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20年来中国居民对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的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要素论文,年来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居民成为生产要素供给的基本主体
在1978年之前，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要素由国家进行行政计划配置，并且通过国有制的企业进行组合和生产，居民基本上不直接提供生产要素。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上确立了市场取向的资源配置框架，同时逐步推进了居民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转变过程。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改革目标和共同富裕的理想模式，居民的市场行为主体地位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得到肯定。第一，政府和企业先是盯上了居民已有的大量存款，继而又想方设法地刺激居民拿出一点钱来启动消费品市场，居民是消费主体已不言而喻。第二，中国的证券行业在1992 年以后蓬勃发展， 1998年深沪两地证券流通市值近5000多亿元，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其中股民近3000万，持股数额约占30%，对机构投资大户形成了有力制约，足见居民已渐成投资主体。第三，70年代末期以后，城乡居民对收入分配的自主权增强，一是城市职工工资上升率放慢，财产性收入逐渐上升；二是农村居民实物性下降，货币性收入上升；三是这两部分人的显性收入和实际收入对于隐性收入和名义收入的替代倾向加强，（注：参见拙作：《中国居民投资行为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新分配格局下的居民收入决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9 —69页。）说明了居民已具备分配主体的前提条件。第四， 居民以家庭为财产集聚的实体，从事集资创业、入股兴业、庭院产业等实业创办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不是直接面向市场，不是以企业的形式出现，但还是表现了强烈的生产属性。第五，居民从事流通活动并不限于消费品转让，同时包括证券、珍品、藏品、知识产权品等等投资品的买卖活动，这同样表明居民是有别于企业的市场流通主体行为。
不仅如此，居民不是游离于市场之外、孤立和被动地充当市场行为主体，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运行的全过程，特别是居民作为生产要素的提供主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再生产环节的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任何企业在生产之间都必须从市场上获得必需的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应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管理等，这些生产要素在进入企业生产或经营过程之前通常处于要素市场上，而居民往往是要素市场的终极供给者。要素市场的需求者往往是企业和政府，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它们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极其重要。
在现阶段，居民提供生产要素已经具备现代国民经济运行的联系环节和完整层次。第一，居民提供资本以获得利息收入。我国居民现今以间接投资的方式，年储蓄率达30%以上，持有证券、保险和各种非银行金融资产在1997年就达3395亿元，目前约4000多亿元。第二，居民提供房地产获得租金收入。虽然中国法律限制居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居民可以利用土地使用权转租住宅、商店、工厂及其它经营性地面设施获得收益。第三，居民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收入。除了可通约的简单劳动以外，还包括可计量的复杂劳动：薪金、津贴、奖金、补贴等等货币性和非货币性收入都构成了劳动报酬的范畴。第四，居民提供管理获得利润收入。提供管理的居民在行使市场行为主体权益时，实际上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而获得符合需要的管理所对称的利润；二是作为生产要素的经营者，即企业家（厂长、经理）根据经营管理的效益而获得利润收入。
居民提供生产要素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收入量大化的目标，他们在市场活动中的驱利行为，集中体现了他们作为“经济人”的本质规定，既符合市场行为主体的理性特征，又体现了按照稀缺性原则配置全社会资源的市场经济规律。居民提供生产要素的充分条件是居民作为产权主体，便于从根本上保证居民能够获得生产要素市场供给后的收入。鉴于产权主体而言，居民提供资本、土地、劳动、管理这些生产要素，拥有从对企业那里获得经营要素收入的索取权、分配权、占有权。如果没有确立居民作为生产要素的产权主体，居民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投资行为就无法获得相对称的成果，也就无法实现居民的市场行为主体的根本要求。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既是一种收入分配行为，又是一种生产投资行为。从广义上来讲，生产既包括要素的组合和产品的制作，也包括产品的交换过程或流通过程。然而，传统的经济学对于生产的界定并不包括生产要素的提供过程，对于生产组织的确认也只肯定企业的功能而完全忽视居民的作用，因为它把要素投入当作一种既定的前提，当作水到渠成、呼之即来的理想化条件，这不能不是当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缺陷。诚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获得及需求满足程度，影响着企业生产的组织与工艺流程，最终决定着企业产品的质量及市场实现程度，因此，企业生产要素的获得在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向企业提供生产要素的终极主体只能是居民。虽然政府向企业提供部分的生产要素，虽然企业之间也相互提供资金、土地，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提供生产要素的份额并不占主要的地位。按照市场经济特有的产权结构与要素运行机制，全社会绝大部分的资金、劳力从终极意义上应属于居民所有，居民并不自己经营资金和劳动力，而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提供给企业，从这种意义而言，居民也参与了企业的生产过程。
二、要素收入成为居民收入的基本组成部分
要素投入的对应结果是要素收入，要素收入是一种分配性收入。现代国民经济的分配是按要素贡献进行等质等量的分配，居民对国民经济的运转提供了基础性的生产要素，相应要求获得要素收入。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千千万万的中国居民已成为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提供的主体，出现了突出居民要素收入这一特征的国民收入分配新格局。倘若我们从居民的角度对中国改革二十年来国民收入形成机制的创新进行考察，虽然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居民由于市场和社会的因素致使所获得的要素收入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要素收入的份额有了惊人的提高，而且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一，从分配结构而言，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居民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提供生产要素，相应获得要素收入（工资、租金、利息等），企业和政府同样也是市场行为主体，但它们主要是从要素市场获得各种生产要素，然后向产品市场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初次分配主要和生产过程相联系，从产品角度它应体现为各种产品与服务的构成，从收入角度它应体现为居民获得劳动收入、财产收入，企业获得经营收入（包括资本收入、固定资产折旧），政府获得税收收入（包括生产税、流通税和进口税）。
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政府、企业、居民各行为主体分别通过各种手段对收入进行转移。例如，政府通过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及居民的所得水平进行调节，政府还通过各种社会救助项目对部分企业和居民进行补贴。
根据郭树清、韩文秀的计算，初次分配后，政府部分、个人部分、企业部分在1979年分别为12.2%、50.8%和37%，在1988年则改变为11.4%、61.3%、27.3%；最终分配之后，政府部门、个人部门、企业部门在1979年分别为23.5%、64.4%、12.1%，而在1988年则改变为11.7%、77.5%、10.8%。（注：参见郭树清、韩文秀的《中国GNP 的分配和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表3—4和表3—14 ）。）可见，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最终分配，居民所占的比例都上升了，但并非由于工资性收入增加的结果，如前所述，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只能归咎于财产性收入或要素性收入增加的结果。
第二，从分配过程而言，中国居民的边际收入增长较快，与此同时，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不断上升，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却处于下降过程中。（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不同年的版本的数据，计算结果为：1979 年全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为281亿元，平均储蓄倾向3.38，边际储蓄倾向为13.25，1994 年这方面的数据则分别为2158.8亿元、20.55和26.80；与此相对应，197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97元，平均消费倾向为94.48 ， 边际消费倾向为77.14，1994年这方面数据分别为1781元，73.97和74.66。 参见拙作《中国居民投资行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表3—2，“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第71页。 ）这说明了居民的要素贡献的边际收益率处于上升趋势中，其原因在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消费剩余（储蓄）转化为各种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在增加生产要素持有量的同时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益，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提高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货币、资本、不动产作为投资要素，同时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又使以人力资本形式上的劳动投入趋于上升，从而使居民可以获得以利润外表出现的管理要素的报酬，这些要素收入构成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构成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要素收入是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最基本和最可预期的部分。
第三，从分配方式而言，中国居民已经从按劳分配为主过渡到按要素分配为主的新分配格局。改革以来，首先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从福利性行政配给方式转变为市场性货币激励方式，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向千千万万的中国居民提供了收入增长的刺激机制，同时以更切实的物质利益使每个居民感受到市场经济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和约束。但是这还不够，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要求更进一步完善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既不仅要按照居民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给予最终产品，而且要顾及居民所投入的金融资产、不动产、人力资本给予国民收入。同时，考虑到按劳动贡献量分配的比重已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按资本、土地、管理等生产要素而取得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促使我们可以判断或者可以预见已经出现了按要素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民收入分配新方式。
按要素贡献获得收入是现代市场经济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一个基本前提。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提出了工资、利润、地租收入来自劳动、资本、土地这些生产要素贡献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内在联系。当然，斯密对于三种基本收入的形成问题上犯了价值决定价值的错误，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然而，斯密关于工资以及其他要素的价格必须由市场供求来调节，从而要素提供者的收入取决于市场价格的论断，从形式上看，对于我们理解市场机制主导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形成合理的价格、供求、收入机制，还是有实践参考意义的。现代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刘易斯、罗宾逊夫人都对生产要素构成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作过出色的解释，但是他们对于提供生产要素的居民这个市场主体还缺乏有深度的分析，也就不能对于居民提供生产要素与收入分配的正态相关机制拓展有意义的视野，从而留给我们这方面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目标是全体人民实现“小康社会”。按照我们的理解，要迈入“小康社会”，其基本前提就是居民的收入分配水平有较大的提高。问题在于，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来源何在？是否主要为提供劳动要素所形成的工资性收入？显然，居民人均收入达到小康或1000美元左右，靠工资性收入难以奏效，要素贡献收入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也是理论经济学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第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后，是否主要用于消费？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居民不可能将1000美元全部或大部用于消费，否则，全额消费而没有新的要素生成或增加，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所规约的美德准则，也不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相吻合。
把要素作为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必须注意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由于分配方式的改变，使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水平拉开了差距，高收入阶层的居民年收入已经达到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低收入阶层的年收入不过数千年，按人口而计算的基尼系数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注：改革之前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约为0.17，80年代末上升至 0.28，现在约为0.4。）虽然先富可以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但是也存在着相反的可能，即先富的富得越快，后富的富得越慢，两极分化使共同富裕的愿望落空。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两极分化不利于全体居民提供最大量的生产要素，也不利于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最大化；只有社会普遍和比较同步地富裕，才能使居民中间收入阶层的基数增大，并发挥这个阶层所拥有的最大量和最有潜力的生产要素的作用，从而获得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同步优化。
第二，要素投入均衡化，将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均衡和高度化，保证从微观到宏观实现要素效率的最大化。在改革初期，由于要素市场发育不足，我国产业结构处于非均衡状态，要素之间相对价格高低悬殊，各种要素的报酬或经营收益极不均等，促使企业更多地使用一种要素替代另一种要素，呈现出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并存的二元产业结构，这将不利于居民的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实现。近年来，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我们根据技术创新的要求来决定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并且把工艺成果和管理科学渗透到资本和劳动两部分，从而使各部门的资本投入都获得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劳动者以其密集的技术知识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已获得了高收入，反过来又推动了产业高级化与国民收入跃升相同步。
第三，基于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要素收入，政府在从事市场经济调控和管理时要注意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居民的要素投入与收入的影响作业面。譬如，对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而是财产性和其它货币性收入；主要不是短期性的调节，而是长期性的引导。又比如，要针对居民持有要素和选择、转换要素的机会成本，制定合理而有弹性的利率政策，才能吸引居民增加要素贡献。
所有这些说明，按照要素市场的供求规律和竞争机制，激励和协调居民提供更多数量的生产要素，将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新趋势，同时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要面临的调节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居民的要素贡献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一国经济处于起飞过程中，最深刻的变化莫过于该国居民对生产要素的贡献和平均收入水平的较大提高。战后，增长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罗德就曾经强调过居民储蓄的提高，成比例地将储蓄转化为资本，才能保证随产量收入而增加的引致投资推动长期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和工业部门拥有不同比例的劳动和资本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时，才能获得比较均衡的经济结构和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其中隐含的一个前提是农业和工业两部门的居民拥有不同质量和份额的生产要素；美国经济学家在近年又提出综合要素生产率说，认为一国经济增长是由不同的要素共同决定的，比较全面地解释了现代科技革命格局下经济增长的方式问题。但即使如此，经济增长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仍然被定义为企业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宏观经济中如何发挥资源禀赋，以及技术、市场、制度如何配合，取得资源配置的合理结构和最优效率问题。居民这个微观主体仍然被排除出增长经济学家的视野，或者居民仅仅充当被动的角色，并不考虑居民充当要素提供者的贡献和潜力。
战后东亚经济起飞的事实同样说明了丰裕的要素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东亚新兴国在经济起飞前无不受限于国内资源稀缺（特别是土地矿产资源）、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困窘，但是，基于东亚文化和传统，这些新兴工业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无不利用了两大优势，一是将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持续的动力；二是大力发展教育，注重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应用，从而构筑了一批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可以与他国媲美的高科技产业。归根结底而言，居民所拥有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等）对东亚经济起飞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目前，东亚经济虽然处于萧条，但各国居民仍拥有较强的投资愿望和雄厚的人力资本资源，再之教育与科技方面争先的拉动力，走出经济低谷，应该不是太远的预期。
中国经济二十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表明中国经济已进入“起飞”阶段。但不容忽视的是，能否实现经济起飞，要素供给即居民的要素贡献是否确保今后经济发展的需要将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改革以来，要素市场逐步发育成熟，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剩余不断增加，居民的要素供给能力和市场参与度不断增强，表明居民完全有可能在总量上满足经济增长的要素需求。当前迫切需要的是转变对居民的市场地位的认识态度，真正确立居民作为要素市场供给方的实际地位，创造条件优化使用居民提供的生产要素，并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使这些要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点。
居民提供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装置，解决了我国增长过程的“瓶颈”约束问题，并带来了下列三个转变：首先，从国家下拨资金转化为居民提供资金，改变了融资方式。改革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先后经历了国家拨款、银行贷款、直接融资的几次融资方式的变革。近两年在企业融资构成中，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包括股票、债券、 银行承兑票据在内的直接融资比重占企业新增融资已经由1995 年的12%上升到1997年的23%， 提高了将近一倍， 这三种金融资产分别为1378亿元、2318亿元、3395亿元。当然，由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发育仍然不够成熟，企业从居民这个资金供给方获得资本金的直接融资规模仍然偏小，一是由于证券市场发展滞后，使得1997年我国证券（包括股票、国债、 企业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市值余额与GDP的比例为35%左右，我国证券市场流通市值与GDP的比例不足10%。 而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高达100%以上；二是由于企业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 1995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资金主要来源高达88.4%，这两年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在80 %左右， 企业通过发行证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所筹得的资金在1997年也只不过占23%左右，而发达国家经常都保持在30%以上；三是由于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单一且不合理，银行存款占了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80%以上，有价证券约为10%左右，手持现金与其它金融资产不足10%，与之相比，1994年美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银行存款只不过9%，有价证券占63%，保险和其它资产占了28%。所以， 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方式已经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居民为企业直接提供的资本金仍有很大潜力可挖。
其次，由国家和企业选择主导产业转变为居民投资主导产业，改变了产业扩张路径。产业扩张路径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产业扩张先后经历了国家直接计划下的基本建设、企业面向市场的产业调整和近年来国家计划指导、企业面向市场、居民融集资金相结合的产业扩张路径。在基础产业方面，虽然国家是基础产业投资的主体，但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无力挤出更多的资金来包揽这些投资，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越来越低，由1978年的62.2%降到1988年的10%以下，1994年仅有3.2%， 因此国家将通过资本市场吸引居民的投资，把社会上分散的财力聚集成数额巨大的资金，如发放重点建设债券、设立专业投资银行、吸收社会保障基金为财政融资等方式，就可以让居民直接参加基础产业的建设融资。另一方面，就主导产业而言，它的横向关联和纵向跃升已不再取决于政府的行政计划安排，而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框架决定它的扩张路径，这种决定主要是通过市场的选择来产生和发展，首先是通过资本市场的竞争、控制、分化而实现的。这就给居民选择主导产业提供了切实操作面，因为资本市场依赖于居民构筑融资的基础部分。当然，居民与企业、政府有所不同，他们既不像企业那样直接参与生产投资过程，也不像政府那样可以制定产业指导政策，因此，居民对于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形成只有间接的影响。譬如，居民作为人力资本的提供方，其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对于产业构成至关重要；又比如，居民通过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从而制约或推动这些主导产业的兴衰。
再次，由外生变量转为内生变量对经济周期的调节，同样离不开对居民这个微观主体运用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对市场波动作出合理的反应。在经济改革初期，居民还仅仅作为消费主体，从消费品需求方面对通货膨胀作为反应。但在九十年代以后，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比较充分的确认，在生产要素的提供和相应要求获得收入方面已有了规避风险和确保收益的决策权，在经济过热时期，他们已不是被动地忍受通货膨胀的损害，而从资金供给、不动产持有等方面采取了反通货膨胀的措施，诸如保值性行为、增值性行为和投机性行为，（注：参见拙作：《中国居民投资行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83—291页。）从而有效地增加实际收入。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利息率下降和边际收益率锐减，将进行资产重组，将可流动性的资产转移到收益较大的领域，或者及时吸收闲散资金，用较低的机会成本换取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从而保证长期供给要素，稳定地获得高收益率。总而言之，居民只有行使了生产要素的处置权之后，他们在市场经济进行过程中就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一个要素使用者甚至经营者，就可以对经济周期进行反调节，减轻其消极影响，同时也就从微观方面形成平息经济周期的机理。
基于居民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我们必须改变对居民提供生产要素的三种不利的认识倾向：一是消极地否定居民成为要素市场的供给方，只承认居民是消费主体和储蓄主体（储蓄是为了未来消费），否则居民消费剩余主要用于要素供给以便于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根本动机，以致于一提到“启动市场”，只关注居民手中的闲钱用于消费，只醉心于寻找所谓的“消费热点”，而不在乎居民将闲钱转化为生产要素增加收入的愿望，更不会去寻找居民的投资热点来“启动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周期在这几年内持续跌入低谷而无法使经济增长攀高的深层次原因，关键是经济学家和宏观经济决策者用错药了。另一种倾向是被动地承认居民作为要素市场的供给方，但并不给居民提供生产要素的必需的、合法的和充分的权益，譬如，住宅市场久冷不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有关政府机构不能正视住宅商品具有消费和投资的二重性，居民购买的住宅甚至商店不能给予市场交易性和收益性，只能赋予部分产权甚至不给予产权，这就限制了居民持有不动产作为要素的动机和行为，住宅市场交易费用过大甚至无法交易，也就不难理解住宅市场长期低迷的原因了。还有一种倾向是只能间接地满足居民作为要素供给的欲望，但不敢或不能为居民直接提供要素创造条件，诚然，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踞不下有各种传统和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居民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找到直接投资的场所或渠道，股市风险太高，实业操作不易，保险和各种基金的收益预期很不确定，等等，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中国居民的消费剩余除了储蓄（间接投资）以外别无选择。
正视居民作为要素市场的供给方，同样必然正视解决居民作为要素供给方的制度性障碍。当然，越来越多的居民成为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居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这既是他们冲破制度性障碍的结果，又是他们在要素市场乃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创新。粗略说来，这种创新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化的居民要素供给改变了企业的要素投入的机制。向企业提供生产要素的终极主体是居民。虽然政府向企业提供部份的生产要素，虽然企业之间也相互提供资金、土地，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提供生产要素的份额并不占主要的地位。按照市场经济特有的产权结构与要素运行机制，全社会绝大部分的资金、劳力从终极意义上应属于居民所有，居民并不自己经营资金和劳动力，而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提供给企业，从这种意义而言，居民也参与了企业的生产过程。既然居民以提供生产要素的形式参与企业生产过程，就赋予居民以要素所有者的身份获得报酬，并因此而承担要素生产经营过程的风险。因此，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构成了对企业生产运营乃至资本保值和增值的巨大约束力，因而从深层次上重塑了居民与企业关系的微观机制。
第二，产权化的居民要素供给刺激了市场组织的绩效，从而降低了要素市场的交易费用。居民作为要素供给产权主体，必然选择或趋向较好的制度组织形式，保证居民要素贡献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因此居民将成为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制度组织创新的推动力量，参与各种制度组织变迁方案的评估或选择，以便明晰各种要素在市场中的产权边界，通过产权契约的约束来降低交易费用，实现交易过程的制度、组织、技术、信息和未来预期的确定性，才能使居民这个主体提供生产要素获得最大效用，也使居民提供了生产要素获得全社会使用的效率最大化。
第三，社会化的居民要素供给理顺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居民的要素供给在市场经济的实际实行过程中，并不完全是由市场供求、价格机制、竞争机制这些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也不单纯地与居民与企业之间协调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从而获得居民所有的生产要素最优使用。事实上，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由政府参与整个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更是居民协调各种投入与获得关系的依据，居民必须依据这种制度和组织来确定自己的要素投入方式，并制定自己有效的要素提供技能、战略和合作方法来获得最大的预期收益。虽然，分散的居民要素供给及其效用函数往往体现一种个人偏好，这种个人偏好未必是都能获得社会最大经济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及其它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实施，使效率增进与公平实现结合起来，以便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无庸置疑，居民供给要素而引起的这些制度创新同样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面，居民的要素贡献不仅对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推动，同时还从制度方面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了基本铺垫，这二者相辅相成，成为中国改革这二十年来最具特色的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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