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凡尔赛：历史的，现在的和未来的
在今天，我们已经深知五四运动之于20世纪中国的深远影响，亦知这场运动如何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航道。论及五四运动，我们不能回避的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订立，及其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份条约全称为《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表面上是由所有对德宣战一方共同制定的，旨在削弱德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但是条约制定本身完全由英、美、法三国主导，意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版图。百年之后的今天，英文主流媒体纷纷发表文章，重新审视《凡尔赛条约》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以及其如何催生了美国的国际主义和后续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潮。
重建新的世界秩序
著名历史学者阿克顿勋爵曾言：“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其将现代国家的核心直指权力制衡。在一国之内，权力制衡的机构可借由代议、法治和舆论监督得以部分实现。但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超级大国的绝对权力如何制衡，如何在实力悬殊的各国之间达成平衡。这一问题在Simon Kuper为《金融时报》所撰写的稿件中，得到了详细的讨论。 在其看来，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商定过程，彰显了权力失衡的国际秩序如何导致世界变得更不好了。
1919年春，各对德宣战国齐聚巴黎，讨论德国战败后的世界秩序问题，中国方面亦派出了代表团参加。很快，这场国际盛会就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所主导。三国强大的国力决定了他们发言权的分量，但不仅限于此，这个会议被证明不过是他们三个大国领袖的一场戏，其余诸国连“打酱油”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三人无视顾问们的意见，无视其他各国的主张，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划定势力范围。意大利和日本虽然与会，但是很快就出局了，中国则几乎只有听会的权利，为战胜德国做出贡献的各殖民国则完全被无视。
正如Simon Kuper所指出的，英美法时任领导人缺乏精力、时间和相应知识来重构国际秩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当时已年届七十，且在一场暗杀中遭枪击，身心俱毁。美国总统威尔逊行程匆忙，这场对美国领导人创纪录的长达六个月的外事活动，让其度日如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重新划分世界秩序的版图时，缺乏起码的地理知识，甚至连新西兰位于澳大利亚东段都无所知。正如当时与会的英国年轻外交官Harold Nicolson所言：“这（三位）无知的且不负责任的领袖就像切蛋糕一般，将亚细亚（Asia Minor）分割成一片片。”这次会议最初是和德国协商战败后的安排，但由于英美法三国领导人只在三人之间协商，最后是德国被通知签署内含自己被认定为战争罪的协议文本。同时，法国借机向德国索赔440亿英镑巨款，最后商定数额大大缩减，但截至1932年，德国已赔偿了11亿英镑，折合约为今日的720亿英镑。
这场会议的结果是，名义上的多边磋商最后变成了大国展示实力的舞台，这为20世纪国际政治开了一个坏头，在缺乏国家多边磋商机制和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大国的自我放纵使得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难产，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各国才重新检讨了自己，认识到设立多边国际机构的重要性。《凡尔赛条约》的订立过程提醒着我们，国际政治上不受制衡的权力同样是危险的。正如今日的美国总统Trump，凭借着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几乎是在国际舞台上任性而为，导致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其实，这一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那就是国际政治严重缺乏制衡机制和刚性的制度约束。
威尔逊的种种做法，正应和着今日美国国际主义的混杂面貌：自由主义、民主、法律主义、军国主义和国际干预等。概言之，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强调一种进化的国际政治观。在其看来，通过积极的国际干预，可以实现国际秩序的稳定。纵观威尔逊之后的历任总统，都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这一策略，彰显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将国家繁荣和国际稳定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其实也不过是威尔逊在凡尔赛的一个翻版，美国国内各种支持国际主义的团体，从自由主义者到军国主义者，从环保主义者到人权干预者，无不是在这杆大旗之下，要求以制度化的方式确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美国国际主义和东方独立自主的由来
1919年凡尔赛会议的本意是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带来长久的和平。可惜正如《经济学人》的纪念文章所指出的，如果英美法三国能广泛接纳其他国家参与讨论，对德国不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签订如此苛刻的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可避免。但是历史容不下“如果”和“假设”，从20世纪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次会议最大的遗产有两方面：一是为美国的国际主义的泛滥铺平了道路，二是迫使亚非国家认识到改变自身国际处境的核心方式，不是大国的怜悯，而是寻求独立自主。
Peter Harris在美国《国家利益》的文章揭示，这次凡尔赛会议首次确认了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之一的角色，这也使得美国可以在国际政治规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之外，广泛介入各种国际事务。在Harris看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凡尔赛会议期间的表现，使得国际秩序之中首次出现了非欧洲国家的主导者，而且扮演着如此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威尔逊对国际秩序既雄心勃勃，又充满矛盾。他支持东欧和中欧国家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又同意欧洲国家和日本继续维持对其海外殖民地的统治。结果是，在美国和欧洲这一错误决策之下，亚洲和非洲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寻求民族独立的反帝运动。威尔逊一方面是国际法的坚定信仰者，拥护国际同盟 （new League of Nations）作为争端解决的平台，避免未来出现新的国际战争。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武力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者，在其主导下，美国在一战期间对欧洲战争进行军事介入，针对新生的苏俄进行军事打击，还在一战后维持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如此种种悖论，正是美国国际主义的真实写照。
《烛之武退秦师》记叙了秦、晋围攻郑，烛之武临危受命并劝退秦军的事情；《荆轲刺秦王》主要叙述了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的准备、经过、结果；《鸿门宴》记叙了鸿门宴及宴会前后刘、项两个阵营斗争的过程。通过对课文结构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三篇课文叙述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是比较清楚的，叙述时以时间、事件的发展过程为顺序，行文思路清晰，脉络分明，叙述完整，首尾呼应，结构严谨。
凡尔赛对于美国而言是一场胜利，但是之于亚非诸国而言，则是另一个故事。一战期间，中国一共派出了14万劳工前往欧洲帮助英法等国，但是在协议文本中，却将德国占领的青岛交给了日本，使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深感受到背叛，这也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导火索。同样，越南的胡志明作为爱国青年，本满怀希望致信这次会议，表达越南独立的诉求，却遭到无视。《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正如胡志明自己在后来提及的，这是他对美国和欧洲幻灭的开始，第一次认识到不民主的欧美。这些在凡尔赛被边缘化、遭受挫败的亚洲国家，都走上了谋求自主的道路。由此可见，1919年凡尔赛会议的遗产是何等复杂而深远。（文/草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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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Simon Kuper, “The danger of unchecked power and other lessons from Versailles”, Financial Times,https://www.ft.com/content/79bcb75a-08b0-11e9-9fe8-acdb36967cfc
Peter Harris, “100 years after Versailles: America’s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ism”, National Interest,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100-years-after-versailles-america%E2%80%99s-centuryinternationalism-65471
“Versailles revisited: if the Allies had been more generous in 1919”,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the-world-if/2019/07/06/versailles-revisited
Kin-ming Liu, “China’s trust in west never recovered after Versailles betrayal”,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11a9d994-2dfa-11e9-ba00-0251022932c8
Ted Widmer, “Was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victory for dem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28/opinion/versailles-treaty-woodrow-wils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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