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知识创新的焦虑与新媒介文化的冲击——2007年度文艺学热点问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述评论文,媒介论文,焦虑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2-0180-08
理论的最高要求和科学形态具有普遍性，但理论的生产又是个体化、时代性的，这就导致了理论的局限性，因此理论必然是在交锋对话中发展的。由于紧密联系于生活，文艺学在中国一直充当了时代敏感器官的角色。新世纪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变革以及全球化的多面推展，文艺学知识和理论论域的范式新变迫在眉睫，年度文艺学热点问题正是文艺学理论新变的表征。在我看来，选择理论热点问题需要两个标准：一是问题要具有前沿性，理论要有原点性；二是需要有相当数量的高质量论文关注这一问题。秉此原则，本文选取2007年度的文艺学热点问题评述如下。
一、新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学术创新
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也步入了一个新的视界。本年度对新时期30年来的文艺理论知识的重估是一个重要话题。曾繁仁回顾了30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他指出，新时期30年文论是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论的建设经历了突破、发展与建构三个阶段。新时期的文论建设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呈现出多元共生的良好态势，基本理论和研究视角都有新的开拓，并探索了一条综合比较的理论创新途径。但新时期的文论建设存在对西方文论吸收较多，消化不够；文论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①。童庆炳认为，新时期的文艺“内部研究”涉及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研究，是文艺学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与上世纪90年代“语言论转向”差不多同时，一种新的“外部研究”在中国文艺学界悄然而兴。这就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出现。我们要肯定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确把研究对象从“内”位移到“外”，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引导一些学者去研究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童庆炳认为，“内部”穿越“外部”，“外部”穿越“内部”势在必行。在文学文体与历史文化之间，在艺术结构与历史文化之间，在故事形态与历史文化之间，在艺术叙事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应该成为研究的课题，这样就可能实现文艺学的又一次“位移”②。陆贵山提出，面对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需要运用综合的思维方式，从诸多重要的领域和层面进行整合梳理，加强文艺理论的宏观研究。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要对文艺理论的“国学”、“西学”和“马学”；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科学研究和诗学研究；人学理论和神学理论；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对文艺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文艺观念如反映论、主体论、实践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等进行整合梳理和宏观研究③。
在文艺学知识重估的同时，许多学人对于当前文艺学知识创新深感焦虑，现有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缺陷也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吴炫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存在“理论能力”、“文学性程度”、“二元对等思维”被遮蔽等缺陷④。李西建指出，与西方文论知识形态形成的规律相比，我国当代文论在知识形态建构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其表现是自现代学术体制形成以来，长久地奉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并先验地设定文学的“普遍规律”与“固定本质”，很少从特定的现实语境中提出并讨论属于我们自身的问题，这就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文论在知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始终未能找到坚实的现实根基与理路立足点，其知识形态总体面貌的构成基本上是移植性与借鉴性的，而不是生成性与本土化的⑤。马驰也认为，我们在引进西方文论时，过于重视西方社会思潮的更迭，忽略了在这些思潮产生的特殊社会语境下形成的文论背景和话语背景，甚至不顾中国当下文论界的现实情形，特别是中国当下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形，生硬地引进、使用这些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给中国文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我们要借鉴西方文艺思潮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有益养分，但我们更要关注近30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新问题，特别要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发展的诸种新问题⑥。王先霈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当前文艺学研究中的学术惯例是近一百年来逐步形成的并且主要是在欧洲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思维习性和学术规范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如何处理外来的、西方的学科惯例和本土资源的关系，如何处理外来的、西方的惯例与本土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接受实践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对术语范畴的概念内涵取得共识，迫切需要一种使正常的学术交往得以进行的公用的术语词典⑦。
余虹批评了当代文学理论教材的海纳百川一锅煮的书写模式，认为其弊病是掩盖了“主义外”冲突的不可兼容性，扰乱了知识秩序并破坏了知识生产的理路⑧。葛红兵指出，现有文艺学的弊端在于：学科定位的模糊；学科与当下文艺生活的脱节；缺乏学科基本理论和范式的创造性建构。文艺学的发展方向是：告别政治工具主义、伦理道德中心的文艺学，建构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背景下针对文化产业化状况的文艺学。告别纸面文学中心的文艺学，建构网络背景下多媒体、影视艺术时代的文艺学。告别文化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艺学，建构“生成”的文艺观，确立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学⑨。
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文艺学的边界扩张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更多地肯定了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孙文宪探讨了知识状况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认为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冲击，在于它对国内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知识状况的质疑，文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更新已成迫在眉睫的问题。文化批评形成跨学科的特点，拒绝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划定的范围内，就是为了适应文学的多重身份和文学活动本身早已“越界”的现实。当文学理论研究还以单纯的审美视界和审美话语来观照、界说文学时，倒有可能因为忽略、掩盖和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而使自己的想象过于贫乏，从而也就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远离了文学本身⑩。南帆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式，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在关系主义的视野之中，无论是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理论史之上的一些著名概念还是文学经典都将因为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得到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种单一的“本质”(11)。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南帆的这种思路正是文化研究的思路，就是把文学横向地放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定位其本质。陶东风在中国大力推行文化研究，主张建构主义的本质观，认为不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本质。他引进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理解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认为中国文艺学自主性的缺乏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发生，更没有确立类似西方18世纪发生的制度性分化，文学艺术场域从来没有彻底摆脱政治权力场域的支配(12)。章辉从书写体例和思想资源方面反思了中国当代的文艺学教材，认为，由于主客观原因，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的地方化目标无法实现。反本质主义只能是方法手段或过程，而不是目的，不是结果。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遵循学术创新原则，我们在反思批评一种文学的本质性规定之后，应该建构一种新的能够解说文学新现象的文学假说(13)。针对当前文艺学的反本质主义倾向，杨春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可以言说的，因为伴随着形而上学被否定的只是实体论的本质主义，而不是存在论的本质主义。在现实意义上，文学的本质具有历史性，主要是意识形态。在审美的层面，文学具有超越性，是对生存意义的领悟(14)。
回顾30年来的文艺学建设，焦虑于中国文艺学原创性理论的缺乏，学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应对。应该说，问题意识是清晰的，解决方向是可能的，但我认为，致力于文学批评实践和哲学美学的原创才是文学理论知识创新的根本出路，因为按照余虹的看法，文学理论本无理论。文学理论的创新取决于哲学美学的逻辑演绎或文学批评实践的经验归纳，放眼东西方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路径，无不如此。
二、审美意识形态论争
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牵涉到文学本质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以及当前文学创作等问题，这一问题在去年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讨论的双方立场鲜明，在批评与辩护的对垒中问题的焦点得以呈现。冯宪光认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他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为这种理论辩护，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性质观符合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时代要求。把审美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是对文学经验事实的概括，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或者从现代知识学的视角来看，都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建构(15)。谭好哲也赞同审美意识形态论，他认为，审美的本意是感性学，说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强调了文艺的感性特征，强调了文艺与其他纯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区别，这种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对文艺的社会性质加以概括和界定的方法和思路有助于深化对文艺的认识，不会造成以审美消解意识形态的后果(16)。发生在钱中文和董学文之间的论争更为激烈。钱中文一连发表了三篇长文辩护其立场，他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审美意识的发生及其对于文学规定的合理性，认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是审美意识，而非意识形态。审美意识与意识一样形成于人类的长期劳动生存实践中，从口头语言到诗性语言的文章结构，最终历史地生产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钱中文指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强调的正是文学本质复合特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并在融合与统一的关系中使得各自的特性和功能有所改变，形成文学本质的新的系统质(17)。董学文对经典著作加以考证，发现经典作家从来没有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话。钱中文批评了董学文对经典文本的考辨，认为董的考辨在思维方式、文献的引用以及外文的理解方面都出现了偏差，故而其对经典文本的考辨得出的结论即文学不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是错误的(18)。董则在反批评文章中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伪概念”，造成理论上失误的关键，是它混淆了“审美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变成“审美意识”与“形态”的拼接(19)。李志宏也批评了钱中文，他问道，为什么文学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成熟了，就会从“意识形式”转变为“意识形态”？“形态”一词怎么可以成为“形式”成熟的标志？为什么口头的东西就叫“形式”而文字的东西就叫“形态”？李志宏认为，钱中文的思路不是追求审美性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的融合，而是要使“意识”的“形态”回归到“审美”这一原始起点。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实在是太远了(20)。
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定，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如生产论、系统论、文化论、人学论、符号论等，唯独审美意识形态论影响最为深远。究其原因，一是基于非学术的诸如各种学术权威研究机构和教材编写的传播等；二是这一观点一方面保留了经典的论述，契合了威权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强调了文学审美的独特性。但从新世纪南帆、陶东风和王一川等新锐学者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放弃了这一文学规定甚至提出文学的新的本质规定的事实看，这一观点在上世纪50年代生的学人中再也没有多少影响。关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我的看法是，应该从今天的文学文化现实看这种观点的阐释限度，并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理论视角发展其生命力，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等西方前沿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援引值得借鉴。限于知识结构，老一辈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辩护者并没有从新的文学文化现实以新的理论发展充实这一理论，而新一辈的学人对此又无兴趣或并不认同这一规定。因此，发生在董和钱之间的学术论争对于学术知识的增长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当前，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文学表现了谁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何在？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何在？审美能够区别文学与其他艺术吗？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规定对于当下中国文学文化来说其阐释效力的局限性何在？不从当代中国的文学现状检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局限不可能显现；不借鉴新的理论视域，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生命力不可能发展。董学文在文章中道出的近年来对审美意识形态论批评的原委，正表明了这场论争的非学术性质，这就导致了其对于文艺学知识增长的有限性。
三、新媒介与文学的存在方式
从历史上看，文化传播新媒介的每一次出新，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艺术的新变。新世纪电子媒介的大肆扩张对文学的影响巨大，也引起了学界的深切关注。杜书赢认为，媒介本身就是生产力，在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媒介融入了价值本体运行之中，成为其价值生长的一部分；媒介还进入创造活动的结果之中，成为其价值载体感性形式不可分割的有机因素。媒介通过改变和塑造主体的观察方式、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来改造审美和艺术。媒介影响和改变对象，进而改变审美和艺术。特定的艺术媒介的性质决定特定艺术及其审美价值的特征，相应的，特定艺术的审美价值也只能由特定的艺术媒介来实现(21)。张玉能探讨了大众媒介对于文学生产的多重影响，他认为，大众媒介的图像化、平面化和虚拟化使得话语生产感觉化、消费化和幻象化，同时也使得精神生产感性化、市场化和虚幻化，这就同时使得文学生产外在实像化、即时消耗化和生活陌生化。张玉能指出，图像化限制、阻碍了作家和读者想像力的培养和发挥，其最终结果就是文学生产的萎缩。消费性影响到文学生产和文学意象的深度理解和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陌生化消解了文学生产和文学意象的生活体验性。但大众媒介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学生产和文学意象的扩大再生产和促进文学消费。作家要充分发挥文学生产和文学意象的内在心象性，深度理解性，生活体验性的审美特征，高度重视并利用大众媒介的传播速度、覆盖广度、图像鲜明等方面的优势，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共处(22)。欧阳友权认为，新媒介使文学的审美构成，表意体制和时空观念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对文学传统的延续造成伤害甚至异化。前者表现在用平民化的叙事促动文学向“新民间写作”转型，用技术方式赢得更大的艺术自由度，以“词思维”和“自娱娱人”的新理念拉动文学深层观念的调整，为文学体制更新探索了新路，后者则表现为技术对文学性的消解，作家主体责任承担的弱化，技术复制导致对文学经典信仰的消退。欧阳认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仍需秉承人文性的精神原点，自觉履行文学的价值承诺，通过调控引导和主体自律改善文学生态，使数字媒介对传统的挑战变成文学新生的契机，让新媒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有效资源(23)。张法认为，文学在电子媒介主导的文化场域中，在社会地位、功能作用以及审美面貌和种类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从媒介类型、时代特质、文学面貌三方面看，电子媒介使文学出现了一系列新质：影视中与图像结合的文学元素，电脑对话的杂语景观和QQ对话，手机中的短信文体。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些电子媒介的新质又与中国文学的固有特质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可能决定中国电子媒介中文学样式的中国特色(24)。王一川考察了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的转变，认为中国文学的泛媒介互动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纸媒借影视复魅或还魂；二是从与影视同步到纸媒；三是从互联网到纸媒；四是从移动网络到纸媒。他认为，尽管文学传播主要依靠影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扩张，但纸媒仍是当前文学的泛媒介的主渠道。随着泛媒介互动路径的拓展，中国文学正在发生转变：文本表意系统被悄然改写，构成读者阅读文学文本的“前理解”场；媒介特点往往影响文学文本的传播方式和表意系统本身；导致文学的主媒值与副媒值的区别出现。当前我们无法不面对文学空间的伸张与缩减的悖论(25)。肖鹰分析了当前媒体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认为当前文学批评出现了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批评的缺失；二是批评的过剩。媒体化批评不仅伤害读者的利益，而且伤害批评的信誉。肖鹰认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独立于媒体之外，他天然地具有反媒体的品格。当前的文学批评，一是需要对文学的信息化转型进行美学批判，以坚持文学的品格和意义；二是要在对作品的文本细读中发现并阐释作家重建的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和内在意义(26)。
数字媒介在影响创作之后，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阐释的要求并对文学理论的现有格局和理论视野产生效应。欧阳友权认为，数字媒介影响了审美主体、文学作品和文学经典：一是数字媒介的符号行为改变了艺术活动主体的审美动因，变换了人与世界之间原初的艺术审美关系，使得文艺学的理论逻辑与艺术实践之间呈现出调适性创生空间；二是电子文本的界面操作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问题成为技术祛魅的对象，传统审美方式及其价值基点开始淡出文艺学的思维视界；三是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性的消解，使得既往的文艺学观念积淀及其理论范式成为去中心化的覆盖物，丰富的历史文论资源成了期待重新审视的昨日陈规(27)。黄鸣奋指出，半个世纪因计算机的应用而产生的文艺学转型涉及三方面：在成果形态上，从印刷品、单行电子出版物到网络电子出版物；在理论形态上，从沿用传统理论术语解释新的文学现象，到汲取信息科技新词阐释传统文学理论，以至于从数码文学的新鲜经验中提炼新的学术范畴；在社会形态上，从印刷文化所孕育的老一辈学者接受电脑培训以便实现换笔，到以计算机写作的中年学者将上网当成学术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新一代人在赛博空间“共舞”(28)。
应该说，媒介革命对于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以及传统文学的命运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学界已有充分的意识。经过近几年的研究，学界关于电子媒介对于文学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已经明了，需要深化的问题是，电子文本的受众呈现了什么样的接受心理？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真的被冲击了吗？电子文本的经典作品相比传统纸媒的经典作品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这种新的文本的阅读表征了怎么样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状态？等等，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四、视觉文化与文学转型
文学的文化转向的最重要方向之一是视觉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图像阅读等皆与此有关。本年度，视觉文化研究呈现了纵深发展的趋势，研究论域涉及其学理逻辑、研究对象、学术意义等方面。
首先是视觉图像的文化意义问题。金元浦指出，视觉图像文化关乎社会的和谐、民主和进步，关乎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特征；视觉图像文化参与形成的“赛博空间”、虚拟社区等新的虚拟文化空间，正在构建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形构着当下中国文化的集体认同和身份认同。视觉文化促进了审美的创意生成与感知方式的变革，开启了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美学理论与美学史关系的再研究；引起了当代文化与技术的大跨度“杂交”与融合；成为推动当代消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9)。方雪琴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仿像”为大众制造了一个虚拟的、幻想的世界，视觉再现的“真实性”被质疑。视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理性、秩序、主体性、相对稳定的价值、意义等观念进行了全面的解构，从而导致视觉的异化、视觉的虚拟和视觉的狂欢。后现代思潮与消费文化的共谋促使视觉再现的“真实感”瓦解，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视觉危机。在这个物质化的、由欲望操纵的、认可表象和感官的时代，保持对视觉文化的清醒认识，正视和研究因社会发展带来的视觉危机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30)。甘锋认为，随着视觉文化取代传统文化成为大众最普遍的审美娱乐形式，人类的审美方式也发生了从静观到消遣的历史变迁。视觉文化的物质技术根基和传播应用形式在制造视像产品、传播“虚拟现实”、消解“审美距离”、解构人的主体性和想象力的过程中，逐步剥夺了传统文化艺术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进而消解了静观这种传统的审美方式，建构起消遣这种现代的接受方式。由此，使人类由静观的审美时代进入到了消遣的娱乐时代(31)。
其次，是关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周宪提出了研究视觉文化的方法。首先，视觉文化虽然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但它在不同时代或时期有其不同的特征，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正是这些历史差异，要说明这些差异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其次，进一步思考不同文化各自特征的内在的演变逻辑和关联；第三，视觉文化研究对我们来说，更加要紧的是其当代性的思考(32)。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倪伟指出，视觉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看”字，是与“看什么”、“怎么看”、“谁在看”相关联的一些问题。视觉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视觉经验进行分析。视觉文化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对图像进行文本性解读，而应该把图像分析与政治分析、历史分析、文化分析等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从图像中读出更多的社会历史内容，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才能上升为一种文化批判和历史批判(33)。曾军认为，主体的“屈从性”是我们从事视觉文化论域中观看的意识形态研究，展开观看的政治学视界的一把钥匙。观者与表征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关系。如果说权力支配关系主要体现为观者观看位置的“主动／被动”的话，那么，文化认同关系则意味着观者在进行表征观看中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拒斥”。对于观看情境限制的反抗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于自由观看的追求成为观者所努力的目标，“自由观看”本身就是一种对情境限制进行抵抗的政治(34)。
包兆会分析了视觉文化中的“图文”关系：首先，借助于技术，人类在表现视觉自身条件方面比以往大大改善，技术改变了我们的观看内容和方式，深化和扩展了我们的认知图式。同样，“图像”也有其自身的野性，它不能完全由话语解释和控制，我们要把它从心理学的“驯服”和精神的照相模式中解放出来。图像自身的特质限制了它没法具备文字所善于叙事、便于系统组织、对事物进行抽象化和条理化等特点，但它也有文字所不能具备的：图像直接呈现的是一个生活世界和境域，它基于“视觉化”空间原则建构，而语言符号一般基于“线性化”的时间原则，是对所叙之事的对象化过程和按时间重新组织过程；人类先有视觉后有语言，所以，在进化上，视觉系统比语言系统更悠久，视觉系统由此所获得的发展比语言系统更具相对完备性，视觉上可以传达的东西，语词却不一定具备。在后现代文化中图像对文字的压抑是一种双重的过滤：一是对文字中所包含的形象简单化和浓缩化的处理；二是对无法可视化的语言的忽略(35)。
梅琼林借助福科的理论分析了视觉文化转向中的身体表达问题。他认为，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的性质，是以该社会文化中身体话语模式为基础得到解释的，身体范式是阐释文化形态的根本范式。视觉文化转向是身体话语变迁的深刻体现。视觉文化视像化的身体审美化叙事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服从于权力生产“规训的身体”的需要。当代视觉文化对两性身体图像的编码包含了通过规训身体再生产社会统治秩序的意义。视像化传媒投射的是权力的眼光，它所精心生产的身体图像承载了权力的理想。身体在美学化实践中走向了它的反面——野蛮的施虐与受虐。身体成了自身的敌人：消费者越是要拥有自己的身体，便越是从自己的身体中异化出去(36)。
五、现代文明与都市文化研究
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但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以及城市文化研究却步履缓慢。近年来，城市文化研究为对生活敏感的文艺学、美学学者所注目，城市文化研究的对象范围、学理逻辑、思想资源、问题视域等问题正被逐渐厘清。
孙逊认为，都市文化研究是后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都市文化研究要客观描述这种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巨大影响，其中包括讨论都市文化与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与城镇和乡村文化的关系；考察当代都市文化的具体形态，考察文学、影视、戏曲、大众传媒在都市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体现的新特征；研究当代国际都市的文化共性和个性，剖析都市演变的历史和它们在社会变迁、文明进化中的重要作用等等。都市文化研究是为了弥补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理论模式上存在的不足，特别是为了回应当代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运动及其问题而兴起的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37)。刘士林发表了系列论文阐述都市文化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在学科框架的层面上，都市文化学的基本结构要素主要有五项：一是“都市”，这是都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必须依托的“物质条件”或“社会基础”；二是“都市文化”，在最高环节上，都市文化即当代国际化大都市特有的文化模式；三是“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这是都市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典范形态与集中表现；四是“都市文学艺术”，这是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最直接、最重要的感性表现形态；五是“都市社会”，这属于“外部研究”，是理论解释、批判现实的自然延展。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在价值理念上，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理论是研究都市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基础(38)。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在中国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对于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看，文学学科中的文艺学、美学等，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39)。
关于都市文化生产者的主体特征，曾军的观点如下，第一，他们主要从事以“创意”为主的精神文化生产活动；第二，他们的文化生产活动具有“场域性”。正是在这一点上，都市文化生产者有别于传统文化生产者的特点突显出来；第三，文化生产活动被纳入到整个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之中，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对文化工作者产生明显的影响。当文化机构成为都市文化生产中更加活跃的主体时，它与传统社会文化生产主体的差异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其一，基于合作基础之上的文化组织机构在都市文化生产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导致了“集体主体”的诞生；其二，文化日益紧密地与政治、经济等因素联系起来。关于都市文学的审美特征，钱文亮认为，当代都市文学更大程度上成为后现代都市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表现出与传统文学乃至现代都市文学相当巨大的审美差异：第一，在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上，精神性、理想性、精英化与商品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差异；第二，在审美取向和美学趣味上，审美性、道德化、政治化与娱乐化、欲望化、个性化的差异；第三，在美学风格和审美境界上，和谐、精致、含蓄、淡远与紧张、快速、新颖、突兀的差异；第四，审美方式上，静观、冥想与“图像化”直观、技术化的差异(40)。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都市文化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门类，都市文化研究正可以成为文艺学的知识生长点。基于都市文化传统的缺乏以及现有研究人员和机构的薄弱，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不相称，但从现有的研究情况看，都市文化研究可以成为文艺学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研究论域。
以上从各类学术期刊和文献索引中选取2007年度有代表性的文艺学学术前沿问题并予以集中呈现。从所选题以及学理论述的情况看，2007年度的文艺学热点问题表现了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重要趋向。新时期文艺学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西方的文论知识大量引进，但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新创并未完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也没有多少实绩，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论开放历程，面对新世纪、新媒介、新艺术所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扩张，构造新的本土性的文艺理论就成为学界的焦虑和可发展的领地。作为理论探索，文艺学一直处于文学知识生产的前沿阵地。不断反思自身，关注生活的新变化并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开拓新的理论视域正是文艺学的应有使命，这一点在2007年度的文艺学前沿问题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收稿日期：2007-06-20
注释：
①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②童庆炳：《延伸与超越》，《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③陆贵山：《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④吴炫：《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三个缺失》，《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⑤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⑥马驰：《面向当代关注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⑦王先霈：《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对应性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
⑧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⑨葛红兵：《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⑩孙文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3期。
(11)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12)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13)章辉：《反本质主义思维与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14)杨春时：《文学本质的言说如何可能》，《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
(15)冯宪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规范性理论建构》，《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6)谭好哲：《关于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
(17)钱中文：《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18)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
(19)董学文：《文学本质界定与唯物史观》，《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
(20)李志宏：《“审美意识”加“形态”的理论实质》，《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8期。
(21)杜书赢：《论媒介及其对审美－艺术的意义》，《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22)张玉能、张弓：《大众媒介与话语生产和文学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23)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4)张法：《中国文学在电子媒介主潮中已成的新貌和可能的特色》，《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5)王一川：《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转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6)肖鹰：《媒介扩张与媒体批评》，《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7)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文论转型的三个维度》，《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
(28)黄鸣奋：《拥抱电脑：文艺学的转型冲动》，《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
(29)金元浦：《视觉图像文化及其当代问题域》，《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30)方雪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视觉文化批评》，《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
(31)甘锋：《论视觉文化对传统审美方式的消解》，《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
(32)周宪：《视觉文化的历史叙事》，《艺术百家》2007年第1期。
(33)倪伟：《视觉文化，现代性与中国经验》，《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34)曾军：《视觉文化与观看的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35)包兆会：《当代视觉文化背景下的“语—图”关系》，《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36)梅琼林：《视觉文化转向与身体表达的困境》，《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37)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38)刘士林：《都市文化学：结构框架与理论基础》，《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39)刘士林：《学科渊源与学术谱系》，《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
(40)钱文亮：《都市文学：都市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变革》，《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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