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组织演进及制度变迁的经济解释——质疑“伪古典化”的“杨小凯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范式论文,古典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讨论三个关键词：组织、组织演进、制度变迁。本文采用过程分析法来分析这三个概念，即在给出每个关键词的正式定义前，先进入分析状态，以突显这三个词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含义。
一、组织与组织演进的经济解释
1.组织的经济学意义
组织是一种或一整套合约关系（周其仁，1996，1997，2000），具有社会关系的自然性质（注：社会关系的自然性质在本质上具有遗传和变异的双重特点。与动物种群一样，它是进化的。）（马克斯·韦伯，中文版，上卷，P54）。它是利益相关者（或博弈参与人）在给定其他参与人的预期策略行为后，通过选择对其他参与人的预期策略行为最优反应的策略性行为，而最终实现的策略性纳什均衡。只要参与博弈的各方一旦实现这种博弈均衡，就没有动机改变这种状态，因为，那怕任何一个参与人有改变此种均衡状态的策略性举动，他的所得就一定比未有此种举动更糟。
通过若干例证来检验上述关于组织的定义，会产生相当严重的疑问。比如，囚犯困境的例子。参与人彼此相关，经过一轮博弈实现纳什均衡，但此均衡并不“对应”（或并不等价于）包括参与人在内的“组织型态”。在囚犯困境的例子中，最后的结局是参与人都陷入一种与个人理性相悖离的困境。
另一个证据，是有关市场在位者（即垄断者）和进入者的例子。此例中，在位者占据市场份额。如无进入者进入该市场，在位者将独占垄断利润。给定进入者进入该市场，在位者有两种策略：或合作或打产量战。合作的选择将导致进入者和合作者形成默契或者缔结卡特尔组织，共同垄断市场，瓜分垄断利润；打产量战则意味着在位者有比进入者有更雄厚的资本，因此，它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把进入者逐出市场。后一种结果使进入者丧失机会收益，在位者则损失其垄断利润。有关垄断者和进入者的（经济学）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即垄断者通过降低价格迫使进入者放弃进入市场的企图和努力。
实际上，关于垄断者和进入者的产量和价格博弈分别有两个解：古诺均衡解和伯特兰均衡解。这两个解的基本逻辑有两种表述：(1)如果在位者选择价格战（产量战），进入者的最好反应是不进入市场；(2)如果进入者选择进入，那么，在位者的最好对策就是不打价格战或产量战，而应和进入者进行合作。假如在位者打价格战或产量战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那么，(1)所表达的博弈解就要被剔除，于是，纳什均衡解得到精炼，即(2)所表达的进入者进入和在位者合作就是精炼的纳什均衡解。
例证1说明，仅有参与人彼此博弈实现纳什均衡解并不确保参与人会缔结组织。例证2说明，合作解是从诸多纳什均衡解中精炼出来的。这意味着参与博弈者的交易均衡是一种纳什均衡，但后者只是参与人缔结组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使参与人选择了“合作”，也并不意味着参与人就缔结了组织。
纳什均衡解是一种非合作博弈解，它表明存在着一种可能结果，即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不一致（如例证1），因而，参与交易的双方或多方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就必须进入合作过程。主流经济学通过赋予博弈过程和参与人以重复性或连续性以及声誉机制、抵押品机制来证明这种合作的规范性和必然性。这里隐含的逻辑是，非合作博弈是组织的第一步，但其结果并非必然就是组织式的合约缔结。要形成组织，参与人必须由非合作博弈演进到合作博弈，并由此产生规则、习俗、惯例和成文制度之类的东西。
这说明，要详尽地讨论组织的定义，必须加进更多的条件：①组织的产生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韦伯，中文版，上卷，P57；P61～2）；②在创生组织时，参与人进行的是非合作博弈。但是，随后，参与人进入合作博弈过程；③组织是一整套合约，但不仅仅是合约，还有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等，它们共同形成组织文化。组织的习俗、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内生的，它们具有遗传性和变异性（组织是一种公共品，具有公共财的特性，是公共选择的结果）；④当参与人得到非合作博弈结果方面的知识后，就产生了合作博弈的要求。但是，合作博弈是否能够展开，取决于参与人从合作中得到的价值的大小。可以对这一论断加以形式化的表述，即：
假定T(N,U)代表一个具有局中人集合N和一个定义在N上的所有2[n]个子集上的特征函数u的联盟型博弈（其中，n∈N），考虑交易费用EX[,i] (i=1,2。"1"下标代表参与人不进行合作以缔结组织时一对一交易所导致的交易成本，“2”下标代表参与人进行合作以缔结组织时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OC[,i]（i=1,2。i下标的含义与前述等同），则参与人进行合作缔结组织的条件必须满足：
u(S∪T)-EX[,2]-OC[,2]≥u(S)+u(T)-EX[,1]-OC[,1] (1)
定义：θ=S∪T，θ表示参与人选择“合作’”。(1)说明参与人只进行一对一的单独交易获得的价值数量将少于或最多等于它们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所获得的价值数量。(1)描述的是参与人是否选择合作缔结组织的成本收益的临界条件。
⑤参与人选择合作以缔结组织，是因为组织可以为参与人带来连续性的预期收益，因此，如果把组织看作是参与人在未来t时间内获得的持久性的收入流，假定在时间折扣率为r的情况下，条件(1)将变成条件(2)：
以上五点说明实际上界定了组织的创生条件(Originate Condtion)和自然特性。于是，有如下关于组织的规范性定义。
定义1：组织是利益高度相关者的合约选择，它能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成员提供稳定的预期收入流并足以补偿由于创立组织和运行组织带来的交易成本及其管理成本。此外，组织成员的内部交易会内生出习俗、惯例、成文制度和组织文化，它们形成组织成员的相对公共理性(Relative Public Rationality)并与相对（个人）理性(Relative(Person's) Rationality)互为对应（邓宏图，2003a）。即将成为组织成员的参与人最先以非合作博弈的形式进入交易、“博弈”过程，实现非合作博弈的纳什解后产生出对组织的长期预期，于是，局中人的非合作博弈变成合作的联盟博弈，最终实现联盟博弈均衡，内生出组织核(Werner Hildenbrand,W,1974,1976,1982)、组织价值。核和价值是组织收入流的分配集。在此条件下，没有一个组织成员能够有效地通过自己的活动赢得更多的分配份额。
2.组织演进
有了上述关于组织的定义，讨论组织演进就方便得多了。下面定义“组织演进”。
定义2：组织演进是一种或一整套合约安排替代（或代替）另一种或另一整套合约安排的过程。替代的原因或机制相当复杂，但基本诱因则是在组织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相对交易效率（邓宏图，2003b）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作为组织的合约结构或组织内部的交易方式决定的。相对交易效率由组织配置资源的有效程度来测度（注：相对交易效率和组织利用它所能利用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对应关系，原因在于，组织效率往往是对资源配置效率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给定技术水平，一个组织比另一个组织具有更为优越的内部治理结构，证明这个组织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本文所讨论的组织资源，不仅包括经济资源，也包括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因此，资源利用效率所测度的，就不仅是经济效率，也可能是行政效率。结果就是，人们选择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合约，就是选择一种资源利用效率方式替代另一种资源利用效率方式（注：具体的效率替代可以看作是作为合约结构的组织替代，参阅注2。）。替代的效率标准是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决定的，在相当程度上，这个标准和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公共制度高度相关。一般的情况总是后者决定前者。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的组织是一整套函数关系。当把经济资源配置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时，让组织等同于单个经济人并“构筑”生产函数关系以便建立有关企业如何生产，如何最优化的数学模型，是新古典分析方法的惯用手法。但恰恰因为这一点，使新古典经济学既不能解释企业的起源，也不能为企业组织存在型态提供合乎事实的说明。奈特通过“引入”不确定性经济分析及由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分布而发现并在理论上赋予企业以保险功能。他通过风险分摊和利润分配比例来说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为什么以企业家为主导地位，即为什么是企业家的企业组织？科思在奈特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组织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组织和市场的效率比较。必须承认，以奈特和科思等人的开拓性工作为契机，一种要改变经济学分析面貌的学术努力正在形成一股强有力的趋势。但是，从科思理论发展出来的组织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契约理论，仍未摆脱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理论宿命(Foreordination of Theory)，它使经济学的组织理论本质上仍旧只是一种技术选择理论，而并非一种考虑了历史逻辑起点和个人权利禀赋的合约选择或者制度选择理论。在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看来，所有的契约（组织）都是历史的，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也同样在历史中演进。
二、制度变迁的条件
本文并不打算详细分析制度变迁问题，只指出它和组织演进的逻辑关系所体现的历史趋势中的“因果律”（邓宏图，2003a）就可以了。制度变迁当然也涉及到效率选择，但它不同于组织演进。组织演进是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累积的组织演进为制度变迁创造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产生制度变迁(Armen A.Alchian,1950；Jack.Hirshleifer,1982;Richard R.Nelson and Sidney G.Winter,1980)。概略地说，制度变迁发生的条件有如下几点；(1)构成制度体系的组织结构要发生演进。组织演进是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2)社会公众要有即将发生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因此，在预期不确定条件下，制度变迁带来的预期收益要大于制度变迁带来的预期成本并足以补偿变迁发生后的总和的逆转成本（罗兰，中文版，2002）；(3)从宏观角度讨论问题，在原有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的制度结构不能适应、满足由于技术冲击、信仰冲击（意识形态冲击）所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以及在这种新利益结构中内生出的各利益集团的偏好、要求，那么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4)从微观角度讨论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问题，显然，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能否启动并获得成功，有赖具有改革信念的人（或组织）在公众（或组织群）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比例越大，则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就越容易启动并获得成功。信念的形成有赖与新的、可预期的组织型态和制度体系相对应的利益结构、利益分布能够为处在利益结构或分布中的人或组织提供多大的预期得益。
图1 组织演进或制度变迁图示
图1显示：经济社会成员或经济社会组织的信仰（信念）体系依存于组织与成员所生存于其中的经济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人或组织的信念（信仰）体系又决定了社会成员和组织对组织本身、对制度、对收益的预期。问题在于，在组织群中，在社会成员中或者在组织内部，有多少比例的组织、社会成员（或组织内部成员）对新的组织、新的制度有良好的预期，这不仅影响这些组织或社会成员对现存的组织型态和制度体系的基本态度，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的趋势和力量。
三、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模型及讨论
考虑一个有关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模型（注：此模型原型请参阅杰克·赫什莱弗和约翰·G·赖利著的《不确定性与信息分析》的一个“习题”（中文版，2000,P40），笔者做了修正和引申。此外，笔者作了一个简短的历史主义评析。），有如下设定：
(1)对于下列支付矩阵，令(P[,1]，P[,2]，P[,3]）分别为采取策略a，b，c的种群比例。
(2)给定离散一世代动态公式：
，对所有策略a=1,…,A,P[,a]是采用a的种群比例(∑[,a]P[,a]=1)，
是选择策略a的参与人的期望支付，v是整个参与人的平均期望所得，k表示动态过程的灵敏性（杰克·赫什莱弗和约翰·G·赖利，中文版，2000.P396脚注②）。据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因效用函数法，可得：
如种群比例P[,1]的成员选择a[,1]策略，有：
△P[,1]=kp[,1](2p[,1]-v) (3)
如种群比例p[,2]的成员选择a[,2]策略，有：
△P[,2]=kp[,2](p[,2]-v)
(4)
如种群比例p[,3]的成员选择a[,3]策略，有：
△P[,3]=kp[,3](2p[,2]+p[,3]-v)(5)
假如社会成员或组织处于演化均衡状态，有：
△P[,1]=△P[,2]=△P[,3]=0 (6)
由(3)-(6)可得：
v=2p[2,1]+(1-p[,1])[2] (7)
表1 组织演化和制度变迁：种群比例、策略与收益
a b c
a 2.2
0.0
0.0
b 0.0
1.1
0.2
c 0.0
2.0
1.1
图2 演化均衡示意图
现在对图2中的OB、OA、AB进行定义：
①定义OA：自O向A的距离（注：这个距离不一定就是OA，而是自O向A的方向而达到的某个具体的距离。余下类推。）表示占种群（或组织群）比例p[,2]的成员或组织采取策略b。如果△P[,2]＜0，表示A向O逼近；反之，如果△P[,2]＞ 0，表示A远离O点。前者表示OA上的任何一点向O收敛；后者表示OA上的任何一点逆向O“发散”。显然，向O逼近表示选择策略b的种群比例越来越小，反之，则越来越大；②定义OB：自O到B的距离表示有种群比例p[,1]的成员或组织选择采取策略a的行动。△P[,1]＞0，表示有更多比例的社会成员或组织采取策略a的行动；△P[,1]＜ 0，表示选择策略a的组织或社会成员越来越少，B点向O点收敛；③定义AB:AB斜线上的每一点到OB的垂直距离表示采用策略C的种群比例。因此，如果△P[,3]＞0，表示采取c策略的种群比例越来越多；反之，如果△P[,3]＜0，则表示选择策略c的种群比例越来越少。
因此，把(7)代入(3)，可得：当且仅当P[,1]＞1/3时，△P[,1]＞0。如图2中C点所代表的经济学含义，在C点左，即表示P[,1]＜1/3，此时， C向O收敛，△P[,1]＜0；反之，如果P[,1]＞1/3，C向B收敛。求(7)的一阶导数并令其为零，得如下结论，即无论p[,1]如何分布，总有v＞2/3。由条件(4)，如果p[,2]＜ 2/3，则△P[,2]＜0（因为v总是大于2/3，而p[,2]＞0。尽管k足够小，但k＞0），说明p[,2]＜2/3的情况下，AO上的点向O点收敛。
假如P[,1]＜1/3，P[,3]≈0，则有两个不等式成立：(8)△p[,1]＜0；(9)△P[,3]≈0。
由于△p[,1]=△p[,2]+△p[,3]=0，因此，得出结论：△p[,2]＞0严格成立。
也因此，总的结论就是：①在p[,1]＜1/3，p[,2]＜2/3满足的情况下，组织向O点代表的均衡状态演进，策略c不被参与人考虑；②在满足条件p[,1]＞1/3，p[,3]≈0的情况下，组织向B代表的均衡状态逼近，策略b不被参与人考虑。
这里讨论的问题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均衡点。两个均衡点之形成源于实施选择的行动者在种群中的比例。关于这个比例，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可能是秉承某种意识形态（信念、信仰）的人在种群中的比例，也可能是具体采取某个行动的人在种群中的比例。这个比例的产生多般是自然分布的，或者是历史地产生的。这个比例是讨论组织演进问题的“历史逻辑起点。
四、历史主义的分析：对“伪古典化”的“杨小凯范式”的批评
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关注资源配置或者经济效率问题，并以此为其共同研究纲领（李建德，2002,P97～113）。通过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分析的形式化和精密化，使经济学获得了它的公理体系（柳欣，2002）。杨小凯(1995,P121～127)认为，这使经济学：①更象科学；②更易于在黑板上传授（注：杨小凯是把这两个特征当作“科学特征”来褒扬的（中文版，1997,P94～106；中文版，1999,P1-17）。）。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只是一种静态分析，而且只以资源的技术利用作为唯一目标。测度资源技术利用效率的工具是各种互相替代的资源相对价格。因此，这种分析上的统一和简洁是以牺牲经济学本有的“历史逻辑”为代价的（注：F.A.Hayek(1967,1989)的“演进观”是“认识论”的。他评论兰格(Lange)“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计算”之不可行时指出，人们认识能力有限，知识有限，以致不可能通过设计来规范人类行为，人们总是不断地“试错”，才使得经济组织退包括市场）不断演进。）。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引进时间和把一个静态经济问题跨期化（或动态化）来改进这种单薄的分析方法，但并未使经济学发生实质性改观。
杨小凯通过引入古典问题，如亚当·斯密讨论、分析过的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来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不足，仍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如下基本缺陷：为分析上的简洁，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严格分开。前者追求收益最大化，后者在多样化消费中寻求效用最大化。这样，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优决策就是内点解而非角点解，在数学处理上，只需要边际分析方法就可以。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这种分析方法（即新古典分析法）不能解释专业化和分工为什么会产生，组织或企业从何而来，以及自给自足的社会为什么会向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演进。杨小凯所作的改进就是，假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其决策中的最重要问题是，选择专业化水平和专业化方向，其次才是各种产品数量的相对比例。
他假设，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具备管理知识，另一人具备缝纫方面的专业知识，然后他问，这两个人到底构建什么组织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率？他认为故事中的两个人可以构建如下组织型态（见①、②），或者只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见③）：①具备管理知识的人做经营者，开办一个企业，然后雇佣另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并为他的劳动支付工资；②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创办企业，然后雇佣具有管理知识的人并为此人支付工资；或者③，具备专业知识的人购买具有管理知识的人的“管理知识”并自己生产出产品，卖给市场，得到收入。
当构建组织的管理成本高过通过市场交易所导致的成本而且构建组织的交易效率又不能弥补这种成本差价时，人们选择市场交易；当构建组织的交易效率高过市场的交易效率而且足以弥补两者的成本差价时，人们选择组织。而且，如果第①种组织效率高过第②种组织效率并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人们选择第①种组织型态，反之，则选择第②种组织型态（中文版，1997,P94～106；中文版，1999,P1～17；英文版，2002,P3～63)。
杨小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改进相当有限（汪丁丁，2002,P88～9)。首先，其分析路径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是以资源配置为导向的：即一个组织或一种契约的产生，源于这种组织或契约所蕴涵的经济效率优于它所替代的组织或合约所蕴涵的经济效率。其次，他的分析同样抛开了组织产生及其演进的“历史动因”。这样的故事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启迪，因为在故事开头就预示了讲故事者想要得到的结论，在形式逻辑上它是同义反复的：组织的产生是因为组织就要产生了。不仅如此，这个经济学故事所犯的致命错误，是它缺乏历史的逻辑。
因此，新古典范式以及场小凯范式都不能解释或回答：①为什么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并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标准的组织形态或合约形态，而且这种非效率或反效率的组织安排还能持续（或存活）相当长的时间？②第一类历史的逻辑起点（注：所谓历史逻辑起点，是指博弈参与者，如组织或个人所依凭的权利禀赋。第一类历史逻辑起点，是指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此种方式既定下的博弈参与人彼此博弈有其特定的社会性质。其性质由当期的组织型态来表现。第二类历史逻辑起点，是在生产方式既定下，此生产方式内部的博弈参与人，如组织或个人，所拥有的初始资源，包括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邓宏图，2001）。）问题：为什么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古代东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即不同地区的人们面对同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组织形态或生产的制度结构？③第二类历史的逻辑起点问题：给定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为什么在参与谈判的双方或多方，其各自地位或占用的资源并不等同？或者说，为什么所有权结构或产权结构以这种形态分布而不是以另一种形态分布？为什么这种不等同的权利配置，会导致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并且这种资本—劳动关系会引起经济上的不平等或剩余索取权向资本倾斜，尽管这种雇佣关系是一个法权平等的“制度现实”（马克思，第1卷，1975；吴易风2002，P134～147；林岗和张宇2002，P117～133）？④为什么组织内和组织间资源的“历史设定”（注：杨小凯范式回避了“历史设定”问题。）会导致分配不公？
对上述诸问题的解答，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所不能完成的。有必要引进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这是笔者要在另文展开研究的。基于此，本文论为，当着笔者要进一步讨论组织、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等问题时，所遵循的分析方法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本质所在。本文的主题就是要说明（证明）这个结论。缺乏历史逻辑的杨小凯范式的“古典化”，显然是一种“伪古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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