论可以表明这一点。而这个结论反过来又将他的两处分析区分开来：在市场中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的“商品生产”，是第一部分的主题；“资本主义生产”则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在这里，上述统一变成了“劳动过程”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统一②。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货币开始，以表明不能从货币流通中推导出资本主义积累。而在《资本论》中他的开端相当不同。他并非如大多数评论者在解释文本时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从“货币”或“表面”、“显现”或“现象”出发，或从“简单流通”出发(如同他在1867版《资本论》中依然提及的那样)。他从商品开始，并从中推导出货币。但在这里“商品”不仅仅是生产出来的事物，它更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之前，就商品自身而言，它是“商品生产”，是一种“市场经济”的纯逻辑。市场经济被理解为资本的较为抽象的层面：它实际上是作为资本而被理解的，不过被抽象地加以考察，即先于对阶级关系的考察而受到了考察，因此这不是在其阶级结构中的资本，而是在它的内在的或被预设的元结构即市场中的资本。
来看一下和斯密与李嘉图相比马克思所实现的巨大理论革命：通过第一部分(这部分内容为前二人所忽视)，马克思将这一“元结构”本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和法律-政治的母体。他指出了在这种商品生产的逻辑中参与者们是如何彼此将对方假定为自由、平等和理性的人加以对待的。他们被假定是依据这种生活于奴隶制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所无法预见到的“平等的成见”以及在一种假定的纯粹市场经济中，对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规定的理性而如此行动的。这正是第一章的最终版本所强调的：在这种元结构背景下，“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这一观念消失了，我们沉浸在一个美好而幸福的世界之中。
诚然，正是结构“造就”了元结构并赋予其条件；正是资本造就了市场并使之兴起；资本不仅生产了产品，也生产了生产的市场关系本身并将其普遍化。但是要研究这样的商品生产，资本概念并不是必须的。我们仅需在其所宣扬的市场社会秩序中分析这种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前提的市场(或商品)即可。马克思就这样首先揭示了市场。
随后他对其进行了内在性的批判。
2.这种批判的目标是什么呢？在生产的纯粹市场逻辑中，“自由平等”和理性关系被作为一种普遍的自然秩序而提出。我们自由地缔结契约，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令人惊诧的契约：它使我们自己臣服于一种作为自然法强加给我们的规则。马克思在第二章中所分析的，正是“异化”或这种原初的“公共行为”。我们将自己的力量托付给野兽③，或托付给金牛④。我们剥夺了自己的公共自由，以及通过具有协调性的计划而进行自由协作的能力。
这样将市场认作一种我们自由地臣服的自然秩序，显然是一种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是一种升级版本的“奴隶契约”。因此马克思立即提出它的对立面：“让我们设想一个自由人的社会，他们共同拥有生产资料，根据一种通过协调达成的计划进行合作。”就这样，他的写作计划马上从商品异化的时代转向了具有协调性的计划的时代。
3.这项理论计划的实现，意味着从元结构(metastructure)转向结构，就是说，我们必须开始考察这个“现实”世界，考察这种阶级关系——在其中雇佣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发挥作用，而工人被宣称是其自由的出卖者；在这些条件下，一切都不仅按照商品交换的逻辑而且相反按照资本主义剥削的逻辑而被商品化。因此资本主义可被认为是市场的工具化，而劳动力商品则是追逐利润的资本的工具。
马克思在第三部分中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定义了资本的结构，即它的阶级结构。然后，在第一卷的第四和第七部分，他开始考察在资本主义竞争的驱动下这种结构的历史趋势：一种大公司的集中不断发展的趋势，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的不是市场而是有计划的组织。最后每个行业将仅有一个企业。到那时，工人阶级已被给予足够多的条件，已受到某种现实斗争的训练和启发，已受到有组织生产的机制的教育并被团结在一起，因而能够以集体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消除私有财产和市场，并根据具有协调性的计划组织经济生活。
简言之，这是一个20世纪的伟大神话，它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是灾难。我们必须回到这些真理和灾难，由此出发展开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忽视，面对由生产的市场逻辑——资本主义的工具——所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消灭私有财产以及市场，并以假想的具有协调性的计划取代它们。奇怪的是，他从没有提出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使市场服从有计划的秩序的问题。在他看来，战胜资本主义意味着消灭市场。这和随后的历史过程即“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没有关系。
4.人们不得不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不容易发现。在拒绝错误并保持该理论真理力量的基础上重构《资本论》更不容易。因为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这种过分的、应被纠正的“消灭市场”论，而是它的认识条件。
哲学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但不是借助于一种假想的马克思哲学，而是要尝试对《资本论》的理论建构进行哲学批判。
让我们从“述行矛盾”开始。很明显，当我们宣称自己处于一种强加给我们的规律即所谓的市场规律控制之下但又是自由的时候，我们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我们是自由的，仅是就我们遵从在彼此间认可的法律而言。但是为什么我们应当选择一种有计划的秩序而不是一种市场秩序呢？
这样我们必须回到“市场”和“组织”这对概念——正如我们可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⑤中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将之视为一种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在此意义上，他是这对概念的真正发明者。当生产变得更复杂时，他说：“必须有中介(Vermittlung muss natürlich stattfinden)。”他补充说，有两种中介：导向资本的市场，以及其目标以集体的方式被“预设”的工作的组织(这也是马克思所建议的方式，即具有协调性的计划的方式)。
诚如经济学家们所言，有两种在社会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基本方式：市场和组织。正是马克思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市场在相互竞争的私人产品之间构成事后性平衡，而组织(或计划)在同一所有制下构成手段和目的的事前性平衡。马克思将这种双重图式视为自己的重要线索，并以历史辩证法的方式将现代历史分析为从一个阶段走向第二个的漫长过程，即从资本主义市场走向“后市场”的社会主义组织。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远离了这种宏大叙事。他们发现，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的力量与这种假定的历史趋势相反。他们一般认为，正确的目标不是消灭市场而是掌控市场。这些考虑是合理的，但是他们没有为自己做出论证。这种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义趋势，与某种最初的错误有关；如果我们想要重建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并且在相关分析和政治方面运用它的话，我们必须辨识这种错误。在我看来，至少如果人们想知道我们能通过“社会阶级”、“政治的阶级斗争”、“国家和政党”、“意识形态”、“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表达什么意思的话，一切得从头开始。
5.以人们所认为的现代社会前提的市场为开端，马克思直接赋予了自由主义太多东西。因为若仅从其自身来看，就理智(Verstand)一词的经济学含义而言，市场并不是一个合乎理性的(rational)前提。它仅有“有限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计划也是如此。合乎理性的，不是假想中的自由市场，也不是假想中的具有协调性的计划：而是计划和市场的某种特定的结合。这一结合在每种情况下都应得到相应规定。
同样，若仅从其自身来看，就理性(Vernunft)一词的政治学含义而言，市场也不是合理的(reasonable)。没有人能够仅以“这是我的”为出发点就合法地与他人订立契约，也即实际地利用世界上的某物。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原初共产主义”的康德式论证。我们必须首先就利用世界的原则一起达成协议。在所有人中被一致接受的自由利用，相应地意味着每个人之间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相互包含的。
所有人之间(among-all)和彼此之间(between-each other)的合乎理性的“相互交叠”(co-imbrication)以及合理的“相互蕴含”(co-implication)，是我们在其中宣称自己是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社会形式的前提。这是现代人所共同主张的观点——尽管是以含混的、从根本上说不确定的方式表达的。因此元结构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更加复杂。它包括两个“极”(poles)，即彼此之间和所有人之间；以及两个“面相”(faces)，即计划和市场之相互交叠的合乎理性的面相，以及公民的(civic)自由平等和市民的(civil)自由平等之相互蕴含的合理的面相。这两个极包含这两个面相，而这两个面相也包含这两个极点。这种元结构形象正可被视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客观精神”概念：我们共同的理性——可以通过下述方式勾勒它的轮廓：
这种元结构秩序是任何公开讨论都会涉及的：它构成了共同的前提以及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因此，只有考虑到这个复杂的前提而不是仅仅考虑“市场生产”，我们才能追随马克思的足迹——尽管是批判性的——并重建这一理论。这是一项漫长而又非常冒险的事业！要实现对于一种理论的表述(它应当是简洁的)，我们必须克服一系列认识论障碍。这要花上几本书那么长的时间。在这里，我只是试图表明，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使我们能够辨析标准的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许多(在我看来的)错误和不确定性；我还试图表明，这一研究将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并为政治行动提供一种更好的指导。⑥
我将依次探讨现代社会的两个维度：在民族国家中发展起来的阶级结构以及世界体系。
(二)从元结构重思阶级结构
1.元结构的起点是直接性话语(immediate discourse)与被宣称为它的中转站或它的延续的中介(mediations)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有两种中介：组织和市场。它们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理性-理智(reason-understanding)遗产的两种极性形式。而马克思的错误在于，在对于资本的结构性解读中，他将市场视为其内在的元结构，并且将组织视为一种从这种资本主义结构的历史趋势中出现的作为替代性的最终秩序的形式。实际上，仅当我们就其两极性即市场和计划来考察元结构时，我们才能恰当地思考现代阶级结构。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必须被理解为“市场理性”的工具化，而这种工具化相应地发生于市场和组织这两个极。
这两个元结构的中介从结构上构成了两个“阶级因素”，两者结合成为现代“阶级关系”。“阶级因素”这个概念是马克思理论中缺失的一个环节。在推进他的表述时，马克思直到论及工场手工业的历史阶段时才引入“组织”这一概念。和市场一样，组织也是元结构的一个“逻辑上的”起点概念。“阶级因素”的二元性决定了现代性中阶级控制的结构形式。
2.实际上，统治阶级不仅以市场的特权或按以资本主义财富(在再生产和积累中)的特权为基础(马克思的观点)，而且相应地以同样是在社会生产过程和文化中被再生产出来的组织或权能(competence)的特权为基础(布尔迪厄的观点)。因此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有两个极，市场和组织，或按基佐(Guizot)的话来说，“财产”和“能力”。组织再生产了掌控手段的经理人(以及其他组织者)的特权，以及掌控目标的权能者(the competent)的特权。
因此现代社会统治不是仅由吸血鬼形象所能完全代表的。它是一个双头怪：(两个头分别是)资本家和经理人-权能者。如果不依赖经理人，资本家就不能进行剥削。他们可以撤换经理人，但是他们不能没有经理人：后者是依靠不同于财产的东西而被招募的——“权能”。而且，组织遍及整个社会：从生产到文化。因此有两个统治的极，两者既彼此交织又相互分离。
3.另一个阶级，即基础阶级或大众阶级，根据人们是更多地投身于市场(自我雇佣的工人)，还是组织性关系(国家雇员)，抑或两者的交叉部门(私人雇员)，而被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市场和组织是人类的“共同财富”(common goods)，它们与其法律的和政治的“另一面相”即个体间契约性和中心契约性联系在一起。在它们的相互交织中，它们立刻表达出基础阶层的统一性这一焦点以及它的分化的根源。它们也构成了现代排斥机制：那些对资本主义市场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或者在任何组织中都没有能力带来利润的人被排斥了。
这里可以和奈格里(Toni Negri)的相关理论进行简单比较和讨论。当以基础阶级意指被统治阶级甚或是工人阶级时，我们并没说出什么。“基础阶级”这个名称表达了奈格里所说的“多众的权力”这一观念。但是它始于两个“阶级因素”的元结构身份，令其从阶级的角度嵌入了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中。而多众则可以被理解为集体智识(collective intelligence)，它活跃于为平等分享的话语所控制的组织的和市场的中介之中。在奈格里的讨论中，他以“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范式，将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协调组织的方式实现的解放方案，替换为“话语性劳动”中的话语要素的解放方案。与之相对，元结构范式则以另一种方式接受“语言学转向”。被预设的元结构是一种话语形式，正是通过它，经由两个中介，结构才能得到理解。但是社会世界并不像一种语言那样被构建。“阶级因素”并不消解于话语之中；即便在假想中的智力劳动时代，它们仍然不断构建着阶级。
这里可以与福柯的相关理论进行简短比较和讨论。也正是通过元结构的方式，多众可以被理解为唯一者。因为两个“阶级因素”都是个体间关系：这样的市场和组织仅与单个人有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唯名论的相关内容，以应对所谓马克思的整体主义这一严峻问题。只有以这种方式，福柯和马克思的密切联系才能从理论上得到理解⑦。“阶级关系”这一整体主义的概念隐含着唯名论的“个体间的阶级关系”，而后者是《资本论》中另一个仍几乎处于消失状态的概念。
4.对于包含两个极的统治阶级的分析，导致了对于现代政治秩序的不同理解。阶级不是被理解为社会集团，而是与现代社会的元/结构(meta/structure)⑧形式紧密相联的动态划分。这些阶级所指明的，是或多或少具有暂时性的社会集团以及大量的个人——其个体性仍或多或少分裂为彼此冲突的逻辑——在其中运动的空间。阶级结构规定了这一运动着的力量的主要路线。
因此虽有两大阶级，但却有三种基本的社会力量。因为特权阶层包含两个极。“右对左”的“极性”图式(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已逐渐陷入其中)模糊了阶级关系的性质。它认为右翼和左翼分别代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利益。而“元结构”的观点是，右翼和左翼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两个极。右边是市场上的财产的掌握者；而左边是组织中权能的掌握者。一边是所有者，另一边是产品、经营和文化的经理人/权能者。
然而，元结构的分析并没有将左翼误读为右翼。相反，它将基础阶级在左翼也拥有地位的要求视为合法的。它将其不断寻求与权能者一极建立联盟的历史实践视为正当的。原因是两个统治极并不具有相同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元结构分析区分了“占有权力”(owning power)和“认知权力”(knowing power)，如果我可以将之分别作为法语中的“pouvoir propriétaire”(财产权力)和“savoir pouvoir”(知识权力)的英语表达的话。它们是结构的两个极，但具有不同的本质。第二种权力即认知权力，是通过交流而使自身被知觉的。它尚未彻底异化。基础阶级的策略性路线是，实现其各个部分的统一，以在打破“权能者”和资本家之间的联盟的同时在左翼中建立起一种霸权性的联盟。换句话说，这就是通过组织控制市场，通过在所有人之间平等共享的话语控制组织。这不是一个关乎言辞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阶级斗争的问题。元/结构分析旨在理解阶级斗争。
5.然而，阶级斗争是在整套现代话语之中出现的。但是由结构所提出的元结构话语，仅仅作为“被构建者”而存在：它通过阶级“异争”(différend)(即相同主张之中的歧见)的含混方式而被构建。两个相对立的阶级在同样的旗帜(“自由、平等、理性”)下相互斗争。它们以两种不同的阐述方式表达同样的陈述。这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边沁就已意识到的：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实然(it is)的东西，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意味着一种要求。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共享同一个元结构概念，其具体内容在阶级斗争的扰攘中不断被更新。
实际上，这种元结构话语主张仅仅在实践中出现。说元结构由结构提出，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方便说法：它是由对可能性领域进行限制的结构之实践所提出的，即(包括)政治实践、社会实践、文化实践和经济实践。经济领域中发生的“无语行为”(dumb act)通常也是言语行为(speech act)。马克思对这种无语的言语行为给出过一般定义：交换和协作(随后是市场和组织)必须被理解为“我给予，为的是你给予”(“do ut des”)，或“我做，为的是你做”(“facio ut facias”)。一个社会行为就是一个社会主张。
现代社会实践在整个元结构主张中展开，并在阶级冲突中不断更新这一主张的内容。当我们在工资、性别关系、知情权、政治参与等领域中前进或者后退时，自由和平等——同样的词语——改变着它们的内容。由此权力的结构性平衡的状况变动不居。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辩证循环。元结构、结构和实践的概念圆圈使社会得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这种辩证法没有开启一条历史道路。它的如下表达包含了当代社会的运动：“中介(市场/组织)VS直接性和话语实践”。
6.这就规定了一种并非历史性的而是纯粹结构性的辩证法。属于历史趋势的那些趋势不能从那种被理解为历史辩证法的辩证法中推导出来。它们在无数条件的影响下，与市场的无目的的机制以及市场的有目的的主动性联系在一起。然而它们所展示的不是“历史中的理性”(并没有朝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趋势)，而只是人们内心的一些理性，以及多众的巨大潜能。元结构理论的唯一目标是描绘这一斗争领域。它旨在更好地理解，在诸多历史挑战中何为关键。
但是这一斗争具有双重“维度”：结构和体系。然而，没有对《资本论》的批判，这一点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该著中的元结构错误导致了一种地缘政治学的缺陷。这将是我第二部分的目标，它要探讨世界体系问题。
二 体系
(一)结构和体系
第一部分勾勒了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理论的重建，第二部分将给出一些结论并对前一部分做出一些发展。根据马克思的探讨，资本主义结构将市场——即市场中的理智与理性——预设为自己存在的逻辑条件或自己的元结构。但事实上，只有当为了获取利润而使得劳动力被“商品化”时，资本主义结构才是有效的。因此资本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市场理性”的工具化。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结构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历史趋势：有计划的组织在大公司中形成和发展，它有取代市场以作为整体性的理性协调原则的趋势，并为社会主义提供适当的秩序。
而我则认为，现代社会所“预设”的是市场和组织的某种相互交叠，它们“是社会层面上两种基本的理性协调形式”。这两种理性“中介”都被以类似的方式工具化为“阶级因素”，两者在现代“阶级关系”中被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统治(或特权)阶级包含了两个极：市场中的占有权力，和组织中的认知权力。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中出现的双极结构——这是第一部分的主题。
现在我打算将民族国家与作为“现代社会形式”的另一个维度的世界体系结合起来。
1.现代阶级结构的“被预设条件”——即它的元结构——实际上出现在市场和组织之间的批判性关系中。两者分别是“彼此之间”和“所有人之间”的中介，它们宣称(自己)是直接话语(immediate discourse)的中转和延续。在两者碰巧相遇、因而形成竞争时，它们做出这一宣称，将自己视为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它们正是在其中被结合在一起)的两种非此即彼的可能性。这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图景中显著呈现的状况。
右翼的现代政治宣言宣布了这两种中介和话语的直接性之间的这种关系(如“市场民主”的口号)。被假定为平等的市场秩序，被等同于一人一票、彼此相等的政治自由。而那种在现代语境中被假定为具有协调性的、“透明的”组织同样如此(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所表明的)。在某种“社会契约”的语境下，经理人们被假定为在被假定由我们所有人自由选择的管理体系中行动，如自由主义理论的“行动者”(agency)概念。因此，计划被假定为平等而自由地交流的言辞所织就的具有协调性的网。简言之，市场和组织这两种中介是作为话语的中转和自我扩张而被给予的。它们要求建立一种“以言行事的话语”(illocutionary discourse)的规则。这样，可以按照哈贝马斯的“三重图式”(triptych)说，在关于真实性、公正性和可靠性的话语性要求中改写经典的契约性主张(社会契约)。
这就是由现代阶级结构所预设的“元结构”即话语与中介之间的关系：市场和组织性的约束被认为服从一种被民主地分享的话语性秩序。我们通常应邀在选举过程中审视这一点。这是现代的虚构。在我看来，这一整体形象(而非仅仅是市场的形象)屈从于由现代阶级关系构成的这种“工具化”——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某种“工具理性”的特殊形式，更彻底地说，是“理性的工具化”，是由元结构所规定的社会理性的工具化。
但是这种虚构不仅仅是一个将市场和组织结合在一起的“合乎理性的”经济秩序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还包括另一个“合理的”即法律-政治的面相，或者说个体间契约性和中心契约性的面相。就此而言，在元结构中被设定的，并非仅仅是“彼此之间”和“所有人之间”的统一性，更是(用罗尔斯的方式说)“所有人之间”的优先性。这是一种“言语上”的优先性。更确切地说，它是元结构的非对称性(metastructural asymmetry)——康德关于法的理论正是由此开始的。在我们就共享和合作的合法方式达成一致之前，在我们通过话语的方式共同建立个人权利的原则之前，没有人可以合法地说“这是我的”。当然，一个人可以占有，但那是“暂时的”，要等待社会契约，但是这一等待乃是阶级斗争，除非斗争的各方将这种康德式的“原初的共产主义”当作全部讨论的起点。
换句话说，被预设的是“话语”的规则。与之相联系的，是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的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就此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人们可以在它的元结构的起点(第一卷第三章)发现一个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是不全面的、未展开的，但在理论上却是很重要的，是“症候性”阅读所不能忽略的。因为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马克思开始勾勒元结构性的国家概念，这是一个作为第三部分的主题的阶级结构概念出现之前被阐述的国家概念。他说没有货币就没有商品，而若没有掌控股市、监控边境的国家就没有货币。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认为现代阶级社会意味着一种具体的领土国家。然而，国家的概念在《资本论》的阐述中再没有(至少没有直接地或者明确地)出现。这应当使我们感到惊讶。
2.原因如下：元结构性的错误产生了一种地缘政治学的缺陷。实际上马克思是以一种缺乏任何历史地理学的结构性范式开展其工作的。阶级权力(从元结构的角度看是指“所有人之间”相较于“彼此之间”而具有的优先性)只能在标明了“所有人之间”的物质的和具体的界限的某一限定区域之内起作用。但是马克思没能从理论上表述这种地缘政治学的具体性。
这一隐而未显的方面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范式，即被理解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范式。这对概念并没有实际关联性，除非人们假定在某个特定而具体的区域(即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这是权力运作的现实场所)内的特定基础之上，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机制，总之，假定民族国家的复数性。《资本论》忽视了民族国家的单数性和复数性。它以一种从纯粹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具有不确定性的方式使用“生产方式”概念，并在世界层面上使用阶级分析概念。
正如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强调的那样，与忽略了诸阶级的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忽略了诸国家，因而忽略了今天由“全球历史”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后者不再以从地理角度看是抽象的“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范式为基础，而是奠基于具体的“世界体系”的“体系性”范式。元结构的研究试图讨论这种挑战。
马克思当然是殖民问题研究的先驱：他指出了在“原始积累”之初国家暴力如何是至关重要的，以及在殖民过程中它又是如何继续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阐述中，这种观点只是事后才出现，即在定义资本主义由以开始并使其开端延续下去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才出现。正如《资本论》第一卷第四和第七部分所展示出来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仅在其抽象的结构性维度上得到理解。马克思确实不断讨论殖民地所受到的掠夺的问题，但这些讨论不是在某种适当的“体系性”的概念框架中进行的。我们如何评判一种在其第一句话中就宣称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诸社会”(这里的复数形式强调了主题材料的具体多样性)的阐述的那种基本的地理学上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在《资本论》中，上述具体性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说这种地缘政治学的缺陷是令人感到棘手的，那正是由于它与历史的片面性(historical partiality)(这既是在“历史的不完全性”的意义上说的，也是在“历史的偏见”的意义上说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资本主义是一种二维现象：它既是国家的，也是超国家的(如跨境进行的交换就是如此)。马克思当然比任何人更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在理论上正视这种二维性。在《资本论》中，他对它进行了有些抽象的处理，似乎各种国家权威仅仅是(最起码在逻辑上仅仅是)某种具有内在性的资本主义权力的代表。而这一点在很长时间内严重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当然，从列宁时代开始，“帝国主义”就成为表达世界资本主义的非对称形式的概念。但是“世界体系”这一实证概念只是在包括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内的第三世界理论家那里才得到清晰地构建。我(用这一概念)所意指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作为民族国家(及其所吞并的其他领土)的多样化(pluriversum)而不是普遍化(universum)而出现(而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向一种“帝国”的普遍形式演化)。更确切地说，从一开始，现代社会形式和现代总体性就不仅作为一个结构或作为一个结构性形式而存在，而且作为一个诸中心-诸边缘地带(centers/peripheries)体系、作为系统性形式而存在。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区别如下：被假定为控制民族国家阶级结构的被预设的自由-平等-理性的元结构辩证法在世界体系中没有位置。从另一个维度即具有世界视野的“系统”维度来说，现代性远远超出了“理性的工具化”的范围，如在阶级关系中即是如此：从一开始，现代性就是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野蛮中、在和任何“理性”或者理性的工具化都没有关系的“种族”关系中产生和发展的。
3.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马克思出色地研究了民族现象。但是为什么“国家”、民族国家从未出现于他的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中？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是他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另一种占有：某一共同体对某一领土的占有——正是通过这一占有，现代个体与某种领土-共同体之间的(被理想化的和具有蒙蔽性的)同一性得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未在显著的事实中彻底地提出现代国家的问题。为什么？
要想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直面元结构的非对称性这一事实，即在现代国家宣言中被虚妄地加以设想的、断言共同意志相较于对某种特定的特权的特定主张而言具有优先性的理性的事实。这种主张只能在某个被限定的领土上出现，这一领土使得共同生活所要求的全部条件得以实体化，并且被设想的共同意志也正是在这一领土之上进行统治的。就此而言，《资本论》的目标仍旧是令人费解的。如我们所知，马克思阐述过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予以概括的“指导原则”：经济基础蕴含它的政治上层建筑，即阶级国家。在这里，国家的确存在，并且仅在某个被限定的空间中存在。但是马克思排斥了地理学。他仅在一个抽象而普遍的层面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仅在其具体的领土范围内存在的具体国家这一具体问题从他的理论“视野”中消失了。你不能只是说那是马克思要写的另一本书的问题。实际上，在一种唯物主义的政治理论中，这种情况与我所说的“阿伦特-施密特论争”中出现的情况相当类似。
如汉娜·阿伦特的名言所云：没有公民权，就没有人权。但这里的问题是，作为现代公民身份认同的构建性框架的诸民族，是在对某一领土的强行占有中形成的⑨。正如卡尔·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法律是通过业已付诸行动的暴力而建立在某种掠夺基础之上的。这样，就出现了另一个“述行矛盾”，即针对共同体的个体而言的矛盾：作为彼此间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我们声称这块土地是我们的，而这一点必须得到普遍认可。在这里，这一陈述无法在一种以言行事的话语中被普遍化，因为它否认了康德所提出的逻辑上的“原初的共产主义”的前提。第一个述行矛盾，即针对私人占有而言的矛盾，在社会契约的虚构中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并在将社会暴力引入阶级斗争的对于合法暴力的垄断之中将其实现。与国家共同体对于某一领土的占领有关的第二个述行矛盾，并不接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根据某种战争状态的权力平衡(这是世界体系的特点)、通过冲突或妥协而得以解决。
但战争这个问题一直处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探讨之外。马克思当然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好地谈论了帝国主义的暴力。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令人烦恼的“领土”的决定性问题提到概念的高度。因为他没有触及那个在先的问题，即诸共同体明确地对领土进行占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将给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带来极大影响。
4.结构和体系——民族国家内的阶级结构和世界体系——应当被这样区分开，如果我们想理解它们是如何彼此影响的话。用黑格尔式的语言说，外部即内部。世界体系内在于民族国家，而殖民地即在共和国之内。现在，与殖民地有关的东西以“后殖民”的形式居于中心；在边缘地带，“种族”则在阶级(以及性别)统治中得以实现。体系的野蛮与阶级统治的结构的文明交织在一起。“种族”和阶级彼此放大对方的恶果；性的社会关系是这种现代统治游戏的第三个内容。但为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它们统一起来，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对它们加以区分。但这一应当在先的分析似乎经常消失在被认为具有彻底性的著述之中，而这样的著述中“种族”和阶级、阶级和性都无法被联系在一起，在那里只有三者的统一才具有充分意义。
至少在方法论上，对“例外国家”(state of exception)的讨论也是如此(参见阿甘本Agamben的观点)。如果讨论被局限于某种关于国家的抽象理论中，就会导致一种含混不清的形而上学。现代国家被假定为不包含例外：我们共同的法律是王子。阶级国家当然充满例外，但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被表述为一个阶级结构的问题。与此相对的是，民族国家从一开始也是包含其他国家在内的世界体系当中的一员。在这里，例外就是规则：行政力量是国王，它在永久的不确定状态中负责决断。由于这两个原因，例外不断与规则发生交锋。然而，这并不能使例外成为规则。在民族国家，存在着民主斗争的真正潜力。
(二)历史和政治
我认为，从元结构的角度对《资本论》的理论进行重新探讨，能使我们在现代历史和地缘政治中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方向。下面我将着重指出，它提出了一种既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罗伯特·布列纳(Robert Brenner)和麦克森·伍德(Meiksin Wood)的分析版本的历史分期。
1.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如我们所知，“现代性”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根据我所提出的元结构观点，“现代性”是指国家开始承担起将社会层面的两种主要的生产协调方式即市场和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任务的时期。这个过程始于世界许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国(商人和官员)，不过其现实前提是多样性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同行当然比我更加了解。在欧洲，这样的过程出现得较晚一些，是从12世纪开始、在平民运动(the movement of Commens)中出现的——众所周知，它的发源地是意大利。在我看来，正是这个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元结构过程，从结构上说对现代社会形式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对现代阶级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结构将在资产阶级展现自身之前、发展起来很久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统治阶级的资产者一极成为主导力量(这只是从18世纪起才出现的事)很久之前发展起来。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想理解世界国家形式下的现代性的“期限”或“终点”等问题的话，我们就应当更好地思考这个“开端”。
开始出现于12世纪前后的意大利的，并不是现代性(它始于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而是特殊的社会-政治现代性，在其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有取代城市国家的政治的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从全球历史的视角将意大利的平民运动视为“现代政治体制”——包括其立法和行政(甚至司法)之间的联结——的诞生地。我认为它主要的新意体现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上：“民主”政治的主张既着眼于政治也着眼于经济。这与雅典民主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之所以是可能的，是由于集中于“工场”(Arti)中的“人民”(popolo)在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上发展起来——在这些工场中以经济的和政治的方式所表达的共同的话语性主张，在市场和组织即“彼此之间”和“所有人之间”的实践冲突中兴起。这一切出现的条件是领土的半独立，而这又使得人民将自己的经验推广到“极致”。正是在这一点上，和封建背景相对立的真正的现代元结构主张才能够出现，正如1257年博洛尼亚的著名的《天堂书》(Liber Paradisus)所表明的那样——这时博洛尼亚(还有其他城市)宣布所有人都是生来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平等的)，并通过购买的方式解放了周边地区的所有奴隶。这一意大利中世纪的民主框架仍然是非常寡头政治式的(但是直到现在同样的缺点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现代性！)。这种民主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大量普通人登上舞台。我们可以在那时的大量作品如乔托(Giotto)的油画和尼古拉·皮萨诺(Nicola Pisano)的雕塑中辨识他们，这些创作一下子就成为“现代”艺术的开端。当经济的动力在更大的空间中生长起来的时候，政治的“奇迹”就会终结。第一次现代革命——我认为这应当是我们定义意大利平民运动的方式——将会被击败，但这一伟大的历史经验将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2.此后，现代过程在一些业已存在的、较大的地缘政治实体中展开，在这些实体中不存在大规模交往的可能性，普通人将长期成为局外人。在第一批伟大的现代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中，在一种或多或少仍是封建主义的背景下，对于皇家权力而言占据优势的，主要不是某种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而是现代统治阶级的另一极，是财政的、行政的、教会的和军事的“权能”。
18世纪的资产者所反抗的，并不是“国家”，而是这个“另一极”(它的最高形式是君主)。法国第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即重农主义，甚至要求一个“专制的国家”。马克思所处的正是“资产者”的时代，这是统治阶级的两极在资本家一极的霸权之下共生的时代。
这种霸权形式终结于1930年左右，随之而来的是权能者一极和基础阶级的长期联合时期。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民主的妥协”，而且也是民众的(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力量的崛起，尽管这些力量还不能展现出自己的霸权，但却推动着民族的社会国家的发展。
1917年革命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其基础同样是工人阶级和“经理人-权能者”之间的联合。但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和市场——从一种与《资本论》的分析相当一致的视角来看——革命使另一个社会范围内的理性协调原则即组织得以就位。它赋予经理人-权能者一极以统治阶级的地位。被预设于现代性之中的公共话语空间将很快消失，因为这一空间只有在“彼此之间”和“所有人之间”这两个中介的批判的和实践的冲突中才能出现。在相互之间和全体之间两个中介间批判的-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现代性所预设的公共话语空间将会很快消失。理智受到限制，而合理性也受到了阻碍：(这就使得)革命以灾难告终。
3.我们今天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伟大经验所勾勒的世界非常不同。它作为新型地缘政治条件和主导技术的深刻变革的交织而出现。从元结构理论来看，它必须被视为世界-国家和世界体系的混融。
1980年后，事实上将世界范围内的全部生产过程统一在一起的计算机革命，使得资本家一极(在金融资本的引导下)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而言重新获得了政治主动性。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在一个特殊的科技时代，将生产置于一个工资接近于零的地方将成为可能。金融资本膨胀至极点，它侵蚀着国家，使经济私有化并失控。大公司由此获得了实现直接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法律-经济秩序开始被置于各个国家的顶端。作为基础阶级与权能者一极之间进行调和的背景与实现两者共同目标的场所的民族社会国家(the national social state)受到了动摇。通过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宪法，新型民族国家趋向于在世界体系的不平衡游戏中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国家的一部分。
就此而言，在结构和体系之间，现在出现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颠倒。在一种与世界体系联结在一起的世界国家形式下，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结构开始显现。这发生在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怪关系中。帝国主义的体系性的控制使得结构性的世界国家机制被工具化了，这些机构既指公共性的国家机构(请看那些被称为“国际的”而实际上是“全球性的”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也指为私人服务的国家机构(请看那些制定新型商业规则的部门：如信用等级评定机构、全球股票交易所、仲裁法庭等)。
在每一个行业中，被假定为“技术性的”机构确定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商业法规。所谓的国际法，从一些方面来看，实际上是全球性法律，它允许在国家实体和个人实体之间出现法律冲突。它使私人资本或者主权财富基金根据全球性律法，只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就对非洲大片领土的占有得以合法化，而不再需要军队。作为世界国家的工具的“全球城市”，共同形成了一个网络，超越了旧的民族疆界，把全球经济联结在一起。
各个原有的民族间的世界体系不停息地形成不平等的世界权力框架。而与此相对，就世界国家来说，巨大的权力中心却拥有将其规则合法化的新途径。在作为世界国家机构的联合国的支持下，帝国主义战争不那么昂贵了：被追击的不再是“敌人”，而是“恐怖分子”——强权者就是这样随意地称呼那些反抗者。
但伴随着这种世界的“静态方面”(它不能被归结为在一系列机制，而是一个社会本体论问题)而出现的，还有一种新的共同的主体性。即使是最贫穷者也卷入了按照其个体性将他们塑造为全球人类的现实的全球性中。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全球语言，它构成了世界国家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正如民族国家中的情况一样：民族国家要求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⑩。它(的要点)并不在于(是否)由英语语汇构成，而在于所有信息的直接可译性。这种话语共同体为所有世界公民之间的“呼喊”(interpellation)提供了基础——这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呼喊”：“呼喊在主体中改变了个体。”那些主体自发地诉诸一种可能的、普遍的“一般意志”。比如我们去年在环地中海国家所看到的民众起义就是这样。
4.如果元结构的分析是恰当的，新自由主义就仅仅是在终极现代性(the Ultimodernity)的时代运用于世界国家之中的不受限制的自由主义。民族社会国家的坍塌意味着资本家一极在它的民族的和全球的双重身份中对另一极即经理人-权能者一极(它被归结为全然服务于前者的一极)的压倒性胜利。在这些条件下，基础阶级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产生于这一阶级与权能者的历史性联盟的国家机制瓦解了。随后，自由主义就得以处处展示自己的逻辑了。
在这些条件下出现了一个新主体——并非马克思所期待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而是一种由工资体系的崩溃所产生的“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在自由主义受到社会主义的对抗的民族社会国家中，主体是职业化的工人，其身份在于有能力在权能的社会秩序中做出认可并得到认可。而其劳动力的商品化受到大部分国家再分配形式(尤其是通过公立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再分配)的限制。工资在形式上独立于利润。
相反，新自由主义的主体赞同以利润为目标。他以自己当前对股东目标的贡献能力来确定自己的有用性。他所必须证明的，并非自己的有用性，而是——严格说来——自己的可获利性。他被诱导着接受了将工资和自己的劳动产生利润的可能性挂钩。最后，一种新规则被建立为最高法则：工人应当通过他承担所有风险的能力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确确实实能带来利润的人的存在。
这可被称为无保工(precariat)制度。新自由主义倾向于消灭工资体系——这一体系是在上两个世纪社会内部的某种权力平衡之中出现的一种装置，被认为能够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就促使我们对马克思在奴隶制-农奴制-工资制这一序列中所勾勒的图式进行重新思考。在这里，甚至雇佣劳动也不再是恰切的概念。在奴隶制中，雇主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还有一些兴趣。于此形成对比的是，无保工人(precarious worker)却是一种不属于任何共同体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他寻找到的是临时性的工作或工作场所，他自己的生计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相干。这一令人痛苦的新变化提醒我们，工资体系不仅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存在和自我展示——为基础，而且从一开始就包含第三个内容，这一内容并非国家本身，而是以国家为顶点的“另一极”即组织。简言之，雇佣劳动体系是一种具有两个统治极和三种社会行动力量的政治装置。民族社会国家中被支付工资的工人仍设法在多个层面上影响组织。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组织尽管没有消失(正如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市场没有消失一样)，但随着各种高度集中的抽象而普遍的标准被强加于其上——这些标准的目的仅仅是把工人置于彼此之间的竞争中——它被改变为诸市场装置。这一较量的结果是意义的丧失、痛苦和失望。
5.因此为解放——就是说，为了结构性的阶级关系、体系性的关系(包括所谓“种族”关系)以及性的关系的解放——而斗争的条件现在已被深刻地改变了。然而，元结构的研究认为，在这些变化——直到世界国家所表示的领土范围的终结出现为止——之下，一种持久的现代社会形式保留下来，它要求一种从地方到全球的关于解放的明确政治视角：一种基础阶级内部进行联合、并与经理人-权能者结盟以反对金融资本的政治。按照这一分析，在世界国家多个层面的范围内，确实存在着第三种历史性社会力量(实际上是第一种力量)，它和在世界体系的混乱之中寻求解放的反体系的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这种力量就是基础阶级即大众阶级的力量。它意味着，在自由主义(它被理解为资本主义逻辑)以及社会主义(在这里这个词指的是“经理人和权能者”所可能拥有的最佳前景)面前，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这种与“种族”斗争和“性别”斗争不可分割、以打破现代阶级关系为目标的大众斗争运动。这就是说，(其目标在于)打破作为统治阶级的两个极的联盟，使权能者一极获得霸权(11)，消灭作为阶级因素的“中介”即市场和组织，并将其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而重新占有。也就是说，通过组织控制市场，并通过在所有人之间平等共享的话语控制组织。
元结构研究不提供政治日程表。它的目标仅仅是描绘这一斗争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它承担起了由黑格尔提出并被马克思再次表达的哲学任务：“思考现时代。”
注释：
①指《资本论》第一卷。——译者(本文注解除注明为译者注外，皆为作者注)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卷，第211页。
③指霍布斯用怪兽“利维坦”(Leviathan)所比喻的强力国家。——译者
④“the Golden Calf”，语出《圣经》，意为“偶像”。——译者
⑤见法语版第一卷，第27页。
⑥至于经济学的维度，我借鉴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的著作，在我看来，他是一位《资本论》出色阐释者；对于阶级理论的讨论，参见我们共同撰写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为另一个世界准备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Altermarxisme，un autre Marxisme pour un autre Monde，PUF 2009)，该书即将有中文版。
⑦这是我将于2013年出版的《马克思和福柯：相同的理论？》一书的主题。
⑧Meta/structure指元结构(metastructure)和结构(structure)之间的总体关系，有时也指“现代性的母体”(matrix of modernity)。——译者。
⑨这里出现了一个“述行矛盾”。——译者。
⑩参见贝内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观点。
(11)这里的“霸权”(to hegemonize)一词是在葛兰西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我们要与权能者一极结成一个基础阶级在其中居于强势地位的联盟——这并不意味着基础阶级成为了一个“统治”阶级，而是意味着它能在政治上认可权能者试图做到最好，即以某种方式服务于共同体，并在这一服务中发现自己的身份所在——体验一种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与资本家联系在一起。如果权能者控制了资产者，而基础阶级又控制了权能者(或对后者施予霸权)，我们就达到了这一点：市场与组织不再是阶级因素了，而是作为人类本身的财富被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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