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新视角--兼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_自然观论文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新视角--兼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_自然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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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在他们逝世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继承和发展?在这些问题上,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郇庆治同志新著《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以下简称《发现》),不拘成说,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视角出发,对此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和研究。概括地说,《发现》一书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和深思。

一、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实质和核心。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解大多具有本体化的倾向。这种本体化理解的疏失在于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仅仅局限在对自然界客观图景的描绘上,把自然界看作是与人的精神活动无关的客观有序的运动体系,即如许多哲学教科书上所说的世界是以物质为本原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以空间和时间为基本存在形式的。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这样一种偏执性认识,许多同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只是19世纪70年代由恩格斯创立和阐发的。《发现》一书认为,“自然问题的本体化解决本质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变革的特点,而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做法。在自然存在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特殊自然存在及其活动——人及其对象性活动——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外在对立的,并由此导致了哲学理论上的重大变革。本体化的自然观显然未抓住这一自然观理论更新的实质,而是对机械论自然观的辩证改造”,也就是说本体化的自然观只是“承认自然物质相对人类及其意识的绝对先在性”,并“辩证地分析认识自然物质存在及其发展”。(《发现》,第16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本体化的自然观的局限,认为“自然不再是与人类对立和分离的存在,而是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第25页)因此,郇庆治同志认为,马恩自然观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对人与自然历史和现实统一的科学论证”(第134页),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加以扬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即不是主体的哲学,也不是客体的哲学,而是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主客体协调发展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实践形式”的哲学(第39页)。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现代意义正在于斯。基于此,《发现》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其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

二、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系统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在根本观点一致下个人思路和研究视角上的差异性。

针对许多论者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研究的个体差异性的做法,《发现》认为,马克思在研究自然问题时,“主要着眼于人类历史的现实的活动对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影响,以及由此又如何影响人类认识实践等对象性活动本身”(第51页)。因此,马克思是从社会历史实践出发考察自然的,自然由于人的活动和作用而变化发展,人的认知、实践能力又由于改造自然的活动而提高和变化。“恩格斯则致力于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自然界各领域间的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第28页),他从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入手来考察自然,“利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描述自然界从无机界向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因而,自然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得以说明的统一的和发展的物质世界。”(第197页)正是由于这种研究思路和视角上的不同,所以,从19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才主要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分析,恩格斯则开始了对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哲学研究。

同时,《发现》一书也对一些西方学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分歧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作者指出:在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也不存在早期、晚期的区别”(第42页)。例如,他们都是从人类学立场理解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都认为不同时期的自然观是特定时代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及其状况的反映;他们都主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必须从自然的历史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发展来认识,即从人与自然统一的立场上认知自然”(第41页);他们“都特别重视和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作用”(第42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哲学观上的基本立场只能是一致的,他们在研究视角和思路上的差异“是以他们在人与自然世界相互关系中考察自然的根本性一致为前提的”(第197页)。

三、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系统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在继承、传播中的发展和曲解。

首先,作者详尽地考察了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们在自然观的认识上所存在的机械论和进化论的局限;其次,作者还考察了列宁的物质自然观,肯定了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研究目光投向马恩哲学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和辩证方法的理论价值,以及他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忽视马恩学说哲学基础缺陷的克服,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存在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过分的体系化的追求的缺陷;最后,作者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局限。认为他们坚持了马恩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的理解,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角度,推进人与自然关系时代状况的研究。所有这些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研究上所采取的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对立起来的研究方式,则是他们致命的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发现》一书不仅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而且,还花费了大量篇幅,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起点,力图从文化哲学层面上研究人类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寻找适合时代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以环境自然观为核心内容的环境哲学的主要方面,在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的高度上,探讨了我国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在该书结语中,作者还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环境哲学观。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发现》是一部将经典理论的深化与实践经验的总结相结合的颇具特色的学术论著,是我国当代第一部系统阐述从传统自然观到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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