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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秋瑾为晚清女界的先觉者。但这并非意味着其思想的自发与自足，恰恰相反，秋瑾的言行清晰地映现出时代思潮的演进脉络。由于秋瑾的敏感与激烈，使她能够得风气之先，成为最新学说的接受者，从而如同测试与显示晚清思想界风云变化的一座晴雨表。
追踪秋瑾女性独立意识的萌生，1902年前后北上京城实为一大契机。居湘时期的秋瑾，也会对丈夫王子芳及其家庭有所不满，但其婚姻理想，距旧式小说、戏曲中赞美的“才子佳人”型并不遥远。1897年，其妹秋珵出嫁，秋瑾赋词祝贺。这一阕《贺新郎》虽以“戏贺佩妹合卺”为题，似存游戏之义，而其中“蓝桥玉杵缘圆足，人争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却还是反映出秋瑾的真实心迹。才子佳人的结合，较之以金钱、权势联姻固然已胜一筹，然而，其仍然植根于男子中心的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故于女性更强调的是美貌而非才学。在此阶段，秋瑾因闭锢于家庭，未能更多接触新风气，从其诗词所用语汇不脱旧范围可见一斑。因此，推至极致，其诗中流露的对建立赫赫战功的古代女将军的仰慕，以及“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注：《杞人忧》，《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的自叹，也仅指示出秋瑾人生理想与现实处境的悬隔，选择的典范仍指向传统，而并非对争取男女平权的现代意识有所领悟。
旅京以后，秋瑾的思想风貌迅速改观。其时，北京尽管在清王朝的直接控制下，不及上海华洋杂处，对西方思潮采更开放的态势，但新学也已相当流行。秋瑾本以才学自负，又怀有高远的思想，一旦跻身新环境，读到各种新书新报，结识众多新学之士，自然如鱼得水，原先潜藏的能量勃然爆发，转化为趋新的巨大动力，在京师学界很快脱颖而出。
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述：“光绪壬寅，秋瑾初至京师，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终日蛰居，非其所亲，见之辄敛避。”（注：《清稗类钞》文学类《秋瑾赋诗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这种描述颇符合从小城镇家规严格的大家庭初入京师者的防范心理，此时的京城对于秋瑾还是一个满布危险的陌生环境。不过，秋瑾很快就从最初的拒斥转为兴奋地投入，而与吴芝瑛的交往，则是其破关而出的机缘。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与王子芳为同事，且秋瑾居京期间，曾借寓吴宅，秋住丞相胡同（又名绳匠胡同，南端接南横街），吴家北半截胡同，“相距咫尺”，故可以“无日不相见”（注：《致琴文信》（1903年5月5日）云：“瑾在京假寓绳匠胡同吴宅内，每月租金八两，”（《秋瑾史迹》，（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吴芝瑛《致徐自华书》，见王士伦《秋瑾出生年代》引录，《历史研究》，1979年12期。）。由于吴芝瑛的关系，秋瑾得以结交众多新派人物，并获读各种新书刊。此中，与1902年刚刚恢复的京师大学堂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
当年，被任命为总教习的吴汝纶访日，得知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将携夫人到北京，出任京师大学堂外籍教习，特介绍其侄女吴芝瑛与服部夫人繁子相识。秋瑾亦得以与服部繁子交往，并常至其家中交谈（注：见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日文原刊《东西交涉》季刊3号，1982年9月；高岩译、金中校的中译文收入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秋还曾应繁子之请，写出《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歌》一篇长诗。她当时有意留学，正热心学习日语与英语。其日文教师中也包括1904年2月来京师大学堂任教的铃木信太郎，秋瑾集中有《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注：中村忠行：《秋瑾杂俎》，《秋瑾研究资料》；又，铃木任职时间依据《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年）中《职教员名单》所著录。）一首，即为其人而作。而江绍铨（亢虎）也与铃木同时受聘为京师大学堂东文教习，秋瑾亦与之往还（注：秋瑾《致秋誉章书》其一（约1905年4月）言及：“江亢虎处无非使其指点而已，吹嘘恐不能，但彼能为力之处必尽力，因彼为维新中人，朋友中待人甚好也。”（《秋瑾集》）此为秋瑾1905年春归国省亲初抵上海所写，证明她与仍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江绍铨早有交谊。）。此外，其时在京师大学堂任编书局总纂的李希圣、仕学馆学生欧阳弁元（旭德），也同秋熟识（注：⑦陶在东《秋瑾遗闻》记：“时方议废科举、兴学堂，新政具举，议论甚盛，湘人户部郎中李希圣，以著《光绪会稽录》著名者也；刘少少，主帝国日报社论，女士尝从之游，多所论列，是为由文学入政事之始。”（《大风》15期，1938年7月）欧阳弁元与秋瑾的关系见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但该文记欧阳弁元的身份为“大学堂副教授”，不确，欧阳实为仕学馆学生，1903年《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中，署名者即有“仕学生”欧阳弁元（《大公报》，1903年5月7日）。）。
京师大学堂虽为清廷所办的最高学府，却毕竟是戊戌新政的产物，以取法西方大学教育为主导倾向。加之，“清季戊戌政变、庚子拳变，虽皆以失败而告终，然在青壮年学生知识分子中，则自由、民主、革命及向往西方文化的思想正在萌发”，京师大学堂也不例外。1902年入学的师范馆学生王道元曾回忆当时学堂情形：“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及《新民丛报》，几乎人手一编，成为普通的读物。”（注：王道元：《早期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史料》第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因而，秋瑾也有机会在友人家中读到梁启超的著作，并将阅读感想兴奋地写信告诉其妹：
任公主编《新民丛报》，一反以往腐儒之气。……此间女胞，无不以一读为快，盖为吾女界楷模也。（注：《致秋濬书》，转引自沈祖安《拚把头颅换凯歌》，《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1、2合期。）
其中，梁启超所作《（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无疑给秋瑾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后秋瑾在《〈精卫石）序》中，亦尝号召中国女子继承罗兰夫人的精神，而其本人也确以罗兰夫人为楷模，为救国走上了断头台（注：参阅笔者《罗兰夫人在中国》一文，刊《学人》13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更值得一表的是京城最早出现的妇女团体——中国妇女启明社，也与京师大学堂及服部繁子相关。参与其间，对秋瑾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具有决定性影响。
服部繁子在《回忆秋瑾女士》中曾提及，1904年正月的一天，欧阳弁元的夫人访问她，讲到已和吴芝瑛商定，为了“我们妇女可以常常聚会开展讨论，交流学问”，“想举办妇女座谈会”，邀请服部夫人指导。正月中旬，在西城某会馆召开了妇女座谈会开幕典礼，肃亲王的姐姐、日本公使夫人等都应邀出席。二月，在欧阳夫人家举行的座谈会上，秋瑾也来参加，要求入会。这是她第一次与服部夫人会面。
由于服部繁子的文章写于事隔多年以后，关于座谈会名称记忆不确，也是情理中事。而翻查当年的《大公报》，则可大体考知其经过。先是欧阳弁元利用1903年大学堂放暑假，游历日本，归来即立意创办北京西城私立高等小学校。1903年11月19日，设于西城翠花街的学校开学，管学大臣张百熙及京师大学堂各教习、总办、提调等，以及仕学、师范两馆学生均出席典礼，以助声势（注：见《大学近闻》、《北京西城私立高等小学校招收学生广告》及《西城私立高等小学校开校记》，《大公报》，1903年10月16日、10月2日、11月22日。）。两个多月后，《大公报》又刊出如下报导：
西城私立小学校校长欧阳君之夫人，拟创办一中国妇女启明社，其大旨以昌明女学、广开风气为目的。定于明正举行初次会议。（注：《昌明女学》，《大公报》，1904年2月10日。）
而旧历的正月初一是1904年2月16日，此社极可能是在2月20日左右开办（说详下）。发起人为欧阳弁元的夫人，也与服部夫人的回忆一致。而根据《中国妇女启明社开办简章》的“发起人”署名，可以知道欧阳夫人的本名为锡贞（注：《中国妇女启明社开办简章》刊于1904年3月11日的《大公报》，文末“发起人”署“渤海龙田之子锡贞”，应即是欧阳弁元夫人之名。）。
中国妇女启明社创立的本意，并非为限于知交间的小型座谈会，而有更宏大的志向。在《开办简章》的“宗旨”一条，对此有说明：“本社以昌明女学、广开风气为目的，先在北京创立，以后再于各行省渐次推广，添设分社。”社址便暂设在西四牌楼北边的翠花街西城私立高等小学校内。其“职员及名誉员、顾问员”一章规定：
本社议举正副社长二人，以华族妇女有学问者任之。任事员□人，以投票得多数者充之。并另延东西各国华族妇女有学术名望、旅居我国者为名誉员，各分期演说普通女学。又请顾问四员，不论中外，但求学术名誉，随时临社考察，以期完善。
服部繁子既然被欧阳夫人、吴芝瑛等尊称为“师母”，成为主讲，其身份应该是名誉员。
该简章拟订的办法有十条，议定“每月聚会□次，以星期六为会期”，“十二点到会，四点钟散会”；“本社中人，执事者可以执书演说，余者从旁静听”。为体现“互换知识”的学术组织新风尚，简章对革除陋俗亦颇用心，如“会所仅备清茶，不供膳点”，“服饰不可过华，务尚朴素”，蠲除车班费，“依我国古礼，无长幼，均以执手为礼，请安、敛衽诸繁文概从删节”，“于外来女客，无论在社与否，来去概不迎送”，都明文列出。出于扩大社务的考虑，章程也要求社员：“其相识之妇女，务乞相约偕来，不论满汉长幼，皆可入会。”秋瑾第一次加入的妇女社团，规模虽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组织形式与精神，无疑为她留学日本后组建“实行共爱会”提供了启示。
从如饥似渴吸取的新知识中，秋瑾很快确立了男女平权观念。其在家庭关系上的表现，即是对丈夫王子芳原有的不满进一步公开化。对秋瑾而言，反抗男权与夫权已不只是思想，更变为行动。在与王子芳的冲突中，秋瑾甚至采取了在当时女性中极为少见的离家出走这一激烈方式（注：秋瑾《致秋莱子信》（1905年9月12日）言及“妹出居泰顺栈”事，徐自华《炉边琐忆》（上海建没出版社，1943年）更进而补叙“王央请廉泉之妻吴芝瑛将她接到廉家新宅纱帽胡同暂住”的后事。）。而留下一对小儿女、东渡留学的义无反顾，更显示出秋瑾对自主独立的热切向往，在摆脱丈夫羁绊的同时，也打破了家庭的范围。恰如密友吴芝瑛准确记述的秋瑾自白：
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注：《纪秋女士遗事》，《时报》，1907年7月25日。）
虽然在秋瑾被杀后，为其抱不平的国内报刊多辩言，秋瑾之革命论乃“男女革命”而非“种族革命”，但在北京时期，其所追求的革命，确实未必越出“家庭革命”、“男女平权’”之外。这从此时她对女学的热心、专注可清楚看出。
1903年，京城已有清廷正在考虑兴女学的传言，内务府大臣诚璋并曾委托服部宇之吉起草计划。而中国妇女启明社之举，在提议者锡贞、吴芝瑛等人，也有作为女学堂的预备与补助的用意（注：见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日文原刊《东西交涉》季刊3号，1982年9月；高岩译、金中校的中译文收入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但此议在朝廷内部显然遇到了强大阻力，于是，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公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注：《奏定学堂章程》，学校司排印局，1904年。），在女学问题上便仍持顽固态度，认定：“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因而，除少数已婚妇女可在各地官办的蒙养院接受简单的保育培训（每堂限定三十人以内），普通女子教育仍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并特别强调，绝不允许少年女子“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不过，此章程既然指出，“使全国女子无学，则母教必不能善”，“蒙养通乎圣功，实为国民教育之第一基址”，而其所允许的受学方式，又无法承担起提供普遍良好的母教这一重大责任。有鉴于此，民间办学的潮流因而并未严重受挫，在该章程公布后，反而可以弥补官方教育之缺失的正当理由，试办女学堂。即在京师重地，民办女学堂亦陆续创立。其中于1907年以前开办而与秋瑾及其交游圈有关联者，已不在少数。
就在《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颁布后一个月，1904年2月1日的《大公报》便刊出一条《创设女学》的报导：
杜若洲农部拟在南城创设女学堂一区，学生往来备车接送。延浙江秋女士为教习，已择绳匠胡同某宅为讲堂，明正即行开办。北京女学此为权舆，不禁拭目望之。
杜若洲本名杜德舆，与夫人、女儿均热心女学。他曾力邀吕碧城来京，以壮大北京女学界的声势（注：见吕碧城《予之宗教观》（《吕碧城集·欧美漫游录》，（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其夫人黄铭训与二女儿杜成淑又一起创办了中国妇女会（注：《中国妇人会南洋分会来函照登》（《中国新女界杂志》3期，1907年4月）云，“杜成淑女士，为杜若洲主政次女公子，系四川旅京女学堂学生”，“杜夫人率同成淑诸女士，自立中国妇女会，禀由警厅立案”。）。此校即设立于绳匠胡同杜宅，1904年3月21日开学。引人注目的是《大公报》在同一报导中，对于该校师资情况的说明：“教习为日本某教员之夫人。”（注：《纪女学堂》，《大公报》，1904年3月25日。）证明在最先出现的京师女学堂中，已活跃着日本女性的身影。与国人在上海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国女学堂得到了西方妇女的帮助路数不同，晚清京城的女校多半与日人相关。
被誉为”北京女校之嚆矢”（注：服部宇之吉主编：《北京志》，（东京）博文馆，1908年；中译本更名为《清末北京志资料》（张宗平、吕永和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引文出第十五章《清国教育制度及北京的官立、公立、私立学校》。）的豫教女学堂，则与服部宇之吉夫妇有密切关系。此校总经理人沈钧，“因为京城里女学不兴，立意要创办一所女学堂，开通风气”，从1905年5月开始酝酿，得到“大学堂总教习服部先生，和服部夫人，帮同尽力，苦心经营商议，延请各位女教习”，终能在当年8月30日开学上课（注：《豫教女学堂庆贺万寿并周年纪念会演说》，《顺天时报》，1906年11月27日，录自《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5年。以下，见引《顺天时报》者，均出此。）。服部宇之吉并出任经理人，“襄助学堂一切事务”；服部夫人则为女经理兼教员（注：《北京豫教女学堂章程》，《东方杂志》2年12期，1906年1月。）。至1907年初，该校已有学生近七十人（注：《记北京豫教女学堂教育进步》，《顺天时报》，1907年2月20日。）。服部夫人对兴办中国女子教育十分投入，除经管豫教女学堂外，也曾一度协助办理淑范女学校教务。后者创立于1905年9月3日，到1906年10月，已有学生80人（注：见《清末北京志资料》第十五章。）。
豫教、淑范之外，被服部宇之吉主编的《北京志》并举为北京最知名的三所私立女校中，尚有江亢虎创建的女学传习所。江氏亦为女子教育的力行人。1908年春，他有事到密云，也顺便竭力鼓动知县出面，以官力办女学，并代为筹划，终使女学堂得以在密云县署西花厅内开张。这在江亢虎尚属“无心插柳”（注：《密云县署女学成立志喜》，《顺天时报》，1908年5月22～23日。）。而其自任经理的三所女学传习所，则是江氏倾注大量心血的传世功业。1905年创办之初，女学传习所只有内城一处，后逐渐扩大，又增加外城与中城两所校址。三处校名也均由女界名流题写，外城的书写者为吴芝瑛，内城是吕碧城。“江亢虎君一个人办理三个女学传习所”（注：见《女学纪念展览会详记》、《三城女学传习所开学》，《顺天时报》，1909年9月31～10月1日、9月3～7日。），也成为京城教育界的佳话。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第1期上，便有《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详记》一文，介绍该校“开办以来，教课完善，远近闻风，报名络绎不绝”，学生人数已达150名，且有自天津、保定等外地前来就学者。《中国女报》的寄售处，北京地区也注明由“顺直门外绳匠胡同外城女学传习所江亢虎君”办理。
此外，秋瑾去国前专程前往拜访的吕碧城，为1904年在天津成立的女子公学总教习；给《大公报》主人英敛之写信引荐秋瑾、并伴其返回京城的傅增湘，则是这个天津第一所官办女学堂的监督，傅氏还兼任北洋高等女学堂与北洋女师范学堂（均于1906年设立）两校监督（总理）（注：见《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记天津学界总调查》（《顺天时报》，1909年 11月20日）与《北洋女师范学堂开校纪盛》（《直隶教育杂志》2年9期，1906年6月）。）。
既然秋瑾居京时期交往的朋友中有如许多的女子教育热心人，受此氛围感染，她也将推行女学作为女性争取独立地位最重要的手段。吴艺瑛所述秋瑾有关“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的一段话，可为佐证。因吴氏觉其以“家庭革命”求“男女平权”之言过于激烈，“时时戒之”，秋瑾却答道：“姊勿怪，吾所持宗旨如此。异日女学大兴，必能达吾目的，其在数十年后乎？然不有倡之，谁与赓续也？”秋瑾于是一力担当起提倡文学以谋求平权的责任。即使留学后，其思想已有极大发展，而对女子教育的关注仍始终如一。牺牲前半年发刊的《中国女报》，也明确地在创办宗旨中列出“提倡女学”、“志在扩充普及女界之智识”（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国女报》2年1号，1907年3月。）的内容，虽然对此时的秋瑾而言，这已是妇女解放的最低要求。
1904年2月22日主动与吴芝瑛结拜为姐妹的秋瑾，显然以吴为其留京期间最知己的挚友。吴氏的记述对理解此期秋瑾的思想，自是最可靠的证言。秋瑾遇难后数日，吴芝瑛曾满怀悲愤，写出《秋女士传》（注：《时报》，1907年7月21日。）一文，概述秋瑾的生平，痛斥官吏的残暴。而叙其北京生活一段，文字如下：
女士居京师有年，痛愤庚子之变，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凡新书新报，靡不披览。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刺激亦渐深。
以下所记“脱簪珥为学费”、“孑身走东瀛留学”，既因受刺激而起，又与“提倡女学”直接相关。从杜德舆延聘秋瑾出任女学堂教席一事的反覆，可见秋瑾此时的真实想法。
秋瑾对女子教育原抱有极高热情，1903年清廷有意开放女学堂的传闻，曾经使其大为兴奋。当年5月5日；她给不久前在上海结识的琴文伯母写信，便议及：“京都有兴女学之言，未知章程如何，尚未见明文也。”（注：《致琴文信》，《秋瑾史迹》。原信署“四月初九日”，无年份。查《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颁布于1904年1月，此函应为1903年所写。）正因对办女学如此关注，秋瑾才会应邀出任绳匠胡同杜宅女校的教职。而前述《大公报》上的记事，自是以秋瑾本人的承诺为依据。但仅仅一月后，1904年3月1日，该报又发出另一则内容更改的消息：
浙西秋濬（璿）卿女士，好学极笃。去冬有订其为女学教习者，女士以未经身亲文明教育，未敢冒昧从事。故极意游东瀛，以觇学务。乃适值日俄事起，海道阻梗，而女士之志不以此少馁。现与大学堂教习服部君之夫人相订偕行，俟有东渡之船，即行束装。壮矣哉！须眉男子所不及焉。（注：《女士壮志》。）
参照服部繁子所记秋瑾参加妇女座谈会因而与其相识的经过，则中国妇女启明社在旧历新年后不久，即2月20日左右，便应举行过成立典礼，秋瑾也必定很快加入该社。因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刊载得自北京的消息，最少也要迟两天。起初答应杜德舆任教之时（1月底以前），秋瑾尚未见过服部夫人。而一旦会面，有服部繁子代为向东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推荐，并结伴上路，留学日本已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注：见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日文原刊《东西交涉》季刊3号，1982年9月；高岩译、金中校的中译文收入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求新好奇的秋瑾自然会改变初衷。不过，此行仍以研究日本女子教育、为中国女学取法为主旨，游学的目的正是为了取得办好女学堂的合格资格，这在上述通讯中已交待得十分清楚。
秋瑾东行前一日（注：据《大公报》1904年6月23日《车站纪事》：“北京大学堂教习日员服部氏之夫人，于昨早由京乘火车至塘沽，换轮回国。”而吴芝瑛的信函落款时间为“五月初八日灯下”，即阳历6月21日晚。），吴芝瑛曾给在日本的朋友写信，引荐秋瑾，托其介绍于下田歌子，并“为秋女士照料一切，至要至要”。此信因只见缩小之影印件，有些字辨认不清，但大意可知。吴在信中言及：
兹有秋璿卿女士，自备资斧，来东留学。女士与（予）结为兄弟，在京晨夕过从，亲若同胞。今痛（吾国）女学之不振，在京创设学会，大声疾呼，欲以一身挽回数千年之积习，使吾国二万万女子脱此沉痛，以达其自由之目的。（注：《祭女烈士秋瑾文》上端之影印件，惠毓明编《吴芝瑛传》，（无锡）双飞阁，1936年。括号内为代拟字。）
从信中所言，可知秋瑾确为中国妇女启明社的重要成员，而非如服部繁子所说，“不大出席座谈会”。此函也进一步证实了，直到去国前夕，吴芝瑛从秋瑾那里得到的留学说法，仍是以振兴中国女子教育为鹄的。
尽管到达日本以后，秋瑾很快接受革命思潮，转向寻求民族解放，言行日趋激烈；但考察其在北京时期的思想，根据现有的可靠材料，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秋瑾的认识已达到争取妇女解放的高度，其实行手段即是推广女学，以获取女性自立的能力。如此描述，并非贬低其觉悟程度，而恰恰是肯定秋瑾的思想确实与时代同步。
（1999年10月于东京弥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