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日论文,对台政策论文,邦交正常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得到不断发展，主流与趋势是好的。但同时双方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形势的变幻而演变，并不时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台湾问题则是其中一个极其敏感和关键的问题。应该说，30多年来，中日关系得以平稳发展，与日本政府信守一个中国政策，较妥善地处理与台湾的关系有直接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的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因此出现显性化发展趋势，并已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形成干扰。本文试图概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台政策的演变，并分析近年来日本对台政策变化的主要特点其及原因。
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宣布投降，台湾才摆脱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49年新中国成立，具有两千年交往史且刚刚走过黑暗的中日关系本应可以翻开新的一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包括台湾因素，中日关系正常化推后了20多年，直到1972年才得以实现。
（一）“旧金山和约”与“日华（台）和平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在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当时，东西方冷战已全面展开，美国为“围堵”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对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全面扶植，将台湾变成其亚太战略部署中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由于美国的插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台湾，解放全中国的步伐受阻，台湾海峡被人为地隔绝开来，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占据台湾，负隅顽抗。
与此同时，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同样也被美国纳入其全球战略之中。美国改变战后初期以限制为主的对日占领政策，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日加以扶植，全力将日本打造成为其“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前沿基地。为此，美国加快了对日媾和进程。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1951年9月4日至8日，召开了5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旧金山会议，而中国、朝鲜、越南等主要对日作战的国家竟然被排除在外。在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片面的对日媾和会议上产生的《对日和平条约》，也就是俗称的“旧金山和约”，有多少公正性可想而知。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和约”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大阴谋是，只规定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列岛内的一切权利和要求，而对于台湾、澎湖列岛归属问题，却未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定，明确规定归还中国。这也成为日后“台独”分子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重要“依据”。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就开始对日施加压力，要求其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和约。1951年12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到东京游说，并将一封为日本准备的，说明日本立场的书信交给日本首相吉田茂。吉田茂对这封信做了一些修改后，寄给杜勒斯，1952年1月16日，日美同时公布这封“书简”。“书简”的主要内容为，“日本政府准备一俟法律允许就与中国国民政府——如果它愿意的话——缔结和约，以便按照多边和约中提出的原则，重建两国政府间的正常关系”。这就是所谓“吉田书简”。（注：《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2000年7月第二次印刷。）它标志着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终于“选择”了台湾国民党政权，1952年日本与蒋介石政权签订所谓“华日和约”，中日关系的大门因此而关闭起来。
（二）中日民间经贸往来逐步展开，对日本政府亲蒋反华政策形成强大压力。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推行亲蒋反华政策，断绝了中日关系。但是，中日间的民间往来尤其是贸易往来却冲破重重障碍不断向前发展，日本国内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声音也日渐升高。中日民间往来的扩大、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力量的迅速增加，对日本政府亲蒋反华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再加上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中国市场，60年代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这些变化明显反映在1963年池田内阁批准向中国出口成套生产设备以及处理周鸿庆事件等问题上。（注：参见《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第328-339页，李恩民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台湾当局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极为紧张，采取一切手段对池田内阁施加压力，竭力加以阻挠，日本国内亲台势力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感到不安，并加大了对池田内阁调整对华政策的牵制。1964年10月，池田勇人因病引退，佐藤荣作组阁。佐藤内阁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加强日台关系，中日关系发展势头因而受到影响。
（三）日本尝试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
从日蒋签订“日华（台）和平条约”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总体特点是，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往来，其基点还是放在认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选择了台湾的蒋介石政策权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但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大体认可一个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坚持，而并非其本意。事实上，日本从在美国操控下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时起，就想同时与新中国建立关系，以后也曾多次尝试推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日本外务省2002年12月公布的一批外交档案显示，1961年池田内阁时期，外务省就已在拟定的“日本的中国政策”中提出了与两岸都建立邦交关系的想法，但由于两岸均“否定对方政府的存在，因此推行起来相当困难，所以日本当局就因此将这一外交政策定位为沉默的外交，具体作法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人员交流，视情势与之订定政府间贸易协定等”。而签订“政府间协定”实际上就意味着日本想搞双重承认。1961年法国与中国建交后，日本外务省很快又提出“台湾问题研究课题案”，主要内容是在“一中一台”政策下，通过台面下的活动，维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964年3月，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访台，提出此案试探台湾的反应，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持拒绝。（注：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12月25日。）
2003年解密的日本机密外交文件显示，1964年12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与英国驻日大使的会谈中表示，“日本的一个中国政策只不过是在应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共同主张所用的言词而已，现实上已存在两个政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并称，日本政府的对应方针是“从远东地区安全保障的观点看，我们希望在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线上圆满解决这个问题”。（注：台湾《自由时报》2003年12月25日。）佐藤荣作1967年9月访台时，公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1971年联合国大会驱逐蒋介石政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前夕，日本竭力动员台湾当局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但被蒋介石政权所拒绝。
可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表面上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暗中却一直试图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由于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坚决反对以及日本的特殊国际地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正如日本2003年底刚刚解密的机密外交文件中所承认的，是因“无法公然推进”而未得逞。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一个中国政策的确立
（一）《中日联合声明》与日本一个中国政策的确立。
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1971年基辛格国家安全助理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秘密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对华政策大幅度转向，对日本佐藤内阁造成强烈冲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迟迟没有积极作为的佐藤内阁，此时因美国的“越顶外交”不仅在外交上陷于窘境，同时面临日本国内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声浪。1972年6月，佐藤内阁下台，在日本各界普遍要求发展中日关系的社会氛围中，主张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7月组成新内阁，并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注：《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第348页，宋成有等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同时写进了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即必须实施《开罗宣言》，将台湾归还中国。同时，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以口头方式宣布“作为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大平外相还承诺，日本政府今后绝不支持“台独”运动，日本对台湾绝不应该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野心。（注：吴学文等著：《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初版一刷，第194页。）由此，日本一个中国政策的正式确立。1978年，中日两国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的一个中国政策得到进一步巩固。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日本基本上根据《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履行其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所作的承诺，把日台关系限定在经济、文化领域与民间层次。这一时期，尽管日本国内也发生了一些有少数亲台右翼势力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的事件，但总体上看，并未改变日本处理台湾问题的基调，也没有对中日关系发展造成大的影响。
（二）日本维持、发展与台湾的民间往来，密切双边经贸关系。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断绝了与台湾当局官方接触和政治往来。对于日台关系，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公开声明，因为“双方（地理上）距离甚近，民间人员来往、贸易、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继续存在……双方的民间事务所依据所签订之协定，顺利推进各种民间交流”。为处理日台间民间贸易和一般人员往来，日台分别设立民间层次的“交流协会”和“亚东关系协会”作为“交涉窗口”。日本严格规定“交流协会”的民间性质，并对“交流协会”驻台机构——“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层级、规模都进行了限制。同时，日本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规定“亚东关系协会”驻日机构——“亚协东京办事处”的民间性质，限制台湾派驻日本的人数；规定所有驻日人员，一律按普通侨民身份向各地区公所登记领取居留权；“亚协东京办事处”不能对外行文，亦不能以其名义签发证照等，（注：参见《中日外交的人与事》第234-235页，第255页-256，黄天才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8月初版。）将与台湾的往来严格地限制在民间的层次上。
另一方面，日台政治关系断绝以后，民间往来不但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呈现扩大化趋势，尤其是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14.22亿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250.78亿美元。台湾通过从日本大量进口技术、机械设备、关键部件等，加工后出口到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从而促成了台湾出口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台湾因此也形成了对日本进口市场的严重依赖。换言之，台湾经济增长越快，从日本进口的规模也就越大，这是日本稳居台湾的进口市场榜首，对日贸易存在巨额逆差而难以改变的根本原因。这一状况至今亦未有多少改观。在投资方面，1972年后日本停止对台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后，日资开始大举进入岛内，到1989年日本对台投资超过同期美国对台投资，达到28.56亿美元。（注：刘宏：《从台缩减对日贸易逆差措施看台日经贸关系》，载《现代台湾研究》第17期。）这也是台日经贸关系保持密切并有所深化的重要原因。
（三）日本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留下的尾巴以及处理台湾问题上出现的逆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1972年日本政府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的承诺，中止了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但在台湾归属问题上仍然为“台湾地位未定论”留下尾巴。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曾拒绝对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问题做出表态。日本政府和国内政界一些人也刻意曲解《中日联合声明》，妄图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暖昧的做法。1972年9月外务省官员在国会声称，从法律上讲，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台湾，如果接受中国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就意味着“擅自对台湾的归属问题加以认定，否定《旧金山条约》，作为条约签署国来说是不可取的”。同年9月30日，外相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本部参众两院议员集会上也说，“日本是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没有采取承认立场，显示了两国永远无法一致的立场”。（注：林金茎：《战后日华关系与国际法》（日文版），有斐阁，1987年1版1刷，第104页。）尤其是日本政府有关“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的表述，为日后日本部分亲台人士企图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借口。2004年2月日本众议员长岛昭久甚至公开表示“日本政府并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注：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2月27日。）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存在的部分右翼反华势力，一直企图利用台湾问题干扰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有时也因此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执政的自民党内田中派势力下降、亲台势力重新抬头的情况下，这种逆向影响就更加明显，这一切集中表现在1974年中日航空协定的签署和1986年大阪高等法院对光华寮归属问题的判决上。在中日通航问题上，自民党中的“台湾帮”和政界右翼集团“青岚会”害怕中日通航影响日台航线、冲淡日台关系，极力阻挠中日航空协定的谈判，声称这是事关“台湾尊严和权益的问题”，使中日航空协定的签署颇费周折。在光华寮归属问题上，大阪高等法院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提出的上诉，并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判决，京都地方法院又据此改判所谓“中华民国”胜诉。这一判决公然制造“两个中国”，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总之，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基本上执行了一个中国政策，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等文件的精神处理与台湾的关系。虽然，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也由于日本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不当做法出现波折，但这些都只是中日友好主旋律中的部分杂音，总体上看，台湾问题基本没有成为干扰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台政策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战后持续了40年的冷战宣告结束，国际政治格局进入变化重组阶段。日本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急剧扩张。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国内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逐步浮现。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在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动中，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日本的内外政策之中，并影响到日本的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政策。而此时，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为台湾当局领导人。90年代初，李登辉在排除异己，基本掌握了党政军大权后，开始在国际上推行所谓“务实外交”，谋求对外发展实质关系，扩大台湾的所谓“国际活动空间”。李登辉本人具有浓厚的亲日情结，在他主导下，台湾当局加大了发展对日实质关系的力度，对日政策也从以政界为主要对象扩大为与日本各界开展全面性接触。李登辉还利用其独特的身份，谋取日本各界的亲近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意图逐渐浮现，对台政策相应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一）松动对台政策，逐步建立实质性的台日官方关系。
这一时期日本对台政策调整的主要特点是以“鸭子划水”的方式，暗中逐步提高台日官方接触层级，建立实质官方关系。1993年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实现了以私人身份对日本的访问，日本通产省官员也访问了台湾；1994年，日本政府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仍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出席亚运会开幕式，徐因而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访日层级最商的台湾官员。同时10月，日本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与前往日本大阪参加亚太经合会中小企业会议的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举行了会谈，这是日台“断交”22年来双方“部长级”官员举行的首次正式会谈。
此外，日本政府还对1972年后日台的一些“悬案”陆续以有利于台湾的结果加以处理。一是在日台新航约上突破原有限制。在航约方面，经过1994年台日航约修正，台逐步突破了1974年的限制。如“华航”可以在成田机场第二条跑道整修完成后移入，打破原有与中国民航不在同一机场的限制。大阪航线方面，1994年准许台湾长荣公司和日本“全日空”加入原“华航”的台北－福冈航线，“华航”则转飞台北－名古屋一线。1995年台日达成台湾长荣公司可航飞大阪的协议，重开中断23年的台北－大阪航线。1997年台日再达成“华航”飞台北－大阪航线的协议，从而完全恢复1972年以前的情况。二是日本承认台的“护照”。“护照”问题一直是台湾欲极力突破的“禁区”。台湾策动日本亲台团体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而其中由国会各党派联合组成的“日华（台）恳谈会”影响极大。在该组织的努力下，1998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法务省提出的“出入国管理法修正案”，承认台湾的“护照”有效，取消“断交”后对台赴日旅客发行“渡航证明书”（由日本驻泰使馆加盖）的签证方式，同时恢复对台湾旅客“72小时过境免签证”待遇。1999年9月1日起，日本再次大幅放宽对台签证规定，其有效期从3年延长为5年，签证有效期内，每次停留时间从15日改为90天，前往冲绳则免交签证费。这一改变使台湾完全享受与美国等同样的权限。
（二）强调台湾战略地位重要性的声音增大，日美安保防卫新指针为日本未来介入台海问题埋下伏笔。
台湾地处日本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咽喉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日本国内一些人开始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从“日本安全”角度大谈台湾的重要性。日本帝京大学教授志方俊之称，“对日本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域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台湾海峡相当于日本的生命线”。（注：台湾《自由时报》1999年5月4日。）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称，“台湾的安全与日本安全息息相关”。（注：日本《产经新闻》1998年8月26日。）类似言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学界、政界不断增加，他们强调统一后的中国会控制台湾海峡，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将形成对日优势地位。前防卫厅次官西村真悟就曾多次说过，“如果大陆攻打台湾，日不能袖手旁观”。这些言论的增加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对日本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日本介入台海问题意图上升的反映。1997年新日美安保防卫指针，将台湾纳入所谓“周边事态”的适用范围之内，标志着日本已着手进行未来有限介入台海冲突的准备。
（三）对台政策调整谨慎、低调，以避免引发严重事态。
日本这一时期的对台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有意识地提升日台实质关系，以增加对华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也担心对台政策调整动作太过，刺激中国，因小失大。毕竟日本从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中得到的政治、经济利益比其公开支持“台独”的利益大得多，台海局势的稳定更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担心如果过分支持台湾的分裂势力，不仅会破坏日中关系，而且会促使“台独”势力引发台海局势紧张。而台海一旦爆发战争，日本将面临“一场噩梦”。因此，日本政府在行事时尽量保持谨慎、低调，并一再重申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遵循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所确定的各项原则，日本不支持台湾独立，日本对台湾也没有野心等。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台政策以及日台关系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台湾问题作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虽未有完全显性化，但已在酝酿着某种不可小视的“能量”。
四、近年来日本对台政策的新趋向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明显加快了对台政策的调整步伐，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意图日趋明显，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日渐凸显出来，并正成为未来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日本对台政策及日台关系的新动向
近年来，日本对台政策变化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加快步伐放宽对台关系既有限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台湾问题之所以没有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严重障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政府基本上遵守了中日联合声明的承诺，在对台关系方面进行了较严格的限制，使台日关系大体保持在民间层面上。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开始不断突破限制，有意识地提升日台关系，日台官方性质的接触趋向公开化、密切化。2001年森喜朗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执意批准李登辉的“赴日治病”申请，开了台湾御任领导人访日的先例。2002年日本政府正式放宽日本官员赴台的限制。11月27日，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国会答询时正式表示，已修正官员访台的“内规”，今后日本政府“课长级”官员都可以赴台访问。并称，“课长级以上”官员如果是赴台参加亚太经合会议或世界贸易组织等日本与台湾都是正式会员的国际会议，日本都会“柔软的对应”。（注：《日课长级官员开放访台》，载台湾《联合报》2002年11月28日。）2003年12月，日本驻台所事务所首次在台北举行庆祝天皇生日活动，并邀请台湾高层政要参加。紧接着又是森喜朗前首相在反对声浪中执意前往台湾访问。此外，日本部分现职内阁大臣多次与赴日活动的台党政要人会面。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内田胜久公开表示，“日台官方关系，已经从过去仅是单纯技术上不得不接触，进入到负责的官员之间必须进行政策性对话的时代了”。（注：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月14日。）
其次是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的态度越来越公开化。2002年5月1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公开发言表示，日本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并称“日台在地缘上有密切关系，双方每年有200万人次往来，因此台湾是否为WHO会员国，对于日本有实际影响”。2003年4月，日本政府有关人士再次做出同样表态。日本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公开支持台湾谋求参与WHO的西方主要国家。另外，在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方面，日本有关方面的态度也较积极，相关研究早就在民间层次上进行。2002年7月当时的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曾在“台日国会议员联谊会”上公开表示，“日本准备将目前在民间层次上进行的关于签署日台FTA的协商提升到政府级”。平沼称，“日本曾支持台湾加盟WTO，台湾现在已是WTO成员，日台间必须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虽然，在各方面因素牵制下，到目前为止，日本尚未公开将日台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讨论与研究提升至官方层级，但日台官方私下已就此问题进行过接触。2003年9月，台湾“行政院农委会”主委李金龙透露，日本新任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曾在当年世界贸易组织坎昆部长会议上，亲口向他表达希望尽速洽签台日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注：台湾《联合报》2003年9月26日。）台湾“经济部长”林义夫也表示，曾在曼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与中川昭一，商讨过台日之间洽签FTA的可行性。（注：台湾《工商时报》2003年10月19日。）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外务省的态度虽不如经产省积极，但也表示将以美台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为参考。
第三是开展与台湾的“安保对话”及军事交流。加强对台海局势的关注并落实为具体行动是近年来日本对台政策变化的一个突出方面。日本在不断强化台湾在日本安全保障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开始推动与台湾的“安保对话”及军事交流。在“安保对话”方面，日本通过日台之间的双边“安保对话”，以及美、日、台的三边“战略对话”，建立起“安保对话”机制。在军事交流方面，日本已派出不少自卫队退役将领访问台湾。2003年6月台军方首次进行“爱国者”导弹实弹试射时，日本防卫厅主管情报事务的一现役少将，曾秘密应邀在屏东九鹏导弹基地现场“列席”观看。台报称这是日本现役少将第一次访台，是“台日军事交流的一大突破”。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及“国防部”高层人士已多次暗中访问日本，台湾海军与日海上自卫队已有固定的非形式交流计划。台湾“国防部”也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分批派人赴日本防卫大学进修、受训。另外，日本还于2003年将一名陆上自卫队退役少将派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这是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首次有日本自卫队有关人士驻台。台湾媒体称，此人虽是民间身份，但是实质上是“防卫厅派驻台湾的官员”，主要任务是与台湾军方建立直接联系。
（二）日本对台政策调整的主要背景
日本对台政策出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背景，也与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陈水扁当局对日加大攻势等外部因素的作用分不开。
从日本国内看，日本经过战后高速发展，经济大国地位得以确立后，成为“普通国家”、迈向“政治大国”不仅成为日本政界人士的政治冲动和追求，也成为日本民众走出战败阴影的心理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达10多年的经济衰退，在严重挫伤日本自负与自信的同时，也助长了日本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的右倾化。这种右倾化趋向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而推行的内外政策上。在对外政策方面，日本近年来大大加强了在国际政治、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国际参与，包括不顾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首次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外，向尚未结束战斗的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等，以图借此扩大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尤其是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其在迅速崛起的亚太地区抢占战略优势地位的意图日益明显，而台湾问题作为未来可能影响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变数之一，自然成为日本关注的焦点。这是日本调整对台政策的原因之一。
此外，二战后成长的一代人目前在日本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并进入政治权力核心。这一代人在历史问题上没有负罪感；且又普遍受过美国式的民主化教育，在价值观上更接近于西方。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更讲求现实利益；在外交上主张自主、强硬。他们对台湾的认识也不仅仅基于对原殖民地的特殊情感，而是更看重台湾在日本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以及在中日关系中的法码作用，更认同台湾的所谓民主制度。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对日本对台关系的处理产生影响。
从国际上看，中国近年来的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使日本对中国的忧虑感日渐增加。长期以亚洲地区领头雁自居的日本，由于自己十多年停滞不前而中国却迅速崛起与强大，深感其在亚洲的地位受到挑战。一时间，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四起，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和猜忌加深。政治右倾化及反华情绪的上升，激活了日本长期存在的特殊“台湾情结”，再加上日本部分右翼势力的竭力推动，日本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抑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以确保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地位。这是日本调整对台政策的重要背景之一。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则是日本对台政策变化的外在推动因素。布什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对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潜在挑战对手，着手调整亚太战略，强化美日同盟，军事武装台湾，以加强对中国的遏制。“9·11事件”后，虽然反恐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排到第一位，但维持世界霸权地位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长期目标并未有发生任何改变，牵制中国仍然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内容。这对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外交主轴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影响。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日美安保体制要求日本配合美亚太战略变化对其在对外政策做相应调整上，另一方面美国明里暗中都在敦促日本调整对台政策。事实上，在日本允许李登辉访日、扩大对台军事交流、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问题上，都有美国暗中施加影响的痕迹。
此外，陈水扁当局加强对日本的攻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陈水扁当局2000年5月上台后，即竭力争取美国为其推行“台独”分裂路线“保驾护航”，同时，陈水扁当局也全面发动对日攻势，谋求提升台日实质关系。陈水扁当局一再强调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主动要当日本的“安全资产”。为强化对日工作，台湾当局专门设立“对日工作小组”，除了频繁派高层政要以私人身份赴日活动，更多地是通过所谓“政党外交”、“国会外交”、“学术外交”等拉拢日本主要政党、政界、学术界等各界相关人士。陈水扁当局还通过居住在日本的“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亲台势力勾结在一起，在日本进行“台独”宣传和分裂活动，对日本行政部门施加压力。
（三）台湾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体上看，当前日本对台政策仍表现为两面性，即一方面在公开正式场合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加强与台湾往来，提升日台实质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处理台湾问题时尽量保持谨慎低调的作法相比，近一两年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调门明显升高，介入台海事务的动作也在加大，日台关系因此快速升温。这表明日本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政策已经公开化，而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日本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大国，与中国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各种纠葛，现实中两国的经贸往来又相当密切，在既有的历史问题形成的心结一时难解的情况下，日本却借提升日台实质关系增加对中国打“台湾牌”的分量，这对阴晴不定的中日关系必将产生极为消极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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