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传统经济思想和传统政治思想之间具有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现在哲学思想上：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石有三，一是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特点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二是以“特色论”、“两点论”和“重点论”三位一体的矛盾论学说；三是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现在经济思想方面：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浓重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变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他的“富民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崇尚小而全的自然经济思维定势的变革，也是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邓小平的系统改革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革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统一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他的民主与法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念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 邓小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传统文化 继承 发展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这一理论的来源，已有不少学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以及邓小平个人品格等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和寻根。笔者在这里准备换一个视角，即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从哲学、经济、政治等方面考察一下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为揭示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民族特色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扬弃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块哲学基石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多次谈到他是“实事求是派”，并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根本点”，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作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
中国哲学有一种优良的传统贯穿始终，那就是强调“实”、注重“行”的务实精神。“实”就是客观事物和事实，“行”就是人的亲身实践和见闻。孔子强调研究历史要言必有证，要有足够的文献为依据。墨子提出三表法，即“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 意思是说衡量是非主要凭借三个方面：一是要考察历史，求证于古事；二是要揣度民意，了解现实；三是要检验效果，观察实际运用。荀子提出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王充认为“知物由学，学之乃知”〔2〕，然而， “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南宋以后，兴起“实学”思潮，提倡“明道求世”、“经世致用”、“学用一致”，以实际效用作为研究学术和思想的唯一目的。这种务实精神和实学思潮，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讲究实事求是的直接的民族思想来源。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把实事求是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批判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观点，阐明了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寻找真理的思想路线。正因为实事求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理解，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实际的理解，也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3〕，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4〕但是， 邓小平并没有停留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理解上，而是结合时代特征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系统性。邓小平赋予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更理论化、更系统化的形态，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5〕这就把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必然要求、核心、基本途径等要素以辩证方式构成一个有机系统。二是开放性。邓小平认为，“从实际出发”不仅要从“国情”出发，而且要从“世情”出发，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此同时，“从实际出发”不仅要从现实出发，而且要面向未来。可见，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这一哲学范畴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系统，是站在现代系统论的高度对中国传统整合系统思维的扬弃。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二块哲学基石是其“特色论”、“两点论”和“重点论”三位一体的矛盾论学说。邓小平的矛盾论学说不仅是对毛泽东矛盾论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不仅极其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毛泽东的矛盾论学说和军事辩证法，就是吸取了传统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周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观念，孔子《论语》中的名和实、文和质、言和行，老子的“祸福相依”、“柔弱胜刚强”等观点，荀子的王与霸、礼与法的思想，韩非子的矛与盾思想，宋代张载的“两一”学说，明、清之际方以智的“表一必有二，二本一”，“尽天下古今皆二”的思想等等，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把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也使中国古代哲学现代化了。
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创立的矛盾分析方法为核心的辩证思想。他曾多次提出要“按辩证法办事”。他关注的不是一般的辩证法，而是如何进行改革和开放的战略设计和领导活动的辩证法，即全面运筹社会活动的辩证法。这样就改变了我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往往局限在狭隘的哲学文化领域，玄而又玄、不切实际地谈“道”论“事”。其“特色论”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有社会主义的一般共性，也有依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而定的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其“重点论”，就是抓主要矛盾，“抓”中心环节。其中尤以“一个中心”为核心的大整体和总系统为最佳。其“两点论”亦即善于“两手抓”。“两手抓”就是要解决好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关系，例如：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建设；“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块哲学基石是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扬弃。
从孔子的富民、教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都是围绕“民为邦本”这一命题的。但实际上，民本思想已经超出儒家的范围，成为各家普遍关注的重要思想，也是历代统治者采用的治国之术。由于当时社会形势和本阶级利益的需要，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主张以民为本。因此，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都是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得如何为转移的，尽管它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但由于强调的基础是“民”，因而又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民主性精华”的部分。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就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得出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创造性结论。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兵民是胜利之本”；从“民以食为天”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听政于民”到“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轨迹。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所创立的群众路线，赋予其时代的特征，并做出了创造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强调要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教育和引导群众紧密联系起来，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二是强调要解放群众的创造力，把关注群众利益与调动群众积极性，总结群众经验结合起来；三是强调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坚决地同脱离群众的现象作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依据新的历史特点，特别注意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对脱离群众的工作，既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又反对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等一切腐败现象。
总之，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扬弃，帮助我们找到了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力量就在于：立足于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从而指导和推动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前进。
二、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扬弃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浓重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变革，是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思想和传统精神的大转换。
不少学者指出：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或者说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即道德哲学贯穿于古代中国各种意识形态领域里，并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了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的“伦理型”模式。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强调伦理型仁政观和道德型礼教观。伦理型仁政观是规范上层的，它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仁”包纳一切，并输入政治中，强调在位者维持血缘宗法的人际关系、农耕产食结构的自然经济和尊贵卑贱的现存社会秩序，使政治达到地主阶级仁政的标准；道德型礼教观是规范中下层的，强调超阶级的道德观念，束缚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以使其思想和行为符合当时的标准，也就是“克己复礼”。从经济思想上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重义轻利。孔子“罕言利”，在“利”面前，主张先义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 孟子认为利是恶，义是善。宋代以后，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义利对立推向极端。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中国传统文化重社会，轻自然，伦理本位的原则，道德唯上的价值取向，把人们的思维重心和实践活动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从名与身的关系上看，中国文化传统重名轻身，以名声的完善为最大满足。凡此种种，都说明了道德哲学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伦理本位特点，对于培养中国人刚直不阿的精神气节，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消极面也是非常明显的。它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健康人格和心理的活动，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负担。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提出并坚定不移地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种社会活动本位结构的大转换，标志着中国新时期的来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在现时代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体现在各种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上，邓小平提出了寓政治于经济的治国方略，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7〕， 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在经济上，主张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培养人民的竞争意识。在文化上，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同时指出：经济要想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必须把科技摆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上。
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与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相比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道德判断转移到事实判断，即从道德标准转移到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二是由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转移到从国家本位论、人民富强论出发；三是由封闭稳定的农耕社会生活方式转移到开放发展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古代伦理型文化严重忽视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又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注重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伦理中心主义，标志着从传统封闭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开放的工业文明的转变，将对我国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人们生活方式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邓小平理论变革了传统经济思想中两个重大观念。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变革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崇尚小而全的自然经济的思维定势。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主要表现为重视维护小农的自然经济性质，从生产和流通领域内阻挡小农与私人手工业、商业过多的联系；重视对小农的控制权，实行严格的户籍检查制度；在观念形态上则把务农推崇为“民之正途”，极力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中国古代的“抑商”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利用国家政权强制干预经济生活，人为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持以农业为基础的稳定性，防止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化，以致“人心不古”离经叛道。商业的风险重重和地租上的稳如泰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使大部分商人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道路。其实，重视商业的思想很早时候就有了。司马迁在公元前2 世纪的《史记》中就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8〕这种观念经过19 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才有。但中国人对商业致富认识虽早却难以深化，历代封建王朝无不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的精辟论断， 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经济理论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而且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忽视商品经济、人为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误区。
其次，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富民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农民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生产力发展异常缓慢，人们只能维护一种较低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人们没有强烈追求财富的欲望，满足于维持较低的消费水平，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产品的丰富上，而是放在产品分配的多寡上；不是主张向外开拓去征服自然界，而是向内探求去增加道德修养，以淡泊自己的各种欲求。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虽然在许多观点上相互冲突，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体思想也相互对立，但上述的财富观念和消费观念却基本一致。儒家为了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名分，除了认为上层统治者可以豪奢外，对于中下层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则不主张占有更多的财富和过度奢华。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0〕孟子对舜“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非常赞美〔11〕。道家主张极端的寡产寡欲，回到最古老的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境界里去。墨子从小生产者的眼光出发，明确主张“兼爱”、“平均”、“有财者勉以分人”〔12〕。和墨子的思想相一致，历代农民阶级一向主张“等贵贱，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不能否认，这种思想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争取土地所有权的强有力武器，因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却与儒家、道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狭隘、落后、庸俗、保守的财富观念和分配观念，起着阻碍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消极作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这种观念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一直在顽强地发挥着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观念虽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刷和改造，但其心理积淀并未被彻底消除，仍然在左右着我们的观念和行动。结果，几乎使“按劳分配”制度名存实亡。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就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对传统的分配观念、财富观念深刻反思的结果。
三、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十分庞杂，其中不乏封建糟粕，也确有民主性精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中，既有对传统政治观点的否定和批判，也有对其精华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邓小平的系统改革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革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改革变通思想源远流长。一部《易经》的主导思想是个“变”字。“穷则变，变则通”，唯变所适，这种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变法思想的源头。此后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无不因势利导，变法图强。战国时期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13〕韩非集法家之大成指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14〕，“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则法不易者乱”〔15〕，说明墨守陈旧经验和过时制度是十分愚蠢和危险的。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政治弊端丛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龚自珍在《上大学士书》中指出：“自古至今，法无不攻，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极力主张革旧立新。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我们民族生命力的改革思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柱，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民族能够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战乱、分裂、灾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居于世界先进民族行列，与此有直接关系。
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不但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改革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与我国古代传统变革思想相比较，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改革变通的基本精神——“变法图强”。他一再指出，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使我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强国，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经过十多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同和接受的理论，而中国历代大多数改革家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和措施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多数人接受不了，没有群众基础。三是邓小平的改革思想非常丰富、深刻，系统解决了改革的目的、性质、原则、内容、方针、方法和步骤，是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色的完备的理论，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并体现出丰富的创造性。四是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还强调改革与开放的同步进行。他反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16〕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尤其要同经济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经济、文化的交流。总之，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是与民族忧患意识相伴随的，也是民族进取精神的表现。
其次，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统一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统一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孔子编著《春秋》，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孟子主张“定于一”〔17〕，认为统一之后才能安定。董仲舒发挥了孔孟“大一统”的主张，并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8〕。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都极力主张消除藩镇，认为“天下会于一”是历史的进步。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天地之变”，“势之所趋”〔19〕。到了近代，面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许多思想家、革命家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感情，奔走呼号，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的统一。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国家统一思想，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它与传统的国家统一思想相比较，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飞跃。按照传统的国家统一观念，处理当今面临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就只有一国一制之途。邓小平的高超不凡之处，恰恰在于他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即：“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20〕。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思想，剔除了传统统一思想中的专制成分，主张实行高度的民主和自由。比如香港、台湾可以保持各自地方财政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可以根据各自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符合本地区情况的法律，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等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思想，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折时期，从实际出发，考虑双方的利益和情感因素而作出的科学决策。它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是史无前例的。
同时，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也是建立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的。邓小平反复说明：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的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21〕充分肯定了共同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促进国家统一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再次，邓小平的民主与法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念的深刻变革。
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思想主要是“人治”。所谓“人治”，就是“治天下以人为本”的主张。儒家把治国建立在对人性的充分肯定和社会等级秩序认真维护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作用，尤其是帝王将相在治乱兴衰中的作用，从而推崇“人治”。同时，由于儒家把道德的完善看成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把“礼”和“仁”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孔子主张治国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2〕。“人治”也就是“德治”和“礼治”。其实，中国也有系统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商鞅、韩非、李斯等为代表的法家，把法、术、势相结合，为君主的绝对权力进行辩护。尔后历代思想家中也有强调人治与法治关系的，指出：“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准，上安下顺。”“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23〕但是，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法律不过是特定时代道德体系的附庸，它的作用是以国家强制力来维护这个道德体系。法，只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法自君主，言出法随，法家的以法治国无非是以君主的意志治国。
必须以法治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曾提出新中国实行“法制”的口号。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曾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确定为宪法的根本原则。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需要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时刻，中国历史上却出现了不断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严重践踏，人民吃够了“无法无天的苦头”。鉴于深刻的历史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4〕强调要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加强法制教育。总之，邓小平法制思想理论的成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走向法治”，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与毛泽东一样，在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上，邓小平也主张采取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方法，划清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从而使之得到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但是，与毛泽东有所不同的是，邓小平更注重从当代实际出发超越传统。他强调应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来认识和把握传统，使中国传统文化迅速走向世界，向更高的现代文明形态转变。他既不拘泥于经典，又不迷信前人，始终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特别是他关于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引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论述，以及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不仅指明了中国文化教育和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也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思路。
注释：
〔1〕《墨子·非命上》。
〔2〕《论衡》。
〔3〕〔5〕〔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09、242、293页。
〔4〕〔7〕〔9〕〔16〕〔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2、253、373、90、59页。
〔6〕《论语·里仁》。
〔8〕《史记·货殖列传》。
〔10〕《论语·季式》。
〔11〕《孟子·尽心下》。
〔12〕《墨子·尚贤下》。
〔13〕《商君书》。
〔14〕《韩非子·五蠹》。
〔15〕《韩非子·心度》。
〔17〕《孟子·梁惠王上》。
〔18〕《汉书·董仲舒传》。
〔19〕《读通鉴论》卷1、2，1～2，国家整理社出版1936年版。
〔21〕《人民日报》1986年9月28日。
〔22〕《论语·为正》。
〔23〕《海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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