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在历史上的民族凝聚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历史上论文,作用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由于其特殊的价值整合功能，以及精神聚合作用，因而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特别强烈，文化传统特别深厚绵长，是与传统思想文化的滋养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今天，仔细梳理思想文化在历史上的民族凝聚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概而言之，传统思想文化在历史上的民族凝聚作用，主要通过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重和去同的伦理观念等方面表现出来。
一、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
传统思想文化中，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统思想文化高度推崇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何事何地，一切以道德为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所谓“人禽之辨”，其根本标准便是道德的有无。《孟子·滕文公》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担心人沦为禽兽，所以“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封建士大夫津津乐道并执著追求的“三不朽”事业，其有序状态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树立美好的品德，是人生头等大事，建功立业、著书立说，是等而下之的事情。儒家一贯倡导的杀身成仁的主张，“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以及后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凛然正气，都是坚持高尚品德，不为私欲所蒙蔽的“尚德”精神的表现。至于作为封建社会立身行事的“大学之道”，则更是明确宣示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即把握美好的品德，并帮助别人革除不好的品行，以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宋明时期，理学也罢，心学也罢，其理论的核心和终极价值目标，都是要人们随时反省自身，提高道德境界，以形成并维护社会秩序的协调。
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道德的理论中，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莫过于“义”。义，指适宜。合理、适宜的事情和行为，称为义。从思想实质上看，义便是道义。“君子义以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既是儒家的基本价值准则，也是秦汉以降全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并逐渐成为深厚的思想传统。实际上，传统的义利之辨、理欲之别、公私之分，说到底是扬善祛恶，要以德为宗，以义为尚。
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中的“德”，其内涵并不仅仅是指个人自我反省之类的道德修养，它还包括兼容宽厚之意。著名的传统经典《易传》主张“君子以厚德载物”，学术界公认这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亦即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和概括。厚德载物，意即以宽厚的道德承载万物。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大地的德性是博在宽厚，它负载万物，并生养万物。人是世间最宝贵者，顺应自然而不违背自然，“与天地合其德”。因此，人应该效法大地，具备宽厚的德性。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民及其文化，不能漠然视之，更不能妄加反对，而要友好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宋代思想家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的思想，正是厚德载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张载这个思想，被后人略称为“民胞物与”。它的意思是，普天之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伙伴。这种宽厚博大的胸襟，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对于民族精神宏阔气象的生长，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传统思想文化中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丰厚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性，促使人们自觉向善，增强道德修养，超越名利的羁绊，讲究礼仪，成为富有文化精神生命的人。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十分完善、成熟，是与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的催化密不可分的。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在客观上引导着人们向着共同的目标行进，从而增强了民族凝聚的力量。但是，无可讳言，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以致后来发展到泛道德论的地步，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作用。道德就是一切，道德高于一切，不可避免地束缚了民族精神的多元发展，压抑了个体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片面突出道德的地位和价值，忽视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轻视人的才能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都给传统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这些，是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候，必须认真记取的教训。
二、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
传统思想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
一切从整体着眼，从宏观入手，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和重要特征。春秋时期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的宇宙模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老子这个宇宙运动过程的全体，一切统一于“道”、“生”、“和”三个概念。“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又是宇宙运动过程的全体，一切统一于“道”；“生”是产生、变化的意思；“和”是和谐、平衡的意思。万物的产生、变化，都统一于“道”；世界的和谐、平衡，都归宗于道。这种宇宙图式，强调了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运动性与和谐性，属于关注整体的动态平衡的世界观，是整体和谐基础上目标趋同的思维路径。这种思维路径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对于民族凝聚力的化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的《黄帝内经》，运用阴阳理论阐释宇宙现象，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有阴阳，都由阴阳二气构成。它不仅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把人和整世界也看也成一个整体。人体是个小宇宙，世界是个大宇宙，二者都由阴阳二气构成。阴阳二气的不停运动，是世界存在的原因，也是人体生命在有原因。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推动阴阳二气的运行，造成宇宙万物的动态平衡。人体阴阳平衡，身体就健康。因此，中医治病，往往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注意调节整体的动态平衡，反映出强烈的整体观念与平衡观念，以及在这些观念基础上目标趋同的思维特征。
中国传统的整体趋同思维，其典型代表人物是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从事物的现象相似出发，以事物量的一致和质的类同为依据，建构了以“天人合一”为显著特征的“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既分别是独立的整体，又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是“天意”所在。自然、社会、人类，因为阴阳的存在而存在，因为阴阳的消长而盛衰，因为五行相克而顺序运行。天人之间，由于在构成要素上的一致（都有阴阳），在动转原则上的一致（都必须遵守五行生胜的规律），所以必然相互“同类相通”。据此，统治者的庆赏刑罚要和自然界春夏秋冬一致，人的好恶喜怒要和自然界的暖清寒暑协调……说到底，整个宇宙之间，要按照“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价值准则办事，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整体协调（趋同）的局面。董仲舒这种强调整体为上，关注整体协调，以整体为致思对象的思维方式，不仅为当时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作了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自然经济基础环境生长起来的整体直观的趋同思维，有着理论的建构之功。此后的两千年封建社会中，这种整体趋同的思维日益巩固、完善，成为华民族思维的基本方式。
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对于传统中国人思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思维导向作用，以及精神提升价值。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擅长综合思维，之所以善于从宏观上考虑问题，之所以重视整体利益，都是和这种整体趋同思维的理论规整分不开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整体趋同思维，内在地要求人们在价值目标上自觉协调，趋于共同的方向，这对于中国人理性精神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由于忽视局部的解析，导致了一定程度上认识的模糊、笼统，妨碍了分析思维的生长；同时，过分强调趋同，压抑了人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这是我们应看到的。
三、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
圣贤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力量之一。
历史实践表明，儒家所标榜的圣贤人格，在操作上存在着困难。其困难主要圣人人格标义太高，难以实行。但贤人人格，贤人作风，则相对比较容易实行。由贤人人格转化而来的君子人格，无论在理论阐释的层面上，还是实践操作的层面上，都更容易为社会不同阶层所接受。
君子人格是儒家追求道德高尚性和完美性的表现。孔子认为君子是美好道德的追求者和体现者，具有道德发展的完美性，是社会普遍人格的楷模。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来源于他一贯推崇的《尚书》和《诗经》。《尚书》中多处出现君子一词，《诗经》中见于《国风》和《大雅》、《小雅》者，则多达150多次。著名学者萧公权据此认为，君子是周代流行的名称（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65页）。根据内容来考察，《尚书》和《诗经》中的君子，主要指社会地位而言，而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中，君子的涵义比较复杂。有的指地位，有的指品性，有的二者兼而有之，还有的指志向、方法等。不过，从基本内容和思想倾向看，君子主要指品性修养。孔子认为，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和价值指向，首先是要有道德自觉，要重视道德修养。所谓“君子怀德”、“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君不以言举人”（《论语·卫灵公》）、“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君子求诸己”（《论语·完问》）、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性”（同上）等，都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立身行事，至于儒家经典中，这类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例如，《易传·系辞下》说：“君子上交不谄”；《礼记·哀公四年》认为：“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礼记·曾子问》主张：“君子进德修业”，等等，都是强调道德修养的意义。要成为君子，或者说要具备君子风范，至少应达到上述道德自觉追求，内在地要求人们达到“内圣外王”的崇高目标。内圣，不外是道德自我修养的最高层次。外王，则是要把内圣的修养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把“修身”的功夫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业绩。然而，正如包括现代新儒家学者在内的国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传统圣贤人格追求所一再要求达到的内圣外王，不可能真正实现。它的困境在于，光靠道德自觉，光靠道德说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天下大治的。因此，内圣外王的理想，只能实现一半，即内圣可以，外王不行。
有趣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尽管内圣外王的理想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这种理想却实实在在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群体，并造就了不少令后人由衷钦佩的仁人志士，这是无须赘论的。可见，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作为安身立命之道，对于传统中国人是有着巨大的精神激励作用的。它的提出，推动了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的进展，提升了个体的精神生命，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的“实践理性”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新的凝聚力量。不过，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的产生和完善，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内容，它对于劳动人民价值理想的轻视，对于封建统治的自觉认同，特别是在人生理想上对人们的独断性引导，是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的。对此，我们应当客观地分析，辩证地扬弃。
四、重和去同的伦理观念
作为传统思想文化主体内容之一的伦理观念，其基本价值追求和重要特征是重和去同。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十分重视和谐。早在西周时期，思想家已经明确阐述了和谐思想的内涵和意义。史伯认为，事物的发展，依赖于不同元素的有机配合，形成均衡一致的状态，才能达到和谐的效果。不同味道相互调剂，才能产生美味的食物；不同音律交错振动，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君主治国，只有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社会政治秩序才能“和乐如一”。只有“和”，即不同事物间相济互补，才能维持、促进事物的发展；相反，如果只有“同”，即相同事物 的机械凑合，则事物的发展就会停止，生命就会衰亡。晏婴进一步丰富了“和”的内涵。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明“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他强调，君臣在治理国家问题上，不能简单粗暴地搞“舆论一律”，而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君主认为“可”的，大臣应当坦率地献上自己认为的“否”，君主认为“否”的，大臣应当坦率地献上自己认为的“可”。这样，君臣之间，“否”“可”相济，就可以收到“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效果（《左传·昭公二十年》），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
孔子继承了史伯、晏婴的和谐思想，一贯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可见，孔子对于“和”，看得是何等重要！实际上，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无论其关于仁的内涵的阐释，还是其实行仁的种种方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和”。他关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说教（《论语·颜渊》），为的是“和”。他要求仁者必须具备恭、宽、信、敏、惠五德，躬行孝悌原则，奉行忠恕之道等，也为的是“和”。这种重“和”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以后，儒家学进一步发展并日渐完善了“和”的思想。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论，便是重和思想的新表现。至于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利用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汉代医学的成果，极力论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则更是重和思想的集中体现。
要看到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厚德载物”的思想，本质上蕴涵着和谐的精髓。一方面，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它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不以征服自然为满足，更不以破坏自然为乐事，而以顺应自然为宗旨。孔子主张用鱼竿钓鱼，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以防止鱼资源的枯竭；孟子主张按照适宜的季节采伐树木，以免妨害树木的正常生长；荀子反对在草木生长的季节进山采伐，反对在鱼类繁殖季节在河里张网投毒；《淮南子》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这些，都是爱护自然资源、注意涯护生态平衡的可贵思想。中国古代关于人际关系和谐统一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个人之间、民族之间、邦国之间的友好平等。《周易·乾卦》彖传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都是讲民族之间、邦国之间的友好相处，和谐统一。对于民族、邦国之间矛盾斗争，传统思想一般反对采用暴力，而主张和平解决。《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便是明证。至于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传统思想都主张采取“克己复礼”的方式，采取“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态度，抱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愿望，和平友好地解决，而不是诉诸强权。
显然，上述重视和谐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并不是放弃原则的退让，而是对自己基本价值准则的坚定维护。它珍视并努力要实现的，是坚持原则前提下的不同意见、不同民族、不同邦国、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违背道德良知的简单唱和。
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考察，重和去同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思想。因为，正如上面的论述表明的，这种思想所要解决的，是相同类别以及不同类别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伦理，说到底就是事物类别之间的道理（准则）。在古代，就词义而言，伦的涵义有三：(1)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2)类别；(3)条理。伦理的涵义则主在有二：(1)事物的条理。《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汉代大学者郑玄注释道：“伦，犹类也；理，分也。”(2)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伦即人伦。在今天，伦理通常作为“道德”的同义词使用。可见，我们说重和去同的思想观念属于伦理学范畴，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重和去同伦理观念的一个十普遍而典型的表现，是关于人际间关系的处理。《孟子·滕文公》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便是著名的“五伦”。在五伦中，处理彼此之间关系基本行为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随，兄友弟恭。作为整个社会基本伦理规范的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其中，“五常”对于不同层级的人们的生活实践，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它使人们在共同的价值系规范下，各自根据其主客观条件，互不妨碍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亦即“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另外一种表述便是“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当然，无可讳言，“三纲”的伦理观念，片面而绝对地提高君、父、夫的地位和权威，贬抑臣、子、妻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和地位和作用，否认并取消他们的独立人格，对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严重的妨碍作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总体而言，作为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主体内容之一的伦理观念，无论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生态伦理的层面上，还是地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方面的社会伦理的层面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还是重和去同的伦理观念。
综上可见思想文化在历史上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曾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上述诸多层面的思想文化，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的检验、丰富和发展，已经锻铸为华民族的固有传统。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巨大的思想力量。对此，我们要的足够的认识，并采取积极措施，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标签：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国学论文; 尚书论文; 道德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 君子论文; 孔子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