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树辉[1]2002年在《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配置模式探讨》文中研究指明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物质财富。耕地是土地资源中的精华，耕地提供了人类生命活动80％以上的热量和75％的蛋白质。耕地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数量和质量是有限的。随着乡镇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部分耕地非农化已成为必然，而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总数短期内急剧增长的现实，迫切要求长期拥有一定储量(含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以解决建设与吃饭的矛盾问题。 加入WTO后，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国外农产品的大量涌入，客观上要求国内相应放开各种农产品市场，参与到同类产品的竞争之中，这对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综合能力不强、生产规模小、产品的结构性调整尚起步、产品成本依然较高且缺乏竞争力的农业而言，其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此时，农业高新技术含量的高低、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水平、耕地利用效益及农产品品质的高低往往成为决定农户是否赢得竞争实力和拥有产品市场的先决条件。因而，改变生产经营规模小，劳动力生产率低下的现状，依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不断提高经营规模和集约化程度，提高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益，大幅度降低产品成本，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流。然而，目前农户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种田积极性均不高，耕地粗放经营甚至于撂荒的现象亦普遍存在。因此，加强对耕地集约利用和规模经营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湖南省浏阳市为例，通过实地调查与收集相关部门资料相结合，借助SPSS软件进行数理统计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Arc/Info，Arcview，Mapinfo等)进行图形、资料数字化处理，以浏阳市土地利用现状图(1：100000)为工作底图，以现状图上不同的耕地图斑(水田、旱地、望天田和菜地)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的水稻作为参照作物。对浏阳市40个乡镇1156个耕地斑块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构建模型进行集约利用评价，发现： 1、耕地集约利用程度总体水平低； 2、耕地集约利用潜力大但农业土壤障碍因素较多; 3、物化投入单一，土壤环境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研究认为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不高，重点在于农户耕种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是: 1、农田基础设施抗灾能力差，农业收成波动大; 2、农产品价格低，农户种田纯收入不高; 3、农业税收执行不合理，农户税收负担重; 4、非农产业的强大吸引，农户收入多元化; 5、制度配套不完善，土地流转困难大; 6、农业科技投入低，农产品质提高困难。认为常规式可持续高产模式、高效节约型模式及立体一多级循环式应是浏阳市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模式，加快培育农产品市场，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完整的信息监测体系，确保耕地的“质”和“量，’;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耕地资源的综合效益;大力加快耕地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耕地结构调整，促使农业高效集约利用是调动农户耕作积极性和实现浏阳市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措施。
李国凤[2]2012年在《基于粮食安全的宝泉岭垦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少,质量差,耕地后备资源不足。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耕地利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宝泉岭垦区是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和黑龙江省的粮食主产区和高产区,一直以来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态退耕、农作物结构调整、自然因素等原因,耕地面积和耕地产出都出现波动性的变化,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农产品的数量需求不断增大,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存在并可能加剧。土地是生产的根本,如何合理利用垦区耕地资源,在保障生态效益的前提下取得更多的粮食产出,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在耕地数量基本平衡的背景下,为提高宝泉岭垦区单位耕地产出能力,对这一典型地区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研究尤为重要。耕地利用与粮食安全是密不可分的,在保持一定数量和质量耕地的基础上,集约利用耕地是维系粮食安全的关键。本文以粮食主产区宝泉岭垦区的耕地为研究对象,在广泛吸取国内外耕地集约利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宝泉岭垦区耕地利用现状,并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耕地地利用效益和耕地持续状况四个方面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最优组合赋权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确定宝泉岭垦区总体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值,结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其耕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性,同时对所辖十叁个农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分别进行定量评价,并分析各农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差异变化特征,然后对粮食安全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关系进行计算分析,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研究区耕地利用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的相应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宝泉岭垦区耕地集约利用总体评价。1999-2008年,宝泉岭垦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上升一下降-上升的波动状态,不同指标和要素对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利用效益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影响较大。系统协调度也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但与集约水平曲线走势不太相同,总体协调度水平不高。(2)宝泉岭垦区耕地利集约利用水平分区评价。在时间上,1999-2008年,宝泉岭垦区各农场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与宝泉岭垦区总体的集约水平曲线类似,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总体仍呈上升趋势。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部分农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下降；在空间上,宝泉岭垦区范围内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显着,宝泉岭垦区东北部和西南部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中部地区相对较低。(3)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粮食安全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但在自然灾害等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二者相关系数降低。(4)根据宝泉岭垦区耕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从科学调整农业结构严格保护耕地；合理增加耕地科技投入提高耕地质量；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耕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抓好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和生态环境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宝泉岭垦区耕地集约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费罗成, 程久苗, 王秉建, 李琴, 樊小凤[3]2009年在《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进展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耕地集约利用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有助于把握当前研究的侧重点和薄弱点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土地集约利用、耕地集约利用等方面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国情,总结出未来研究展望:①在研究视角上,应着重展开多学科交叉研究,积极开展生态型耕地集约利用研究;②在研究尺度上,应加强多层次、分区域,尤其是大区域的耕地集约利用研究;③在研究内容上,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驱动机制、时空变化规律和未来变化趋势等应加强研究;④在研究方法上,应进一步强化定量研究,引入GIS、RS等现代技术和数学模型来进行深层次的评价。
王华[4]2011年在《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文中研究说明开发区土地是开发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最具活力、增值潜力最大的国有资产,更是政府可以直接经营运作的高效资本载体。开发区土地资源数量、质量的差异,及其在各行业的分配不同,给开发区带来不同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产业结构提升以及城市化等,对土地的需求与日俱增,与土地的有限性形成一对发展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着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生计。面对土地的供需矛盾,进行人为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调整,是解决或缓解矛盾的有效方法。由于我国城市建设过程中,历史留下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比较多,城市用地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造成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城市蔓延式的发展,不仅降低了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而且造成大量耕地被占用。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必须对城市用地规模进行适当控制,通过优化城市用地结构,增大密度和集聚程度来提高城市化水平。所以,为了判定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和利用效率的高低,需要进行集约利用评价,并对潜在的土地利用空间进行测算。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是在满足开发区发展规模、使开发区获得最大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的基础上,挖掘开发区土地利用布局、用地结构等不合理成因、机制和潜在数量,以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实现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区节约集约利用,主要是依据开发区土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态、自然性质及其对于土地的某种合理利用的限制程度,就土地在该种利用方面的潜在能力对其做出等级划分。因此,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整体思路是:通过广泛的调查,对影响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可用于评价的指标(合理值或期望值),按评价目标建立相应的评价模型,划分集约利用等级和类别,测算潜力值和潜力分布,并对挖掘土地潜力的土地合理利用提出应用分析的方案和建议。郑州市经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不仅是评价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对开发区土地利用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因此,该项研究首先应用遥感、GIS等综合技术手段,对开发区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综合定量预测模型,进而对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集约程度作出定量预测评价。
姚尧[5]2018年在《湖南省土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以及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空间载体,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客观地要求人们选取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实现土地的集约、高效与可持续利用。当前,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下,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日益频繁改变了土地的利用方式、结构以及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土地利用的转型又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改变人类的生存发展环境。但由于我国建设用地的急剧扩张,其扩张速度已远远超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传统的开发型、粗放型用地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开展对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土地利用潜力与效率,促进城乡统筹、经济稳健以及可持续发展。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等系列国家战略的推进,湖南省将会成为承接我国人口、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基于此,本研究以湖南省122个县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对1990-2015年湖南省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选取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化、人均GDP变化、二叁产业GDP占比变化和人均社会消费品总额变化4个表征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来判定其对不同类型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进而利用典型相关性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驱动力机制,最后,利用脉冲响应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响应规律与耦合协调模式和机制,并从不同主体功能区域出发提出不同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模式及相应政策建议。取得如下主要结论:(1)系统揭示了湖南省25年间土地利用转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从土地利用转型方面来看,湖南省土地利用转型强度在时序的变化上经历了“缓慢-剧烈-缓慢”的倒“U”型的演化规律;从土地利用类型相互转化来看,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用地和绿色生态用地的减少,并且主要向工业生产和城镇生活用地发生转变,工业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年均增长量分别达到67.92%和9.60%,说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提升,区域粮食生产功能与生态保护功能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主要为工业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的扩张提供了主要来源。此外,也说明了人类经历从对高度依赖粮食生产向高度生活品质追求的转变;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异特征来看,土地利用转型强度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主要发展目标影响有较强的正向相关性。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项社会经济指标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人口城镇化进程表现出与人口波动增长相应变化。此外,在农业生产用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农林牧渔业产值仍然持续上涨,说明人们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资金和技术力度,提升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产品价值上对农林牧渔业产值的增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基于双向视角初步探究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作用关系从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关系来看,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均呈现正向相关性,与城镇生活用地的影响均具有显着性,而与农业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的关系不明显且具有波动性,与农村生活用地除二叁产业GDP占比不显着以外,与其它指标的影响均较为显着且多为负向影响。说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城镇生活用地数量增加以及空间扩张具有极为显着的影响关系;从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驱动力来看,通过典型相关性分析发现,人口城镇化变化率、GDP变化、工业总产值变化和粮食总量变化等是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社会经济驱动力,说明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增长以及政策制度等因子是驱动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主要动力。(3)利用脉冲响应模型(PVAR)进一步深化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双向响应作用关系研究表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驱动土地利用转型的主要原因,土地利用转型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向作用也十分显着。不同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有显着的区域差异性,两个系统之间矛盾从强到弱的区域分别为农业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经济发展区。此外,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的贡献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性,在经济发展区、农业主产区和生态保护区表现显着的地类分别为城镇生活用地转型、农业生产用地和工业生产用地转型以及生态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与土地利用转型的相互作用方向和程度具有较大差异性: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用地的转型有显着影响,对城镇生活用地和工业生产用地转型具有波动性,其中工业生产用地“负-正-负”变化趋势与方创琳的城市化发展阶段成果中工业水平变化一致,在反馈上,生态用地转型对城市化水平变化冲击响应较为剧烈;经济水平的提升过快会促使农业生产用地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转变,在反馈上,农业生产用地和工业生产用地分别对经济水平的提升直到制约和促进的影响效应;工业化水平提升过快会促使土地利用转型压力增加,尤其对城镇生活用地转型速度的影响作用要高于其它地类,在反馈上,农业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转型分别对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起到制约和促进的影响效应。(4)从“省域-主体功能区-县域”叁个层面系统评价了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系统间的耦合协调作用过程,并对耦合协调发展模式进行判别25年间,湖南省县域土地利用转型综合水平得分总体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先分散后集聚、空间异质性增强到同质性增强的转化,并通过长沙市、常德市和益阳市等高值区带动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湖南省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得分总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区域差异除2005-2010年有所改善以外,其它时期的区域差异较大、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协同能力较差;对于子系统而言,土地利用转型水平的主要驱动力由以转型压力向转型响应与转型压力主要驱动的转变,而社会城市化发展是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主要驱动力。土地利用转型与城市化水平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式经历了从不协调到协调再到不协调的波动演变规律,并没有出现高度协调阶段,说明当前湖南省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间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结合土地利用转型速度的综合耦合协调模式,可看出土地利用转型速度持续提升,而城市化发展水平在2010-2015年之后有所放缓,导致在“十二五期间”的土地利用转型强度远远高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需求,土地利用转型与城市化发展系统向不协调方向发展,急需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对土地利用转型强度进行适度调控,不断完善土地利用功能结构以适应相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目标。土地利用转型强度受区域经济水平和发展目标的共同影响,不同区域需要制定不同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式:(1)经济发展区,主要以协调城市建设用地和工业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速度与人口增长、人口城镇化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增长速度为主;(2)农业主产区,主要以协调耕地利用功能提升速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为主;(3)生态保护区,主要以协调农业生产、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为主。
李艳超[6]2012年在《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时空变化研究》文中认为耕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在农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开展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对于“两型社会”建设,保障湖南省乃至全国的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缓解不断激化的人地矛盾,促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开展耕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为耕地管理与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势在必行。在学习研究中外耕地资源集约利用内涵、研究方法、研究模型、以及耕地资源集约利用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重要性及其必要性,然后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投影寻踪模型对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时空变化进行评价,从而得出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问题及限制性因素所在,最后在借鉴国内外相关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政策与措施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动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对策,主要研究结果如下：本文从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出发,以耕地资源集约利用为目标,从耕地利用的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益及其可持续状况4个方面入手,尝试性的构建了包括4个准则层12个指标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和区域耕地资源集约利用评判标准,较为全面反映了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状况初步分析,得出2010年株洲市耕地集约利用状况较好,但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可持续性较低。采用BP神经网络的方法评价株洲市及各区域耕地集约利用时序变化规律,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利用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2000—2010年株洲市各县(市)、区耕地集约利用度时序变化各具特点,但整体上均呈现出以不同幅度上升的特征。运用投影寻踪方法评价株洲市各县(市)区耕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和空问变化特征,结果显示：株洲市整体耕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2000-2010年全市11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较小,总体呈北高南低的阶梯状分布的特点,符合冯·杜能农用地集约利用区位理论,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总体来说,株洲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问分布变化较大,耕地资源集约利用度得到了普遍提高根据对株洲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及其时空变化的分析和实际存在的相关问题,针对性的提出推动株洲市实际情况的耕地集约利用的对策与建议：第一提高耕地保护意识,健全相关制度和政策；第二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第叁加强土地整理和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第四依靠科技,提升耕地利用的综合效益；第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障耕地资源可持续集约利用；第六是加强对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教育；七是提高市场流通效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徐美[7]2013年在《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文中提出开展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对推进湖南省土地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设绿色湖南、生态湖南、“两型社会”、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湖南省区域实际,基于生态学、土地科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遵循“基础理论研究——现状警情评价——警情预测——排警调控”的思路,构建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模型、预测模型和调控模拟模型,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与调控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1)系统梳理了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的内涵、理论、研究内容、结构和方法。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的理论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突变理论、系统论、生态幅理论和耐受性定律、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人地关系理论、控制论等；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即明确警义、分析警情、探索警源、预报警度和排除警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采取“明确警义→分析警情→探索警源→预报警度→排警调控”的流程；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的系统结构包括信息收集与整理系统、预警分析系统、预报系统和调控系统；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方法有黑色预警法、绿色预警法、黄色预警法、红色预警法、白色预警法,调控的方法可以借鉴生态安全领域的有关方法,包括情景分析法、决策支持法、模式调控法、控制论方法等。(2)剖析了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并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2010年湖南省土地资源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2010年湖南省土地资源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低于其人均生态足迹,土地生态出现赤字,土地资源处于不安全状态,有必要进行预警及调控研究,以明确其警情状况。(3)基于PSR模型框架,从压力、状态、响应叁方面选取指标建立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从时、空两个维度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1996-201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呈下降态势,由“高警”(橙灯)下降到“中警”(黄灯),但总体上下降幅度有限,土地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其中,压力系统的预警指数呈波动状上升态势,警度由“高警”(橙灯)上升到“重警”(红灯)；状态系统的预警指数呈略微上升态势,警度基本处于“中警”(黄灯)状态；响应系统的预警指数呈迅速下降态势,警度由“重警”(红灯)直线下降至“轻警”(蓝灯)。②从生态安全警情空间格局看,201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基本呈“中部警情高,四周警情低”的格局。在各子系统上,2010年,压力系统呈“湘中和湘北警情高,湘东、湘南、湘西南和湘西北警情居中,湘西警情偏低”的格局；状态系统呈“湘西南警情低,其他地区警情高”的格局；响应系统呈“湘北和湘东警情相对较轻,湘南和湘西南警情居中,湘西地区警情相对较重”的格局。在预警指数演变态势上,1996-2010年的15年间,怀化、湘西州呈逆向演化态势,其他市州呈正向演化态势。在警度格局演变状况上,则由1996年“西部警情低,其他地区警情高”的格局演化成2010年的“中部警情高,其他地区警情低”的格局。(4)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13个指标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十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机制包括社会经济机制、产业结构机制和自然机制。其中社会经济机制是影响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机制和最深层次原因；产业结构机制为第二影响因子；自然机制为第叁影响因子。(5)在现状警情评价的基础上,运用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模型(RBF),基于Matlab7.10.0应用软件编写程序,对2011-202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演变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RBF模型有较高的模拟精度,能较好地拟合2011-202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演变趋势。②在各子系统的警情演变趋势上,2011-202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压力系统的预警指数将逐步波动上升,到2020年将接近0.63,处于“重警”(红灯)状态；状态系统的预警指数也将略微波动上升,到2020年基本处于0.41-0.42之间,虽仍为“中警”(黄灯),但变化形势不容乐观；响应系统的预警指数将进一步下降,越来越趋近“轻警”(蓝灯)状态的下限。③总体而言,若不发生大的变故,2011-2020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数将基本维持1996-2010年的变化趋势,波动中略有下降,基本处于0.46-0.49之间,继续维持“中警”(黄灯)水平。(6)基于情景分析法,设置人口调控情景、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情景、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情景、统筹协调情景四个情景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调控问题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四种情景下,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但人口调控情景、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情景、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情景下,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数下降幅度有限,均无法达到警度降低的目的；统筹协调情景下土地生态安全警情得到缓和,到2020年将下降至“轻警”状态,说明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态势的缓和,需要压力、状态、响应系统的统筹管理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统筹调控。(7)从调控模式(包括总体调控模式及城市地区、城乡结合部、水土流失地区、矿区、湖区等典型地区的调控模式)、区域调控(包括长株潭低山丘陵土地生态功能区、湘北平原湖泊土地生态功能区、湘西山地山原土地生态功能区、湘中℡湘西南山地丘岗土地生态功能区、湘南山地丘陵土地生态功能区五个功能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控(基于灰色多目标线性规划法,运用WinQSB应用软件,制定湖南省土地利用结构调控方案)、调控措施和策略等方面对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调控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有效调控与管理提供参考。
谭雪兰[8]2011年在《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众多国家的政府机构、科研部门与社会团体都在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长沙市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丘陵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大、数量多、布局分散且紊乱,随着“两型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提高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水平,实现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长沙市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加强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研究,探索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的规律及驱动机制,对于保护耕地资源、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以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为主线,以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系统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和法、多元计量模型、GIS统计软件及景观生态学方法,探讨了长沙市近20年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的轨迹、驱动机制和发展模式、调整方案。研究发现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由1989年84300.44hm2增加到了2009年的109534.88hm2,平均斑块面积由0.425hm2增加到了0.531hm2,斑块密度由0.167个/hm2增加到0.174个/hm2,斑块面缘比由1.546增加到1.676,分维数由1.679降到1.672,说明长沙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斑块密度不断增加,斑块形状日趋规则。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差异明显,平原区农村居民点平均斑块面积、斑块密度优于丘岗区和山区。20年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适宜性水平逐步提高,由0.7845提高到0.8295。而驱动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农村居民环境叁大类。利用最近邻点指数对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模式划分,聚集型乡镇17个,随机型乡镇99个,均匀型乡镇1个。最后提出了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方案即发展型乡镇46个,控制性乡镇60个,拆并性乡镇11个,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
莫鸣[9]2009年在《新型农民培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农为民本、本固民安”。这句古话深刻说明了对农民实施培养的社会重要性。目前,我国正处于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农民是农村社会乃至全社会建设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建设的进程问题。本文以人才培养为逻辑线索,在理论上构建了新型农民培养模式的分析框架,通过实践调查分析了新型农民培养的实际情况,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论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阐明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农民培养问题的研究动态;梳理出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并对新型农民培养模式进行了界定,认为主要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包含了新型农民的培养对象、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培养体系等内容。第二章论述了新型农民培养的理论基础,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培养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机制,然后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理论对新型农民培养的理论指导要求。第叁章从历史角度回顾了我国古代、近代、新中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四个阶段的农民培养历程,刻画出我国农民培养的历史轨迹。第四章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论述了新型农民培养模式的分析框架,认为新型农民的培养对象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培养总体要求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根据农民所从事职业的特点,应该分层次有计划有要求地提出培养具体目标;培养途径有教育、培训、劳动力流动、卫生保健和干中学五种;培养体系包括学校教育系统、社会培养系统与企业培养系统;组织管理体系包括中央、省、地市、县、乡镇、村等六级;运行机制是动力机制、组织机制、教学运行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第五章对新型农民培养模式进行比较,首先在总结实践基础上对新型农民培养模式进行了划分,构建了政府主导型、市场引导型和学者推动型叁种总体模式及其所包含的八种具体模式,并对各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政府主导型是最主要的模式;然后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政府+学校+农民”模式进行了评价,认为这种模式对培养新型农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亟需完善的地方。第六章以湖南省为例,从政府的视角来考察新型农民培训工作,包括湖南省新型农民培养的总体情况,以及从长沙市、常德市和怀化市来考察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民培养的组织运行情况和培养实际效果,主要是论述政府做了什么。第七章主要是从村民的视角来分析新型农民培养,对农民与村干部两个层次的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是回答村民需要什么。第八章是对国外农民培养模式进行分析,包括东亚模式、北美模式和西欧模式,并总结出对我国新型农民培养的借鉴意义。第九章是针对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来提出完善建议,包括指导思想和具体建议两个部分的内容。本文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调查的方式对新型农民培养模式进行了研究,自己认为在以下叁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创新:一是在理论从人才培养角度提出了新型农民培养模式的分析框架,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对象、培养目标、培养途径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实践提出了一个包含叁大类八个小类的新型农民培养模式的构成体系。二是对新型农民培养体系和运行机制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新型农民培养体系划分为学校教育系统、社会培养系统和企业培养系统;新型农民培养的运行机制是由动力机制、组织机制、教学运行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叁是通过实地调研和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从政府与村民(农民和村支书)两个层面多角度地分析了新型农民培养工作,回答了政府做了什么工作、农民得到了什么和还需要什么等基本问题,从而为提出完善新型农民培养模式的具体对策找到答案。
程娟[10]2016年在《湖南省土地分区研究》文中认为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分区是土地类型地域差异性的直接体现,是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环节,亦是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方式。科学合理的土地分区可以优化土地资源结构,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向集约节约型转变以及地区的健康协调发展。本文在总结借鉴国内外土地分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湖南省的自然条件(主要包括土壤、地形和地质)为基础,通过MAPGIS技术软件,运用GIS空间迭加法,对湖南省进行了土地类型分区研究。根据发生学和主导因素原则,以土壤、地形、地质作为土地类型分区的影响因子,并通过特尔斐法,制订了土壤类别等别表、地形高度等别表和地质类别等别表,作为土地分区的标准。将湖南省土壤图、地形图和地质图迭加分析后生成的最小图斑作为基础分区单元,最终将全省土地划分为四大区域,包括位于洞庭湖地区的基本农业发展区、中东部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发展区、中南部地区的保护和适度开发区、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区。结合区域内社会经济条件和土地利用特点及现状,分析了各区的管理建设问题,为各区未来的土地利用提出了合理的方向,并为各区之间土地利用的持续协调发展给出了相应合理的建议,有利于各区及全省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配置模式探讨[D]. 许树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2]. 基于粮食安全的宝泉岭垦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D]. 李国凤. 东北农业大学. 2012
[3]. 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进展与展望[J]. 费罗成, 程久苗, 王秉建, 李琴, 樊小凤. 土壤. 2009
[4].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D]. 王华. 河南农业大学. 2011
[5]. 湖南省土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机制研究[D]. 姚尧. 中国地质大学. 2018
[6]. 株洲市耕地资源集约利用时空变化研究[D]. 李艳超.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7]. 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D]. 徐美.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8].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研究[D]. 谭雪兰. 湖南农业大学. 2011
[9]. 新型农民培养模式研究[D]. 莫鸣. 湖南农业大学. 2009
[10]. 湖南省土地分区研究[D]. 程娟. 湖南农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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