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南[1]2014年在《基于贸易效应视角的美国TPP发展前景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导经济的典型模式，表现为主要国家和区域集团特别关注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经贸安排，推动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同时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一贯支持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美国也顺应大潮流，利用推动或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来不断巩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充分说明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侧重点的变化，即由多边贸易主义向区域贸易主义转化。本文分析的立足点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亚太区域贸易政策，在文中界定为“新时期”美国主动加入、积极主导并大力推进原本由几个名不经传的的亚太小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TPP，美国既主导TPP的谈判进程和节奏，又利用TPP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美国已经与TPP形成了互为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鉴于此，后文将其称之为“美国TPP”。加入该协议恰逢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之后的国内经济疲软之际，所以其加入意图引起众多猜想，美国当真要通过TPP来实现其单纯的拉动经济的目的？还是希望借实现经济目的之名行主导亚太事务的政治目标之实？亦或是借TPP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今后TPP前景如何？中国又何从抉择呢？所以有必要对TPP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发展趋势作系统分析，以便为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策略的制定给于有力地支持和借鉴。全文共分为7章，每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对选题背景及写作意义进行阐述，然后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从而提出写作逻辑。第二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理论分析框架。首先提出区域主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界定，从而确定美国TPP的区域主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属性；然后对区域主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的进一步分析建立结构性基础；最后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分析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局部均衡viner分析框架下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以及一般均衡条件下的Meade模型的福利分析，通过两种模型的介绍，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立足于全球角度分析美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重点阐述美国长期以来为维护自身的世界霸主地位，如何从多边主义贸易政策向区域主义贸易政策转变。目的是梳理出美国近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的战略转移重点，以及TPP的起源、发展以及相关特征等问题，为后文的论述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第四章分析美国TPP战略的意图，主要从政治动因、经济动因、理念动因等方面分析，试图从深层次挖掘美国加入TPP的目的，本章内容属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规范分析，目的是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必要的前提基础。第五章对美国TPP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主要采用以引力模型为代表的局部均衡分析和以GTAP模型为代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首先对两种方法的应用进行经验性总结，找出适用于本文分析的方法依据；然后先使用引力模型得出美国扩容TPP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为后文的GTAP模型的模拟方案的设定提供依据，再通过GTAP模型分析得出TPP将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产生何种具体的贸易效应，为预测TPP的前景提供必要依据。第六章提出美国TPP贸易效应实施的影响因素分析，在前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上，加入美国国内因素、其他成员国因素、国际环境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检验是否对前文中的结论存在阻滞影响，在写作上属于与第五章相对应的定性分析。第七章对TPP的发展前景预测及中国的对策进行阐述。主要在前文TPP贸易效应的分析基础上对TPP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以此作出中国是否加入TPP的决策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在TPP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剖析，以及作出一系列相关对策选择。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侧重点从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即美国在坚持多边贸易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迫使其将贸易政策的重点转移至区域主义；区域主义相较于多边主义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如较低的谈判成本、处理问题的相机性以及短期收效显著等等。第二，TPP是一个包含多国、广域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协议，具有高标准、开放性、约束性和渐进性等特点，但同时该协议也存在一系列开放性质疑，即高标准能否一直执行下去；能否解决“意大利面碗效应”以及实现多边性区域主义目标等等。因此，TPP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继APEC之后推行的新的区域贸易政策以重新获取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也由于TPP所存在的质疑使得美国TPP未来前景不明朗。第三，经过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得知，美国在未来扩容TPP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考虑吸引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加入，且曾经与美国有过经济合作经验或建立过政治军事同盟的国家；按照引力模型得出的TPP扩容可能路径进行GTAP模拟方案设计，即模拟韩国加入、全部东盟国家加入以及全部APEC国家加入，得出如下结论：1）韩国加入TPP的政治意图更加明显，因其加入并不能带来显著的经济福利增加2）随着TPP成员国的逐渐扩大，成员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经济实力强的国家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改善，但同时如果被TPP边缘化，则会带来确定的贸易损失；3）中国对TPP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没有中国的TPP是不完整的。第四，综合TPP贸易效应分析和其影响因素可以预测，谈判的主要分岐将迎刃而解；短期内最有可能加入的国家是韩国，而长期来看，TPP成员大规模扩大可能性不大，所以在协议达成之前未必能很快向中国发出加入TPP的邀请，但是一旦中国加入，将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欢迎。所以说，中国在接到TPP发出的邀请后不应该马上加入，而是在权衡之后延迟加入；充分做好各项准备以加入TPP，包括积极促进地区其他一体化进程、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争取舆论支持等；选择适当的时机主动加入TPP，化被动为主动。
王艳红[2]2010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势头迅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提到与多边贸易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的地位。区域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已经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的竞争博弈格局,国际贸易的竞争已从国家间的个体博弈迈向集团间的群体博弈。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参与了不同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签订了为数众多的区域贸易协定。现行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兼有外交、政治方面的战略意义。它通过更加优惠的贸易、投资及要素流动等诸多条件,将成员经济体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经济利益的融合又使成员之间形成各种利益共同体。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积极接受地区的概念,并将重点放在东亚地区。参加多边贸易体制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战略选择。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贸易是在区域集团内开展的时候,仅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远远不足以使中国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利益。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一要求结合了我国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现实需要,突出强调了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要性。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适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开端。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促使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本文研究的重点就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同时,文中还关注金融危机对中国和东盟经济造成的影响,探讨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问题。此外,还对美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调整,并针对目前CAFTA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我国应采取的策略。本文具体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论文研究的背景与理论现实意义,归纳总结了相关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对内容结构及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二章为理论综述,文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分类、发展历程、原因及一体化组织存在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理论的梳理,总结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第三章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协议主要内容以及预期效果,文中对CAFTA的最初构想和建立过程进行了介绍,深入阐述了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背景、政治经济意义以及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基础。按照各个协定签署的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了相关协议及规则的主要内容,并对预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简要介绍。第四章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际经济效应进行定量及定性分析,包括静态效应与动态效应两大方面,分七部分进行详细分析。第五章探讨金融危机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带来的影响,文中就金融危机对中国及东盟贸易、吸引外资及经济增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详细介绍了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和东盟在CAFTA框架下所采取的举措,最后提出在后危机时期进一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而应共同采取的对策。第六章为中国推进CAFTA进程的策略选择,该部分对美国、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阐述,并就这三国对东盟的策略进行分析。同时分析阐述了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及其对CAFTA的态度。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当前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调整以及针对当前CAFTA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应采取的策略选择。
王微微[3]2007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模式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成为当前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事实证明,参与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成员方的影响差别很大。有的一体化组织对成员国贸易和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有的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选择问题进行系统考察和全面把握,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现实中对于一国制定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和进行模式选择都具有指导意义。我国目前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分析,包括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全面影响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选择以及相关对策研究尚没有系统开展。本文较全面地综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探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从多个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本文在考察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作用的过程。本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层面上建立经济增长模型,以1981-2005年间的106个国家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深入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贸易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影响,并建立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对32个发达国家和74个发展中国家分别建立经济增长模型,采用两个虚拟变量来衡量和比较同发达国家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同发展中国家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此外还选取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盟(北北型)、北美自由贸易区(南北型)和东盟(南南型),就参与不同模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再次,以印度和墨西哥两个发展中国家为例,采用ADF检验、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以及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对两国1981-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印证了参与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不同影响。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拓宽要素供给来源渠道,促进世界贸易总量增长,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一体化组织整体贸易地位,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福利效应,国民收入扩张的传导效应等渠道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国经济发展程度对本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直接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能够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渠道进一步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通过引力模型得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更倾向于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减少同区域外贸易伙伴的贸易量。第三,发达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果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会带来正面影响,而与经济欠发达国家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发展中国家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同经济欠发达国家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参与南北型和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成员方的经济增长,参与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确定。第四,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比较印度和墨西哥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参与南南型一体化组织,对本国经济增长往往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还会阻碍经济增长,若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中既包括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包括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积极稳定的政策,大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那么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本国GDP增长将会呈现出正向拉动的收敛趋势。第五,结合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来看,中国应以亚洲为重点,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建环中国自由贸易区,积极参与次区域和小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选择上,中国应积极参与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大力发展双边自由贸易区,以增加出口,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本文的主要创新和特色之处在于:第一,系统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二,改善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方法。已有的文献大多在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以一个简单的虚拟变量来表示一国是否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并未考虑到在既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中,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参与一体化获益程度的影响。本文既考虑了虚拟变量因素,同时还考察了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参与程度的两个指标:绝对一体化指标和相对一体化指标,并将这两个指标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采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测算,从而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三,丰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增长效应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全面的综合分析,以保证实证模型的精确性和稳定性以及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弥补了国内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证分析不够深入的不足。第四,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选择,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对于一国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全文分为9章,主要结构及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言,给出了选题的目的及意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并对将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增长能带来正面影响,也能带来负面影响。第三章系统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第四章采用1981-2005年间106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经济增长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国经济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章对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方进行分类,分别对发达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第六章采用ADF检验、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以及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以印度和墨西哥(1981-2005年)为例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七章分析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第八章分析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九章对全文进行简要的总结。
李晓欣[4]2015年在《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研究》文中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性改革与实践。它突破了原有的、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常规区域发展模式,以更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协议性分工理论来指导区域经济活动,对经济格局超前谋划、合理布局,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一实践创新背景下,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的区域经济统计测度理论、方法和模型,也必然面临重大的改革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区域经济的运行状态,发现经济规律,准确评价和认识经济运行结果。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测度研究。选择这一题目的理由是,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在新经济背景下,对区域内部的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市场分割、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梯度差异、产业转移、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进行测度,对一体化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进行评价,将成为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和评价区域协同发展结果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从协议性分工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索建立了一个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其实质是京津冀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程度不断深化,以地区间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为保障,以产业转移作为主要的实现途径,消除地区间市场分割,强化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作用,最终实现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效率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以下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一体化是消除区域间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壁垒的理论观点。区域间要素与产品自由流动壁垒程度越高,表明地区市场分割越严重,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就越差,产业一体化就越难以实现,因此,消除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壁垒是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的保障。二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和产业梯度水平是诱发产业一体化动力的理论观点。区域产业一体化是以产业转移作为实现一体化最主要的途径,是协议性分工的重要体现,而产业转移发生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区域内部存在着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的梯度,正是这种梯度差异的存在诱发了产业一体化的实现。三是一体化是加强地区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观点。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空间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协议性分工条件下,更是紧密的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通过对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本地区哪些产业受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且这种影响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强度如何。四是产业一体化进程提升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观点。以地区协议性分工为基础,地区间的产业布局将发生显著变化,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这将会提升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五是产业一体化促进产业技术效率提高的观点。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地区间流动壁垒逐渐减弱,区域内部生产要素配置更加科学,人才和资金流动更加便利,新的生产技术在区内传播更加迅速,改变了地区产业的生产投入与产出结构,使得产业技术效率水平获得普遍提升。本文针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方面,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建立了统计测度系统。关于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的测度研究,本文从市场一体化中的"市场价格"角度进行测度。市场价格一体化水平反映了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程度,而这也体现了要素和产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壁垒。因此,对区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的测度就转变为采用基于"冰山成本"模型的市场价格法对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关于产业转移动力的测度研究,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梯度差异以及产业同构等多角度进行了测度。关于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测度研究,主要是对地区间主要制造业产业的空间经济联系进行测度,运用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测度模型、产业空间联系综合指数等进行了测度研究。关于一体化中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研究,从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泰尔结构偏离度指数等经济统计指标进行了测度,并采用了因子分析方法对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关于一体化中的产业效率的测度研究,从产业生产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角度,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Malmquist-DEA指数模型相结合,对区域主要工业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了测度。根据本文建立的理论框架和统计测度系统,笔者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要素和产品的流动壁垒逐渐减弱,这加速了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2、京津冀区域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水平梯度差异,城市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这既构成了产业一体化与产业转移的直接动力,又由于地区经济质量和产业结构水平的较大差距延缓了产业转移的步伐,同时,京津冀三省市间存在着一定的产业同构问题,造成了地区间产业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3、河北省制造业产业受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天津市,北京市受到的影响最小。与京津两市相比,河北省的制造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京津两市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借助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趋势,河北省的产业水平将会获得更大程度的提升;4、随着产业一体化的发展,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逐渐提升,但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相比,在产业结构水平上仍存在着差距,同时,近年来,京津冀三省市的产业结构在我国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排名中的位置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发展还未能够拉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普遍提升,产业一体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拉动作用还丞待加强;5、在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中,地区不同类型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着差异。在京津冀区域内部,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通信电子、医药制造业并未显现出高于传统工业的较大技术效率优势;传统工业产业仍具有一定的技术效率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还未发展成熟前,传统工业仍有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支持了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下将北京市部分传统制造业转移至河北省继续发展的做法是合理的;同时,京津冀三省市在产业内部形成了技术效率梯度。全文共分九章,各章节研究内容概括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提出论文的研究目的、背景和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对协议性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在介绍各重要理论思想的同时,阐述了理论发展的关联和脉络,比较了不同理论的研究特色;对已有的关于区域市场一体化测度、产业空间联系测度等相关内容的统计测度方法进行了回顾,同时,梳理了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文献,从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发现了现有文献在产业一体化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本文研究所要改进的目标。第3章,区域产业一体化测度的理论框架。本章围绕着协议性分工理论在区域产业一体化研究中的适用性与新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基于协议性分工理论建立了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了要素流动壁垒、产业一体化动因、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等理论研究内容;同时,建立了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测度系统,该系统包含了市场一体化水平测度、经济发展与产业梯度差异测度、地区间产业空间经济联系测度、产业结构优化测度以及技术效率测度等测度内容。第4章,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测度与产业分工合作。地区间的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是实现产业一体化的保障,因此,需要对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进行研究。由于直接进行测度存在着困难,按照林德特和霍兹曼的观点,将流动性测度转换为对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测度。实证研究发现,京津冀三省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表明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在逐步下降,反映出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跨地区流动在增强。在此基础上,本章回顾了京津冀区域三省市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历程,描述了现阶段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状况。第5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产业转移研究。京津冀三省市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是对现有产业布局的调整,是按照地区协议性分工安排生产的一种体现。本章讨论了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直接动力是地区间经济水平梯度差异与产业结构梯度差异,详细分析了京津冀三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部十三座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同时,京津冀地区间产业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京津冀三省市间的劳动力、资金、技术要素转移状况;分析了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京津冀三省市间发生的产业转移,介绍了京津唐高速公路新兴产业带。第6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地区空间联系测度。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普遍的空间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协议性分工条件下,更是紧密的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的相互影响。本章基于空间偏离份额模型提出了新的测度地区空间经济联系的研究方法一—地区间产业空间联系测度模型,该模型与已有测度模型相比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产业空间联系综合指数和空间结构强度指数对京津冀三省市产业空间联系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第7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结构优化水平测度。以地区协议性分工为基础,京津冀区域产业布局将发生显著变化,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得区域产业分布更加合理,这会对区域的产业结构造成积极影响,因此,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测度是十分必要的。本章提出了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统计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进一步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第8章,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的技术效率测度。随着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更加深化,跨地区的要素和产品流动逐渐加强,市场壁垒逐渐下降,这势必会改变产业的生产投入和产出结构,影响产业技术效率水平。本章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石油加工业、医药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七个制造业产业部门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进一步,采用Malmquist-DEA指数模型对制造业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第9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本章对论文建立的理论框架、统计测度系统以及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对文章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方向。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一些创新性工作概括如下:(1)在新经济背景下,基于协议性分工理论提出了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内容涵盖了要素流动壁垒、产业一体化动因、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等内容,形成了一个系统地测度区域产业一体化的理论框架。(2)针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方面,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统计方法,提出了统计测度模型,建立了统计测度系统,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经济统计方法研究。统计测度系统包括了市场一体化测度、产业空间经济联系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测度以及产业技术效率测度等内容,运用该统计测度系统可以很好地对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3)运用新方法和模型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获得了几点有价值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根据结果对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谢润德[5]2014年在《东盟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盟国家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二战后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世界所瞩目。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功进行合作的典范。东盟国家虽然受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其经济效应仍然比较显著,非传统利益也是东盟国家一体化的目标之一。自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曲折前进,从最初的重视不够,认识不够,到有意识的推进,在东盟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东盟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特有的“东盟方式”(ASEAN Way)。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的加快,东盟国家不断克服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盟决心把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最终的发展目标。至今,东盟的经济一体化正在结出硕果,其标志是东盟本身不断扩大,由最初的6个国家发展到10个国家,而且东盟分别与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合作不断深化,在东亚地区形成“10+3”合作模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发展,东盟内部国家经济联系与合作的加深,使得东盟已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抽象历史思维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其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较全面的分析了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发展、特点以及对东盟地区国家经济增长、就业水平和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与贸易流量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东盟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贸易政策在东盟主要国家中实施的情况,使用搜集到的统计数据描述和计量分析的实证方法定量分析了东盟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实证检验了东盟贸易政策对东盟国家内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的各种经济理论、政治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较明显的积极作用,虽然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差异呈现不平衡的状况。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加快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使用了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贸易开放水平作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了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构建东盟国家贸易开放度与就业水平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就业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和商品服务贸易与东盟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定量关系,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中国投资东盟和进出口的影响效应,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本文一共分为6章。第1章为导论,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合评述,并就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概括,列举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梳理了国际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贸易政策的各种理论,包括重商主义学派、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理论,特别分析了这些主要理论关于贸易政策的主张。第3章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概括了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了东盟国家在形成统一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中所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各种不同经济理论的指导。第4章通过收集东盟各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数据,描述了东盟国家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后对本国和地区的贸易流量的影响,说明贸易开放政策促进了本地区的贸易流量。从贸易自由化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两个方面,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相应的数据实证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对成员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影响效应。第5章首先简要回顾了东盟国家与中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历史和前景,然后使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对中国直接投资(包括流量和存量)东盟和进出口的影响效应。第6章在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从中国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东盟地区的复杂情况来看,目前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和中国与东盟双边的贸易影响仍然有限,主要受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安全等因素的制约较明显,因此经济一体化合作一方面需要国家间的政治稳定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合作也会对双边的政治互信带来推动作用。本文的结论认为,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都起到了较明显的积极作用,虽然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差异而呈现不平衡的状况。东盟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加快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对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流量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麻昌港[6]2014年在《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进程及影响机制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以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不断增长,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不断向前推进。面对中国-东盟区域的发展新需求,我们不由得关注如下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前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如何?影响一体化的因素有哪些?我们如何积极推进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围绕上述问题,本文按照如下逻辑进行阐发：第一,通过文献综述,理清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线索,分别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贸易引力模型、空间经济学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然后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构建FC扩展模型——三国自由资本模型,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问题,从而解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通过构建贸易、投资一体化指标体系和金融一体化的指标体系,采用国际对比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和其他模型,对当前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发展程度以及影响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运用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了双边关系和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回答了第二个、第三个问题。第三,通过前面五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总结得出本文的基本结论,并据此提出推进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建议和措施。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一)RTA效应。成立RTA会从根本上影响全球经济的空间分布,资本和贸易更多的转向RTA；其次,在RTA成员国之间利益分配从整体上更偏向大区域。(二)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世界GDP增长率和中国GDP增长率导致了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程度的下降,而东盟地区的GDP增长率、平均关税率的下降、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规模以及上一期的贸易一体化程度均不同程度的提高了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的程度。(三)双边关系和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对贸易一体化产生一定的滞后影响,且双边关系越紧密,双边的贸易总额或贸易份额越大,因而贸易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对投资一体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双边关系越紧密,双边投资总额或区域内双边投资份额也越大,投资一体化发展程度也越高。(四)中国-东盟金融一体化的影响因素。金融一体化程度主要受到金融一体化程度本身的滞后一期、贸易依存度以及区内贸易额占区域总贸易额比重的影响,计量结果还进一步揭示了区域贸易和区域金融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东盟金融一体化和区域贸易之间存在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主要取决于区域外部的贸易比重和区域内部贸易比重的大小变动情况。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是：第一,以空间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将自由资本模型发展成为三国自由资本模型,并相继分析RTA的FDI转移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第二,构建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贸易一体化以及投资一体化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第三,运用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阐述了国际贸易的政治因素影响传导机制,并首次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双边关系和贸易一体化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分析；第四,建立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对中国一东盟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建立基本计量模型对区域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第五,采用国际对比研究的方法,将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研究置于国际视野之中进行。
蒋序怀[7]2004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货币合作》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一篇立足东亚经济发展现实，探讨区域货币合作的论文。区域合作是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永恒动力。 货币合作的基本动力来源于国际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经济角度为东亚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定基础。同时东亚货币合作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意愿，尤其是各国政治家的积极推动对合作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合作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当今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新时期，国际货币合作在国际经济新环境中将得到快速发展。尽管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条件及其标准尚存在争论，但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将对东亚货币合作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东亚货币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为东亚货币合作的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就目前东亚经济发展整体而言，距结成货币联盟还有很长的发展路程。但东亚区域存在三个适于进行深度货币合作的“子区域”。在这种条件下，东亚货币合作分两阶段进行，当前主要是以初步汇率合作为中心进行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和一些低层次的双边合作，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构建东亚汇率稳定机制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深入推进的目标。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货币合作的互动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同时在发展中也相互制约。东亚经济合作渠道广阔，各国合作意愿强烈，这将加快一体化的进程。东亚各国的基本国情各具特色，经济发展呈现出五个不同的层次，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发展中表现出越来越紧密的依存关系，区内贸易比例近年来显著增加，各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逐步增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密切了各国的经济关系，为推动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也对货币合作提出了客观需要，同时也为东亚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区域货币合作进行了分析。运用博弈论方法对货币合作进行了诠释，并通过Hamada理论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进行了阐述，利用图形说明政策协调的效果取决于两国的博弈决策和谈判能力。在货币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成华东师范大学2(X)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东亚经济一休化中的货币合作系的稳定性，强化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三是健全东亚债券市场，培育亚洲债券基金，为促进东亚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相互合作提供有效途径;四是建立东亚早期预警体系，为各国预防金融货币危机的发生提供预报，促进各国加强金融改革，增强防范危机的能力;五是加强东亚区域监督机制。 第六章围绕东亚汇率机制的构建这一东亚货币合作深入推进的核心目标进行了分析。在分析汇率制度发展与东亚汇率制度演变中得出，国际汇率制度主要向着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并且汇率制度变化仍然处于不稳定当中。 尽管东亚的名义汇率制度各异，但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的汇率都在逐步复归钉住美元。造成这种“名”、“实”制度不符的主要原因是东亚金融市场不发达，缺乏有效的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建立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即BBC规则)制度，或建立亚洲汇率机制(AERM)，或构建日元区等三种方案是目前关于构建东亚汇率稳定机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每一种观点对东亚的具体现实来说都有其自身的不足。现实中，从中长期来看，构建东亚汇率稳定机制(EAERM)，首先是实现双边汇率的稳定，再在此基础上实现三大“子区域”的汇率稳定，最后促进东亚整体汇率的稳定。
匡增杰[8]2014年在《中日韩自贸区的贸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来,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举步维艰,延缓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兴未艾,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然而同欧洲和北美相比,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很落后,特别是在中日韩经济主导的东北亚地区更是成为当前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缓慢的地区,至今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制度化安排的区域经济组织。因此,在此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建立自贸区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产生的贸易效应,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中日韩三国是否具备成功建立自贸区的经济基础?2、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何在?3、如何对中日韩自贸区的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分析?4、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区域贸易潜力如何?对三国经济有什么影响?5、当前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的各种制约因素有哪些?中国在未来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经济基础上,本文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全文分成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研究的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并说明全文的研究内容、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第二章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的文献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的文献进行综述,并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梳理。第三章探讨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经济基础,主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于中日韩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中日韩三国贸易格局的变化,贸易结构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以及相互间的投资状况。第四章分析了中日韩三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变动情况,主要分别运用RCA指数和TC指数,利用相关数据对中日韩三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行深入地测算；此外,还运用相关指数对中日韩三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测算,从而全面详细地归纳出中日韩三国当前贸易结构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态势。第五章主要是对中日韩自贸区产生的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分析,首先分析了中日韩自贸区贸易效应的形成机理,其次从关税减让、比较优势的角度理论探讨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后重点分析了中日韩自贸区的产生的长期效应。第六章主要是运用引力模型和GTAP模型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运用引力模型去分析中日韩自贸区的区域贸易潜力,然后重点运用GTAP模型去分析自贸区成立以后中日韩三国贸易规模、贸易条件、贸易结构、生产结构、经济增长、福利水平较基准方案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整体的福利影响。第七章是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这一部分首先从经济、政治、外部等角度分析了当前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并探讨了早日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现实路径和策略选择。其次,在全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我国应积极发挥比较优势,拓展外贸出口增长空间；大力发展产业内贸易,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吸引和扩大日韩对华直接投资,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强沟通与协商,积极推进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采取灵活策略,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稳步推进中日韩FTA进程。
刘亮[9]2013年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全球化、特别是国际货币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以后,东亚各国进行了深刻反思,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努力探索如何通过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达到防范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发展之目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货币合作作为区域性货币体系的构建安排,对于改革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区域性货币(日元、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更新、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提出、分析并解决东亚货币合作的以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考察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阶段、层次及深化货币合作的动因等；二是分析东亚进入深层次货币合作所需的条件,并考察东亚现已具备的基础和存在的障碍；三是根据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和条件,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与前景。本文立足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2008年后各国热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参考国际货币合作相关理论与实践以及分析东亚现有的经济条件和已有的合作安排的基础上,东亚地区进行深层次货币合作的动因、条件、障碍,研究东亚进行汇率机制协调等深层次货币合作的路径,并简要阐述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应发挥的作用和担任的角色。本文认为：“清迈倡议”的提出,东亚区域各国、各层次对话机制的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得到的代表性成果。但在短中期内,东亚地区难以实现区域内单一货币流通的构想。东亚货币合作现阶段的主要方向是构建区域“货币锚”(anchor),建立区域内汇率协调机制。东亚地区进行有效的汇率协调需注意以下问题：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和外围条件；区域内各经济体在国家战略和合作意识方面的分歧,尤其是中日在货币合作策略、货币合作范围上的不同界定；东亚短时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由于受到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贸易开放度各异、经济周期并非完全同步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深层次的东亚货币合作可通过由次区域到全区域的方式逐步展开。短期内,在次区域内部,以初步汇率合作为核心进行区域汇率机制协调、实现低层次的经济政策磋商；长期内,构建汇率稳定机制,深入推进区域内货币合作,实现汇率制度、经济政策的深度协调。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提出论文要研究的基本问题,阐明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因、条件、路径等东亚货币合作的关键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对东亚货币合作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指出货币合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货币合作主要是汇率合作机制,广义的货币合作还包括微观金融领域的货币政策制定、金融市场中的货币政策传导等,本文对这几种合作都有所涉及,但着力于研究汇率机制层面上的货币合作。同时,第一章还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及尚待解决的问题。第二章对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在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部分,重点回顾两种理论基础：一是金融危机与东亚货币合作。主要包括金融危机理论和金融危机与东亚货币合作关系理论。后者作为研究重点,主要讨论金融危机与东亚货币合作的相互推动关系。二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作为研究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理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贯穿于本文研究过程。国际货币合作实践部分主要讨论国际货币合作历史中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经验为研究货币合作提供了规律性思路,而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作为最为成功的货币合作实践为研究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实践经验。在国际货币合作的实践部分,加入关于拉美国家美元化的分析,主要目的在于：东亚地区目前尚无法摆脱在国际贸易、投资等领域对美元的依赖,研究拉美国家美元化的原因有助于理清东亚货币合作过程中美元作用与拉美国家的差异；研究拉美国家美元化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拉美国家的去美元化倾向,有助于在区域货币合作研究中正确考量美元在区域货币篮子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章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和动因进行分析。现有的东亚货币合作主要集中于第一阶段的危机救助和监督领域,对于第二阶段的汇率机制协调和第三阶段的货币同盟建设则鲜有涉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清迈倡议”(CMI)、东盟监督机制(ASP)等区域性监督救助机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亚洲债券基金、共同外汇储备库等机制性救助载体。对于汇率合作,目前东亚地区只在信息协调与监控、储备库资源协调等方面有所进展,实质意义上的汇率合作尚无明显进展。在货币合作的动因方面,从现实和理论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现实动因主要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IMF救助缺位导致金融危机迅速扩散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等)的发展推动东亚货币合作,欧元区的成功实践对东亚地区的示范意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是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力之一。理论动因方面,本文阐述了货币合作的金融稳定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收益成本分析,并指出进行货币合作对区域的收益大于丧失铸币税、货币政策独立性等成本。第四章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和基础进行了OCA分析,并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东盟等区域战略利益主体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持不同态度的战略考虑。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性方面,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劳动力流动水平已有较大提高,但主要靠产业发展推动,而非自发的市场行为,劳动力流动占比尚未达到欧元区成立时的水平；资本流动性不高,区域内开放度各异。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上,从股票市值占比、固定资本形成、债券市值等指标来看,东亚地区资本市场已趋于对称,但各经济体内部金融市场规模和发展速度仍有较大差异。在贸易一体化程度上来看,东亚国家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高于欧元区成立之前各国的水平。但区域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客观上要求各国加强汇率稳定协调,以便适应一体化发展要求。在宏观经济结构和相似性方面,东亚各国在经济增速和经济周期上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同步性,但区域内各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仍有较大差异,且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并不收敛(convergency).在各国博弈方面,日本试图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建立日元为基础的亚洲共同货币,美国则出于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和地缘政治考虑,一直反对东亚地区内部进行各种形式的“排它性”合作,希望以“亚太地区”范围进行合作。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适应国内企业对外贸易、投资对汇率稳定的需求,但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仍是立足区域,发展国内经济,加强与区域内各国的经贸联系,并未对货币合作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东盟各国与日本仍存在历史芥蒂、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并不希望两国成为区域货币合作的主导,然而又存在着通过东亚货币合作提高危机救助和防范能力的现实诉求,因此,东盟实施“模糊表态”战略,引入美国、日本、中国等主要战略利益主体,企图在各国战略博弈中制衡各国,实现自己主导的区域合作。各国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也成为东亚货币合作在短期内难有突破性进展的重要障碍之一。第五章从实践角度,提出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具体途径。东亚区域金融合作首要目标是完善东亚信息共享和援助机制,中期建立东亚汇率稳定机制,长期建立共同货币区。东亚地区已在信息共享和危机援助方面有所进展,近期应逐步加强和完善。本文重点讨论东亚货币合作中汇率协调机制的构建。汇率制度选择取决于各国经济规模、对外依存度、产品和出口结构等因素。东亚目前各国汇率制度不尽相同,要进行汇率机制协调,首先应选择合适的“锚”。东亚地区并不具备拉美国家90年代时进行美元化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美元作为东亚进行货币合作的唯一货币锚并不现实。日元走弱、人民币尚未区域化、国际化,也无法承担货币锚角色。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可以采用SDR+货币篮子作为名义锚,并通过逐步降低货币篮子中美元、欧元的比重,最终实现SDR+区域内货币(人民币、韩元、日元等)为主体的货币篮子。东亚进行汇率协调可分五步进行：第一步建立汇率制度、汇率波动的政策对话；第二步通过各国货币对美元有更大的弹性实现汇率制度的正式协调；第三步采取正式但是松散的汇率政策协调；第四步和第五步实现正式、强化的汇率政策协调。第六章阐述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定位与策略。从中国视角来看,在比较中日货币竞争力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的基础上,阐明我国参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定位。并在对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进行评析的基础上,给出中国推动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政策建议。目前中国应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专注于在经济领域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长此以往,经济利益将会克服政治紧张情绪,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时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战略目标转移,加快深入东亚货币合作便可水到渠成。
张坤[10]2013年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与东亚经济转型》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经济失衡与东亚奇迹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备受关注的议题，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更是将经济失衡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似乎成为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救命稻草。而作为经济失衡一方的东亚也遭遇到危机的严重冲击，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已迫在眉睫，经济转型将会是东亚在危机后面临的严峻挑战。那么，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与东亚经济转型之间是否有联系，东亚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将构成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转型也不再是一个新问题。本文从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研究的综述中发现，无论是基于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新形态还是中心—外围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研究重点都集中在全球经济失衡的逆差方，即具有金融比较优势的国家或中心国，也就是美国；而调整失衡的压力则主要由处于金融比较劣势的外围国即全球经济失衡的顺差方东亚经济体承担。虽然调整的压力集中在东亚，但理论研究却大都是关于发达国家经常账户的逆转，而关于东亚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逆转的研究却不多。本文试图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切入，探索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和发展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揭示影响东亚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首先，本文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球经济失衡分为两个阶段，即“美日失衡”和“美中失衡”，从贸易和金融两个层面分别选取相应的度量指标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发展进行考察。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全球经济失衡最显著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贸易失衡与金融失衡并存，尤以当前的美中失衡最为显著。那么，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就不能只考虑对贸易失衡的调整，还应该考虑对金融失衡的调整，以及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定义了国际分工新形态，即“金融国家”和“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工，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全球经济失衡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具备成为“金融国家”条件的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和“贸易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全球经济失衡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这一过程，它既是“金融国家”金融霸权的表现，也是“贸易国家”依附霸权困境的真实反映。其次，本文探讨了东亚经济转型的内涵与本质。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本文对经济转型的一般内涵与本质的理解和认识，本文认为经济转型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制度变迁为基础，以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为动力，渐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在引入“产权分工”的概念后，本文将金融发展纳入到经济转型过程中，并认为它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本文在结合全球经济失衡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据此揭示出全球经济失衡和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实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东亚经济转型的本质就是找到能够改变东亚“贸易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新形态中对“金融国家”依附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分工则是推动东亚经济转型的动力。在以上对全球经济失衡和东亚经济转型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以往关于金融发展与全球经济失衡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多数都是通过理论或实证检验证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其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或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发展过程中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将制度和分工纳入到研究体系中，重视制度和分工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没能将制度、金融发展和分工同时纳入到研究框架中，对金融发展影响机制的研究也较少。在庞春（2009，2010）构建的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启示下，本文将金融发展引入分工体系中，也就是将经济中的金融部门视为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庞春（2010）三产品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出四产品模型及其拓展。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揭示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即金融发展在制度效率和金融交易效率的改进下推动劳动分工的发展和深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结合理论研究的结论，对东亚经济转型得出以下启示：若要改变当前东亚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依赖的现状，东亚区域内制度效率的改进、服务部门交易效率的改进以及金融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是关键。制度效率和交易效率的改进将会推动服务部门内分工的深化、个体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服务部门的发展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发展将会带动区域内有效需求的增加，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换言之，东亚若要减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区域内服务部门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关键，而服务部门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第五章中，本文运用静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通过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和序列相关检验及Sargan检验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对实证结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危机后的经济转型进行相应的预测，揭示了金融发展在危机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和东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以此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所得结论。第六和第七章分别从区域合作层面和国别层面对东亚经济转型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东亚经济转型在区域层面上需要区域内各经济体加强贸易与金融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合作；东亚经济转型在国别层面上即中国经济的转型，使之成为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和金融资产提供者，其本质是金融发展的转型，归根结底是相应的制度转型。因此，东亚经济转型的本质是制度效率和交易效率改进下的金融转型。只有实现了金融转型才能真正有效地扩大东亚的内部需求，摆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扭转现阶段东亚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劣势，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内生化。
参考文献：
[1]. 基于贸易效应视角的美国TPP发展前景研究[D]. 赵亚南. 辽宁大学. 2014
[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研究[D]. 王艳红. 南开大学. 2010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模式选择研究[D]. 王微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7
[4]. 京津冀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统计研究[D]. 李晓欣.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5]. 东盟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D]. 谢润德. 武汉大学. 2014
[6]. 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进程及影响机制分析[D]. 麻昌港.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7]. 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货币合作[D]. 蒋序怀.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8]. 中日韩自贸区的贸易效应研究[D]. 匡增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4
[9].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研究[D]. 刘亮. 武汉大学. 2013
[10].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与东亚经济转型[D]. 张坤. 吉林大学. 2013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自由贸易区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贸易转移效应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一体化战略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贸易自由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